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人狗之间 刘宓庆
研究通俗语言学的人每每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不少习用的比喻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失去它们原有的比喻作用。社会生活发展的结果往往使若干一度与现实状况吻合贴切的比喻黯然失色甚或发展到原义的反面。譬如,英语中有这样一个比喻:“过着狗样的生活”。这个比喻被用以形容人们卑贱、贫苦、劳碌的生涯也曾是相当贴切的。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竟与狗刍相提并论,人的生活状况之可悲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曾几何时,这个比喻竟失去它原先的光泽,却反而变成了对人的一种苦楚的讽刺!狗——原本是卑贱的,理应为一滴残羹、一根断骨奔命的狗,在那奇妙的“自由世界”,居然交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好运!
百闻不如一见。还是到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号大街走走吧。如果你来自匹兹堡的失业区,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矿工村,来自密西西比在风雨中抖擞的黑人农舍,或者,你曾经在穷困潦倒的画家的小阁楼上呆过一天半日,那么,在第五号大街,你立刻可以看到人狗之间的差距。
那里正流行着狗的时装。貂皮大衣、丝绸便袄、尼龙游泳衣和鸡尾酒夜礼服都是狗装设计师们精心制作的。第五号大街最著名的狗时装店叫阿特曼。那里常有狗时装展览。霓虹灯下的杰作,大都出于路·勒尔和他的同行们的苦心设计。勒尔发行一种狗时装杂志,专门探讨当代狗时装的“流派”和时装设计师的“艺术构思”。他们得天独厚之处是不必考虑狗主人的荷包,但必须细心体察兽性的美感和心理特征:无论如何不能让狗穿上不适意的礼服去赴夜宴。
街头所见当然远不足以窥察狗间天堂的全貌。有一次在美国某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个大老板养的狗在街头漫步闲游,不料被一个流浪者的烟头烧掉了一绺卷毛。结果,倒运的流浪儿饱尝了皮鞭之苦和铁窗滋味,因为名狗委托特约律师提出了控诉,罪名是侵犯了“狗身自由”。应该特别提一提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警犬,它们的政治权利是至高无上的。美国法律保障它们可以尽情蹂躏手无寸铁的“政治犯”和罢工工人。
不必惊奇。这一切在那样的国度里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人民有句谚语:“狗仗人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哲人和卫士毕生倡导“平等”“自由”,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机会均等”。既然笨驴和丑鸭有抽象派的天才,能绝妙地体现胖得发愁的人的情操志趣,狗呢,更愿意唯命是从地向主子作“忠诚宣誓”,它们当然有权利登上政治舞台了。
美国劳动人民会迸着沸腾的胸腔控诉:在美国,黑人奴隶在颠沛流离,孤老鳏寡在垃圾堆旁呜咽啜泣,那里有暴风雨里的饿殍冻尸,那里还有埋在矿坑底层的悲鸣怒号。美国的每一寸土,每一条枕木下都浸透了不仅是美国工人阶级的热汗鲜血。但是,人民又何尝得到过一年半载足食丰衣?!美国有将近五百万失业工人,他们被《纽约时报》记者鄙夷地称为“结构性”失业大军,可是他们和他们苦难的兄弟,却是美国所有的巨大财富——物质和精神的财富的创造者,而今,他们的血汗却流进了狗主人的保险柜,剩下给他们的,只是一身饱经风霜吹折的毫毛。你能说他们过着狗一样的生活么?你能说这不是人类遭受到的最大的屈辱么?有一位所谓“被挤垮的一代”的作家写道:“我怕,我怕那狗的眼睛,因为它的身后,有我的债主……”
人不如狗!
人,被沉沦在禽兽的底层!这是全部人类史中最令人发指的篇章中的一页。
美国的当权人物喜欢谈“差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他们要以“人道的审慎态度”来消灭美国“国内的富足和国外近乎挨饿之间的差距”。应该提醒这位总统:人世间,最不人道、最不合理、最原始的差距——人兽之间的差距,正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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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使
——日本杂记 叶君健
美国的新总统肯尼迪上台不久,就要给日本派来一位新的大使。大使名赖肖尔。他还没有到任以前,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就把这件事当做头号新闻,宣传了好几个星期。许多知识分子见面的时候,也常常谈到他,因为他和美国派到日本的前几任大使不同,是一个“文士”——即“学者”。在这一点上,他和美国驻我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有许多地方相像。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校长,与中国有“深厚的关系”,而这位大使却一直只是在哈佛大学教书,与日本的实际接触不多。不过他是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的,而且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这是司徒雷登不如他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算是日本的“女婿”。当然,作为日本的“女婿”而来日本当大使,这可能会产生点“徇私”的弊病;此外,日本属于有色人种,让一个携有有色人种夫人的人来当“堂堂的”美国大使,这未免有损美国的尊严。所以赖肖尔的被任命曾在美国的国会里引起一阵相当狂暴的风波。但决心要和日本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交朋友的肯尼迪,最后还是排除了一切障碍,任命了他;而这位“学者”认识到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也就欣然受命了。
事情既然是如此,他成了日本资产阶级报纸的头号新闻,自然可以理解了。所以他的到任就成为了日本资产阶级新闻报道的一个高潮。美国垄断资本家通过他表示肯尼迪政府对于日本的殷切期望;日本的垄断资本家(现在已经被渗入了美国资本)也通过他表示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殷切期望。在这种情势下,这位“学者”就无形地成了一位轴心人物。两方面都以非常关切的心情等待他上任,希望他有所作为。
他乘坐的飞机原来决定在4月19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可是事情不凑巧,在他到来的头一天,美国侵略古巴的阴谋就彻底被揭露了。东京的民众和爱国知识分子,不管他是不是“女婿”,就把他的“新的家”——美国大使馆——包围了起来。他们质问:为什么美国要侵略和平的古巴?大使虽然来不及亲耳听到这个质问,但无疑地会在途中读到有关它的电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相当敏感,有所踌躇才是。要不要到东京的“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这天晚上可能会考虑这件事情。也许他考虑了;至于他得出了什么结论,谁也不知道。
总之,第二天他还是翩翩地飞到东京来了。他一下飞机就装作若无其事地作了一篇娓娓动听的演说,而且这篇演说是用流利的日文讲的——一位“堂堂的”美国大使用有色人种的语言作他到任的头一篇演说,这在美国的外交史上恐怕是一件非常别开生面的事情。他说:“……我和我的妻子都生长在日本,我们能够回来,真感到高兴;对于我们说来,这简直是像回家一样……这次回到日本,我知道我肩负着许多重任,但是对于未来我仍怀有一种坚强的、乐观的感觉……”这番话不能说没有“感情”。可惜他的听众,也就是说欢迎他的人,除了一小撮日本政界的代表、二十多名“大日本爱国党”——谋杀掉日本社会党的领袖浅沼稻次郎的刺客就是这个政党的成员——的党徒以外,就只有一百二十名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警察了。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爱国知识分子在场。以和日本知识分子交朋友为己任的大使先生,他的这篇演讲可以说是无的放矢了。
尽管他的演说落了空,但是他的到来并没有被忽视。日本的民众到底还是要问问他:为什么美国要侵略和平的古巴?在他的汽车还没有开到他的“新的家”以前,那里就已经有七千多名的东京市民在等待着他,其中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这只是根据《每日新闻》英文版的记载,实际人数当然不只此)。他本来是“怀着坚强的、乐观的感觉”到来的,曾几何时,这种“感觉”马上就动摇了。他不敢面对日本的民众,更不敢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诿称他长途跋涉,有点儿疲劳,因此他就踡缩在汽车里,拐弯抹角,在偌大的东京乱逗圈子,茫茫如丧家之犬。在此同时,日本政府专诚派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为他打开了一个缺口,总算使他可以进入他的“新的家”。这位“能够回来真感到高兴”的大使,一钻进去以后,就关上大门,再也不敢出来了。
这就是轰轰烈烈地宣传了几个星期的美国驻日新大使赖肖尔先生上任的情景。真正的学者本来是会受人尊敬的,何况他还是日本的“女婿”,日本话讲得那么流利,并且在日本知识界中还有许多老朋友。但当一个“学者”一下扯下戴了好久的假面具,露出真相,使人看到他原来是个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的时候,不管他的话讲得多么漂亮,他再也玩不出什么新的把戏。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希望利用他这一块“学者”的招牌来骗人,也确是枉费心机。一位日本朋友说得好,“要想和日本人民交朋友,第一步得先撤离美军在日本的基地。”花言巧语只会引起人的愤恨。赖肖尔的被命任,在美国外交史上算是开了一个先例。赖肖尔到任的“盛况”,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能不说是开了一个先例。但不管美国开多少先例,帝国主义的本质总是使它到处闹笑话,到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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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歌唱 〔日本〕大岛博光
我要歌唱,
宛如春雨渗入黑色的土地,
渗入人们干渴的胸膛。
宛如一阵风,吹来,
正在檐下晾晒褴褛衣衫,
在窗前吹着气生火的女人的叹息。
我要歌唱,
歌唱那踏着柞树的落叶,
寻找橡实的孩子们的眼睛。
歌唱那孩子们唤起树林的回声的呼喊,
那被出卖、被掠夺而后才意识到的,
森林的美妙,和热爱祖国的感情。
我要歌唱,
歌唱那父亲的呼唤穿过辽阔的雪原,
传到独立徬徨的儿子的耳边。
歌唱母亲紧紧搂抱着幼儿的手臂,
幼儿深夜梦见豺狼,
突然发出了火烧般的哭声。
我要唱一只促人清醒的歌,
宛如一股冷水,
冲进小巷里醉鬼的耳朵。
我还要在微暗的黎明前,
在人们的睡梦中,
唱一只云雀报春的歌。
我要歌唱,
歌唱那青年人随风飘动的头发,
和黑暗中匕首的闪光。
唱一只醇酒般的歌,烈火般的歌,
无论在严寒的夜里和雪里,
都会使疯倦的血液燃烧起来。
我的歌唱,
宛如救火车冲向现场的警笛,
打破人们夜里的睡梦和沉默。
宛如一片森林,暴风雨愈是疯狂,
就愈发抖动着所有的树枝,
发出响亮的呼啸。
最后,我还要歌唱,
即使在苦痛中,在悲惨中,
生活在大地上也是美好的。
然而,消除悲惨,克服绝望,
进行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斗争,
这样的生活就更美好。 〔李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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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谈“眼见为实” 马柏生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话,一般说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有从普通镜子里的“眼见”,有哈哈镜里的“眼见”,有显微镜下的“眼见”,也有X光透视的“眼见”。这些虽同是“眼见”,所见却大不相同。在普通镜子里照见的人的面孔、服装等外表;在显微镜下,我们见到的是另一种情形,在这里一根头发有柱子那么粗;在哈哈镜所见的又是一种情形:瘦子变成了胖子,高个变成了矮个或者是头大脚小,上身细下身粗;而在X光镜的透视中,我们则透过人的皮肤表层看到了人的五脏六腑。不过这种种从不同角度中的所见,归纳起来,却只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前者透过事物表面,反映了事物内在的本质。后者所反映的只是表面的、片面的东西,有的甚至是完全被歪曲了的东西,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见。
最近,在大兴调查研究的风气影响下,许多人都走出办公室去见见了,这是好现象。然而应该怎么个见法呢?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或者走马观花,东张西望,粗枝大叶地去看一点表面现象,这不仅不可能见出什么结果,而且还难免不出乱子的。因为这种表面性的所见,其结果是使人只见阴面不见阳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或者是一件事情经过他的眼睛的折光,简直像哈哈镜一样,变成了奇形怪状的东西。
做调查研究工作,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精细地研究矛盾的特点、矛盾的各个方面,见总体也见个体,见过程也见环节,见远的也见近的,见物又见人……如此全面仔细的见,才是真正的“眼见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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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肮脏的买卖 米谷
〔据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批特务正在扮成“商人”,以“商业”掩护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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