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证 柯庆施
四十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分不开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只有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过：“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我国革命是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的，工人农民两大阶级能不能结成巩固的联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列宁在1919年曾经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②
毛泽东同志勇敢地而且非常杰出地在中国革命中解决了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极其伟大的任务。他从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出发，对工农联盟这个我国革命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的、策略的原则。我国二十八年民主革命的历史和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支柱，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保证。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联盟的一系列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工农联盟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工农联盟，是革命力量的主要源泉。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到90％，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列宁把工农联盟称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全部精华”。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有了工农联盟，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就能够逐步建立和发展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并且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的方式提供了前提。有了工农联盟，使我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只有依靠着工农两大劳动阶级的联盟，才能去发展劳动人民同非劳动人民之间的更为广泛的联盟，才能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有了工农联盟就可以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加强，也才能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粉碎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镇压国内敌人的破坏、捣乱。事实证明：工农联盟是我国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基础。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响亮地发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号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中，分析了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主要条件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意义，指出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广大农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在农村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取得大城市，一步一步地夺取全国的胜利。党依靠广大农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根据地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③。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规划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工农联盟，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高涨繁荣的基础。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上，另一只脚踩在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改造个体经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教育和改造农民，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了，不论是民主革命阶段或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不论是进行革命战争或是进行建设工作，都离不开工农联盟。
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需要无产阶级坚定的、强有力的领导，并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做好这些工作的基本条件是：不断地教育农民，积极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农村中生产关系的改变，农业自然条件和农业技术的改革，必须是坚决地而又是逐步地、有计划地进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关心农民的利益。
进行革命是农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为了革命；要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就必须领导农民进行革命。
民主革命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农民最根本的革命要求。只有不断地教育农民，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坚决率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够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这支伟大的力量发动起来。为了实现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党和毛泽东同志制订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根据这条总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又正确地规定了并坚决地实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终于使广大农民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了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次最大、最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变革，使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解放。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我国早已成为历史的名词了。
民主革命时期，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巩固工农联盟，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一部分农民来说，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小生产者的地位，在一个时期里，他们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他们发展生产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常常发生矛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又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土地革命以后，农民究竟还要不要革命？有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对这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有些人在思想上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没有看到，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生活虽然比较以前是有所改善，或者有很大改善，但农民中大多数人仍然不富裕，许多贫农和下中农由于生产资料的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农民受到富农和投机商人的盘剥或者碰到自然灾害，又会重新失掉土地，所以他们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要求改变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这是广大农民最大利益的所在，也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利益所在。党的巨大任务，就是教育农民坚定地走合作化的道路，积极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实行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不继续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毛泽东同志又着重地指出：对于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只有这样，工农联盟的继续巩固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获得解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因而就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起来。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农业合作化以后，进一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是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根本革命要求。实现了合作化，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我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农业生产还不稳定。在农村合作化高潮形成以后，中共中央在1956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及时地提出了十二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技术改造的根本道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又制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根本方针。
农民改造自然、改革落后技术条件的革命要求，必然要表现为自觉的行动。1957年冬季遍及全国的兴修水利的壮阔景象，正是广大农民改造自然条件的热情的最生动的表现。农民的这种革命行动，反过来又不能不促使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所以在合作化以后，不管农民一开始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为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变革某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要求，总是客观存在的。
1958年夏天，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人民公社。农民群众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以便依靠更大的集体力量，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这是他们新的革命要求的表现。党领导农民实现了这个革命要求，在我国农村展开了一个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面貌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化展示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光辉的前景，促使工农联盟向着公社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新阶段发展。
在不同历史时期，农民不同的革命要求，都是客观存在的要求，是农民的利益所在。用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农民，领导农民自己起来实现自己的革命要求，这是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如果看不到农民的革命要求，或者不坚决领导农民去实现革命要求，那就会脱离农民群众，就不可能使工农联盟不断巩固、发展。
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是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我国农村落后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必须坚定地而又逐步地、有计划地来进行。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是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是广大农民。农村生产关系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主要看这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合于广大农民的要求、利益和愿望。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和愿望的时候，就必须领导农民改变这种已经过时了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经过变革，已经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和愿望的时候，就应该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和巩固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
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运用了列宁关于合作化的理论，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步骤和政策，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采取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种种过渡步骤和过渡形式。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由初级社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由高级社联合起来的人民公社。这是一个逐步改造、逐步过渡的过程。由于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既相区别又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使农民有准备地自然而然地进入社会主义。
对于人民公社运动的领导，党同样是贯彻了逐步的原则。党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农民群众的伟大试验和创造，同时又一再指出，公社制度是一种发展过程。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也必须采取逐步的原则。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耕作方法、生产工具、种植作物等等都很不一致，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因地制宜，经过试验摸索，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既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又是一个逐步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伟大纲领。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已具雏形、后来逐步完善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是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农民长期以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丰富实践经验，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增产经验制定出来的。它确定了逐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具体途径。不仅是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是逐步的，长期的事情，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也是逐步的，长期的事情。我们目前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生产工具，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
要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除了不断对农民进行教育，领导农民革命以外，还必须使广大农民能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中，得到实际的利益，使农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收入，不断改善生活。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党在农村的一切政策，一定要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党中央不断教育全党同志，应当关心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关心农民的利益，使农民逐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④。实际的榜样是最有力量说服农民的。正因为我们党在变革生产关系和变革农村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过程中，采取了逐步的原则和典型示范的方法，作出了实际的榜样，使广大农民亲眼看见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才引导他们迅速地、自愿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在改造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逐步提高。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中，党也始终不渝地关心农民的利益，促使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逐步增加收入。从上海郊区农村的情况来看，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三年来，农业生产是逐年增长的，1960年和1957年比较，虽然耕种面积减少了约三十万亩，但粮食总产量增长15．2％，油菜籽总产量增长一倍以上；社员的集体分配的收入增长70％；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和文化教育、集体福利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穷队上升为富队，人民公社日益巩固和发展。所以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各项政策，人民公社一定会发挥出愈来愈大的优越性，人民公社这面红旗，一定会愈来愈鲜艳！
今后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城市应当进一步支援农村，工业和其他有关部门必须全力支援农业。国家还要从物质技术、贷款等各个方面，支援农业生产，反对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在发展国民经济工作中，认真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进行安排，并且在税收、积累、分配等各个方面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我国伟大的工农联盟，有了各个时期这些丰富的经验，一定将进一步巩固和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⑤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预言，依靠伟大的工农联盟，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一定会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得到实现。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一三八页。
③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④《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二页。
⑤《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
（此文原为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庆祝党的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部分，原载《解放》1961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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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佛牙故事 陈垣
佛牙为佛教各国所信奉。中国古籍记载佛牙故事者不一，浏览所及，汇记于下，借供调查研究者的参考。
一、南北朝
佛牙故事见于中国史传最早者，当推法显《佛国记》。《梁高僧传》卷三《智猛传》及《洛阳伽蓝记》卷五亦有之。但都是西域佛牙故事，不具述，述中国佛牙故事。
中国之有佛牙，最早当推法献。《梁高僧传》卷十三《法献传》：“献先闻猛公西游，备瞩灵异，乃誓欲忘身往观圣迹。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道经芮芮，获佛牙一枚，又得龟兹国金像，于是而还。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献齎牙还京，五十有五载，密自礼事，余无知者，至文宣感梦，方传道俗。献以建武末年（497）卒，窆于钟山之阳。献于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522）正月，忽有数人并执仗，初夜扣门，称：‘临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阁上，请开阁检视。’寺司即随语开阁，主帅至佛牙座前，开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锦手巾盛牙绕山东而去，至今竟不测所在。”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有同样记载。猛公即智猛。“五十有五载”，上一个“五”字当是“师”字连上读，或是衍文，由宋元徽三年（475）出游，至齐建武末年（497）卒，才二十二载，何能密自礼事五十五载，其为十有五载无疑。文宣指竟陵王子良，齐武帝第二子。临川指萧宏，梁武帝第六弟。
法献得佛牙，密自礼事者十五载，为萧子良所发现，乃传于上定林寺。同时盘盘国献梁帝佛牙，见《释氏通鉴》卷五天监十四年（515）乙未条。是时梁有两佛牙。至普通三年（522）法献佛牙被人骗劫，不知所在，原来在陈高祖霸先处。《陈书》卷二《高祖纪》：“永定元年（557）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519）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554），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
《建康实录》卷十九，及《南史》卷九《陈本纪》，均有此记载，而不及《陈书》之详。《册府元龟》卷一九四崇释老门采《陈书》。《陈书》叙佛牙传授始末，足补僧传所阙。寻常史文有阙，以僧传补之，事所恒有，若僧传所阙，以史文补之，实为仅见。杜姥宅见《晋书》卷三二《成帝杜皇后传》：八王之乱，后父杜遐遇害，无子，后母裴氏渡江，立第南掖门外，世称杜姥宅，遂为陈霸先密藏佛牙之所。以上是南朝佛牙故事。
至于北朝佛牙故事之见于史传最早者当推《魏书》。《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四年（503）四月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北史》卷四《魏本纪》有同样记载。《册府元龟》卷九六九朝贡门亦采之。此牙下落不明，《洛阳伽蓝记》卷四说，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经象，皆在法云寺。
《北齐书》卷十一《河间王孝琬传》：“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矟幡数百，帝以为反状，使武卫倒鞭挝之，折其两胫而死。”《北史》卷五二《孝琬传》有同样记载。文襄指高澄，帝指高澄弟高洋（550—559）。孝琬所得佛牙，与景明四年（503）南天竺国所献者是否有关，颇可研究。由景明四年至孝琬时不过五十年。
《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喜传》：“喜姓李，襄阳人。仁寿年（601）内，文帝敕召入京师，住禅定寺，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檠以宝台，璝宝溢目，大众以喜行解潜通，幽微屡降，便以道场相委。”文帝指隋文帝。此佛牙不详所自，与北齐孝琬所得，相距亦不过五十年，疑是一脉，或为平陈所得亦未可知。以上是北朝佛牙故事。
二、唐五代
《大唐西域记》及《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皆有佛牙故事，以未涉及中国，不具述，述其与中国有关者。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有：“明远法师，益州清城人。既慨圣教陵迟，遂乃振锡南游，到诃陵国，次至师子洲，为君王礼敬，乃潜形阁内，密取佛牙，望归本国，以兴供养。既得入手，翻被夺去，不遂所怀，颇见陵辱，寂无消息，应是在路而终，莫委年几。”这是唐僧窃取佛牙故事。潜形密取，似非正道，义净直书其事，不以为讳，而且寄予同情，可见当时风尚。
唐代著名佛牙故事，莫过于道宣律师之神授佛牙。《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道宣于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前阶，有物扶持，履空无害，熟顾视之，乃少年也，宣遽问：‘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吒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曰：‘某有佛牙，宝掌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俄授于宣，宣保录供养。乾封二年（667）宣化后，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纲掌护，持去崇圣寺东塔。至代宗大历二年（767），敕此寺：‘有大德道宣律师传授得释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诣右银台门进来，朕要观礼。’”
《佛祖统纪》卷五十三有北天佛牙条记此事云：“唐宣律师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以佛牙上于师。代宗敕问文纲律师亲传先师宣律师释迦佛牙，宜诣右门进上，副朕瞻礼。”敕问文纲四字相连，颇有语病。文纲系道宣大弟子，道宣卒于乾封二年（667），文纲卒于开元十五年（727），至代宗大历二年（767），宣卒已百载，纲卒亦已四十载，代宗何能敕问文纲？代宗所问系问此寺管事人，非问文纲。《佛祖统纪》卷四十二《法运通塞志》，系此事于大历十一年（776），亦不对。据《道宣传》，此系大历二年事，时正道宣逝世一百周年，故代宗有此问。
唐代著名佛牙故事，尚有悟空法师带归之佛牙。《宋高僧传》卷三《悟空传》；“悟空，京兆云阳人，从罽宾国三藏舍利越摩落发，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后巡历数年，为忆君亲，因咨本师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经共一夹，并佛牙舍利以赠别。空行从北路，至覩货罗国，有一城，号骨咄国城，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辄摇动，云阴雨暴，霆击雹飞，乃奔就一大树间。时有众商咸投其下，商主告众曰：‘谁齎佛舍利异物殊珍耶？不尔，龙神何斯忿怒！’空为利东夏之故，潜乞龙神宥过，自卯达申，雨雹方霁。事讫随中使段明秀以贞元五年（789）己巳达京师，进上佛牙舍利经本，宣付左神策军缮写。”
《贞元续释教录》卷中，有《新修大庄严寺释迦牟尼佛牙宝塔记》三卷，贞元十年（794）圆照撰进，当系记载道宣、悟空所遗佛牙事。时悟空佛牙或已移奉庄严寺，故《宋僧传》十六《慧灵传》，有大中七年（853）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记载。同时《宋僧传》卷二十三《元慧传》，又有大中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元慧然香于臂，供养报恩山佛牙记载。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元年（841）记事长安城中有四佛牙。“一崇圣寺，一庄严寺，一荐福寺，一?福寺”。可见佛牙来历不止一处。
今本《旧五代史》卷六十七《赵凤传》：“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凤扬言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所施已逾数千缗，闻毁乃止。”《新五代史》卷二十八《赵凤传》有同样记载。明宗指后唐明宗。此伪佛牙故事之仅见于史传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一兽部：“貘似熊，黄白色，其齿骨极坚，以刀斧椎锻，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人得之诈充佛牙佛骨以诳俚俗。”可见伪佛牙事是有的。
《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崇释氏门，载：“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九月，益州孟知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长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时留之，今属应圣嘉节，愿资寿命，宣示近臣。”又，“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十一月庚午，西京左右街僧录可肇等齎佛牙到阙，宣付汴京收掌。”又，“天福六年（941）五月甲辰，加隰弥陀国僧?哩，以佛牙泛海而至。”后一条亦见今本《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高祖纪》。可见五代时佛牙史料不少。僖宗幸蜀所留，是否庄严寺旧物，殊有可能。
三、辽宋元明
辽代佛牙故事，最显著者为近年两次出国之北京西山千佛塔佛牙。塔建于辽咸雍七年（1071），中国佛教协会当有详细记载，兹不具述。
《辽文存》卷四有辽释志愿葬舍利佛牙石匣记，说：“达摩禅师，远涉流沙，登雪岭，得释迦舍利辟支佛牙，授与先师。先师讳清珦，闽川人。自会同五载（942）仲秋齎舍利佛牙到此，于八年（945）季春月，染疴而逝。临迁化时，将舍利佛牙付仙露寺比丘尼定徽，建窣堵波，寻具表奏闻大辽皇帝，于天禄三年（949）岁次己酉，四月十三日安葬，施主名具镌于后。”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一有此石匣记跋，云：“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宣武门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记，自称讲经律论大德志愿录并书。乃辽世宗天禄三年（949）瘗舍利佛牙于此，记有建窣堵波之文，疑当时石匣置于塔下，塔久废而石匣仅存土中。匣已无盖，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时散佚也。”
宋代佛牙故事，《释氏稽古略》载三朝御制佛牙赞特详。《稽古略》卷四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条：“初，太祖迎洛阳唐高宗显庆年间沙门宣律师天王太子所献佛牙舍利于东京相国寺灌顶院安奉，至是帝亲以烈火煅试，晶明坚固，光彩照人，帝制赞曰：功成积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难，眼覩数重金色润，手擎一片玉光寒。”《释氏资鉴》卷九系此赞于太平兴国四年。
又，真宗咸平六年（1003）条：“帝敕右街僧录备仪仗音乐华旛，迎大相国寺佛牙舍利，供养于开宝寺塔下，帝制以赞。”
又，仁宗庆历三年（1043）条：“夏旱损稼，六月诏迎相国寺佛牙，祷于禁中，随时大雨。其佛牙舍利，祖宗御封，帝手启之，灌以海上蔷薇水，供养踰月而归之。详见翰林知制诰王珪《三朝御赞佛牙舍利序》。”
又，徽宗崇宁三年（1104）条：“夏五月五日，帝迎三朝御赞释迦佛牙于大相国寺入禁中供养，帝展敬次，舍利隔水晶匣出如雨点，帝赞以偈。”
宋人笔记亦有述及佛牙故事者，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神奇门载：“熙宁中（1068—1077），余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余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予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堕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着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予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仙释僧道门，有同样记载，而不注出处，则文中所谓“余”者何人？其实乃沈括自谓。括为宋朝著名博物家，其言值得注意。刘定先官咸平县，后官户部侍郎，《宋诗纪事》卷三十五有刘定诗。相国寺之有佛牙，不自神宗熙宁始，太祖时已移奉神授道宣之佛牙于相国寺。沈括所见之佛牙，初不在相国寺，盖另一佛牙，其后乃归并于相国寺的。
王巩《闻见近录》，亦载有咸平县佛牙事，云：“咸平县僧藏佛牙一株，其大两指许，淡金色。予尝请而供之，光彩炳然。后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而归之，今人罕得见者。”王巩字定国，宰相王旦孙，《宋史》三二○附其父《王素传》。巩所见佛牙，与沈括同，不属于神授道宣佛牙统系。
元代佛牙故事，有耶律楚材题西庵所藏佛牙诗，见《湛然居士集》卷二：
殷勤敬礼辟支牙，
缘在西庵居士家，
午夜飞光惊晓月，
六时腾焰灿朝霞。又云：旃檀匳里贮灵牙，来自中天尊者家，
莹色冷侵秋夜月，真光明射晚晴霞。
西庵似指杨果，祁州蒲阴人。金正大甲申（1224）进士，《元史》一六四有传，《元诗选》有《西庵集》。西庵所藏佛牙，从何处得来？曰“来自中天尊者家”，似指道宣一脉。
明代佛牙故事，有见于《大唐西域记》者。《西域记》卷十一：“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大明永乐三年（1405），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华往诣彼国供养，礼请佛牙至舟，灵异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1411）七月初九日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
唐人著述，何能有明代年号？其为后人加入无疑。此节《四库总目》地理类四，曾指出其中有三百七十字为明人附注刻本误入正文，但因未得古本对照，不能确定其起止。今以古本《西域记》对照，附注误入正文者，实五百十六字，此五百十六字中所说佛牙灵异及郑和带回佛牙事，《明实录》、《明史》均未载，赖有此附注，足补史文所阙。初不料明代佛牙史料，乃在唐代著述中得之。
《图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纪事二引《诸寺奇物记》云：“天界寺有佛牙，阔寸，长倍寸之五。万历中，僧人真淳献之尚书五台陆公，公因具金函檀龛盛之，迎供于寺之毗卢阁，牙得之天台山中。”五台陆公指陆光祖，平湖人，《明史》二二四有传。万历十五年（1587）南京刑部尚书。天界寺的佛牙，传自天台山，天台山得之何人，安得如《陈书》《高祖纪》所载法献带归佛牙传授之详，此节须待将来的发见。
以上所举佛牙故事，说明来历者十一：法献、北魏、萧梁、道宣、悟空、孟蜀、?哩、清珦、宋三朝、郑和、真淳。未说明来历者七：孝琬、法喜、庄严寺、报恩山、可肇、咸平、西庵。有得之餽赠者：法献、悟空，有得之贡献者：北魏、萧梁、后晋，有得之神授者：道宣，有得之传授者：清珦，有得之礼请者：郑和，亦有得之骗劫者：梁主帅，得之窃取者：明远。其得之之方法不一，其感召亦不一，有得之而霆击雹飞者：悟空，有得之而风平浪静者：郑和，有得之而以为征祥者：陈霸先，有得之而得祸而受辱者：孝琬、明远。古籍浩瀚，未能遍观续有所见，当再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