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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探索
——谈沪剧《鸡毛飞上天》的创作 陈荣兰
沪剧《鸡毛飞上天》是以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为基础,用集体的力量编写出来的。参加创作的有:丁是娥、石筱英、俞龄童、张鹤亭、杨云霞、顾蕊芳、宗华、文牧、陈荣兰等九人。
1960年春天,我们在上海市文教工作会议上听了吴佩芳关于战胜困难、办好民校的发言,很受感动。特别是她在改造顽童胡海发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高度政治责任心,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向困难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当时我们就决定要把它搬上舞台,教育更多的人。
主题的确立
我们动手创作的时候,对这个戏的主题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应该把办好民校的主题表现出来;也有些同志认为主题应该是反映街道里弄大跃进的新气象,歌颂先进的妇女;更多的同志却主张以改造顽童为主题。因为吴佩芳教育和改造顽童胡海发这一段事迹,从头到尾的过程非常完整,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本身就能构成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戏剧情节。
这些看法都是吴佩芳的事迹引起的反响,听来又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觉得,吴佩芳办民校所遭遇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她所进行的斗争也是复杂艰巨的,怎样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找出最能表现其本质意义的主题,确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拿吴佩芳改造顽童这件事来说,确是她的事迹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也确能集中反映她的革命精神与先进品质。但是,如果单从情节着眼,孤立地描写顽童改造过程,戏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性就未必那么高了。另一方面,如果能发掘出最本质的东西,通过这件事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胜利,表现伟大时代的面貌,就会有更大的思想意义和教育作用。
吴佩芳的事迹到底包含着什么本质的东西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她的全部事迹作了认真的分析。分析下来,我们发现她的思想自始至终和另一种思想对立着、斗争着。这种斗争表现在:一,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依靠群众,坚决创办民办小学,另一种思想则反对这样办学;二,她认为顽童是旧社会的遗毒造成的,有信心能把他改造好,另一种思想则认为无法改造,对付顽童只有开除一法;三,她坚信民办小学能和公立小学办得一样好,另一种思想则认为这是妄想,即使她后来真能把民校办好,也是由于偶然的因素。
我们把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提高一步来认识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出了它的本质:它有力地反映了在教育事业中两种办学思想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找出这个主题的典型意义,我们又去访问了好些民办小学,发现了民校创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规律:一,在办民校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二,教学经验很缺乏;三,招进来的学生质量较差,改造顽童的问题较突出。这些情况都和上述的两种办学思想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
同时,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我们启发很大,使我们认识到,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挖掘出来的关于两种办学思想之间的斗争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有充分的依据,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是符合生活的真实的。
我们就这样确定了戏的主题。
英雄形象的塑造
主题确定之后,开始进入取舍材料、塑造人物、安排情节的阶段。这些工作,都需要环绕着主题来进行。
吴佩芳的发言所提供的材料,虽然已经不是生活现象的罗列,而是经过一番挑选,组织得比较完整的。可是按主题所要求的深度来说,仍旧显得不够集中,不够典型。因此,怎样把生活真实提炼为艺术真实,就成了我们创作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必须树立起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在这个剧本里,就是民校教师林佩芬。她脱胎于生活中的吴佩芳,而又不同于生活中的吴佩芳。
塑造林佩芬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反复研究了吴佩芳的思想感情和具体事迹,从中选出最能表现剧本主题和人物先进品质的材料,加工整理,构成了剧本的轮廓。例如,吴佩芳教育胡海发的过程中,胡海发曾经先后向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朝她脚上撒了一泡尿,这种事一般人是不能忍受的,可是吴佩芳却不动声色,同时她从胡海发低下头去的动作觉察到孩子懂得羞惭,因而对他的改造有了信心。一口唾沫一泡尿的细节,正好反映了吴佩芳处处为革命着想,不顾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而胡海发的这些行动,只是他顽皮成性的表现。我们在剧本中把这两件事集中成一次,安排在林佩芬开始教育虎荣的时候,由于顾婉贞诬告虎荣打了她的孩子,还要学校开除虎荣,林佩芬不同意这样做,虎荣在受了委屈的反抗心情驱使之下,不能接受林佩芬的教育,向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顾婉贞立刻趁机反唇相讥,讽刺林佩芬“不要上台容易下台难”。这一来反而促使林佩芬坚强地克制住激动的感情,有力地唱出了:“一口唾沫小事体,佩芬不生孩子气,……倒是顾师母的一番话,句句刺在我心里,……我们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定要鸡毛飞上天”。这就强烈地表现了林佩芬不怕任何打击,坚定不移向困难作斗争的革命意志和鲜明的阶级立场。主题也通过这一情节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又如在生活中,吴佩芳教育改造胡海发的过程相当复杂艰巨,曾经有过三次的反复:第一次胡海发上课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跳窗逃掉,吴佩芳冒雨追赶的亲切关怀,使胡海发受了感动,开始悔悟;第二次胡海发又变坏,偷了母亲的钱,经吴佩芳耐心教育,有所改进;第三次胡海发跟别的孩子合伙去偷人家的纱窗,再一次变坏了。由此可见,要把这样一个顽童改造好,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是,如果把生活中这种反反复复的过程如实地搬上舞台,不但显得繁琐,不见得能说明问题,甚至还会收到相反的效果。因为一再表现孩子的偷窃行为,会削弱老师耐心教育的作用,同时还会损害这个逐步改正错误的孩子的形象。于是,我们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把生活的真实作了必要的更动,把它改成逐步深入,有层次、有发展的三次情节:第一次是虎荣偷奶奶的钱,奶奶把衣袋用线缝牢还是被他偷去,他父亲生气地要送他去劳动教养,刚好林佩芬来作家庭访问,劝住虎荣的父亲,并且表示愿意把虎荣领去,保证能教育好。这些事在生活中都有,但是分散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现在集中起来,合并地写,便于更突出表现林佩芬坚决教育好工人阶级子弟的决心。第二次是虎荣已经在改正错误,不偷钱了,只是无意中拾到同学书包里掉下来的一只盒子,由于好玩,藏了起来,想据为己有。我们觉得,这样安排,可以说明他的偷窃行为虽有改正,贪小的习气仍未彻底清除,同样表现了改造顽童的艰巨性,却不致削弱林佩芬教育的作用,不致损害这个孩子的形象,还使他以后的转变有了令人信服的依据。第三次是虎荣发现拾来的盒子里放着三块钱,怕交出来反而被顾婉贞当贼捉住,蒙受洗不清的冤枉,因此冒雨逃跑。这样,就给生活中心血来潮的顽皮行为找到了合乎情理的依据,造成尖锐的戏剧冲突。雨中追踪那一场,我们又增加了滑跌和抢救的舞蹈动作,使这些表演能够形象地推动情节走向高潮。
再如,林佩芬冒雨追到虎荣,把他领回家去以后,用讲故事来打动他,启发他,终于把他教育过来了。原来在生活中,吴佩芳只讲了台湾的故事,鼓励胡海发做好孩子,争取上北京见毛主席。我们特为加了一段林佩芬讲自己的故事,讲她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进了学校也受歧视,付不清学费又被推了出来,只能日想夜梦,巴望了二十年,望到解放才能重背书包,现在当了老师,可是有个小朋友偏偏不用功,不学好。这一大段唱词是用赋子板唱的,既能表现林佩芬的阶级感情和切身体会,点出她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的力量的来源,又能充分发挥沪剧的特点,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尽管这些事不完全是吴佩芳生活中所有的,却符合我们社会的真实情况,显得比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更为真实。
上面所说的只是改造顽童这一过程的处理,它虽是剧本的主要部分,却还不是全部。由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戏的处理和真实生活有所不同,其中有虚构,有夸张,有补充,有删节,事件发生的次序也重新安排过了。这样处理的结果,使林佩芬突破重重困难,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最后取得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先进品质更为鲜明,更为突出;这个英雄人物虽有一定的真人作依据,仍然是一个综合了大跃进时代先进人物特点的人物,有些地方像吴佩芳,有些地方就不一定像。
关于顽童虎荣的形象
林佩芬这个人物树立起来以后,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完成,就拿虎荣来说吧,这个顽童在剧本中到底占什么地位呢?他能不能构成林佩芬的对立面呢?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能。
虎荣虽然是林佩芬花了很大气力改造的对象,但他毕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子弟,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对象。因此,对这个孩子的处理,也要慎重从事。既要表现改造顽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又不能随意夸张,损害了孩子的形象。
我们除了为虎荣的行为找到根据,使它有一定的情理可循之外,还在他身上发掘出一些好的品质,我们就抓住这一点,描写虎荣性情耿直,欢喜解放军,爱打抱不平,乐于帮助弱小的孩子,所以宝宝愿意找他一起玩,以免受到坏孩子的欺侮。这一层,在戏里是林佩芬进行家庭访问时从他扔在四处的连环画,表现了他喜爱这种英雄侠义的行为,从而找到虎荣性格形成的原因,发现他还有一些工人阶级子弟的气质。这正是后来林佩芬向他讲台湾故事和进行阶级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据。这样的安排,同时还有助于刻划林佩芬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胡海发本是生活中顽皮儿童的一个代表。民办小学学生质量较差,课堂秩序较坏,只是一个暂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戏里表现这种情况,多从积极方面来描写,可以使虎荣的形象更完整。
反面典型的概括
如果说,林佩芬和虎荣这两个人物,在生活中依据较足,比较容易着手,写起来也比较鲜明有力。那么,对立面,也就是反面人物的树立,就使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就有必要安排一个与正面人物自始至终处于冲突地位的对立面。既然虎荣不能成为对立面,就得另外找一个。
开始的时候,由于过分局限在生活的实际事例之中,我们曾经觉得十分棘手。在吴佩芳的事迹中,确实找不出一个自始至终阻碍她办民校的对立面来。但是,生活中又确有很多和她相抵触的反面现象散见四处。因此,我们就把散见在生活中的反面现象加以概括,集中地表现出来,创造了顾婉贞这个人物。
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顾婉贞这样一个人,但是她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行为,都是吴佩芳办民校过程中所真正遇见过的。例如,戏里的顾婉贞不相信民办小学能办好,她主张:校舍要新建,设备要齐全,操场要像样,桌椅要讲究,学生要聪明伶俐,否则就干脆不要办。生活中虽然没有人像她这样提出一整套办学方案,却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当时和吴佩芳一起的就有人认为:“房子、家具,什么都没有,不能办学校。”也有人认为:“家庭妇女办学校,弄得出啥名堂。”更有些人瞧不起民办学校,当人家去动员他们子弟报名时,“砰”地把门关上,加以拒绝。可见事实上对民办小学这一新生事物表示怀疑,加以阻碍的情况是存在的。顾婉贞这个人物具有充分的典型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我们集中创造了顾婉贞这个未经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妇女作为戏里的对立面,也为了更有利于戏剧冲突的表现。由于她的思想中存在着较浓的资产阶级意识,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不能很好地接受,就必然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不相适应,因此就处处和民办小学发生矛盾。这样就能使整个戏剧情节完整地贯穿起来。
戏一开始,就表现出顾婉贞和大跃进形势相抵触、对社会主义革命心存不满的没落阶级思想情况。接着,林佩芬在困难的条件下办民校,顾婉贞处处挑剔为难。在林佩芬去动员她家孩子报名入学的时候,她先是多方推托,后来听到老皮匠来告诉林佩芬,民校的房子还没有着落,眼看后天开学成问题,林佩芬正要向她告辞,赶着去想办法,她却冷笑着摸出钞票交学费,存心为难她们。在虎荣拾到装着钱的盒子以后,顾婉贞大吵大闹,硬说学堂里有贼,要去报告派出所,弄得中间分子宝宝娘也动摇起来,要把孩子领回去,这就使矛盾尖锐化,变成民校还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了。戏的结尾,虎荣已经变好,不再偷东西了,顾婉贞还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最后还拿出两块钱来试探虎荣是否偷窃,想使林佩芬的全部努力宣告失败。这件事在生活中原是胡海发的母亲用来试探自己的孩子是否真正变好的,现在把它放在顾婉贞身上,就能更好地表现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也使全剧的结局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戏剧情节的加工
剧本写好之后,在演出中经受了观众的考验,一般地说反应较好。可是整个戏还不够紧凑,有点前松后紧的毛病。前半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都不及后半部,林佩芬到公校取经那一场戏,就显得弱了一些。这场戏边演边改,经过了多次的讨论和修改。最初用了暗场交代的形式,由林佩芬到公校去要求取经,公校的老师出来接待,领她到后台去,就完了。后来得到生活的启发,把吴佩芳撑着雨伞冒雨取经的事实搬到舞台上去,由林佩芬和另一个老师陆琼一同取经。取经回来又接演一场备课的情景,也是根据生活中的实事,描写林佩芬和陆琼怎样一个当老师,一个装学生,进行演习,效果也并不好。因为这种场面有点像电影镜头,放在舞台上不好表现,又显得拖沓零碎。于是再改为陆琼被困难吓住了,不愿意干,回家去,林佩芬只得单独前去取经。她一个人既要取语文课的经,又要取算术课的经,两面奔波,集中地表现了她取经的毅力和艰苦性。终于使这场戏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跟着来的是陆琼的处理问题。她离开了民校,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如果作为在困难面前时的动摇,也还可以理解,问题还在于,她走了以后,该怎样使她回来呢?我们曾经打算加一场杨书记说服她回来的戏,可是演来演去,总有点说教的味道,不感动人。后来决定把书记说服用暗场处理,舞台上只表现陆琼回来时边走边唱,简简单单几句话交代了杨书记对她的劝说,走进民校刚好遇见积极分子毛头娘,毛头娘不知道她离开的事,还以为她是和林佩芬一样忙于工作,耽误了吃饭,特地把饭菜热好,送来给她们吃。这番热心和好意使陆琼更觉羞惭,她向毛头娘说明自己不是为工作耽误吃饭,而是教书有困难没有教下去,心里难过吃不下饭。毛头娘仍然热情地劝她吃饭,还说万事开头难,自己办食堂也遇到困难,心里越怕越弄错,亏得杨书记帮助,后来果然顺利了。陆琼感动地说:“毛头娘,我要向你学习。”林佩芬正在这时取经回来,见了陆琼就唱:“陆琼呀,这一天我多么想念你。”这样处理,使这场戏感情非常饱满,同时又简洁含蓄而有余味。前后连贯起来看,也给人以一环紧一环,一波接一波的感觉。
通过这些修改,还使我们体会到,吴佩芳的发言,主要是总结经验和汇报式的,尽管包含着许多生动感人的材料,毕竟不是戏。作为一出戏,还得根据戏剧的需要,适当安排情节,有起伏,有波澜,不能满足于提出一个矛盾,解决一个矛盾,遇到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困难。要是那样写,不论你在一出戏里提出多少矛盾和困难,结果还是会形成平铺直叙,一环松一环,看来没劲。更重要的是:越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越不能表现现实生活的本质,越会削弱戏的思想意义和教育作用。
推陈出新的尝试
最后,还想谈一谈表现形式的问题。
严格地说,这个题材比较适合于用电影手法表现,在戏曲舞台上是有一定困难的。戏里有好些场面,处理起来都很棘手。像第三场,描写林佩芬上第一课,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四十分钟一堂课二十分钟就讲完了,课堂秩序也很混乱。这场戏实质上是表现以林佩芬为代表的新事物和以顾婉贞为代表的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在课堂外面偷听的顾婉贞这个对立面也同时放在观众面前。如果按照一般现代剧布景的处理方法,顾婉贞只能站在舞台的后部,这样,演员被布景挡住,就无法表演了。如果把她放到舞台的前面,人就进入了课堂之中,似乎不合情理。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我们大胆地突破了舞台布景三堵墙的限制,运用了以虚代实的戏曲传统形式,舞台上真实的布景装置减少了,表现起来却更真实了。
第四场取经和第八场追踪也是如此。按照常理,这些场面在现代剧舞台上都是无法处理的。过去被话剧框子套住的沪剧舞台上也是无法处理的。我们一面继承戏曲传统,一面大胆创造,在舞台装置上也尝试着从生活真实跨到艺术真实。像第四场,如果像现实生活那样,摆出两个课堂的布景和道具,安排两个教师对着学生上课,就会造成舞台上的拥挤和累赘,表演也无法进行了。我们考虑到这场戏主要不是表现公校上课的情况,而是要表现林佩芬取经的艰苦性,就干脆彻底地把课堂里教课的情景全部略去,使舞台上空无一物,让林佩芬面对着观众,把观众当作课堂,用她的演唱和幕后的帮唱来表现公校上课的情况。这样,观众可以从演员虚拟而逼真的表演中形象地看到林佩芬向公校取经的情景和她内心感情的流露。像第八场,林佩芬在马路上冒雨追赶虎荣,舞台上只有电车站一景,通过演员跑圆场和挡雨的姿势,无形中扩展了舞台的空间,延长了奔走的距离,造成了雨中追赶的气氛。又用汽车喇叭声响和幕后帮唱衬托出虎荣险遭车撞的情节,解决了舞台上表演汽车的难题。事实证明,戏曲中传统的概括,凝炼的表现形式,可以用到现代剧里来,使人看了信服,感到真实。
× × ×
《鸡毛飞上天》这出戏,是在有关领导同志和吴佩芳同志本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和前后近十次的修改,才渐趋完整的。我们试图通过生活中的现象,进一步加以挖掘,找出其中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本质事物来,达到艺术真实的境界。整个戏的创作过程,也可以说是试图从生活真实提高到艺术真实的过程。然而按照今天的要求来看,我们感到做得仍然是很不够的,还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提高。这里记下的,只是这个戏创作中的一些粗浅体会,还有待于大家的指正。(附图片)
林佩芬(丁是娥饰)在雨中追到虎荣(顾蕊芳饰),把他领回家去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大与细
——艺术家的观察与描写 蒋和森
灯下读杜诗,看到诗人有很多写得雄深变幻、意境极为开阔的好诗。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又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等。这些诗,不仅表现出诗人的艺术之高,也表现出诗人的眼界之大。
但是,诗人另外也有不少写得细致精微、一向被人传诵的好诗。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等。这些诗,除了同样显示出诗人的艺术造诣之外,又表现出诗人的观察之细。
然而,在这大与细之间,不是有一种引人思索的东西么?
诗人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家在千汇万状的生活现象或自然现象面前,当他寂然凝虑,静观默察的时候,一方面必须是目光四射,纵览乾坤;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独具只眼,洞察幽微。
大与细必须兼备,这不仅在诗为然,对于其他各种艺术创作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常有所不同。
齐白石的画,每在草木虫鱼之间,这些小小的物事,似乎无大可言。但是,当画家匠心独运时,却也可以看出此中的大处。你看他大笔几挥,落墨如泼,看去毫不拘泥细节,然后便成粗犷苍劲而又生气淋漓的一幅。原来,齐白石的画,不是以事物的外形取大,而是以艺术的气派取大。
再者,齐白石在大笔挥洒之余,也有下笔颇为工细的地方。譬如画家对于一根虾须、一片蝉翅,就不是那么粗粗一笔了事,而是轻轻地钩,细细地描,只是这些都作得恰到好处;在那细如游丝的虾须和薄如轻纱的蝉翅中,既使人产生水色空明、抱叶身轻的艺术美感;又不使人感到因细抢大,整个画面依然洋溢着阔大雄浑的笔调。
除齐白石而外,还有我国古代的许多写意画家,如郑所南,徐渭、朱耷等,他们常常通过横恣的笔致和独特的构图(如悬根倒置的兰花),或寄以亡国之痛,或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那又是所画虽小,而寓意甚大了。
由此可见,大与细常常互相结合,有时是表现在一个诗人的身上,有时又是表现在一幅画里。总之,二者各有所用,不可偏废。如果只细不大,则细碎猥琐、风格卑弱;但如果有大无细,则又往往流于空洞粗疏。所以,固然不可因细抢大,却也不可因大拒细。
鲁迅先生深察旧中国的腐败和积病,其目光可谓大矣!然而当他对黑暗社会投以匕首时,却往往从头发、胡须、牙齿或照相、喝茶、看戏这类小事情上下手,而笔锋所至,无不击中旧社会旧时代的要害。可见,鲁迅先生不仅看得大,也看得细,而且常常是由细见大。
《红楼梦》也常常是这样。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时代面貌,无论从它的构思、布局以及所触及的生活面来说,都是很大的。但是,当作者在进行观察和描写时,却是那样地细致从事,举凡家常絮语、穿衣吃饭等等都加以精雕细琢的刻划。看来,在这部小说里充满了所谓日常生活细节,但是由于在那些细节描写的后面,常常蕴含着深的意义或连通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所以《红楼梦》从不使我们感到细而浅,而是感到大而深。譬如吃饭这桩细事,在《红楼梦》里是时常写到的,这里面就有细中见大的地方。刘姥姥游大观园时,吃的是“茄鲞”饭,用的是“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和“黄杨根子整刓的十个大套杯”,这一切书中都写得很细;然而当刘姥姥看到这豪奢的贵族排场,不禁惊叹地说:“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这就使我们感到书中虽然写得很细,但内中所藏又是不细的了。
这种细中见大、或者是大中有细的描写,不独《红楼梦》如是,在其它小说中也屡屡可见。譬如在《水浒》中,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是书中写得极为愤激昂扬的一场大杀。但是,作者于激烈紧张的笔墨中,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武松在大杀前的换衣整带,特别是身边所带的两把刀——一把腰刀和一把朴刀。这两把刀是怎样放的,又是怎样使用的,那一把刀杀了那些人,书中对此都作了细致的交代。虽然,读者的注意力并不为这些细节所牵引,然而不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才强烈地表现出武松的勇武沉着以及对迫害他的黑暗社会所怀的深仇大恨?直到杀至张都监的老婆时,突然“刀切不入”,这才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原来,武松“就月光下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这个细节,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武松的杀人之多,同时也愈是表现出武松的仇恨之大。此后,书中又一丝不苟地写武松丢了那把缺刀,拿着朴刀继续杀将下去。直到杀毕,走出张都监衙门越城而逃时,书中又细致地描写了武松在城濠边整衣换鞋,同时更不忘交代一笔:“提了朴刀,投东小路”去了。像这种大中见细的描写,在《水浒传》中还有很多。譬如像书中描写武松过景阳岗时所带的那根哨棒、林冲风雪山神庙时肩上所扛的那枝花枪以及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时那粗中带细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都说明像《水浒》这样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虽然是写得风雪奔会、波澜阔大,但并非用粗线条涂抹而成,却有许多下笔极细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艺术家在进行观察和描写时,不可忽略细节。由细不仅可以见大,而且细流之汇,可成大海。许多森罗万象,有着广阔思想社会内容的长篇巨制,都是通过许多细节描写的组合,才显得那样的丰满,那样的深厚。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细,只有当细的地方才能细。或者说,只有细得有意义的地方才能细。如果不加取舍、不加提炼地一味追求细,那样就会陷入琐琐屑屑的自然主义。那种作品只能在形式上或篇幅上显示其大,不能在内容上、思想风格上显示其大。
《金瓶梅》和《红楼梦》都写得很细,但这两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却大有高下之分。《金瓶梅》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虽然在不少地方对恶霸地主家庭的丑恶生活作了细致入微的刻划,但那常常只停留在客观的意义上;由于作者对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缺乏强烈的憎恨,甚至在许多地方竟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玩赏态度;更有不少描写,看来好像是揭露,其实是堕入低级趣味。因此,这部小说便在很多地方流入为细节而细节,以至显得琐碎繁冗,常使人失去卒读的耐心。更重要的是,还因此失去了高尚的思想艺术魅力。
《红楼梦》里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比《金瓶梅》之所以显得高,原因就在于:它所表现的不是随便一种甚么生活琐事,而是具有内在意义或诗意光辉的细节描写。同时更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寄予者深,所感慨者大,因此作者是在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整个作品的思想主题这一前提下,来从事各种日常生活细节描写的。作者既写出那棵封建大树的枯枝朽干,又通过叶片的萎黄来反映出根部的腐烂或时代的征候。因此,整个《红楼梦》既显得精雕细琢,而又体大思深。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必须以大驭细。
而以大驭细,必须首先胸中有大。所谓胸中有大,即是要求作家需要具有思想、生活、艺术、知识这四方面的深厚修养,其中又以思想修养最为要紧。一个作家只有站在时代先进思想的水平上,在今天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在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才能深入于细而又不伤于细,并且又能由细及大,或寓大于细。
大与细,这是对立的统一。大与细的关系,常常也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把大与细、个别与一般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个作品,无论它的主题思想、人物结构是怎样的巨大,但比之于生活本身总是显得非常有限的。以有限之笔而反映无限之象,这就必须善于寓大于细,善于以个别体现一般。正像宋代的一位画家所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丈之势”?。唐代的一位诗人也说得好:“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高尔基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
应该采取微小而具有特征的事物,制成巨大的和典型的事物——这就是文学的任务。?
明乎此,则许多创作上的问题,如是否可以写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是否非写所谓“英雄群像”就不足以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又如是否在今天只能写重大的社会斗争而其它一切题材都当微不足道等等;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大与细的辩证关系上去得到一点解决。注:?文与可语
?刘禹锡语
?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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