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游记

井冈山访问记
兰宇
江南十月,我们有幸访谒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在那里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周……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区,位于湘赣边境南部,纵横不过八十里。自从1928年秋天,毛主席选择它作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个根据地,并且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落脚到了这里以后,它便成为中国“革命武装的集合点,革命政权的立脚点,革命胜利的出发点了”。山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陡险山道通往山外。当年红军利用这些天然屏障,筑成了黄洋界、桐木岭、八面山、朱砂冲、双马石这五大哨口,居高临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形势十分险要。
初到茨坪
我们第一天到达了茨坪。茨坪,只是万山丛中面积不过三百亩大的一块小盆地,却一直是井冈山的心脏。当时党的湘赣边界特委、县区乡党委、工农兵政府、军官教导处、党团训练班、红军被服厂、公卖处、军械处、二十九团留守处等机关,都设在这里。红军北上之后,白匪军便蜂拥而至,野兽一般声嘶力竭地咆哮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几度血洗,革命旧址早已荡然无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二十年漫长岁月里,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然而现在,茨坪早又建设得花团锦簇了。
茨坪环顾皆山,环山新建了一幢幢巍峨壮丽的大楼,几乎全是用各色山石镶嵌砌成,在落日的余辉里显得分外灿烂辉煌。我们在一所楼前停住了,它原是主席住过的地方,现在在废墟上造起的是“井冈山邮电局”。楼旁一株月桂树,便是仅存的纪念树了。在月桂树前的小山上,巍然耸立着井冈山烈士纪念塔。塔尖上站着一位红军雕像,手持步枪,人们可以从他高瞻远瞩而又警惕着的神态遥想当年红军守卫井冈山的雄姿。我们在塔前瞻仰徘徊,久久不忍离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横贯全茨坪,向南流去,据说流到狮子崖就汇成瀑布了。同伴指点着说,西面一座木板小桥,貌不惊人,却有着光荣的史迹: 1929年6月,红五军打回井冈山,见群众生活困苦,便立时停驻桥上散发银元,走过一人给一元……我们急步到桥上,小立片刻,听桥下溪水如歌如唱,潺潺流过,不禁入神沉思起来。
大井怀旧
第二天,我们冒雨去大井。
大井是五井(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中最大的一个村子,离茨坪也最近,公路才十五里,山道只十里。山道陡峭又难辨,下雨天更加滑溜难行,人劝我们走公路,可是我们仍拣山道走。我们是想循着当年毛主席和红军走过的路走一遭,于是一步一探索,攀登上山去。可是路确实越来越陡峭难辨,越来越滑溜难走,有时忽然没有了路,山雾弥漫,也许是走岔了道。好不容易爬上了山峰,回头望望山脚下的茨坪,雨中雾中,隐隐约约,已是迷茫一片了。
大井是比茨坪更小的一块盆地,但却种满了庄稼,一片葱翠碧绿。穿着蓑衣的人们三三两两散在田里,正在拔草种菜。我们在他们中间找到了一位叫邹文楷的“老革命”,他是当时的一位赤卫队员。听说我们是远道来的,他赶紧站起来擦擦泥污的双手,十分诚恳热情地邀我们上他家去坐坐。这位老人的牙齿快脱落完了,但是发须未白;经过几十年风霜雨露侵蚀的脸容,坚毅朴质;双目睁时炯炯有光,看上去革命的精力还极充沛,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围坐在他屋里一张方桌边,剥着他老伴特地为客人赶炒出来的南瓜子、葵瓜子吃,又喝着刚沏上的酽醇的山茶,听他摆谈大井风风雨雨三十年来的经历。他孙子坐在他怀里,好奇地瞧着他。他有时慢声低语,有时慷慨直陈,眼中闪着激昂和欢乐的泪光,沉浸在年轻时候革命年代的生活里了。说着说着,他领我们出门直往村里一所已经建造完竣正待粉刷的大房子走去。那就是主席故居啊!主席在井冈山时住在大井的时候最久。可是故居几番遭受白匪兵劫火焚,只剩下半堵断墙了。如今又照原样重新建成,把那半堵断墙嵌在新墙中间,色泽分明。围着故居转一圈,墙后两株海罗杉苍苍郁郁,依然屹立,老人说它们比当年更加茂盛高大了。门前有块不很平坦的大石,老人说主席当年常常坐在上面读书沉思,考虑革命大业。
黄洋界上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我们翻过丛山峻岭的天险黄洋界,到革命遗址很多的茅坪去。
黄洋界地势更加雄伟险峻,是当年井冈山的主要哨口,又是从宁冈等山区运粮入山的必经之路。那条羊肠小道也更加陡险,远远望去,好像是从山顶爬下来的一条长蛇,弯弯曲曲,若断若续,到山腰便被悬崖切断不知所踪了。然而这条从山脚到山顶足有十五里长的山道上,曾经留下过当年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挑米运粮走过的多少个脚印啊!现在也已另外开凿了一条宽阔公路,但是我们仍都愿意攀登山道。一口气爬上山顶。往下看,白茫茫一片,弥漫着雾气,而我们在山脚下望上来,却是缭绕山头的白云。浓雾稍散时,望见新开的公路,盘山而来,气势磅礴雄伟,就像一条黄龙在丛山间来回盘旋,直奔过来。这是开山英雄们继承发扬着前辈红军的精神立下的丰功伟绩。哨口竖立着一座不高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毛主席的《西江月》:“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原来在1928年8月底,白匪朱培德、何键率部由此向我军发起一次攻势,战斗持续一昼夜,次日中午我军由茨坪调去迫击炮一门增援,两发炮弹命中,吓得敌人抱头鼠窜逃走。毛主席于是写下了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如今我们站在当年战斗的地方反复吟咏这些洋溢着革命豪气的诗句,觉得对诗对事都有了一种格外亲切、清晰的体会了。
茅坪故居
茅坪村中心有一座小楼房,是著名的八角楼。当年毛主席就住在楼上正中的一个四方形房间里。那房间顶上天花板是一个八角形的玻璃瓦天窗,八角楼由此得名。我们登上才可容一人通过的狭楼梯,便进了房间。房间里按当年原样陈设着几件由当地群众珍藏至今的简朴的家具。靠南面一个大方形多格的窗户下摆着一张朱漆剥落的长条书桌,当年毛主席就伏在那桌上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的革命文献。我们倚桌凭窗外眺,窗外近处是几棵长青的樟树,远处高山梯田,一览无余。回转身来,见四面墙上残留着不少字迹,铅笔、毛笔写的都有。我掏出本子记下了一些,如“驱逐朱培德”“拥护苏联”等一些标语口号,还有像叙事快板一样的一些宣传革命的长文,底下有署名有不署名的。从内容看,大抵是红军北撤时的战士们留下的心迹和笔迹。读着这些字句,眼前忽然浮现出革命前辈的坚毅面容来。
离茅坪三里的步云山,是著名的当年红军的练兵场所。生产大队的一位精壮的民兵队长荷枪实弹,兴高采烈地走在我们前面引路。转过几个山坡,走过出产著名的娃娃鱼的龙目潭,便来到步云山。在一排水柏树丛中隐隐露出许多断栋残壁,走进去一看,石凳遍地,杂草丛生,这就是相山寺遗址。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三湾改编的部队进入井冈山,就在这里驻扎了一阵。1928年10月,又在这里召开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红军北上后,白匪纵火焚烧这座寺庙,这才变成现在这般模样了。
井冈山上著名的革命遗址还有很多,我们不及一一拜谒,不免怅怅。刀光剑影二十年,这些遗址,火烧不掉,血洗不去,留给后辈们多少可资学习、缅怀的纪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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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祝你健康

谈中暑
曹家骥
中暑,是夏天常见的一种病。中了暑,轻的有头晕,四肢无力,出冷汗,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抽筋等病状;重的就会发生虚脱、昏倒。
夏天,人们在田里或高温车间劳动,外界的气温过高,身体里的热很难放散出去;而劳动时,人体还在不断地产生着热,体内蓄积的热量大大增加,超过了人体能够耐受的程度。这时,体温调节发生障碍,便会发生中暑。
大家知道,身体里的热,主要是通过辐射、对流、发汗放散出去;呼吸、大小便只能放散极少的热。辐射散热,只有在周围的温度低于体内温度时,人体的热才能通过皮肤放散出去。对流散热,是靠冷热空气的对流,气温越低,对流散热越快。有风时,对流散热就更快。如果气温超过摄氏三十三度,就不能进行对流散热。
大量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和盐分损失过多。水和盐的代谢失去平衡,如果不能及时补充,便容易发生中暑。高温作业的工人,在八小时的劳动中,每人出汗量大约可达三至五公升,有的人还可以达到八至十公升。过多损失水分,会造成身体脱水,体重减轻。人体脱水,引起血液浓缩,血液粘稠度增高,血量减少。这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使心跳加快。心脏来不及充满血液,压到血管里的血量减少。血液供给身体各部组织的养料不够了,就会引起脑部组织的贫血。由于大量水分由汗排出,尿量减少,新陈代谢产生的中间物质(酸性物质)过多的蓄积在体内,又会发生酸中毒。
汗里含有盐、乙种维生素和丙种维生素等物质。一般说,每一公升汗含3—4克盐。如果一天由汗排出的水分是10公升,损失的盐分就可能达到30—40克。通常我们每天从饮食里只能得到10—15克盐。血液里盐分减少,吸收水分的能力就会降低。这时,即使饮用大量的水也会很快地排泄出去,盐分大量损失,还可能使胃里分泌的消化液减少,胃液酸度降低,消化能力随着减弱。如果血液中减少盐分和乙种维生素,还可能发生抽筋。因此,夏天在高温车间工作的人,要喝盐汽水和吃含乙种维生素多的食物。
为什么有些人在高温车间劳动却不容易中暑呢?这和人的体质、营养、睡眠有关。身体强壮、营养好、睡眠充足的人,对高温的适应和耐受力比较强。长期在高温环境里劳动的人,对高温的适应能力较强,体温、脉搏、血压的变化较小,所以,一般不容易中暑。
一般情况下,即使天气很热,绝大多数人也不会中暑。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对体温能起调节作用,当外界气温升高时,神经系统能使皮肤上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向身体表面,通过各种方式把身体里的热放散出去,使人体内产生的热量和放散出去的热量经常保持平衡。所以,不论在田间,还是在高温车间,只要我们及时地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地组织劳动,加强个人防护,是完全可以防止中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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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人物

纺织家——黄道婆
樊树志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王逢:《梧溪集》卷三)
这是元人王逢的黄道婆祠题诗中的一段。作者以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当时人民对黄道婆的深切怀念。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她是松江乌泥泾人,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她生活在宋末元初,即十三世纪后半期。少年时曾沦落到海南岛的崖州(今崖县)。当时崖州有十分出名的棉纺织技术。当地黎族人民所织的布上有细字、花卉,十分工巧(方勺:《泊宅编》卷中)。有名的“黎幕”、“黎饰”、“花被”、“缦布”等纺织品都已运销内地。黄道婆和黎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学会了黎族人民的制棉工具和闻名内地的崖州棉织品的操作方法。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年),她在热爱故乡的心情驱使下,渡海归来。她一回到乌泥泾,便立即把在崖州学来的技术传授出去,并且着手进行许多技术革新。
棉花,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即东汉时代),云南已经有棉花织成的花布,称为“白叠布”。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棉花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当时,松江一带,土地贫瘠,“民食不给”。棉种的输入,很受欢迎,当地农民乐于种植。接着棉纺织业也就逐渐在松江一带兴起了。但因为技术简陋,棉纺织业还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据陶字仪记载:“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
(陶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当时迫切需要改进纺织技术,以适应棉纺织生产发展的需要。
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技术回来了。她教会了家乡妇女们制造捍、弹、纺、织等工具。据王祯《农书》记载,捍,就是搅车,亦称轧车,应用辗轴、曲柄的机械原理,使用时十分方便,而且“功利数倍”;弹,即弹松棉花的椎弓,原有的小型竹弓仅一尺四五寸,而且要用手指拨弹,黄道婆制造了四尺多长的大弓,利用弹椎来击弦弹棉,效率大大提高;纺,即纺车,黄道婆将旧有的一个纱锭的手摇纺车加以革新,创制了一种三锭足踏纺车,速度快,产量多,效率高;织,是织布机,其中有一种是提花织机,能织各种纹样的花布。黄道婆还创造了一套从辗子、弹花、纺纱到织布的工艺规程;还向当地人民传授了复杂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技术。因此,乌泥泾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纺织品,都有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粲然若写”(《辍耕录》卷二十四)。有名的“乌泥泾被”更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精品。
乌泥泾人民从黄道婆那里学习技术,从事纺织业的有一千余家(王逢:《梧溪集》卷三)。由于织成品销往各地,都大受欢迎,因此家家户户丰衣足食。黄道婆死后,松江的棉纺织业有了很大的进展,到明初,就已经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了。正德间,即十六世纪初,当地农民在农暇期间织出的布匹,就有“日以万计”之多,其中以“线绫”和“三梭布”两种纺织品最受各地人民的喜爱。因此有“衣被天下,虽苏杭所不及”之称(宋如林:《松江府志》)。这一切,与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对于棉纺织工具和技术的革新是分不开的。
后人为了纪念黄道婆,曾为她建立了许多祠庙。现在上海县的黄母庙宅地方还有“黄母祠”一座,内有黄道婆的塑像。当地农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歌颂黄道婆的歌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附图片)
启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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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棉花“保胎”术
农宣兵
棉花每年要孕育数百个“胎儿”——花蕾。如果这些苞蕾都能正常发育,开花吐絮,仅一株棉花就会繁育出几百个雪白秀丽的“女儿”。一亩地里收的棉花,就不是几十斤,几百斤,而是成千上万斤了。可惜的是,这些“胎儿”早在蕾苞未放,黄花艳艳或者幼铃丁点的时候,有绝大多数(据估计在80%以上)就提早离开“母体”堕落在地了。到秋里,真正能在“母体”内发育成熟的花蕾只剩下十几个,更有的落个净光连一个也留不住。
究竟棉花的“胎儿”为什么保持不住?经过务棉能手,植物生理学家、农学家和植物保护学家等内外各科“医生”的长期复诊、会诊,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内病”“外伤”症。
棉花在生理上要是患上这两种内症,都会造成大量“堕胎”现象。一种是患了徒长病。幼苗时期要是喝水吃氮过多过猛,枝枝叶叶就像跑接力赛一样向上发疯窜长,这种情况棉农叫它疯长,科学家称它徒长。棉株徒长后,势必争夺养料,枝叶茎秆这些被称为植物营养器官的部分,把加工厂——叶片里制造出来的有机养料,消耗干净,掠夺走了“胎儿”所必需的营养供应:“胎儿”吃喝不上,就自然堕落了。患了徒长病后,枝秆竞长,叶片肥大,入伏不久就把棉花行行封的严严的,棉株中,下部光照减弱到只有直接日照的2%左右。没有阳光,制造有机养料的叶片工厂就失去动力,只得停工倒闭。科学家试验,这时候棉株干物质积累速度减到正常棉株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棉株发育也证实了科学家的试验,你看,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在棉花开花最盛时期(这半个月开的花相当于棉株总数的70%—80%),那些疯长了的棉田,已经绽蕾见花的花朵有80%都脱落下去了。另一种内症叫营养不良,未老先衰病。与前一种病症相反,棉田缺肥少水,株棵瘦小,叶片碎薄,营养不良,发育不振。叶工厂里因缺乏原料——根从瘠薄的土壤里吸收不上足够的无机物,因而有机养料合成少,除靠近主秆的花蕾因为离营养输送线路近,优先取得营养,开花座果外,上部果枝和果枝外围果节上的“胎儿”都得不到养料,纷纷脱落。这种棉花早在前期就消耗了大批营养,伏天以后,别的棉株正值健壮发育之际,它就未老先衰了。
既然棉花“胎儿”的内部生理堕落主要是因为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矛盾的结果。那么用人为的办法,合理调节枝叶生长速度使其与蕾铃生长速度相协调,就一定可以保证多结铃,少堕落。要掌握调节枝叶与蕾铃的生长速度,贵在摸清棉花生理需要,巧用水肥。
棉株在孕蕾以前的幼苗阶段,水肥需用量都不很大,只要基肥足、底墒好,就不宜再浇水追肥,这样才能使花苗生长健壮,壮而不旺,假如在这时候不适当的灌水施肥,定会造成徒长,引起一系列的弊病。等到棉花孕蕾以后,养料不但要供枝叶继续生长,而且必须以足够的营养供给“胎儿”发育,特别是从开花到成铃,生长极其旺盛,棉株需水需肥占终生需要量的一半以上,植株体内消耗增大,而此时土壤里的水肥却逐渐减少,因此这一阶段必须看天观地望棉株,重用水肥。否则会使棉花缺乏营养造成脱落,还会迫使棉株早衰。
棉花好温喜光,在养分供应合理以后,还要克服棉田荫蔽,才能保住“胎儿”成长。及时打去叶枝,搬掉赘芽,不仅增加光照,还可节约营养,棉花还有一种顶端生长优势,有机养料的输送路线是先上后下。因此,适时打去顶尖、旁尖,切断养分上行路线,使其折回头来,在果枝、果节上的各个“车站”上停留,均衡供给上、中、下各部“胎儿”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棉花外伤“脱胎”主要是因为有害虫袭击的缘故。棉花的“外科医生”——植保专家们查清了侵袭棉“胎”的主要敌人是盲椿象、棉铃虫、红铃虫,还有一种金刚钻,使用DDT或DDT与666混合剂,就能保证“胎儿”平安成长。
我们已经说过,棉花“胎儿”早落是一种极复杂的病症,采用这一系列综合“疗法”,仍然难免还有一些“胎儿”“早产”,但只要掌握得当,内外齐攻,既增又保,就可以大大减少“流产”,保证大多数“胎儿”随母成熟。到秋天,一片雪海,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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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百花园

昆曲中的女小生
昆曲中“旦”最多的恐怕要数《红楼梦》了。这本戏出场的旦有近三十人之多,其中老、正(夫人)、作(娃娃)、刺(武装打扮的女将)、闺门(小姐)、贴(丫环)——昆曲的六种旦,除了刺旦没有,其余都全。但是,这本人物繁多的大戏,一向很少在舞台上演出。因为按照这个流传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的传统,旦都由男演员扮饰,特别到几十年前,昆曲日趋衰落,一个班子甚至也凑不足二、三十个人,就更没有条件上演了。因此,许多昆曲老观众,都知道有仲云涧的和陈钟麟的《红楼梦传奇》、荆石山民的《红楼梦散套》,可是都没有看见过舞台上的表演。
今年春节,上海戏曲学校在上海演出了他们新编的昆曲《红楼梦》。全剧分为省亲、厌读、葬花、笞玉、探玉、试玉、议婚、焚稿、出走九出戏,从贾宝玉的少年时代一直演到他走出宁国府为止,包括了《红楼梦》小说原著中最主要的部分。剧本既鲜明地揭示了贾宝玉、林黛玉、紫鹃、晴雯等蔑视荣华富贵和否定封建伦理的精神面貌,同时揭露了充满功名利禄思想的王熙凤、薛宝钗等人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目。这本戏出场的演员共有三十四人,其中旦就有二十六人。可是,登场演出的女演员却是二十七个。原来不仅各种旦都由女演员担任,并且小生贾宝玉也是由女演员岳美缇扮饰的。
岳美缇在上海戏曲学校学习昆曲已经七年,将在今年暑期毕业。她原来学的也是旦,后来学校发现她的动作、嗓子等方面的条件,演小生有发展前途,于是1958年才改学小生。昆曲中的小生是比较最难演的,台步、甩袖等每个动作和身段都有严格的规律,还必须与音乐的板眼紧密配合,唱一句做一个动作,真所谓“载歌载舞”。并且小生还根据人物的性格和服装打扮,分为冠生、穷生、巾生、雉尾生,唱腔、做工又各不相同。岳美缇学小生两三年来,几种小生的演法都已掌握,尤其是巾生格外出色。她已经扮演过《游园惊梦》中的柳梦梅、《墙头马上》中的裴少俊、《琴挑》中的潘必正、《跪池》中的陈季常,先后演出过近三十出戏,都能比较恰当地掌握不同人物的性格,演得有声有色,而且看上去很有几分“书卷气”。近六十岁的著名昆曲小生俞振飞也称赞她。
上海戏曲学校新编的《红楼梦》比过去的《红楼梦传奇》、《散套》,不仅主题鲜明突出,并且场次精练简洁有所改革。过去传奇都有二、三十出戏,每出戏受着音乐曲牌格律严谨的限制,都须整套整套搬用,像《醉花阴》全套、《新水令》全套、《粉蝶儿》全套,都有一定的规律,前后次序也是一定的,因此戏的内容被硬拉得繁冗、琐碎,大都要连演几天。新编的《红楼梦》完全打破了这些束缚,全剧九出戏只演二小时四十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突出表现贾宝玉从少年时代的天真活泼、成年时期的多情、出走时愤恨的多变的心境,不很容易掌握。由于这本戏由经验丰富的老演员沈传芷、华传浩、朱传茗三人导演,他们充分运用了昆曲的优良传统,给岳美缇等很多指导和帮助,使她们的演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特别是《葬花》中,宝玉和黛玉(华文漪饰)吵架,岳美缇以她优美的身段和做工,绕着黛玉打圈子,有唱、有念白、有舞蹈动作,细致地表现了宝玉对黛玉的关心、疼爱、恼怒……复杂的内心活动,演得维妙维肖,受到许多观众的赞扬。
陆左华(附图片)
昆曲“红楼梦”葬花中一场
刘承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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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陕甘宁边区体育活动片断
吴江平
在抗日战争漫长、艰苦的年月里,陕甘宁边区虽然环境紧张,生活艰苦,但广大军民在行军憩息中和战争间隙时,都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进行各种各样体育活动。经常在节日或星期日,举行大小不同的篮、排球、田径单项、体操舞蹈、军事劈刺和投手榴弹等项目的比赛活动。在当时不只是广大的战士、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在当时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九十万大军的包围和经济封锁,生活和物质条件极为困难。但是党明确的提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体质,提高军事和生产战线上的战斗力量。所以体育运动非常活跃。
每天,当东方刚刚发亮的时候,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成群结队的在作集体操。
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是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很自然地形成“拉拉队”,大声助威:“投的准,传的妙,某某同志呱呱叫”,使全场倍加热闹。
太阳西斜时,吃过晚饭,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加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身体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和作体育游戏。在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前,延安南门外大操场,是最大的活动场地,每天都有数百人在这里进行各种体育锻炼。
当夏季时,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清凉山西有一块突出的大石,成了天然的跳台。各机关、工厂和学校等单位俱乐部的体育干部,成了游泳运动的组织者或教练员。男女青年和孩子们也都到这里游泳或跳水。到了冰封的冬季,延河又成了自然的滑冰场,各单位创制的木板下系用敌人炸弹铁片打制的冰刀,甚至有的板下系一根短小的铁棍作土造冰刀,用布带或绳子捆在鞋上去滑冰。每当星期六夜晚,那人群更是像赶集似的,冒着刺骨的寒风去滑冰。
1942年,虽然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寇疯狂频繁的向敌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陕甘宁地区又受到蒋胡匪军的包围夹击,但是9月1日仍然在延安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运动会。当时的竞赛项目有篮、排球、田径、游泳和军事项目等,并有武术、骑术、体操和军事武装渡河等表演。
为了保证和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早在1939年间,党中央曾召集了延安军队、工厂、机关和学校等单位的体育活动积极分子,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下的延安体育会。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下,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体育设备是由同学们在清凉山下的延河畔黄沙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动修填田径赛场,自己动手栽埋独木柱的篮排球场,自己用麻绳结织球网,用砖和土坯修砌跳马,用木棍作单双杠。为了制作两块技巧运动的垫子,大家跑了几个后勤机关,收寻旧麻袋,在麻袋里面装上麦秸和羊毛,就变成当时的上等体育器材了。(附图片)
延安桥儿沟(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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