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
叶叔华
我们日常所用的时间，无论是北京时、莫斯科时，或者是全球通用的世界时，都是拿地球的自转周期来计量的。天文工作者用望远镜去观测恒星，用恒星作为不动的目标来测量地球的自转，然后再校准我们的钟。通常所谓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周所经历的时间再加上地球公转在一年当中的平均数（大约是每天三分五十六秒半），然后等分为二十四小时或者是八万六千四百秒。如果地球的自转速率发生变化，一天的长短就跟着变动，一秒的长短也不得不改变了。秒是时间的基本单位，而时间又是与长度、质量并列的三种最基本的物理量，它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有关系。另一方面，引起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原因又和地球表面与内部物质分布以及运动的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地球自转变化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地球的结构和演化。
事实上，地球的自转速率是在变化着的，现在已经知道这种变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年一周的季节性的变化，也就是地球自转在一年之间有时快有时慢；第二种是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间，自转速率不规则的起伏性的变化；第三种是一直变慢的趋向，也称为长期性变化。
首先发现的是长期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长期观测月亮的运行中找到的。自从十七世纪初期，刻普勒从大量的天文观测归纳出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更基本地阐明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以后，根据这些定律来研究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的运动，并且推算它们位置的学科——天体力学就建立起来了。
天体力学的发展，不但能够准确地预测日月食，推算行星的位置；在公元1846年和1930年，还帮助天文学家根据计算去找寻当时所未知的遥远行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先后发现，标志着人类掌握客观规律的伟大胜利。
可是，天体力学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关于月亮运动的问题。1695年，从古代和当时日月食观测的比较，发现月亮的运动有加速现象。大约在五十年以后，这个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月亮的运动每世纪要加快十弧秒左右。
月亮为什么愈跑愈快，这个问题吸引了当代许多数学家的注意。欧拉和拉格朗日都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787年，拉伯拉斯指出：由于大行星对地球的引力作用，地球轨道的偏心率逐渐变小，这样就影响到太阳对月亮的吸力，使得月亮的运动逐渐加快。拉伯拉斯计算得月亮的长期加速值应该是每世纪十点一八弧秒，正好和观测所得到的数值吻合。
看来月亮运动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不料在六十六年之后，重新复核拉伯拉斯的计算时，又找出漏洞。原来既然地球轨道有了变化，势必影响月亮的运动速度，因而理论推算的月亮长期加速值只应该是每世纪五点七零弧秒，这和观测值还相差得很多。
这个悬案，一直到1905年，太阳运动也发现有微小的长期加速现象，继后在水星、金星的运动中找到同样的现象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月亮长期加速的问题实际上是地球自转速率长期减慢的后果。
天体力学运动方程中的时间变量，本来设想是均匀的。这就是说，计算的天体位置应该对应于一只走得一点不差的理想钟所指示的时间。现在，我们所用的是地球自转所指示的时间。如果地球钟愈走愈慢，观测到的天体运动就会愈来愈快，观测与计算之间就不能一致。运动愈快的天体，反映出来的偏差愈大。月亮、水星、金星、太阳（太阳运动实质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都是太阳系中运行比较快的天体，其中月亮走得最快，所以长期加速现象也发现得最早。其他三个天体，既然长期加速的性质相同，数值上又都比例于它们的运动速度，这就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地球的自转速率是逐渐减慢了。
地球为什么会愈转愈慢呢？海水潮汐所引起的摩擦，会消耗地球的一部分能量，因而使自转的速率慢下来。许多学者对潮汐摩擦作了种种估算，发现浅窄海湾所引起的潮汐摩擦，大致和观测所得的长期减慢值相符合，其中以白令海峡的影响为最大。月亮长期加速所对应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是每世纪变慢千分之一、二秒左右。
地球自转速率的不规则变化，也是首先在月亮观测中发现的。十九世纪中叶有了更完整的月亮运动理论，拿根据这个理论计算的月亮历表和过去的月亮观测比较，又发现月亮的运动另有一种不规则的起伏性变化。变化的原因虽然找不到，可是从1650年以来，变化的情况可以用一个周期为二百六十年的经验公式来表示。这个现象的产生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月亮的运动理论还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因而不能完全代表观测结果；另外一个可能是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也就是说：理论计算时用的是理想的钟，实际观测用的是走得不准的钟，因而对不起头来了。
1919年，卜朗更详细地研究月亮运动的理论，重新加以发展。他的月亮运动理论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完善的。可以说，从引力理论出发，该考虑的因素都考虑了。为了求得与观测结果一致，虽然缺乏任何理论根据，卜朗还是不得不把代表月亮运动起伏变化的经验公式，引用进来。可是事与愿违，自从1923年起，卜朗的月亮历表被用为天文年历中推算月亮位置的根据以后，推算的位置总是不对头，而且不论是把经验公式加进去或干脆是把它删掉都无补于事。
看来问题并不出在月亮身上，是不是地球又在背地里作怪呢？经过许多天文家的努力，把十七世纪以来的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的观测资料加以详细分析以后，1939年终于在这些天体的运动中找到相同的起伏现象，起伏的大小分别比例于这些天体的运动速度。这样就完全证实了地球的自转速率有不规则的起伏变化。
起伏变化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地球自转速率都在增快，十八世纪初期起，基本上变慢。十九世纪前半又有一段变快的时期，1840年到1860年之间又慢下来，以后又逐渐转快，特别是在1870年附近快得更多。1900年到1915年之间又有一段特别慢的时期，目前的趋向仍然是在变慢。如果在1900年把地球钟和理想的钟校准的话，到现在，地球钟已经比理想钟慢上35秒了。
地球自转速率的长期和起伏变化，问题的出现与得到肯定所经历的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从理论上计算的月亮位置和实际上观测位置的偏差引起，又同样是以太阳、金星、水星的情况为旁证来加以肯定。理论与观测的偏差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用上面的方式不可能觉察到更短期的效应。如果我们拥有比地球更稳定的钟，就不难更及时更细致地检查地球自转运动的情况，地球自转速率的季节性变化，正是这样找到的。
1935年左右，在波茨坦和巴黎都曾经进行过用石英钟和天文摆钟来考查地球自转速率季节性变化的工作。限于摆钟本身的误差和当时石英钟的精确度，所得到的结果缺乏说服力。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钟的质量和用天文观测决定时间的工作精确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终于得到一致的结论：地球的自转速率在一年之中呈现季节性的变化，春季慢了约千分之一秒，秋季快大约同样的多。累积下来，每年5、6月间，地球钟比理想钟要慢上百分之三秒；9、10月间又要快上百分之三秒。这个数字看来虽小，可是对于研究高稳定度的振荡频率和钟的工作来说，其伤脑筋的程度并不下于六十年来地球钟慢了35秒所引起的编算历表工作的困难。
既然种种烦恼都是由于地球自转速率不能守恒引起，我们又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善变的量来计量我们的时间，那么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另定一个可靠的时间单位，或者是在有足够的根据以后，把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加以修正。
1950年在专门讨论天文基本常数的会议上，天文家一致同意在编算历表的时候，废除经验公式。这种纯粹用引力理论推算出来的天体位置，并不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时间相对应，而是对应于一种理想的均匀时间，这种均匀时间就称为历书时。它的基本单位是1900年的地球公转周期（一年），再把它细分为秒。从1960年起，各国出版的天文年历所登载的天体位置，都是对于历书时而言的。
改用历书时以后，编历的天文家固然不必挖空心思去凑合变化无常的地球，但是日常所用的时间，依然是以地球自转来订定的世界时，因此就有必要测定世界时和历书时之差。解铃原是系铃人，过去月亮因为行动最迅速，因而受地球自转变化影响最大；现在反过来，我们拿对于某已知世界时观测所得的月亮位置，和历书上的月亮位置比较，反求相对应的历书时。不过，尽管月亮比其他天体走动得快，和地球自转比起来却要慢上二十九倍之多，再加上测定月亮位置的精确度也比较用恒星来测定世界时的精确度低些，因此，要把历书时定得和世界时的精确度相仿，需要花费三数年的工夫，这就是说，要知道现在准确的历书时是多少，我们还得等上三年左右。好在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并不太厉害，所以还能够根据过去的规律性给定一个推测值，以应急需。真正高精度的要求，可以在两三年后，根据确定的数据加以订正。
至于目前所用的世界时，现在仍然沿用。但是为了适应高精度科学技术的需要，从1956年起，把地球自转速率的季节性变化加以修正，称为准均匀世界时。虽然地球自转的起伏变化不能预测，它的季节性变化却是相当稳定的。通常在每年年底给定国际通用的次年的地球自转速率季节性变化修正，一般说来，它和第二年实际测定的结果相差甚微。另外，1956年10月以后，历书时的秒也代替原来的秒作为时间的基本单位。
除了地球的运动之外，究竟还有没有其他自然现象，可以作为计时的绝对标准呢？在原子或分子中，如果粒子的运动状态改变，往往随同放射或吸收某一固定频率的辐射。因此，利用微观的物质状态，可以得到不受外界影响的异常稳定的频率。用石英钟把这些频率累积起来，就得到以原子频率来决定的时间，我们称它为原子时。1955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具铯或者氨的原子（分子）钟，投入应用，担任校核频率的工作。原子钟提供的时间标准，一般累积到三百年以上才会相差一秒，比之地球自转决定的时间三年左右就可能相差一秒是要高明一些。根据理论上的计算，还可能设计出三百万年才会相差一秒的原子钟。就像镉的光谱线已经代替标准米达尺成为长度的标准一样，可以想见将来也可能由原子钟来代替地球给出时间的单位。原子时的好处在于随时都可以得到，不像地球时要用天文观测来决定，既要守候晴夜，又要相当数量的观测才能保证一定的精确度，不过地球的运动虽然不稳定，地球本身却是非常牢靠，不像原子钟有停走的可能，当然可以同时维持好多架原子钟，以保证即使它们陆续停走，计量的时间也不至于中断。目前许多国家正在进行原子钟和历书时的校核工作，一旦校准以后，原子钟就可以给出历书时的秒长，历书时的使用就大为方便了。
以前用月亮观测来检定地球自转的起伏变化，由于精确度的限制，不能分辨自转速率的变化如何发生，是突变还是渐变，只能指出在那几年附近速率变化的概略。有了原子钟以后，对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就能够进行细致的分析。例如拿铯钟和全世界的天文观测所决定的世界时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地球自转的速率在1955年下半年有一个变快的趋向。从1956年初直到1957年中，地球的自转速率变为每年减慢万分之四秒。从1957年中到1959年中，地球自转速率几乎没有变化，而在1959年7月间变慢了万分之八秒，以后又逐渐回升到1959年7月以前的自转速率。
地球的自转速率为什么有时快有时慢呢？拿地球自转速率的季节性变化来说，一切地面上季节性大规模的物质运动，都可能是引起季节性变化的原因。经过许多学者的探讨，和实际结果最能够符合的是风的影响，大气环流在地球和大气之间产生季节性的角动量交换，成为一年一周的地球自转变化，它和太阳潮引起的半年一周的变化，合起来成为地球自转速率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至于起伏变化的原因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之外，地球的自转轴也在地面上作范围为二、三十米的周期性移动，这个现象称为极移。国际上研究极移的联合观测组织，已经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工作。现在所知，地极的运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年一周的椭圆运动，是由地面上大规模的季节性的物质运动如洋流、大气环流等所引起的；第二种是以十四个月为周期的圆周运动，周期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地球的弹性模数；第三种是近年发现的长期极移：北极沿西经六十度左右的子午线慢慢移动，六十年来，北极长期移动了十几米，这个现象正可以和地球自转速率变化了大约千分之四、五秒的情况，互相校核。
凡是不对称于地轴的变化现象，势将引起大的极移，小的自转速率变化；反之，对称于地轴的或者是全球一律的变化，会影响自转速率而不至于产生极移。本世纪以来，由于天气趋向和暖，格陵兰附近的冰层融化得较多，由于格陵兰不在北极，地面上的海陆分布又不均匀，估计这种现象可能是长期极移的原因，但是并不能解释地球自转的速率变化。同样，大陆的上升或沉降，也会导致极移，而对自转速率的变化影响甚微。除非是整个地球均匀胀缩，半径变化七、八公分才会得到和观测相符的自转变化效应，但是很难设想这种胀缩的可能。
除了地极的长期移动之外，地球的北磁极，也有长期西移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从1890年以来，磁极并不是等速西移，移动速率变化的年份和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年份相近。有一种学说认为地球内部的放射性发热，将使地核的内外层产生物质流，因而使地核外层对于地壳西移。另外，地核与地壳之间的电磁力偶又将改变地壳的角速度，引起与观测值相当的地球自转速率变化。这是看来最能够从数量上解释近几十年来地球自转速率变化的原因。
另外，1956年2月和1959年7月间的地球自转变化，都伴随着特强的太阳爆发，有非常强烈的紫外辐射和微粒辐射。这两种现象仅仅是巧合，抑或有内部的联系？根据近年人造卫星所提供的资料，地球外围环绕着广阔的辐射带，而且人造卫星的运动速度，也明显地受到太阳爆发所引起的电磁效应影响。
总之，关于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原因的探讨，目前正在蓬勃发展，一方面还需要地球物理学家的许多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天文学家进行更细致的考查，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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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攀登科学峰颠的道路上
大可
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是无论在哪一个严重问题中也找不出真理来的；谁害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列宁
攀登科学的峰颠，是没有坦途和捷径可循的。辛勤地劳动和艰苦地探索是每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必经之路。客观世界是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而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只能是循序前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面，由简单到复杂的。探寻真理，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要求科学工作者下苦功夫，搜集大量的资料，进行缜密的观察和反复的研究。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毛泽东同志也教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既要研究它的现状，又要研究它的历史；要对它的周围的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科学工作必须依靠刻苦的学习和研究。否则，如果只是根据一些个别的片断的事实材料，就急忙地去下结论，那是绝不会获得成就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工作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马克思写《资本论》，整整用了四十年的功夫。他在写作中不仅搜集和研究了庞大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而且还进行了反复的审订和修改。仅就《资本论》第二卷前面的一部分原稿来说，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八种之多。《资本论》初稿还在1861到1863年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它的第一卷直到1867年才出版，以下各卷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只留下浩瀚的未经整理的草稿。在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的著述中，有些朋友劝他先把其中一部分拿出去发表，但是马克思坚决不接受这个意见。正像拉法格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恩格斯对待科学工作也和马克思一样，表现了极端严肃和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说：“即令是唯物观点在一个单纯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因为很明显的，在这里徒托空言是无益的。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材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被列宁称之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的书，就“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恩格斯的其他所有著作也都无不贯彻着这种最高的科学精神。列宁的一切著作同样都是细心的研究的成果。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1889至1893年他在萨马拉（现名古比雪夫）的时候准备了的。当时，他就已经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俄国经济状况的资料。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列宁又进行了巨大的科学工作。一直到1899年，这本书才用弗拉基米尔·伊林的笔名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这种高度负责的治学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对待科学工作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如果企图依靠偶然的灵机来获得成功，那总是不行的。只有抱着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辞艰辛地去搜集丰富的资料，加以仔细的分析研究，继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具有真知灼见，作出新的贡献。这种经过长期的刻苦的钻研而获得成就的情况，在学术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其实，凡是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硕果，都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的。
哥白尼的地动学说不仅带来了天文学上的革命，而且开辟了各门科学向前发展的新时代。恩格斯把哥白尼的《论天体的运动》看作是宣布自然科学独立的革命行动，是向教皇的权威挑战的革命行动。但是，哥白尼的这部著作却经过了三十年的孕育过程。大约在1509年，哥白尼就写成了一个关于天体运行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他已经清楚地叙述了太阳中心学说的主要论点，只是这些论点还暂时没有数学的证据。哥白尼准备继续观测十年再发表他的思想。大约在1515年他就开始撰写他的著作。但是直到1543年，经过朋友们的一再督促，他才答应把它出版。当这部书送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三个十年都已经过去了。
牛顿的万有引力论也是长期研究的结晶。很多人说牛顿看见苹果坠地而发现了这个原理，这是言过其实的。早在1665至1666年间，牛顿对于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了理解。大约在1672年，牛顿进一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决。但是，牛顿还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继续埋头在数字中，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两年。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卷写出以后，他也不想马上拿去付印。到了1684年，哈列为了证明行星的轨道依照反平方律就可以成为椭圆形这个结论去请教牛顿，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被牛顿解决了。但是，牛顿仍不打算把它发表出来。由于哈列的再三请求，牛顿的这部著作在1687年才全部出版。
英国哈维以其《心血运动论》，为现代生理学建立了基础。但是，哈维的这部著作同样不是由于玄想或先天的推论，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依据于屡次的解剖。早在1602年，哈维就致力于活体的解剖，思索和实验血液循环的问题。十四年来，证据再加证据，实验了再实验，哈维才得出结论：动物体的血液是循环地推动而且不息地运动的，这就是心脏以其搏跃所造成的动作或功用，也就是心脏的运动及其收缩的唯一目的。到了1616年，哈维就进行了关于这个见解的演讲。但是，哈维并不认为这是可以发表的。他又进行了十二年潜心的实验和研究。一直到1628年，他才把这部著作发表出来。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标志着生物学的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其中唯物主义的论点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著作出版于1859年。但是，其主要论点是1831至1836年达尔文在贝格尔舰航行期间就树立起来了。在这五年间，他搜集了各种动物和植物，并且进行了艰苦的观察研究。到了1838年，达尔文对于自己的论点更有了明确的认识。但是，一直到1842年他才写了一篇摘要，共三十二页；1844年他又加以补充，得三百二十三页。达尔文在1856年才正式开始《物种起源》的著述。但是，这部著作在1859年出版是由于一个意外的事件提前了的。1858年达尔文接到华莱士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华莱士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生物进化的见解。因此，达尔文才把他自己在十六年前所写的那个摘要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加以公布。这时，达尔文又接受了朋友们的劝告，把《物种起源》重新择要地写了出来。
这种事例在我国学术史上也是很不少的。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最完备的纪传体的史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规模完备的通史。大约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就开始编写这部著作。他不仅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文献，而且还亲自到各地去进行实际的调查。一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告完成。元代王祯的《农书》是我国农学史的一部巨著。这部著作是作者搜辑旧闻，博览群书，总结前人经验，并且根据生产实践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补充而写成的。王祯在十三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撰写《农书》，而《农书》王氏自序题皇庆癸丑（公元1313年），可见这部著作最后定稿于十四世纪初，历时十五、六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我国明代以前药物学的大成，对于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李时珍不仅重视文献上的资料，而且也广泛地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经过了三十年的钻研，才写出了这部著作。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严肃的治学态度是任何科学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在科学工作中真正地获得有价值的成果。人们常说，“天才就是勤奋”，这句话含有深刻的意义。只有超于常人的勤勉和努力，才有可能成为天才。在学术史上，凡是真正有重大成就的人，都是非常勤勉和努力的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并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因此，谨严的治学态度，还是一个忠实于科学事业，对人民负责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提倡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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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上海史学界举行学术会议
讨论中国古代、近代史中若干问题
上海史学界最近举行了一次连续四天的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上海历史学会今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讨论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方面，按此分成两个大组进行。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着重讨论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的田制、历史人物评价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在近代史方面，探讨了洋务运动和群众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规律等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西周社会的性质上。会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第二种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第三种认为西周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发言者一致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贯彻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会议对农民战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而以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唐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等几次具体的农民战争作为讨论的中心。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讨论内容侧重两点：第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皇权的关系；第二、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时强、时弱波浪式前进的原因。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四种不同意见：一、认为主要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关。大土地所有制越发展，中央集权就弱，反之，如果压制和打击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央集权就强。二、认为主要与地主制经济发展下领主制的残余有关。领主制残余强，中央集权就弱，反之，中央集权就强。三、认为主要与封建制下的奴隶制残余有关。奴隶制残余强，中央集权就弱，反之，中央集权就强。四、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因此，它本身就保留有某种分裂割据状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基础和原因。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议讨论相当广泛，以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讨论较为集中。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评价武则天必须从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分析，并区别开她的执政前期与后期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执政前期，她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在政治上打击世族地主势力，对当时历史的发展有进步作用，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到后期，她就日益腐化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武则天基本上不应该肯定。
对于近代史中的洋务运动，较集中地讨论了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第二种认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就整个企业说，不是资本主义性质，只是在雇佣劳动和使用机器方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种认为，这些军事工业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只是在这些工业中，出现了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准备了技术条件。
关于群众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规律问题，主要探讨了关于反洋教斗争在地区上的发展趋势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义和团运动前反洋教斗争的分期问题。发言者认为，反洋教斗争是从沿海一带首先爆发，向内地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于分期问题，发言者认为应根据两个标准：一是参加反洋教斗争的阶级内容的变化；二是斗争内容和规模的特点。据此，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较妥，即从六十年代到中法战争，从中法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前。在第一个时期中，除劳动人民外，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地主阶级人物也参加，而且往往是斗争的推动者和倡导者。但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施加压力之后，官吏和地主阶级人物就先后退出。这时期，斗争的内容主要是打教士、烧教堂等骚动、暴动。到第二个时期，地主阶级就成为这个斗争的反对者，参加斗争的基本上或完全是城乡劳动人民。会党成为斗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教会，还攻击其他外国侵略机构和人物（如外商、领事署、海关等），有的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到了1900年，就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上海历史学会准备就以上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和讨论。
高亨完成《商君书译注》初稿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辅佐秦孝公变法，执政二十二年，给秦国奠定了国富兵强的基础。可是《商君书》这部书，有些篇章不容易读懂，而且经过历代的辗转钞录，有不少误、脱、衍、窜的地方。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早年便著有《商君书新笺》一稿，新近又撰写了《商君书译注》初稿。《商君书译注》初稿，有一篇题为《商君与商君书略论》的绪言，论述了商君和《商君书》的关系，以及商君的政治思想体系。作者认为，《韩非子》曾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足以证明《商君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今本《商君书》二十四篇是汉人传下来的。其中《更法》、《错法》、《徕民》、《弱民》等篇，都涉及商鞅死后的事，可以论定不是商鞅所作。其余各篇，可能有商鞅的手笔，有不是商鞅的手笔。但考察现存《商君书》的内容，都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没有重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说它是商鞅遗著和商鞅一派学者遗著的合编。作者又指出了在封建领主制度过渡到封建地主制度的时代，商鞅的法治主义和厚赏、严刑、重农、重战、压抑学士、压抑工商诸政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揭露和批判了他的反动成分。译注方面，每一篇先列解题，简略地提出了每篇的重要内容，再列简注。注释除了吸收清代和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有不少是作者本人的心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方以智全集》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是明清之际的爱国主义者和思想家，今年是他诞生三百五十周年。目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组正在整理和编纂《方以智全集》。
方以智一生著作很多，但大部从未刊印。有刊本的只有《通雅》和《物理小识》两种流传较广。文集《浮山前集》在清代列为禁书，注释《庄子》的《药地炮庄》的刊本更为罕见（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缺最重要的《总炮》部分）。
在整理过程中，编纂者得到了多方面的协助，搜集了不少新的材料，其中有解放后安徽省立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方氏文稿钞本和陈援庵根据“嘉兴藏”本钞录的《愚者智语录》。目前已搜集到的方氏著作计有：1、哲学、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性故》（即《会宜编》）、《一贯问答》。2、历史著作：《两粤新书》。3、音韵学著作：《四韵定本》、《正叶》、《五老约》。4、医学著作：《医学会通》、《内经经络》。5、诗文：《浮山前集》、《浮山后集》、《博依集》（存七卷）、《流离草》（《方密之诗钞》摘录）、《流寓草》（同上）、《药集》、《膝寓信笔》（见《桐城方氏七代遗书》）、《象环寤记》、《合山栾庐占》。6、语录：《愚者智语录》、《冬灰录》。7、杂著：《庐墓考》、《印章考》（见《篆学琐著》）。
根据初步计划，拟先将专著分卷出版。诗文集和语录有不少重复，需要重新编排。此外，还搜集到一些与方氏有关的材料，如各种方氏传记和倪嘉庆《青原山志略》等，将和新编的《方以智简明年谱》列为附录印行。
方以智的遗著和有关资料还有不少未经发现，编纂者正在继续搜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