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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严译《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 赵靖 一
严复（1853—1921年）是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但参加了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运动，而且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他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所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诀论》和《辟韩》等文章，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政治论文。这些文章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颇为猛烈的攻击，对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严复的翻译工作对当时的思想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头一个较大规模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这里包括对严复所曾起过的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
严复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名《国富论》）。《原富》在1898—1900年间译成，1902年出版，这时正是改良派变法运动由高潮到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在译书时，严复随时联系着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感想，在《原富》一书中加了多达数万字的按语。严复在他的著作中，谈到经济问题的地方很少，也很零碎，而在《原富》一书中所加的按语却集中代表了他的经济思想，这些按语是我们在整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遗产时应当加以注意的。本文不是对严复的经济思想的系统的评介，只是根据我们在整理这些按语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初步认识，提出几点看法。 二
严复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他积极宣扬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并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作武器，攻击清政府阻碍和压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要求给民族资本以充分发展的自由。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十八世纪后期代表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要求对私人的经济活动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他所攻击的对象，是当时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严复翻译《原富》时，中国并没有什么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的困难处境，却远不是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业资本的情况所能比拟的。这时中国已经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汉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清王朝——勾结外国侵略者，给予国内的幼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极其严重的压迫与摧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改良派人物，都极力反对清政府的这种“病商之政”，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取得较为有利的条件。严复翻译《原富》的目的，主要就在于利用亚当·斯密反对西欧重商主义的武器——经济自由主义，来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改革要求服务。
严复把亚当·斯密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说成是必然的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自然之机”和“必然之势”），认为实行变法，给予私人以发展经济的充分自由是“应天顺人”；指责反对变法的顽固派是“逆天违理”，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造成民族危亡。他攻击勾结外国侵略者企图垄断新式工矿交通事业的洋务派官僚（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另一派别），指责他们所办的事业都是为了自己派系集团的利益而侵吞公款和掠夺人民。他批评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都是“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②，所以办了几十年毫无成效。他要求清政府取消一切妨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废止洋务派的官僚垄断，除了国防、司法、教育和邮电等事业由国家办理外，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诿之于民”和“听民自谋”。严复也认识到，资产阶级要得到发展经济的自由，必须以在政治上获得一定民主权利为前提。他批判了当时洋务派头子张之洞要变法不要民权的谬论，认为人民无权，就不能有发展经济的自由，“法”也就不可能变，国家也就不可能达到富强。
严复的这些主张所根据的诚然都是亚当·斯密的现成理论，但是和当时其他许多改良派人物比起来，严复的这些主张毕竟还是较为深刻和有力的。其他改良派人物也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关于西方的知识来鼓吹资本主义，批判封建主义，但他们的这些知识多半是从传闻或表面观察得来的，因而他们在经济问题上一般只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实际的主张，而很少能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虽然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能够有颇为深刻的见解）；严复则能够利用像亚当·斯密学说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武器来同封建主义作战，这无论如何要比其他改良派人物的论述更为有力。
在运用经济自由主义同顽固派作战时，严复也提出了几点有创见的较合科学的见解。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1）在反驳顽固派“重本抑末”的谬论时，对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见解。
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统治秩序，常常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如秦代曾把商人和赘婿、罪犯一同抓去充军和做苦工，汉代则除了对商人征重税外，还不许商人“衣丝乘车”，在社会上提倡贱视商人的风气）。为了替这种政策措施制造理论根据，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说法，把农业说成是衣食之本，而工商业则是无关轻重的“末业”，为了不让“末”来害“本”，就必须“重本抑末”。
到了近代，这种重本抑末的封建老教条就成了顽固派反对变法、压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主张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自然极力反对这种论调。改良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王韬，就已揭穿了顽固派宣扬这种论调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地租剥削利益，而根本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其他改良派的人物也都纷纷指出，不发展工商业，中国就不能富强。但是，他们都没能对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在理论上给予较深刻的说明。
严复也坚决反对顽固派用“重本抑末”的说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他同时认为，可以说农业是“本业”，而工商业是“末业”。农业所以是“本业”，是因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程度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有一定剩余，则工商业都无法存在。他说：“盖地为百产之宗。使耕牧树畜者，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尽，其他工商之业，乌得立乎？此易见者也。”③
他又认为，农业虽然是本，但工商业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工商业不但和农业同是民生所必需（“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且没有工商业的发达，国家就不能摆脱贫困落后，农业本身也得不到发展。他以外国情形为例，指出“波兰、俄罗斯、西班牙、波陀噶尔（即葡萄牙——作者）诸邦，舍农而外，几无余业，而皆不富，且进治极迟。”④来证明发展工商业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在批判顽固派“重本”就可以救贫的谬论时，他又指出，如果反对发展工商交通事业，农业是不能孤立地获得发展的：“议者知务农矣，而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不知使货出于地，而莫与为通，虽国家今筹甚巨之款，以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于民，民今为之，不二三稔，其委之而去，又自若也。”⑤
根据上述理由，严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农业与工商业，虽然“理实有本末之分”，但“末”的说法不应带有歧视的意味，不应“贵本而贱末”，而是应该把它们看作“于国为并重”⑥。
严复关于农业与工商业相互关系的见解，是有很多缺陷的。他虽然指出了农业的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但没有予以正确的论证。他的关于农业“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的说法，实际上重复了法国重农主义者
“农业以外的劳动都是不生产劳动”这种说法的错误。他虽然看到了顽固派重本抑末的说法是敌视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像王韬那样进一步揭露顽固派“重本”的目的，只是维护地租剥削利益而不是真想发展农业，也没能指出当时农民破产流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和农产品不易流通，而是由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尽管如此，严复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吸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符合科学的意见，赋予本末的说法以和传统的封建教条完全不同的意义，对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作出了这样一个含有一定科学成分并且多少首尾一贯的说明，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
（2）在反驳顽固派“黜奢崇俭”的谬论时，严复对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出了含有一定合理成分的见解。
封建地主阶级本是最富寄生性的阶级之一，越是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也越加荒淫无耻。代表最反动的大地主统治集团利益的顽固派，在这时搬出“黜奢崇俭”的口号，当然并不是真的想崇尚节俭，而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把近代工业和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一律诋为“奇技淫巧”，诋为“奢靡无益之物”，因而用“黜奢崇俭”的说法，作为敌视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顽固地坚持落后的自然经济的思想武器。
当时的许多改良派人物，为了反驳顽固派的这种谬论，就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说法——黜俭崇奢。他们力图论证，提倡“奢”，增加消费，可以扩大市场，因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提倡“俭”，则只便于少数人把财富闭藏起来，会阻碍“货财流通”，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上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顽固派说成了一些只想窖藏财富的“守财奴”。但是顽固派并不是守财奴，因此这样的批判不能真正打中要害，况且这种说法也不能正确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资本家总是力图扩大其资本积累。在资本还不够雄厚，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时，资本家尤其要尽量设法加快资本的积累，因而也要提倡“俭”。“黜俭崇奢”的提法，显然是无法表达出资本家对资本积累的这种迫切要求的。
因此，严复就对俭和奢的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他承认“俭”是好事，不赞成这些改良派人物反对“崇俭”的意见。但他认为，俭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扩大，如果借口提倡俭而反对发展生产，那就违反了俭的目的，而成了“财之蟊贼”了。从这种目的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生产、资本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的看法，认为消费的多少，要以不影响资本积累，不影响扩大再生产为限度，只要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扩大，增加消费对生产不但无害，而且是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的。他又认为，积累和消费的多少，都决定于收入的大小，只要收入增长得多了，就可以而且应当适当增加消费。他说：“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支费，相酌剂为盈虚。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顾事必求其可长，而养必期其无竭，……约而论之，财如粟然，其专尚支费而不知母财之用者，获而尽食者也；其独重母财而甚啬支费者，罄所收以为子种者也。二者皆讥。独酌剂于母财支费二者之间，使财不失其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则庶乎其近之矣。”⑦
在这段话的后半，严复用农业生产作比，把他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只管扩大消费（支费）而不顾资本（母财）积累，就像把收获的粮食尽数吃掉而不留种子一样；只顾资本积累而力图限制消费，则等于把收获的粮食全都留作种子一样。正确的办法是要恰当安排资本积累与消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到既有适当的消费，又可使财富愈来愈增长。
严复所谈的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都是从资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所说的财富增长，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更加富有；他所说的消费的适当增长，当然也不是想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我们今天所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完全是两回事。但严复的这种看法，从理论上表明了新兴资产阶级加速积累扩大生产的要求，给予顽固派反对工业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谬论以较为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是有其进步作用的。同时，由于生产、积累和消费这些环节，是任何物质生产过程都必须具有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服从于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规律，而且也服从于对各种社会生产都适用的共同的规律。严复关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的论证，有若干点（如认为消费的增长不应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积累的扩大，消费可以而且应当随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类共同规律的要求，因而是含有一定科学成分的见解。 三
严复的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比起当时的许多重要的改良派人物来，有较为深刻、较为正确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⑧十九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上，都明显地体现出这种两重性。
严复属于改良派的右翼，他对封建主义比改良派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康有为等）都带有更大的妥协性，在政治态度上比他们更软弱。但是，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严复却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严复是一个爱国者，他在甲午战争后写的一系列政治论文，都贯穿着变法救亡的爱国思想。他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目的，也是为了唤起中国人民注意民族危机的严重，告诉人们不变法图强就会在“生存竞争”中陷于灭亡。他对帝国主义侵夺中国利权和强迫中国支付巨额赔款，感到痛心疾首。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爱国的表示。这一类的爱国主张在改良派其他人物的著作中也是不难找到的，但是严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问题的认识，在许多地方是改良派的大多数人物所不及的。下面也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1）严复曾痛斥一切殖民主义者都是掠夺者和压迫者，它们对殖民地附属国都是“既尽其利，必残其民”⑨，没有一个是例外。这和梁启超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认为美帝国主义争夺古巴、吞并夏威夷是“锄强扶弱，救民水火”的错误看法比起来，是要高明得多了。
（2）严复已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主张“门户开放”，是为了便于进一步掠夺中国而不是对中国友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曾倡议瓜分中国，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这种狂妄野心无法实现。于是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主张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独立的情况下，由各帝国主义共同掠夺中国。这本是一个最为阴险恶毒的侵略口号，但美帝国主义却恬不知耻地把它说成是为了挽救中国。当时有一些人，包括某些进步人物在内，都曾为这种口号所蒙蔽，误认为美帝国主义不像其他帝国主义那样有侵略性。但是，严复却不相信这是帝国主义的“好意”。在《原富》的一个按语中，他明确指出：“近者英人贝勒斯福游华，归而著说，主大开门户之谋，而黜瓜分之议。彼固计利而动，夫岂有爱于我也哉？”⑩ 四
在其他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上，严复也曾提出过含有一定科学成分的见解。例如，在谈到分工问题时，他就曾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然则谓有积贮而后有分功可，谓有积贮而分功自生不可。尝见西人经营海外新垦地，往往人工未集，所挟资财，坐食立尽，则莫相督之故也。”?资本找不到可供剥削的雇佣劳动（“莫相督”），不但不能开工生产，而且连资本本身也会被资本家当作消费基金消费掉。这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科学价值的见解。
在另一个按语中，严复批评了亚当·斯密关于古代社会中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很高就证明当时利润率也很高的说法，指出古代的商人并不靠借债经营商业，因此当时的高利率是和利润大小没有关系的。他说“案谓古之赢率必先，以其时息大之故，则须证古之经商皆贷母为之而后可。否则一时息大，不足以云赢率与俱优也。息率之大，生于二故。一视贷貣二家之民数相待之多寡，二视其当时民信之何如，与赢率不相涉也。”?亚当·斯密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自古已然的“自然的”制度，因而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息率和利润率的相互关系，去解释古代的高利贷资本问题；而严复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高利贷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借贷资本的不同，不相信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赢率）和利息率（息率）相互关系的原理可以适用于古代。这又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深刻处。 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和改良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严复的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希图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但不同的是严复直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他在中国资产阶级学者中第一个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并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作武器同顽固派、洋务派作战。严复的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求实现中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这也是他与当时的其他改良派人物共同的地方；但严复在这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认识也有比他们更深刻的地方。
严复的经济思想的再一个较显著的特点是：他对一部分经济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中有些是较为深刻的，包含有一定的合乎科学的成分（如上面提到的他对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关系等的看法）。在这方面，严复的确超越了改良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他的某些见解在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文献中，也是比较罕见的。
我们对严复的经济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应当予以恰当的估价，把它看作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整理和总结。
当然，严复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右翼人物的经济思想，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受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影响，因而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都离开亚当·斯密的带有合理成分的见解而落到庸俗经济学的泥坑里了。例如，在商品价值的问题上，他就一再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相信庸俗经济学者的供求论；在利润问题上，他相信庸俗经济学者的“监督工资论”（即把资本家剥削工人得来的利润说成是资本家因从事监督“劳动”而应获得的工资）。他虽然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不能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去说明侵略的原因，而是从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和其他庸俗学者的理论出发，把侵略的原因归结为绝对的人口过剩（严复译作“过庶”）和绝对的资本过剩（“过富”）。他显然不了解，这些说法都是替侵略者辩护的论调。在土地问题上，严复的思想是更加庸俗的，他极口赞美地租和地价的增长，把购买土地说成是既可“所收日多”，又可获得“有地之荣”?的名利双收的最好投资方式。就这点说，他是完全站到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4页。
②亚当·斯密原著，严复译述，《原富》，第509页按语（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二）。
③同上书，第374页按语。
④同上。
⑤同上书，第858—859页按语。
⑥同上书，第144页按语。
⑦同上书，第350页按语。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4页。
⑨《原富》，第634页按语。
⑩同上书，第584页按语。
?同上书，第278页按语。
?同上书，第334页按语。
?同上书，第358页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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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谈唐代版刻 群明
我国的版刻史，应该从汉石刻讲起，版刻继承了石雕的传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石刻到汉代，不论绘像或碑文，在技巧上都已经非常成熟，具有高度的独创的艺术风格。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命蔡邕写刻《石经》，立在鸣都门，颁布天下。这部《石经》，是我国最早的书。随着石刻经书的出现，唐朝的版刻已经有了普遍的发展。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所刻的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佛经、诗文，以及农民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日用书。当时刻本已经有插图，还刻外文（梵文），印刷品已经作为商品出售。这时期刻板技术成熟的工人多为官方占有。由于唐太宗崇仰佛教，所以官方所刻的佛经特多。民间刻日历的地区非常普遍，并且遭到唐太宗（627—649）的禁止，发布诏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据记载与实物，唐太宗时，玄奘取经回长安，曾刻印佛经与普贤像，用回锋纸印刷。近年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妙法莲华经》，可以肯定是唐代刻本。元微之在白香山诗长庆集序中谈到白居易的诗，已“缮写摸勒炫卖于市井”。司空图《一鸣集》，有一篇题为《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莫雕刻律疏》。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从敦煌石室盗去的，有太和二年（828）和乾符四年（877）刻的两本日历，并有咸道九年（868）所刻的《金刚经》。近年又在四川唐墓中，发现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此经中间刻一小佛像坐莲台上，周围刻梵文经咒，梵文外又围刻小佛像。柳玭的《家训序》中说：“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体，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这些足以证明唐代版刻的广泛的发展。
解放后在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子本《妙法莲华经》（见下图），四川唐墓中发现的成都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给我们研究版刻史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里先说一下卷子本《妙法莲华经》。这卷经的刻工非常成熟，显示了书法原有的风格，要是看照片，很容易当成南北朝的写经。书法的结构近魏、晋，字体端正，用笔浑厚，不露锋芒，一笔不拘，圆润如珠。与塔中乾宁四年所写的经卷比较，显然刻本比写本年代早得多。刻本每行十七字，每张纸十七行，刻本中所用的字形，如虫写成“?”，差写成“?”，最写成“?”，都是魏、晋的简体字，很可能是根据魏、晋人写本雕板的。刻本的墨色比写本更黑，纸张比写本更旧，可以断定为唐代刻本。这卷经可以证明，当时刻板技术已经成熟（当然全国各地不可能一样），同时《妙法莲华经》是一部长篇经书，刻这样长篇经书需要有一批熟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是否镌刻过石碑，虽然无法知道，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版刻接受了石镌的技术传统。我国早期刻板，都是写刻本。在木板上刻字刻画，要讲究原来画家书法家的笔意，不能失去原作精神面貌，这个特点，十分明显。《妙法莲华经》的刻法，显示了写刻本成熟的技巧，也说明接受了石刻的写刻的传统。但是版刻比石刻进步，因为版刻面积少，木板比石版硬度低，不易破裂，刻的时候速度快，用力少，而且木版可以大量印刷。总之，由于有了石刻的传统，版刻能够发展迅速；由于有了石刻的成熟的技术，版刻技术也很快达到成熟的境地。这里不是说唐代民间所刻的日历、佛像，都掌握了成熟的技巧，从唐至清，民间所刻的日常所用的书，总是没有官家所刻的精致。这是因为民间刻书，缺少书法家，劳动人民所需的书籍印本为了实用，也没有经济条件去刻精致的书。作为研究唐代刻印技术，当然应该以《妙法莲华经》作为这个时代刻版水平的代表作。
其次，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也给我们说明了唐代刻印事业的规模。要是印刷条件很差，刻印技术水平很低，汉文还不能广泛刻印，那是不会去刻印梵文的。而且这个刻本不是官家刻的，而是私人——卞家刻的，可想当时成都一定还有李家、张家或王家都在刻版。卞家是不是做生意的小书铺，现在还缺乏根据，但是从这里可以肯定，唐代私人刻印书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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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中国科技史编写问题
最近，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编写问题。到会的有竺可桢、张含英、刘仙洲、侯外庐、夏鼐、刘崇乐、李俨、叶企孙、钱宝琮、夏纬英、王振铎、侯仁之、胡庶华、陈邦贤、王毓瑚、王若愚、杜省物、程之范等以及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全体同志共四十余人。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主席竺可桢主持。
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编写一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科学界与历史界说来，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对世界文化有过很大的贡献，需要作一个科学的总结。同时，各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有了一本综合的科学技术史，就能使人更好地看出并考虑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同时对各门专史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
在讨论中，大家针对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提出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与“中国古代科学史”这两个提纲的名称，就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提出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名称比较合适，因为从发展次序来说，技术在先，科学理论在后，古代科学脱离技术就不能谈理论；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说，也是技术方面较多；从现有科学技术著作而言，凡写古代的大多是用科学技术史的名称，用科学史的名称大多是偏重近代。还有人认为，技术是劳动人民的结晶，忽视技术就容易忽视劳动人民的创造。
关于科学技术史的分期问题，引起到会者许多争论。有人认为，科学史分期和社会分期是不能分开的；有人则认为，可以不管历史的分期，完全按照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分阶段；也有人主张根本就不要分期，而是按照学科从古到今的进行叙述。刘仙洲提出，他写机械史就是把古代部分以公元1600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其理由是我国从远古到公元1600年这一段期间的发明创造，都真正是我们自己的，而1600年西洋科学技术传进来以后，中国的机械发明就多多少少地受到西洋的影响。张子高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科学技术史的分期问题与社会发展不能分开。他说，我国社会史分期的主要困难是封建社会的形成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提出意见。从化学史来看，春秋战国是一个时期，这是封建社会的开始，否则就不能解释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现象。半殖民地社会的分界线，对各门科学都有影响，这是明显的。至于整个封建社会，可以按王朝分。王振铎则认为，应该首先根据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排成一个体系，再参考通史，不要为通史所局限，可以和它有不同。刘崇乐提出，各门学科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切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要严格用划分时期来归纳，不符合发展实际。他提出先给以总的叙述，在总的叙述中可以分时期，然后把各门学科分成为几个较大部门（像科学院的学部那样）来叙述。此外，许多人从本门学科方面对科学技术史的具体分期问题提出意见。发言者一致认为，春秋战国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时期，从水利史、地理学史、化学史、农学史、医学史等角度来看都是如此，这一个时期应该作为一个阶段。但是对明中叶是否划分为一个时期问题，就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侯仁之认为，明中叶以后，地理学有很突出的成就，工艺技术与本草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应该划分为一个时期。王毓瑚说，农学在明末的发展并不显著，因此不需要划一个时期。程之范认为，明代医学很进步，清代差一些，他不同意这两个朝代放在一个时期，也不同意将明代分成两半。
在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到，要解决分期问题，需要各门专史摆出材料。不仅分期需要如此，编写这本书也需要如此。许多人提出，编写一部科学技术史，是一件综合性的工作，需要有各门专史做基础。因此，到会者认为，应该尽快把专史写出来。到会者还一致强调提出，综合不等于把各门专史拼凑起来，而需要有机的联系。这就涉及一个贯串全书的纲的问题。张子高提出，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能否像提纲中那样以农为纲呢？需要考虑。刘崇乐认为以农为纲是不够的，因为植物学的发展受医学的影响比农学更大，有的东西（如交通工具，指南针等）同医学和农学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提出以农、医、工三门为纲。
在如何有机联系的问题上，有些人提出社会背景的作用和处理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从提纲来看，每个时代的前面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叙述，以后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内容，这种写法很容易形成两者之间毫不相干。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等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系，这种关系应该在具体内容中有机联系，不要生搬硬套，能联就联，联不上就不联。
关于这本书采取的形式问题，刘仙洲说，写历史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而科学技术史可以按纪事本末体写。即：首先有一个总的概括，然后按照每门学科，从古到今的叙述，这样可以避开困难的分期问题。刘崇乐基本上同意这种意见，不过认为学科不要分得太细，以免和专史重复。夏鼐认为，我们应该把各门学科合在一起写，多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侯外庐认为，可以分两步走，先写一本编代史，只谈各个时期的科学技术概况，然后再找规律。
讨论中还提出了许多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叙述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时应该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根据，不要美化古人，不要用现代名词术语套在古人身上等等。侯外庐还指出，编写这本书，会存在很多困难，应该试点突破，把比较成熟的部分（如天文、数学等）先写出来，取得经验。
（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