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张兆丰、谷雄一两同志就义三十周年祭
薄一波
张兆丰同志于1930年10月，谷雄一同志于1931年8月，先后遭敌人杀害，为党的事业光荣牺牲。兆丰同志是当时北方局委员兼军委书记，雄一同志是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都是担任军运工作的。事隔三十年了，当党的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当把兆丰同志的遗骨移葬邯郸革命烈士陵园的时候，特写这篇文章，向他们致哀，并作纪念。
兆丰同志是河北省磁县人，1890年生，保定育德中学毕业，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前后，他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地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后来又考入了陕西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历任中下级军官。在这一时期，他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等多次斗争。1923年12月他应邀列席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兆丰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失败，冯玉祥等在北方组织国民军。由于兆丰同志具有军事知识，并且在国民军内部朋友很多，因此党派他到国民军去工作。他开始在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第三混成旅担任参谋长。他利用职务的便利，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以后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配合北伐，兆丰同志在多次战争中立了不少的功劳，国民军经过历次改编，兆丰同志担任了方振武部的第三师师长，这时候该部队党的组织，有了相当的基础。
1927年夏，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大屠杀，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在这种形势下，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兆丰同志抱着沉痛的心情，终于被迫离开了党多年培植和他本人艰苦经营的部队。1928年兆丰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参加了六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顺直省委（以后改为北方局）委员兼军委副书记、军委书记等职务。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和恢复了北方地区的军委工作，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小组。在当时国民党驻在华北各派系的军队里，建立了不少的党的组织，不仅在士兵中间、而且在中下级军官中间，在敌人的军事干部学校里，党的组织更为普遍，如商震在北平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石友三在河南彰德，孙殿英在山西晋城，宋哲元在山西汾阳等地所办的军事干部学校内，都有党的组织。在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党的军事工作，有相当的发展。所以取得如此的成绩，可以说是和兆丰同志、雄一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1930年兆丰同志曾在河北磁县、武安和博野、蠡县等地领导农民暴动，虽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均相继失败；但兆丰同志在这些斗争中，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表现出了他的群众工作和宣传组织工作的才能。
1930年9月，北方局决定建立平汉北段“兵暴”委员会，兆丰同志参加为委员。委员会决定派兆丰同志留河北滦城县具体领导党员较多、士兵革命情绪较高的山西军队李生达部214团的“兵暴”工作。兆丰同志在举行“兵暴”的前夜，被党的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用尽严刑拷打与欺骗利诱各种卑鄙手段，企图使兆丰同志屈服，企图从他口里探出党的秘密来。但是，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在坚贞不屈的兆丰同志面前，没有得到一点成功。敌人奈何不得，最后于1930年10月7日将兆丰同志杀害。
兆丰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对革命事业充满着信心和乐观情绪。当某次斗争失败了，革命环境恶化了，有些人妥协动摇了，而兆丰同志依然坚定不移，他的革命斗争精神像永不熄灭的火焰。他的性格爽直豪迈，生活不拘小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坚持真理，立场鲜明。不愧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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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雄一同志是河北省安国县人，1905年生，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他父亲在药行服务，家计无法维持，靠了舅父的供给，他才得以上了中学——保定育德中学求学。育德中学在当时是具有进步空气的学校。雄一同志由于生活的困难，又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怀着对旧社会的不满，于1925年毅然投笔从戎，离开学校，投考到冯玉祥在张家口开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从干部学校出来以后，即被分配到西北军，担任下级军官职务，最后在方振武部当中校参谋，在这时候和张兆丰同志相识，并由兆丰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从事党的活动。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大屠杀，雄一同志和兆丰同志被迫先后离开部队。此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打到北方后，商震在北平办了一个军事政治学校，雄一同志到了那个学校担任区队长。当时在该校担任队长和教官职务的，大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和少数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他们对雄一同志加以歧视和排挤，但是雄一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正派作风以及勤恳教学的精神，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拥护。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校内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到二十多名党员，后来这些党员被分配到国民党的部队里或其他工作岗位上，成为革命的种子。
由于工作的需要，1929年党把雄一同志从学校调出来，专做军运工作。这一时期，他经常活动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带。1929年冬季，他在天津被捕，经党营救释放后，被派到山西担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的工作，他积极开展山西各部队及军官教导团（商震在北平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此时也合并在山西教导团内）的工作。不久，他所领导的著名的平定革命兵变，就在1931年7月爆发了，根据党的指示和具体部署，这个革命兵变的组织顺利成功。兵变拉出来的部队，是驻在正太铁路线上的高桂滋所属部队，共有七个连，约一千人左右，党决定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雄一同志被任为政治委员，领导这支部队，由山西转战到河北的阜平县，占领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在华北地区树起了红旗。当时天津《益世报》曾大声叫嚣“反共”，为此事写了一篇社论说：“……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经蔚县入宣大，横截平绥一线，南可出井陉，掠石邑，折断平汉要冲，下临则易定可取，远征则平蓟可窥，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能满万，俟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无不及也。”可见当时敌人对这支红色部队，是如何的恐惧和重视！
由于新的立三路线错误领导的影响，对当时革命客观形势估计的错误，当时驻在阜平附近有一支石友三的残部——沈克部队（后改编为国民党106师），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玩弄向红军假投降的伎俩，雄一同志受了奸滑的军阀沈克的欺骗，使红二十四军遭受了摧残，雄一同志同时被捕押解到北平伪“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同年8月间光荣牺牲，那时他年仅二十六岁。
红二十四军虽然受到挫折，失去了坚强的领导骨干，但是一部分部队依然坚持奋斗，转战到达陕北，以后成为陕北红军的一部分力量。更重要的是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在华北广大人民中间，留下了永久的深刻的革命印象。
兆丰同志、雄一同志光荣地为党牺牲，整整三十年了。回忆在那艰苦工作的岁月里和他们朝夕相处，怀念旧友，不觉心情依依！纪念他们，让我们学习他们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品质，永远不忘他们对党的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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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游蔡家崖
苏光
从太原出发经汾阳，沿着汾（阳）离（石）公路西行，翻越薛公岭，就逐渐看到我们最熟悉的晋西北黄土高原了。阔别十余年的晋西北，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离石的王家沟、二朗堡一带，经过几年来的水土保持工作，使原来的丘陵坡地，大片大片地水平梯田化起来，深秋过境，简直看不出黄土的本来面目了。
这些新的变化，令人喜悦，也引起人们许多遥远的记忆：抗战期间，有多少英雄健儿曾经出没在这些黄土山岗！《黄河大合唱》中那些雄壮的歌声，似乎还在这一带的山谷里回荡。由离石西进，登上黄河的东岸，看到那波涛汹涌的黄河渡口，从军渡、碛口、丛罗峪，直到兴县的黑峪口，哪一处不曾留下了千万个革命战士的足迹！由离石到兴县，还有许多重要驿站，如离石的柳林、大武，临县的三交、白文，兴县的康宁镇等，又都是当年晋西北的抗日子弟兵长期与敌人周旋过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往事，现在这里早已汽车畅通，用不着再像过去那样艰难地攀山越岭了。只有康宁镇到兴县城的一段公路，还需要翻越一架大山，山的后面就是蜿蜒清澈的蔚汾河，过河以后顺流向西走不多远，就是晋绥边区的心脏——蔡家崖了。
蔡家崖曾经是晋绥边区司令部的所在地；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这里作的。这个村庄不大，半山腰的石崖下面，依旧还有一排排类似石窟的旧式窑洞；公社化以后，村庄的前面增加了几座新的建筑。司令部院子的附近，还是那样美丽整洁，贺龙司令员亲手栽植的几棵柳树，现在已经长得很高很大了。院子外面的那座打谷场上，成了公社社员们的运动场。村边上修了一条新的渠道，锅驼机安装在渠道的旁边，机器的响声，在进村之前远远就可以听到。过去还是羊肠小道的半山腰间，现在修起了一条崭新的公路直通黄河的渡口——黑峪口。村子的背后，地埂化了的山头和随时可以看见的牧群，又给蔡家崖增添了不少新景色。住在这个村子里，每日的清晨，当社员们下地劳动的时候，此起彼伏地集合钟声和哨声，往往使人和当年的军号声联系在一起。
司令部的院子里，那一条砖砌的甬道和花圃还是那样整齐，整个院落依然有一个花园之感。当年的会议室和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已是兴县革命纪念馆的一部分了。窑洞里当年的办公桌、躺椅、茶具、文件柜等家具，已经恢复了原来的陈设。会议室还暂时作为兴县农业技术学校教室之用，室内墙上曾经粉刷过一层白灰，可是当年晋绥干部会议时的一些标语的痕迹仍依然可见。
在晋绥干部会议的第二天，毛主席又邀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这次谈话是在这座院子西南角的一间房子里进行的。我当时作为报社编辑人员，也听了主席的谈话。现在来到这里，自然会想到以往的许多情景。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我们编辑部的同志来到了这间房子里，等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经陆定一同志的介绍，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握手的同时，还和每个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然后才坐下来谈问题。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现在每当拿起《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那时的印象还清晰地浮现在脑子里。
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好好向群众学习，哪怕是消灭一个错字，也要走群众路线。从那以后，我们遵照主席的教导都轮流着参加了群众工作和土地改革的工作。这次去蔡家崖，碰到不少当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基本群众，现在都是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负责干部了。我们相见之后，还是用主席的话互相勉励。当时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两条总路线和总政策，至今大家仍然记得很清楚。主席为这两条总路线给晋绥日报的亲笔题词，我这次去蔡家崖，又把它拿来复制放大，重新装裱起来，作为兴县革命纪念馆的历史文物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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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行诗钞
莫文骅
八角楼〔注〕
茅坪屹立八角楼，巨人曾住楼上头。
纵观世事如指掌，含辛茹苦解民愁。
出击无常称奇术，乡包城市展宏谋。
中原大计从兹定，星火燎原遍九州。
〔注〕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与萧华、陈奇涵、魏文伯等同志到井冈山参观毛泽东同志住过的房子，因而作此。
赣州古城头〔注〕
城爆、石飞、风吼，烟土漫城头。那管枪林弹雨稠，率队登城战不休！城垛上，染红丘；更兼贡江清水变赤流！敌援至，我军收，满怀激愤别沙洲！格杀称神勇，失利却何由？别来三十载，重上古城头。鲜血曾流处，而今且遨游，春色满江消旧恨，一腔热血吊沙洲！
〔注〕一九三二年一月，我中央红军围攻赣州，这一攻坚行动是违反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的。当时红七军负责攻打贡江边之北门，城爆之日，我率战士二十余人登城，与敌肉搏战，全部伤亡，我亦负伤。此役我军在城顶以及沙滩上伤亡者，约二三百人。后敌增援城内，并出击，我红军主力将敌击退后，即撤离赣州。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来解放后之赣州，重登昔日作战之城顶，百感交集，写此咏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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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书鸽
胡岩雪
今天我们都把鸽子看成和平的象征，称为和平鸽，因为它在古代神话中是位传递和平消息的使者。实际上它也确曾为人们充当过递送函件的信差，军中尤多，称为传书鸽。因为它有识别方向的特殊能力，经过训练后，可以在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千里内外，来往不误。
中国开始利用鸽子送信，为时很早，唐开元时（公元第八世纪）宰相张九龄就曾驯养过家鸽送信，据《开元天宝遗事》载：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其实，张九龄恐怕还不是中国利用传书鸽的首创人。张是岭南人，唐代岭南对外贸易繁盛，出海经商的人很可能早已在驯养家鸽来传递乡信、报告平安与否了。《唐国史补卷》下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张九龄很可能就是从当地商人那里得到的启示。到了宋朝，驯养的人显然更多，应用也更普遍了。例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1说：
今人驯家鸽通讯，皆非虚言也。携之外数千里，纵之辄能还。蜀人以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得达，及贾人舶舡浮海，亦以鸽通讯。因为饲养鸽子既有如此实用价值，所以自来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邻近国家，首先效法，乐于在中国采购。《萍洲可谈》卷2就谈到高丽人在常州买鸽放养的故事。在日本文献中，也有谈到日本崇德上皇于康治2年（公元1143年）3月9日以鸽赐给藤原赖长的故事（事见赖长著《台记》）。特称宋鸽，可见是自宋传去无疑。
古人除驯鸽以外，似也还曾试养其他飞禽送信。例如《朝野佥载》说到唐太宗养一白鹘，“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这里“日往返数回”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纵或有之，养白鹘送信也决非常事，一般只用家鸽。不过养鸽的人既然日众，难免争胜斗奇，讲究装饰，渐成为玩赏的对象，它的实用意义反致受损。《四朝闻见录》内集鹁鸽诗条载：“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既而寓金铃于尾，飞而扬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或起从凤山。”绍兴中有赋诗者，曰：“铁勒金狨似锦铺，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诗人所讥刺的，大概就是这类玩物丧志的态度。
西方利用传书鸽起源于希腊，据说最初是在奥林匹克会中，首先用信鸽把竞技优胜者的名字传报四方。但传书鸽真正受人注意，却在普法战争时，当时的围城巴黎之所以能和各省保持联系，主要是依靠放鸽传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前线通讯，也还广泛使用。现在虽有无线电、直升飞机等更完善的通讯工具，但由于传书鸽的携带轻便，仍有使用价值，特别是在游击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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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学生（油画） 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