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马克思的研究工作 张仲实
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用批判的方法继承了上世纪人类先进思想所造成的优秀成果，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并加以发展，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关于被压迫群众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一切国家胜利的学说。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学说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所以正确、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建立在最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面，把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一方面科学地冷静地分析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承认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把两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目的主要地是想谈谈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他的治学方法。从马克思的战友、朋友以及亲属的许多回忆里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治学方法有许多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这里只能叙述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学术研究和革命斗争密切结合
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的头一个惹人注目的特点，是不死啃书本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学问而学问，为了著作而著作。马克思是个革命者，他的“始终不渝的目标”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和无产阶级推翻这个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完全服从于这个目标。拉发格在回忆他和马克思的谈话时写道，马克思认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凡有幸能够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自己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因此，把科学研究同革命斗争密切结合，是马克思一生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看到，他和恩格斯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都是“有的放矢”，不是直接同敌人进行斗争，便是阐明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关的某一问题。
马克思一生的目标既然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所以，他毕生对革命的实践也就十分重视。他在从事理论活动的早期，在1844—1845年，就明确地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是不善于理解和评价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条件和意义，他并且指出，唯物主义如果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片面、毫无生气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视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毕生除从事理论工作以外，始终注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以及他和恩格斯的通信里边，有关这一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就是证明。
马克思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用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拉发格在回忆里边写道：马克思“认为一个学者，只要他自己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平，那就决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决不应该永远把自己关在书房或实验室里，像一个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不过问生活，不过问自己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正像恩格斯指出的，斗争正是马克思大显身手的机会。人们知道，马克思从1842年投身社会起到1883年逝世止的四十年间，除主编许多革命刊物，给许多刊物撰稿和著写许多革命的小册子外，还积极地参加了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许多工人革命团体；最后还创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并加强了他们的国际主义的团结。
马克思十分重视理论宣传。他从事理论工作，是为了给世界工人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和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拉发格在回忆中写道：“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虽然不抱任何成见，但是从事著作却只有一个确定的意图，这就是传播自己研究的成果；并有一个坚定的明确的决心，这就是给过去一直徘徊在空想迷雾中而找不到出路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促进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这一阶级的历史任务便是当它一旦取得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导权，就要建立共产主义。”马克思除著写了许多理论著作外，还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两地的工人群众组织里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和讲演。1847年他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德国旅比工人协会”，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名著《雇佣劳动和资本》，就是在这个协会里的几次讲稿。马克思对自己的所有讲演事前都经过深入的考虑和充分的准备。听过马克思讲演的一个工人佛·列斯纳在回忆中写道：“马克思是个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息。”
掌握材料，深入分析
马克思一向反对说空话。他从事研究和著作，首先掌握一切有关的资料。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文里边写道：“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材料发展的各种不同形态，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只有完成了这样的工作，才能用适当的方法把现实的运动描绘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每种著作，都搜集大量的资料。他在著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仔细钻研和作过摘要的书籍达一千五百多种；仅仅为了写此书第一卷前两章，他从各种书籍中作的摘录达二百处以上；为了写英国劳动法二十多页的文章，他竟把英国博物院整个图书馆里凡载有英国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从头到尾读过了。
马克思对于书籍的内容采取批判态度，对所引的材料加以检查和分析，有时还研究大量的统计资料。他从不使用未检查过的材料，也决不用间接的材料，总要找到材料的原来出处。
马克思把搜集来的材料加以整理，作出摘录或内容提要，按性质或历史年序编排，以备以后选用。马克思十分重视作摘录和提要的工作，认为这是掌握读过的资料所必须的一种工作。他在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在柏林大学就学时期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仅习惯于从所有我读过的书籍中作出摘要，例如对列辛的《拉奥孔》、索尔格的《伊尔文》、温克尔的《艺术史》和鲁登的《德国史》等书，都是这样做的，并且还附上自己的意见。”不用说，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科学研究和理论著作的过程中，更其大量地应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为了著《资本论》而读过的一千五百多种书籍，他都作了摘要。他甚至把自己的藏书也作了摘要。到了晚年，他为了“个人的理解”，还作了一部详细的世界史年表。可惜，他没有完成这部著作，从纪元前91年起到1648年止，他遗留下来的稿本共有四册，每册有一百三十页到一百四十页，共约八十个印刷页。后来恩格斯把此著定名为《编年史》。从这个遗稿中，我们可以学习马克思如何具体地进行每一项研究工作，如何处理历史材料。他对大量的历史著作中作了摘要，查考其中的材料和事实，并和其他方面的材料加以对照，纠正自己摘要中错误或不精确的地方，补入新的事实和事件，并对这些历史事件加上自己的说明。
马克思还把自己研究过的材料，常常用专论的形式写下一般的结论。这是他为了更好、更深入地研究他所要研究的科学，为了自己应用，不是为了发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著序言里边讲到他研究的经过和著写此书的计划时写道：“全部材料以许多篇专论形式摆在我的面前，而这些专论是在相隔很久的不同的时期写下的，是为了给自己弄清楚问题，而不是为了出版”。马克思在这篇序言里讲到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付印情况时写道：“八开本两大厚册的原稿早已送至威斯特发里亚的出版地方，但是后来我们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的改变，稿子已不能付印了。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给自己弄清楚问题，已经达到，所以，我们也就乐得把原稿让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在著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所写的这种专论，共有七本手册，印出来约有五十张印刷页。
马克思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总是阅读大量有关的书籍，弄清它所有的历史根源和先决条件。例如，他为了写《资本论》第三卷内地租一篇，“在七十年代对这个问题曾作了完全新的专门的研究”（恩格斯语）。他特别研究了上古史、农业学、俄美两国的农业状况，就原书作了摘要，以便将来重新整理时可以利用。
为了搜集和研究外文的原始材料，马克思还学会了许多种外国语。他说，“外国语是一种斗争武器”。除祖国语文——德语外，他还懂欧洲许多文字——英、法、意、西等语，能熟练地用英、法文写作，并能把一些外文作品译成德文。为了研究俄国经济的发展和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著作，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积极地学会了俄语。1877年他在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里写道：“为了能够用专门知识来判断俄国的经济发展，我学了俄文，从此以后，我就经年屡月地研究了有关这方面的俄文的官方文件和其他文件。”
马克思研究某一事物总是根据大量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实质。拉发格在回忆中说：“马克思兼有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须具有的两种品质”——分析和综合的能力。“他巧妙地把一件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描绘它的一切细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卓越的范例。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商品生产。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首先就分析这个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的关系：商品交换，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列宁）；然后，进而依次分析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货币、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积累和其历史趋势；最后便作成了这样的归纳：随着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必然要完蛋，剥夺者一定要被剥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胜利。这样，“我们在《资本论》里面看到的便不是单个的定义、单个的公式，而是对现实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极其细微的差别和极其微小的区别都表达了出来。”（拉发格）
态度谨严，文体完备
马克思为人诚恳、坦白、爽直，从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在科学研究和理论著作中，他采取谨严态度，憎恶轻率、庸俗化。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对学问的老实态度。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决不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对某一问题感到自己没有充分的准备，他决不作任何批判。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边说，他在1842—1843年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初次要对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他感到狼狈，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前进’的善良愿望大大超过对于问题的实际知识，而《莱茵报》上却对带有微弱哲学色彩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反应”；他“反对这种浅薄草率的态度”，但同时在同《奥格斯堡普通日报》的论战中他坦白地承认，他当时的知识不允许他“对于法国各流派的内容本身敢加以任何批判”。马克思因认识到自己学识的不足，便努力钻研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和法国历史，终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极其谨严认真。对于所研究的问题，一再深入思索，丝毫不马虎；对于各种材料，力求完备准确；对于不同意见，尽量考虑斟酌。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里边写道：“马克思对于自己的科学研究是真正有兴趣的，二十五年来，他以无可伦比的谨严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深思，他竟如此谨严，以致他自己对于自己结论的形式和内容未感到满意以前，在他没有最后确认各书都已经读过、所有相反意见都已经考虑过，每个问题都已经彻底解决以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有这末一个故事：伦敦马克拉棱出版了一本关于货币流通的书，图书馆里还没有，他便叫他夫人到出版处去打问。书的价钱太贵，他无力购买，便特地写信给恩格斯，请求恩格斯将购此书所需的款邮寄给他。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这本书对于我可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根据《经济学者》所介绍的情形，并根据我自己读过的摘录，而不了解全书，我的理论上的良心不许我再写下去。”人们知道，马克思从1843年起，就着手搜集资料，研究经济问题；到1857年才动笔写作；又过了十年，到了1867年，在掌握了全部有关材料，并完成了《资本论》草稿以后，才发表第一卷，中间竟历时二十四年。
马克思对于自己的每一著作，都有高度的责任感，都有高度的要求。对于著作的内容和形式，十分讲究，力求完备无疵。拉发格的回忆说，没有充分把握的事实，他决不引用；没有事先彻底研究过的问题，他决不谈论；没有经过仔细加工和一再修改的作品，他决不出版；没有作过最后校正的手稿，他决不拿给别人看。“他宁愿烧掉自己的手稿，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常常问《资本论》写作的情况，并多次催他快些完稿，劝他不要在形式的细节上耽搁太久。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1865年7月31日）中答道：“我不能决定在全部没有搞妥以前，即送出任何部分。不论它们有什么缺点，但是它们却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这是我的著作的一个优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用我的办法才行，这就是在著作没有全部搞妥以前，决不付排。如果用雅各·柯林的方法，就办不到这一点，这个方法对于没有辩证法结构的著作，较为适宜。”
马克思对于文字和风格，也十分讲究。他常常教导人们要
“逻辑地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严格的修辞家，往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寻所需要的用语。他十分重视用语的鲜明、准确、简洁、通俗。为了这个目的，他差不多每天都要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学习其中的语言。他憎恨滥用外国字。
马克思对于自己著作的稿子，总是一再加以修改，力求文体完美。拉发格在回忆中写道：马克思“对自己的著作从来没有满意过，总是修改了又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自己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部著作，在巴黎公社成立后不久，在1871年4、5月写成。就遗留下来的手稿看，这本书前后修改过三次（三稿均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一书）。初稿共三章二十二节，连“片断”一章算上，共四章二十七节，约六万字；二稿被压缩为七节，连“片断”算上，共八节，约三万三千多字；第三稿即正式发表的稿子共四节，约三万七千字。第三稿不仅在字数方面比初稿压缩很多（比二稿稍多一点），而且在结构和内容方面也比初、二稿大不相同了。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简短而有力的线条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准确和这样——这是主要的——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浩繁的著作都是望尘莫及的”。
马克思的文体是多样的，对于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文体来写作。例如，《资本论》、《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和《伏格特先生》三著的文体，就完全不一样。马克思著写《资本论》的终极目的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经济运动规律。他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进行严格的科学的分析，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因此，“这部书是整个一生科学工作的成果，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用科学表达出来的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谈的不是政治的宣传，不是鼓动的词句，而是严格科学的结论。不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怎样，但任何人都要承认，在这里社会主义初次被科学地阐明了。”（恩格斯语）《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语），它的目的是在揭露1851年12月2日法国政变的实质。路易·波拿巴是一个狡猾而极不正派的大流氓，于1848年12月用欺骗手法当选为法国总统，于1851年12月2日在军阀、银行家、投机商和大资产阶级等的支持下，举行政变，终于废除共和，改行帝制，自封为皇帝，号称拿破仑三世。这一事变“像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恩格斯语），但是人们只表示愤怒、惊异，却不理解它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部简短的著作里用他那锋利的笔，叙述了法国1848年2月革命以后法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内在联系以及这次政变的不可避免和其实质。这里有愤慨的严厉、有致命的戏谑，有神圣的怒火。“在这里把政变英雄的本来面目毫不掩饰地描绘了出来，……凡认为拿破仑三世是本世纪伟大人物……的庸人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本著作中学到一点东西”（恩格斯语）。而《伏格特先生》一著，又完全是另一种文体。伏格特是个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被拿破仑三世政府所收买，替这个政府的对外政策辩护，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者，还给马克思捏造了许多无耻的谣言。马克思便写了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来答复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边，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描绘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并揭穿了伏格特的真实面目——背叛自己过去的民主主义。在这里，马克思用幽默、讽刺、戏谑的笔调，极尽开玩笑的能事，伏格特成了他的“取之不尽的大量取笑材料的储存品”（李卜克内西语）。此书出版后，恩格斯在一次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是马克思“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作品”。
学识渊博，勤奋努力
马克思的学识极为渊博。拉发格在回忆中写道：“马克思的头脑里装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实以及哲学理论，并且他又非常善于利用他长期脑力工作中所积蓄起来的全部知识和观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问题，都可以向马克思提出来，都能得到你所期望的最详尽的答复，而且总是附以概括性的哲学见解。他的头脑就像一艘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到思想的任何方向去”。除长期攻政治经济学以外，马克思还通晓哲学、法律、各国历史。他研究过技术理论、实用经济学、统计学，以至意大利簿记。他特别研究过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及其他各种自然科学，以至生理学、解剖学。他写的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据专家们的评论，有很大的科学意义。他熟悉西欧各国的古典文学，特别熟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能背诵海涅、歌德等人的许多诗句，并且经常引用。他能阅读欧洲各国语文，以至古斯拉夫文、俄文、塞尔维亚文等。
马克思是非常勤勉、努力的。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写道：“曾经有人说，‘天才就是勤奋’，如果这句话不完全正确，那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没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便不能有天才。既没有精力又没有工作能力的所谓天才，不过是个漂亮的肥皂泡或者是一张只能到月球上去兑现的期票。但是，那里有超乎寻常人的精力和工作能力，那里就有天才。……我所知道的所有真正的伟人都是极其勤勉和尽心竭力工作的。这种说法完全适用于马克思。”马克思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十分旺盛的工作精力。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很长，从早晨八、九点起，一直到深夜，他不知疲倦地紧张地工作，有时甚至忘记吃饭和休息。他在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为着综合我的经济学研究，我通夜发狂似地工作”。
马克思在著写《资本论》这部巨著的过程中，更其劳苦，常常克服各种困难，不顾疾病，紧张工作。在此书第一卷出版后，他在给齐·梅尔的一封信里谈到为什么没有写回信时写道：“为什么我没有给您写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处在坟墓的边缘上。因之，我在我有工作能力的时候要利用每一瞬间来搞完我的著作，为了这部著作，我曾经牺牲了健康、生活的幸福和家庭。”
书籍是马克思的奴隶，他使它们完全服从他的意志。在他的书房里，书柜、壁炉的两边、桌子上都摆满了书籍、各种文件和一包一包的报纸。这些东西不是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而是按内容分类有次序地放着，他用的时候不须寻找，一下子就能拿到所需要的东西。他把书中需要的地方画上线、用铅笔打上记号或把书角折叠起来，发现作者的错误时在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惊叹号。为了锻炼和巩固自己的记忆力，每隔一定时间，他把自己的笔记或看过的书中打了记号的地方或作过摘录的地方，重读一遍。他每次都是用新的观点去读，从中获得新的益处。
马克思总是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所看的书籍和所得的知识。他看书时作摘要或摘录；对于所读的东西加以深思，归纳成一定系统；甚至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有了某种观念，便写成专论，以便使自己的研究有个结论。这种学习方法，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养成，直到逝世止，从未间断。
总之，马克思是十分勤勉和努力的，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写道：“学习！学习！这就是马克思常常劝导我们的一种无上命令，但是他个人的榜样就已经含有这种命令，甚至仅仅看一下这位伟大天才的永不停息的学习精神，更令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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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江苏天文学会农学会土壤学会
讨论小麦密植中的光照问题
江苏天文学会、农学会和土壤学会最近举行了讨论会，就“小麦合理密植中的阳光照射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中心是播种小麦的行向问题：南北向好，还是东西向好？
天文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农历通书上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依据太阳运行的规律计算出来的。“顺乎天理，不违农时”这句农谚，也反映了世代农民是一直关心天文和气象因素的。近年来，农业工作者为了力争高产，更加重视研究作物合理密植中的阳光照射问题。因此，怎样充分地利用太阳的光能？这是天文工作者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人员，会同土壤、农学研究人员，从去年以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向讨论会提出了报告。
第一篇报告是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人员提出的。报告首先概括了过去各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往总结小麦丰产经验时，常碰到同一块地中的小麦，种植在边行的很少倒伏，中间的多半倒下来，影响丰收，这就产生了所谓“边行优势”的说法。农民群众也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有人主张南北向，也有人主张东西向。报告接着介绍了依照紫金山天文台意见所作的实验，以相同的条件，把小麦按南北向和东西向各种一分地，得到的结果是：由于齐苗期南北向比东西向为早，所以在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分别提早八、四、三、二、一等天。从出苗率、成穗率、土壤温度等情况看，南北向比东西向好。可是在5月上旬，突然来了一次强大东风，又是风雨并袭，致使南北向的因正面受风而倒下来的比东西向的多，南北向的中间部分倒下来的又比边上的多。报告人认为，这次风雨可以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
另一篇报告是紫金山天文台研究人员提出的，他们以南京地区小麦栽培为例，认为决定行向的条件有日光和风向。为了使行中空气流通，可以做人工风沟。太阳是不变的因素，所以行向应该迁就太阳。根据他们的计算，如行距和单位播种期相同，则作物要取得同样足够的阳光的照射，东西向的播幅就会比较小，也就是有效面积小了。从这点出发，麦田应条播，行向南北。
针对这两篇报告提出的问题，到会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教授提出：是否一定要在东西向与南北向中取其一？可否让它有个偏角？由于上下午对流层高度变化，太阳虽然在同一高度，但对作物影响可能不同；而且就作物需要的阳光而言，上下午也未必一样。参加讨论的气象工作者认为，江苏地区农民多半主张南北向，但纬度偏南地区，如广东、广西地区的不少人则认为东西向好，这可能与纬度、太阳位置有关。会上，有人还从植物生理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物对光的需要主要是红光与蓝光，所以绝不应只考虑光的量，而还要考虑到光的质。而且，直射光利用率是低于散射光的。分段生长期所需光照条件也不相同，地区不同，行向的作用也不一样，南方行向不同差异大，北方因有越冬期，故行向作用不明显。因此，应从不同地区作物不同生长期来具体分析，考虑多种因素，尤其是在最关键时刻的光量与光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