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横扫七百里
刘亚楼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部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自从古田会议以来，我军进一步发扬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优良传统，在1930年赤化赣南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趁着反“围剿”大胜的声威和敌人下一次“围剿”尚未到来之际，我军抓紧时机，全力投入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仅仅三个月，就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的广大游击区和白区，发动了数十万群众，建立了红色政权，迅速组织了地方武装。
根据地越来越大了，整个江西南部好像怒放的山茶花，红艳艳的，光彩夺目。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眼中钉。
不久，敌人方面就又出现了向我发动新进攻的征候。毛泽东同志周密地分析了敌人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情况，判断敌人正在准备着一个新的进攻，决定我分散发动群众的主力部队，迅速向苏区集结，以便进行粉碎另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这时，整个中央苏区已划分为十个游击区，并统一组成了五路赤卫大军。为了掩护主力集结，各路赤卫军、县区的独立团、警卫营连等地方武装以及各地的少先队，一齐动员起来，向云集苏区边境的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搞得敌人懵头转向，日夜不安。就在这声势浩大、活跃非常的群众武装的掩护下，我主力部队迅速完成了集结，加紧整顿训练，养精蓄锐，准备痛歼来犯之敌。
果然，蒋介石贼心不死。1931年2月，又纠集了二十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人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建宁，构成弧形阵线，压向苏区。经过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敌人也长了一点见识，不敢长驱直入了。它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推进到富田、东韶、广昌一线之后，便筑起坚固工事，蹲在“乌龟壳壳”里摇旗呐喊，不敢前进一步，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前去攻坚。
敌人这么一来，一些同志沉不住气了。有的说：“敌人既然修了强固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吃了大亏还来！”有的说：“要打仗就得勇往直前，干革命就得敢于进攻。有坚就攻坚嘛！怕什么！”但是，毛泽东同志既不为敌人的诡计所迷惑，也拒绝某些同志性急快打的建议，他胸中自有神机妙算。
毛泽东同志的神机妙算是什么呢？他分析敌人全部是蒋介石非嫡系部队，内部不统一，除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以外，其余都较弱。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害怕红军，而且不习惯山地作战。郭华宗、郝梦麟两师也大体相同。而红军则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以逸待劳。面对这样的敌我形势，虽然我们还是要先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再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是退却终点已经不需要像第一次反“围剿”那样选在根据地中部，而是选在根据地前部——泰和县的东固一带。当时敌人最右翼是王金钰部，由西向东依次是孙连仲、朱绍良部。蔡廷锴部则驻在兴国。毛泽东同志权衡了全局，决定由西向东打，第一仗先打王金钰，以便一胜而震撼全线，然后从敌人后方联络线上猛力横扫过去。这样，战役结束后，就可以在闽赣边境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为打破下次“围剿”进行准备工作。如果由东向西打，打到赣江东岸，战役结束后会没有发展余地；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贻误良机。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15—216页）
毛泽东同志在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考虑好了全战役计划以后，决定将部队摆在根据地前沿东固一带，占据有利地形，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然后出击。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持重的部署。当时有些同志还不能马上理解，他们担心：“离敌人这样近，会不会走漏消息？”“敌人不出来怎么办？”但是毛泽东同志决心毫不动摇，他判定敌人是一定要继续前进的。如果敌人不出来，我们就要想办法迫使它出来，让它离开工事再打。一定要让敌来就我，而不要我去就敌。他坚信，依靠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依靠红军坚守军事秘密，就可以把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做到毫不走漏风声。为了伺机破敌、首歼王金钰，打下赢得全局胜利的基础，红军就在这里隐蔽了下来，迫敌而居。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其西北方向之九层岭、观音崖尤为险峻峭拔。越过这几座高岭向北，就是富田。红军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在这个山坳里聚而歼之。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武装也全部动员起来，帮助红军肃清反革命AB团，严密封锁消息，盘查行人。不管白天黑夜、阴雨晴晦，每一条路口都有暗哨，每一座山头都有人巡逻，东固山区好像围上了铜墙铁壁，一丝风也不透。部队很好地隐蔽在深谷丛林里，充满着“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上政治课、军事课、擦枪、练武。那时，练兵主要有两项，一是练瞄准，一是抢山头。在山地作战，抢山头对赢得胜利有很大作用。当前的敌人是北方部队，爬山不快，红军部队练好了这个战术动作，就会更有把握消灭敌人。所以不管机关、连队，天天都练爬山。每天清早起来，连长、指导员就带着战士朝山头跑去；跑到山顶，才回来吃早饭。
这时，已是4、5月间，插秧季节，农事正忙。可是，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担任巡逻、放哨、侦察、运输等工作去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年人、妇女和小孩。我军虽然正在备战，但是帮助群众劳动生产，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部队都分散到各村帮助老乡挑水打柴，耕地插秧。第一次反“围剿”就是在这一带打的，老百姓亲眼见过红军歼灭敌人的雄伟场面，这次听说我军又要在这里歼敌，情绪更为高涨。他们见我三万大军云集这一块地区，粮草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便把自己的粮食接济了部队，并且纷纷去中心区帮部队运粮。即使这样，部队吃饭还成问题。上级提出艰苦奋斗、精简节约的号召，减餐和停发菜金。部队热烈响应，操课之余，大家上山挖竹笋、挑野菜，下水摸螺蛳、捉泥鳅，自己解决吃菜问题。许多战士把自己长期节约积下来的几块钱全部交给公家作伙食费。办公费也缩减到最低限度，一个师部只准点两盏马灯；一张纸要用四遍（正面写一遍、反面写一遍、铅笔写一遍、墨笔写一遍）；开个收条，只有手指那么大。红军和群众完全像一家人，同甘共苦，互相关怀照应。有一天，有一个单位看见驻地的老乡们要出发运粮，为了使老乡吃饱饭好运粮，便把本单位煮好的饭菜让给老乡吃了，自己情愿饿肚子。
吃苦，对于红军来说，本来是家常便饭，饿了，喝点水，紧一紧裤带，也就挺过去了，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可是，现在看着敌人，却打不上仗，在这山沟沟里，一蹲就是十天二十天，心里真有点火燎火烧的。传令班的那些“小鬼”们老是在作战参谋身前身后转，缠着他，探问消息；电话铃一响，他们就赶过来，擦擦桌子呀，拾掇文件呀，其实一个个耳朵竖得老高，想听得一点出发打仗的消息。不过，急是急，大家的认识比起第一次反“围剿”来，却是大有提高了。没事时，干部们常到传令班去聊天。
“敌人不出来，你们急不急呀？”
“不急！不急！”“小鬼”们像被揭着了短处一样，一齐急急忙忙地声辩。
有一个小号兵插嘴说：“谁说不急？我就急了！在这里一住二十天，心也好像没个地方搁得下；再老这么隐蔽着不打，我这号也快吹不响了！”
其他同志听了，急忙反驳说：“毛总政委说过，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从运动中去消灭它，不是去攻坚。第一次反‘围剿’不就是这么打的么？”他们把这条取胜的法宝，背得滚瓜烂熟。看来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确实已经深入大家的心坎了，而这正是一切重要东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这时，忽然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的通报：敌蔡廷锴十九路军已经从兴国的龙岗头、江背洞之线向北移动，前哨已到达城岗，威胁着我军的左翼；敌郭华宗师已从水南南进到上坊、南坪、白富，与蔡敌形成箝击之势，有进窥东固的模样，直接威胁着我军的右翼。如果我们继续执行原定作战方案，攻击富田出动的敌人，就必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间仅仅五十里的空隙，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容易走漏消息和遭到敌人夹击，说这简直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同志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变化，坚持预定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我们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完全可以把消息封锁住；两翼之敌虽然迫近，但他们各怀鬼胎，只图保存实力，不会尽力相助，只要我们隐蔽突然，坚决果敢，是完全可以按照预定方案实现的。因此决定原来的打法不变。同时，派七师及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枫边、城岗、方太、崇贤一带，阻止敌十九路军前进；又命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潭头附近箝制白沙、白富方向的敌人。
红军像一只敛威屏息的猛虎，雄踞于东固山区，巍然不动，等待着足以致敌死命的一扑！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决赛，敌人在这场决赛中失败了。红军等了二十五天，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走漏消息，而且达到了迫敌就我的要求，白军忍耐不住，终于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摆布。5月13日，敌人从富田的龟壳里探出了脑袋，分三路向东固前进，送上来挨打；中路是王金钰直辖的四十七师，已通过了九层岭，到达箸龙坑至万寿宫之线；右路是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到达了山坑、中洞。
一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全军欢呼，齐声赞扬毛泽东同志真是料敌如神，指挥若定。这时，厉兵秣马前后达四月之久的红军，像离弦的箭，突然以锐不可当之势，钻过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的所谓“牛角尖”，朝脱离巢穴的正面敌人猛扑过去。
我们红四军及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九层岭、观音崖的敌人。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经固陂向富田方向攻击前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在大山坳一带，牵制上坊、罗坊、潭头的敌人。
九层岭、观音崖怪石峥嵘，悬崖陡峭，易守难攻。敌人已先我到达，占领了这两座山头。夺取这两个制高点，是解决战斗的关键。于是，军部命令部队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动强攻。
这是16日午后二时。红四军担任夺取九层岭的任务。太阳晒得石头发烫，草木丛生的山地里，分外闷热。战士们一手提枪，一手援附着石块、草木，艰难地向山顶攀登。山高且陡，动作不快，加上敌人麕集山头，火力密集，手榴弹四外滚炸，黑烟翻腾，山石崩飞，不少同志被击中滚跌下来，攻势被挫。指挥员们身先士卒，带领着战士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嘹亮急促的冲锋号声，直冲云霄。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率领部队冲锋时负了重伤的。可是，敌人拚命抵抗，作垂死挣扎。眼看只是猛冲，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敌人在我各次冲锋的空隙中继续修筑工事。绝不让敌人的工事修成，绝不让离开了“乌龟壳”的敌人再缩进“乌龟壳”去。师部决定立即集中全师迫击炮向这个山头实行集中射击。敌人工事还没有修成，加上人员非常密集，红军这一顿炮击发挥了最大威力，直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不知所措。
红军战士们一跃而起，不等炮击停止，立即投入冲锋。敌人被炮打昏了，没提防红军战士突然冲到他们面前，在这次猛烈突击之下很快垮了下去。我军占领制高点后，好像神兵天降，直朝山下压去。敌人那些北方来的兵，山路跑不快，被红军赶得到处乱窜乱躲，有的和石头一起跌跌滚滚，小树被压倒了，枝头上挂着扯烂的布片，枪枝弹药遍地都是，满耳是一片“缴枪！缴枪！”的哭喊声。红军乘胜猛追，直指富田。
三军团也在中洞把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打垮，残余敌人向东溃散。当我们四军由九层岭向下俯冲时，远远看见三军团的战士们漫山盖野地追击过来。我们四军也同声呐喊，向下猛压，无数红旗一齐挥舞，千百支军号一齐吹响，那股声势简直像山洪暴发。这两师敌人撞在一起更加混乱，像被围猎的獐狐鹿兔，互相挤轧践踏，不多会就被全部歼灭。战士们押着成群的俘虏，解往东固集中。
“牛角尖”终究钻通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我军又旗开得胜，歼灭了敌人一个整师，敌师长公秉藩本来也俘虏过来了。但他很狡猾，知道红军宽待俘虏，便混在士兵群里，领了三块银元逃跑了。可是从缴获的公秉藩的文件担子里，查出了他的私章。后来，这私章在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出，红军战士为这位丢盔弃甲、化装偷跑、连官印也丢了的“师长”，写了一首打油诗：
万人出发一人回，
“剿赤”收场悔不该；
提笔起呈心猛省，
叫人快刻私章来。
战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预计发展，我军迅速转入进攻阶段，从富田向东，奋力横扫。一路经过的市镇，都是敌人的后方补给站，无数弹药、白面、大米，原封不动地堆放在房子里，蒋介石这个运输队长真干得不坏。
第二天，下起雨来，山路泞滑，一不小心就摔跤，这时候，又传来郝梦麟师连夜窜回永丰城的消息，大家一听又喜又急，只叫“别再走了郭华宗！”顾不得坡陡路滑，一股劲向前奔，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个个弄得浑身都是泥。传令班的小鬼们一个个满脸泥水，剩下一对眼睛直骨碌。遇到下山路，他们抱着枪，身子一挫，嗤溜一下就滑了下去。后来许多战士也都照他们这样干，行军速度更快了。大家乐得直嚷：“老天给我们加油啦！”
赶了两天到了水南。19日大早，矛头指向白沙。走没多远，就听到南面一片枪声。小鬼们蹦跳着叫道：“有门儿啦，拖住后腿啦！”果然，传令兵喘吁吁地赶来说，郭华宗刚想逃跑，已经被我们截住，全军立刻投入攻击，师部命令赶快占领大路右侧山岭线。
大雨初晴，太阳照射着湿漉漉的山林，熠熠耀眼。大地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大家脚底像驾了清风，攀援腾跃，跨峰越壑，霎眼间已经高据岭头了。朝前面山下大路一望，只见敌军狼狈溃退，人马混杂，一片黄糊糊的人流正满山满谷地向东涌去。
部队迅速在山岭线上展开。这时，正面阻击的我军，正卡在山口上。他们朝敌群中发射了第一发迫击炮弹，一声爆炸好像擂起战鼓，顿时两侧山头红旗高举，军号齐鸣，手榴弹像一阵铁雹，炸得黑烟翻腾。红军战士们排空而下，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有的顽抗，有的四处乱窜，红军战士像虎入羊群，左刺右劈，横冲直撞。
这时候，突然一个白军士兵从岩石后面钻出来，慢腾腾地走过来，把枪往地上一掷，笑嘻嘻地说：“喏，缴枪了！”说着，拿出杆烟袋，挖了一斗烟，向站在石头上的指挥员们手上递。大家被他这一下搞楞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接。他见没有人接，便擦着了火柴，嗤拉嗤拉地自己抽起来，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好像这里不是枪炮轰鸣、刀光剑影的战场。他好像来到熟朋友面前，又好像做完了一件事回到了家里。
一个传令兵去问他：“你缴枪这么爽快呀，不怕红军？”
“怕什么！”他慢吞吞地说道：“我本来是张辉玷十八师的兵，去年腊月底在龙岗被你们俘虏了。我筋没有少一根，皮没有少一寸，你们还给了三块银元让我回家。谁知道半路上又被四十三师抓来啦。一打仗，我就四处瞅机会，想点子跑到这边来。”
原来他是第一次反“围剿”放回的俘虏。记得战前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条件时，曾特别提了一条：经过第一次反“围剿”，苏区军民有了胜利的经验，敌人也有了失败的经验。看到眼前这一事实，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家不禁相视大笑。
这时，枪声逐渐稀疏，战斗已经结束，战士们正在满山满谷搜索俘虏，赤卫队员们忙着打扫战场，转运伤员，掩埋敌人的尸体。这一仗真是打得干脆、痛快，敌人一个师就这样报销了。我们还缴到了两门山炮。各处来的赤卫队、少先队，还有躲在山里的老大娘，纷纷跑来看炮，到处笑声飞扬。
打了富田和白沙两仗，全局胜负已分。但我军毫未停顿，紧接着又在中村消灭了高树勋二十七师的一个旅，剩下的敌人已经变成惊弓之鸟，全线后撤了！孙连仲残部23日退出东韶，向宜黄逃跑；朱绍良部三个师经广昌向南丰逃走；毛炳文、许克祥等师也在后撤。
我军马不停蹄，日夜向东急进。战士们十分疲劳，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扑通跌在路旁，还在打呼噜。伙夫挑着担子只能撵部队，没有空隙停下来做饭，眼看着一路上敌人后方补给线给我们“补给”的大批大米、白面和副食品，却顾不上吃。还好，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做好饭摆在大路旁，战士们半睡半醒地边走边吃。遍地枪枝弹药和军用器材，也只好留给游击队去打扫清理。接近目的地，一听说敌人又跑了，战士们抖擞精神，撒开两腿又向前赶。公路上尽是稀烂的黄泥，大家顾不得摔跤，争先恐后，不太宽阔的公路上，排成十几路队伍向前直涌。
5月27日，大军直逼广昌城外。想不到敌毛炳文第八师和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却严阵以待，他们凭着城外山头坚固的工事，企图堵住红军，掩护主力撤退。这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我军毫不迟延，立即冒雨向这些山头发起攻击，敌人阻击的火力也很猛烈，每一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因此打了整整一天，才把城外的敌人驱逐干净，而我们也伤亡了不少同志。
广昌城东北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我们部队占领外围工事后，就远远看见敌人的伙食担子、骡马辎重正在通过木桥向北撤退，许多人马被挤得纷纷落水。可惜的是我军的迫击炮弹已经用完了，而机枪射程又够不到，不然，用火力把这座桥一封锁，敌人的退路就可以截断了。指挥员们站在工事顶上了望，一个个直拍腿叹气。
当晚，我们乘胜攻克了广昌城，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在这里又缴获了不少弹药物资，衣服、罐头、纸烟样样俱全。这一仗，只消灭了许克祥师一个团，我军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起前三仗来，便宜不大。
以后红军就分兵两路：红四军北上南丰，追击许克祥、毛炳文，总部率领三军团继续向东，打福建的建宁。
红军到达建宁附近，便从城背后发起攻击，下午三点钟，又以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渡河，迂回到建宁城前面，进行包抄。战斗到下午六时左右，胜利结束，全歼守敌刘和鼎师。这一仗敌我比例是：敌人七千，红军一万。可见毛泽东同志对于集中兵力的原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他后来指出：“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21—222页）那时敌人处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红军则锋不可犯，锐不可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军挟破竹之势，以一万乘胜之师，对七千惶骇之众，也就成了完全的优势了。
我军从敌人后方补给线上，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了五仗，消灭敌人三万多，缴枪两万多枝，敌人全线崩溃。蒋介石经营数月的第二次“围剿”，就这样被红军痛快淋漓地彻底地粉碎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敌人就发动了两次“围剿”，红军也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总结打破“围剿”的规律时指出：“‘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6页）他说：“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6—187页）
战役结束后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仗还未打响就已经考虑好了。反“围剿”一结束，部队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就地分散在建宁、南丰、黎川一带新区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创建根据地。苏区又扩大了。在敌人发起下一次“围剿”之前，红军又抓紧时间，进行准备。
第二次反“围剿”中迫敌就我、向东横扫的方针之完全成功，使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更进一步地对毛泽东同志这种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深远眼光和战略思想，大胆持重、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敬佩万分，深深为我们能有这样伟大的天才统帅感到自豪和幸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
（附图片）
长征时候的毛主席（雕塑）
文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