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访高尔基故居
乌兰汗
两年前，一个春光妩媚的下午，我有机会访问了高尔基的故居。
卡查洛夫街六号。这是一栋灰色的楼房。墙上嵌着一块花岗石板，板上刻着几个字：“高尔基于1931—1936年居于此”。楼房正门如今不通行。我们推开绿色篱笆间的板门，跨进了小小的花园。绿荫复盖着沙土的幽径，幽径直引到楼房的侧门。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口，不知为什么觉得高尔基好像还住在里面，还在里面写作，手轻轻按了一下门铃。隔着门扉上一块小小的、既不方又不圆的玻璃窗，现出来一张慈祥的面孔。门开了，一位中年的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手来，并自我介绍道：
“我叫贝什柯娃·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也许怕客人弄不清她的身份，又加了一句说明：“高尔基的儿媳。”
陪同的苏联朋友补充道：“她还是一位画家。”
高尔基的唯一的儿子阿列克塞·贝什柯夫是位外交家，但比他父亲早两年离开了人间。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非常周到地接待着我们。她亲自为我们做向导。她说：“这栋房子在革命前原属一个资本家。革命胜利后，被收为国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初期，曾设立在这里。1931年春，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政府便把这座小楼调拨给他当寓所，因为环境比较幽雅，适宜于写作。高尔基在这里前后住了四年。他去世后，他的晚辈们还住在这里，不过楼下一层的四个房间，都保存高尔基在世时的样子。”
室内很多家具是原房主留下来的，高尔基搬来后要求不要为他购置新的东西，所以室内的陈设并不能完全代表高尔基的兴趣。不过，这房子一经高尔基占用，也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化，无形中留下很多他的劳作的痕迹。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在招呼我们的空当儿，到楼上去了一趟。回来时满意地说：“我告诉孩子们说：来了中国客人。她们可愿意见到你们啦！”她把“中国客人”说得那么亲切、真挚，以至使人马上意识到，中国客人在高尔基的家里，一向被视为亲近的人。历史留下了一些片断，不由得浮上脑海：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这时，高尔基接见了中国济难会的代表，向他们索要这方面的材料，准备写成书，公布于世，让各国人民看清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本质。虽然由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而没有写成这本书，但在他后来的许多政治论文中都念念未忘战斗的中国，他对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表示敬佩，对中国苏区新的生活加以颂扬，而对人民的敌人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932年，萧三同志给他写信求见，他亲手在信角上写道：“应当请他来”。1934年，高尔基接见了一位中国人，那人告诉他：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见一见高尔基，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活埋了。高尔基听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们随着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走进了他的工作室。这里一切都摆得规规正正。正对门口放着一张大木桌，桌后一把红木椅，椅子斜放着，好像主人刚刚离开座位。椅背上刻有中国的
“福”字（在高尔基的书简里曾提到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给他买了一套“十八世纪的中国家具”，莫非说，它就是其中的一把？），椅后是一架两米来宽的大立柜。
就在这把椅子旁，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介绍了高尔基的工作情况：“高尔基非常珍惜时间，热爱劳动。当时他已年越六十，可是仍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制度。清晨起来，先到庭院散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剪枝呀，松土呀，种树呀，栽花呀……从八时到下午二时，他在这里工作。工作很多。他领导几种刊物的编辑工作，像《我们的成就》、《建设中的苏联》、《文学学习》、《在国外》、《集体农民》这些杂志，还有《杰出人物》丛书，还有《国内战争史》、《工厂史》……”
“工作时，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他。只有他这两个心爱的孙女偶尔窜进来，打破了室内的寂静。那时，老爷爷就会给他们讲一段自己那饱经风霜的往事。”
我们没有察觉我们背后出现了两位青年妇女。她们见我们回了头，便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
“我叫达丽娅。”年纪较轻的一位先伸出手来。
“她是演员。”母亲替她加了一句。后来得知，有一年大家给高尔基祝寿，达丽娅当着客人为爷爷朗诵了一首涅克拉索夫的诗。高尔基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说她很可能成为一名演员。没有出乎这个预料，达丽娅果然走上了舞台。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又指着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介绍：“那是她的姐姐——马尔华。”这时，她们身边的几个伶俐的孩子看到招呼他们的母亲，也都活跃起来了。
“吃过午饭，”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等寒暄之后，大家肃静下来，便又接着讲了下去：“高尔基在这里阅读信件、报纸，有时到餐厅里去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客人。”“高尔基每天收到的来信和稿件很多。每封信他都争取答复，而且总是亲笔写回信，不烦秘书代劳。给青年作者退稿或是寄书时，也往往亲自动手包扎，写好地址，最后才请别人交送邮局发出。”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说到这里拉开了橱门，格板上摆着剪刀、绳子、胶水……高尔基当年用过的一切。
案头上，除了笔、刀、吸墨器等文具以外，还有一折长的、方的小纸条。高尔基总是把自己的感想或意见写在这种纸条上，夹在原稿或书籍当中。纸旁还有两个小小的玩具：石刻的小鱼和盘缠的枯树枝。高尔基在那根树枝突凸的一端画了两个小圈，真是画龙点睛，使那枝毫无生命的枯枝一变而为张牙舞爪的怪兽了。它卧在案头上确实耐人寻味。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高尔基对东方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民间艺术创作很感兴趣。就在这间工作室的一侧，树着一台玻璃橱柜。那里，上上下下摆满了各种骨刻，其中最多的是中国的牙雕。据说这里陈列的只是他后期收集的一部分。早年搜获的一百一十五尊青铜佛像，全部赠送给列宁格勒博物馆充实东方部和中国部的展品了。
小说《铁甲列车》的作者依凡诺夫曾经这样记述下高尔基畅论中国艺术的情景：“二十年前参观的那个博物馆，宛如昨天才看过一般。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谈得津津有味，如同带我们看完这一架展品又去看下一架……高尔基纵谈中国历代的文化。时间没有磨消他的记忆，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也颇为欣慰。但当话题转到天才上时，他讲得更是有声有色、亲切动听：
“中国是个天才的国家，不过对欧洲的文化影响不大。因为那里的天才毕竟遭受了蹂躏、压制……”倘若高尔基能活到今天，能来到我们新的中国，能看到我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蓬勃发展的民间艺术创作，他又该怎样加以赞赏呀？！他不是曾经渴望到中国来吗？远在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震撼世界的时候，他从乌克兰一个偏远村庄两次写信给他的挚友契诃夫，鼓动他同道来中国。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封信呀！他写道：“中国的念头在折磨着我。我非常想到中国去！很久以来，我从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想过什么事。你不是也想到远地去旅行——一同去吧？真去吗？那就好极了！……”
高尔基没能实现这一愿望，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少。代他来到我国的是他那大量译成中文的著作。其中有不少篇洋溢着对中国的向往——从自传体小说到晚年一针见血的讽刺文。在小说《夏天》里，高尔基就通过主人公格涅多依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评论：“我一见他们就觉得亲热”。接着，格涅多依以真挚的口吻赞美勤劳而又酷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他们在斗争，在种地……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弄得多么好呵，我的天！那简直是给新娘子铺褥被，而不是耕地呀。这才是真正的劳动人咧。为什么要跟他们打仗？他们是绝不希望战争的……”
高尔基的工作室紧连着他的卧室。卧室不大，斜对入口的角隅立着一只简便的洗脸台。
“高尔基总是晚上入睡前刮好了脸，以便腾出早晨的可贵时间，来从事其它工作。”
一张单人床放在卧室中间，一头顶着墙壁。床头栏架上系着一只挂钩，可以吊挂电灯。床头左上方的壁上装着一个小型书架，摆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这也是在他的编辑下出版的头几种，原定好像准备出四十本，他死后，已出了一百多本。
靠床有个茶几，上面摆着一张照片，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子的脸，从相框里望着你。谁呢？我们在猜想。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却指着依着门框的马尔华说：“呶，就是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卧室洗脸台前，有一架三面嵌着玻璃的立橱，里面有些高尔基的日常生活用具，药品，还有一根人参，显然年代已久，人参有些焦黄。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大概在1924年底，高尔基住在卡普里岛上时，有几位中国人去探望他。知道他身体衰弱，便给他带去了人参，作为礼物。不过，这根人参，高尔基一直随身带着，没有服用。人参保存下来了，陈列在那里，好像也在述说言语表达不尽的情谊。
我们来到书房。高尔基在这个寓所里共有一万左右册藏书。其中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位从底层出来的高尔基正是跟马列主义结合之后，加上他个人的革命实践，以及跟列宁和斯大林的友谊，使他掌握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武器，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为党、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
“大约在三千本书上留下了高尔基的批语。”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说着，顺手抽出几本书来。有的用彩笔划了道，有的留下了眉批。在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艾尔杰耳著的一本书上，文前附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序言。托尔斯泰在序文中认为挽救俄国的不是革命力量，而是宗教力量。高尔基就在老文豪的名字前写了一个替他伤心的“咳！”字，这意味深长的一个字，包含着多少问题呀！
从书房又走进了餐厅。这是最大的一个房间。靠窗停着一架钢琴。高尔基全家平时在这儿进餐，同时，这儿又是会见来访者和同文学家聚会的地方。在三十年代初，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高尔基和各种派别的文学家们进行了多次交谈，研究如何同心协力创造伟大的先进的苏联文学，帮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从而为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斯大林向文学家们道出作家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名句。
我们向高尔基的儿媳——好客的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表示感谢，并跟他们全家人告别。临行时，她说：“高尔基的晚辈中间今天只有妮娜没能见到中国客人，她回来时，一定会很难过。”
偏巧就在这时门铃轻轻响了一下，门开时走进来一个俊俏的十一、二岁的姑娘。她手里提着书包，绯红的脸上闪动着一对水汪汪的蓝眼睛。从她的相貌上可以猜想到是这家里的人。
“你就是妮娜吧？”我们逗趣地问道。
“是呀！你们是谁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在我们之间扫来扫去。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像赠送给她一件心爱的礼品似地说：“从中国、中国来的客人！”妮娜的脸立刻开朗得更可爱了。
“你知道中国人吗？”
“知道，中国人是我们的同志和弟兄！”
好孩子！伟大的高尔基在将近五十年前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的正是这一句话：“我们，在精神上是弟兄，在志向上是同志。”如今，这一崇高的思想，已在中苏两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的心中开了花。
我们走出这栋楼房，看着在阳光下新开的花朵，不由得想起高尔基对他儿子说的话：“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一生里，只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事物——花朵、信念、对你的欣喜的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将是轻松愉快的。那时候，你会感到一切人都需要你，而这种感觉会赋予你一颗高贵的心。记住，给予人们永远比取自人们要愉快得多。”
我望着满院的阳光、春花，想着，高尔基给予我们的何止这一点，还有人间最高贵的一颗伟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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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愉快的幻想”还是痛苦的叹息？
陈有为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上台前后的许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美国要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来“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美国的许多报刊也把肯尼迪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称誉为“富有想像力”的政策。肯尼迪手下的一位高级官员、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麦康瑙吉6月15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证发表的妙论，可以说是把这种“想像力”发挥到顶点了。
这位助理国务卿先生在为支持美国“援”外法案而发表的长达数万言的讲话中，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对中国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为了说明中国的强大对美国和“西太平洋的自由世界”的“影响是多么深刻”，他闭上眼睛作了一次“愉快的幻想”。
这个幻想是，“把地图上的位置变换一下”，把美国的“友好的邻国加拿大从西半球搬出去，放在共产党中国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以后，麦康瑙吉说道，美国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了”：东南亚将不再受到“不祥的威胁”和“敌对的压力”，台湾将不再面临“猛烈的炮火”，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北”的地方，也将出现一个“友好的英联邦成员国”。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曾经把美洲误认为亚洲，而四百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麦康瑙吉先生竟然想把美洲的国家搬到亚洲来！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吗？
不，这不是幻想。这是对于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的恐惧，是对于亚洲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哀鸣，更是美国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凶心的吐露！
但是，幻想终究不能代替事实。麦康瑙吉承认，当他从这种自我陶醉中惊醒过来时，就发现“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美国）在远东的问题的根源”。而这个根源的实质，就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的范例……对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巨大“吸引力”。
尽管麦康瑙吉使用了许许多多恶毒的字眼来诬蔑中国，却总不能不承认，“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中国“表现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而且它的速度“超过了除日本以外（正确地说，应该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远东国家”。使他特别寒心的是，“在西方的名声并不总是十分良好的”那些东南亚国家里，中国的成就和“这种成就意味着普通人民的命运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的情况，已使人们得出了“共产主义”优越的“结论”。他忧虑地发现，亚洲国家的人民已认识到，他们“遭受贫困，不停地劳苦和住在肮脏环境里”的“命运并不是由某个神明不公平地注定的”。他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期望的潮流”，正在“日益高涨”。如果美国不能“证明共产主义并非将来的潮流”，不能给他们更好的“命运”，那么“就会遭到灾难”。
美国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灾难”呢？麦康瑙吉显然认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自己的责任。按照他的设想，如果把所谓“自由远东国家的力量同美国的力量”连在一起，把美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结合起来，就能在亚洲的这一部分地区保持一种“健全的、平衡的发展”。而为了“促进”这种发展，除了在军事上建立所谓“巨大的威慑力量”以外，还要“更多地注意反游击战的办法”。
换句话说，麦康瑙吉为了挽救美国在亚洲遭到惨败的病症而开列的药方，仍然只有美元和刺刀而已！一个力图证明“共产主义并非将来的潮流”的狂徒，原来只能从自己的武器库里找出两件早已失灵了的破法宝来。对于众议院里那些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议员先生们来说，这不是有点太令人失望了吗？但是，反过来说，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除了美元和刺刀以外，又能找得出什么来呢？这正是他们的真正悲哀之处！
美元和刺刀的价值究竟如何？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在战后期间，美国倾注在南朝鲜、南越、老挝和整个东南亚的美元何止千千万万，美国用来在亚洲发动战争和准备战争的军火武器几乎难以数计，美国派到亚洲来进行侵略活动的军事人员简直多如牛毛。但是，所有这一切，难道能够阻挡亚洲历史前进的步伐，扑灭亚洲人民斗争的怒火吗？美国“目前在亚洲边缘上所经历的正相当于英法两国在它们的殖民帝国瓦解的经历”，美国“目前亲眼看到的就是杜勒斯的亚洲保护国体系的瓦解”，“在整个东南亚，用美元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李普曼和其他一些美国评论员最近发表的这些评论，就是美国战后侵略亚洲政策遭到惨败的一幅生动的写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和经济“援助”给得最多的国家里，美国失败得最惨，而人民的斗争烽火也燃烧得最烈。这难道不是历史对于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大讽刺吗？
美国政府的领导人物，从肯尼迪、约翰逊到麦康瑙吉，最近一再要人相信历史的潮流是在美国一边的。这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潮流中行将灭顶的人的声嘶力竭的喊叫而已。华盛顿大人先生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没落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无论他们作什么“愉快的幻想”或悲哀的啜泣，也无论他们准备投入更多的美元和刺刀，正在奔腾前进的历史洪流——人民斗争的洪流，是永远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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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挝风土杂记
冯建伟
老挝，山川秀丽，森林茂密，大地铺盖着茸茸青草，宛如一块锦织丝绣的绿色图案。在这风景如画的国土上，生活着三百多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他们，在历史上，曾经以木棍、毒箭和陷阱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在最近，打败了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凶恶至极的富米—文翁叛国集团的军队，迫使他们坐在会议桌前和王国政府、老挝爱国战线党谈判，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这个民族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丰富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老挝的气候干燥，但变化很大，在查尔平原，白天，寒暑表上红色水银柱会上升到三十到四十度，而到夜间，则会骤然下降到十度，穿毛衣、毛裤、盖棉被还有点冷，真个是早穿皮袄午穿纱了。这里人民衣着很简单，男女都穿背心和沙龙，赤脚或穿胶底拖鞋。老挝人民的住房，一般都是一人高的高脚、木板、竹墙、铅皮顶的楼房，凉爽舒适。
佛教
老挝人民多数信奉佛教。一般青年男子在结婚前都须到寺庙当几个月或几年的和尚，然后还俗回家。妇女和老年人信佛更虔诚，每月8、15、30日三天，都到寺庙拜佛斋僧。遇到婚丧大事，还请和尚到家里作祈祷或祝福。最流行的祝福形式是拴线仪式，可以说已经突破迷信范围，形成普遍的民族风俗。我们在川圹曾参加过当地长者和寺庙和尚为梭发那·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拴线祝福仪式。由当地长者和各界人民举行的那次拴线祝福仪式比较隆重，人们先把一缕缕洁净的白线，放在鲜花中间，四周高燃明烛，由长者念祝福词，然后，先女后男，轮流给富马和苏发努冯两位亲王拴线。拴线的人一面拴，一面说着祝福的话。被拴线的人把一只手举到眉梢答礼，坐在拴线人背后的陪同者，也一面念祝福词，一面用一只手牵住前面的人的后衣襟，表示全体一致向被拴线的人祝福。另一次为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祝福仪式，是在川圹省丰沙湾镇的寺庙里。那天，富马和苏发努冯两位亲王以及陪同的政府官员、各界人民代表在一起，寺庙里的和尚在一起，分列两行，相对屈膝席地而坐，寺庙的主持者高声念长篇祝福词，为富马和苏发努冯两位亲王祈祷。祈祷毕，以富马和苏发努冯亲王为首，依次手持盛满糯米团、糖果、炸香蕉等各种食品的匣子，到一条长桌前布施斋僧，作为对寺庙祈祷祝福的答谢。
歌和舞
老挝有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各族人民都喜爱舞蹈和音乐。舞蹈有打鼓舞，类似我国少数民族的象脚鼓舞，边打边跳，一人打鼓，多人合跳，是一种最流行的民族舞蹈。抗法战争以来，舞蹈勃兴，在全国大小村庄蓬勃开展，而且创造出许多支援前线、舂米、划船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歌舞，是老挝舞蹈的新发展。其中，传播最广的是《南旺舞》。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几乎人人皆会。《南旺舞》姿式简单优美，身体少显忸怩、双手举过肩头，作各种柔软的细腻的手腕动作。《南旺舞》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群众性。跳这种舞时，往往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参加。“巴特寮”（寮国战斗部队）的战士们最喜欢跳《南旺舞》，而且每每有群众参加，起到鼓舞士气、密切军民关系的作用，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当时军民联欢的主要形式。据说，老语“南”是一个人在唱，“旺”是围着一圈人在看。还有一种《那方舞》，也是抗战时期的新创造。不过这种舞蹈动作更简单，一般只用双手在身周围摸索转圈，不像《南旺舞》那样手势动作复杂。配合舞蹈的音乐是多种多样的，有笙、笛、琴、胡琴、鼓和铃等。这些乐器完全是人民自制的，因此，声音、弹法都具有民族色彩，而不受西洋音乐的感染。比较起来，音乐比舞蹈流行更广些。在老挝的农村，每当傍晚休息时，到处可以听到悠扬的琴声和笛音，村村相闻。青年男女相会时，吹奏着笛或琴。妇女纺织时，在纺织机上挂着铜铃，铃声和梭杼的撞击声合成一套交响乐。每逢丰收，农民们在舂米杆（类似跷跷板）上挂起铜铃，边舂边奏，旁边还有笛、琴伴奏，欢庆丰收和表达劳动者的愉快心情。
恋爱和婚姻
老挝的婚姻是相当自由的。除山区少数民族仍然保留抢亲制度以外，居住在平原村镇的老龙和老听族，男婚女嫁前可以自由物色对象。男青年穿村过市，沿街观察，看中自己心爱的姑娘以后，便吹起横笛，或引吭高歌，来打动对方。女方如果被打动了心弦，就点头示意，便引男子入内室，以贵宾相待。这时，女方父母也自动躲避，让青年人谈情说爱，经过这样深谈，有的相邀下次会见时间，继续深交，也有的一见钟情，当面言定婚事，定期送过彩礼，迎接女方过门，偕首到老。
按着老龙和老听族的习惯，青年男女交际的方式一般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每年冷季（一、二月），全村妇女集中在一个场地上纺丝织锦，这时男青年都围拢在周围，仔细挑选自己喜欢的人，然后，走过去，一面帮助选中的姑娘纺织，一面攀谈，说得投机时，就相邀到女方家里或树林里长谈。另一种是相邀在集市上相见，然后找适当的地点谈话。最近以来，随着人民的文化程度的提高，还产生一种写信求爱的新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在大村镇较多，山村还少。交际最广泛的时候，除每年冷季一两个月以外，佛历每月8、15和30日三个日子，男女双方父母到寺庙拜佛，姑娘们主持家务，行动自便，小伙子们也乘机活跃起来。在林间、在田埂、在青草茸茸的牧场或是围鱼的池塘边，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双双男女，在交头接耳地喁喁私语。
说老挝的婚姻完全自由，毫无封建束缚，那也不符合事实。除彩礼较重，事实上影响男女自由结合以外，与此有关的是，女子在接受彩礼以后，便身无自主。男子可以随便抛弃妻子，而妻子则终身依附丈夫。即使丈夫早亡，如果女方不能如数归还男方定婚彩礼的话，也难改变她这种厄运。（附图片）
欢度泼水节
坐车赶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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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的马奶
用马奶奉客，这是蒙古牧民的传统礼节。
不久以前，我到布拉干省的“游击队员”农牧业合作社去访问。社长巴拉巴尔在招待我们的午宴上，用一只银碗盛满着马奶端给我。我接过马奶，在向主人道谢以后，就一饮而尽。
巴拉巴尔满意地向我解释：“银碗，表示主人对客人的友谊，像银子那样纯洁；马奶，表示主人对客人的心地，像马奶那样洁白。若是客人一饮而尽，就是表示接受主人的情谊和尊敬主人。”
马奶，略带酸味；在蒙古一般都是冷喝的。开始时，我对喝马奶感到很不习惯。但是，蒙古朋友总是一再劝我多喝马奶。中戈壁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合作社社长曾经向我介绍马奶的营养价值。他说：喝马奶不但能健胃，帮助消化，而且对治疗肺病和关节炎等疾病也有帮助。苏联和蒙古，还专门设立了治慢性病的马奶疗养院。“列宁之路”合作社社长奥依道布还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从中国来的同志，喝马奶可以有助于适应蒙古的严寒气候。
这一切，使我对喝马奶发生了兴趣。最近，在一个严寒的清晨，我从草原赶回乌兰巴托去。临走时，我破例地大口大口地喝了一大碗马奶，说也怪，过去在这种天气赶路，我总是冻得双脚难受；可这次我却是浑身热呼呼的，一点不感到冷。
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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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柳英
麦克阿瑟最近谈到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他不胜唏嘘地说：“我们没有赢得那场战争是对自由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不幸。”
对“自由世界”的“巨大的不幸”，还不在于美国在侵略战争遭到可耻的失败，而在于美国侵略集团没有从失败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肯尼迪在宴请日本首相池田时说：“我们是把你看作自由世界杰出的发言人来欢迎的”。池田赞扬肯尼迪具有“特殊的眼力”。
这两个人的对话的肉麻之处，不仅是互相吹捧，而且是在吹捧对方的同时也抬高了自己。池田肯定了肯尼迪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肯尼迪则预先把池田对他的颂词说成是“自由世界”中有份量的“发言”。
美国新闻处在鼓吹美国提出的国际共管老挝的方案时写道，美国的论点是：“真正的中立需要让老挝自行其事，而且具有这样的谅解：老挝让其他国家自行其事”。
前半句话说得并不错。问题是后面的保留马上推翻了前面所提出的动听的原则。很显然，老挝如果让其他国家在它的国土上“自行其事”，它自己哪里还能有什么“自行其事”可言。而美国的目的正在于此。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目前正在策划“日本版的‘和平队’”。
在推行殖民主义方面，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比起美国来，是更富有经验的。有“大东亚共荣圈”、“国际亲善”之类的把戏，日本帝国主义是玩弄过不少的。从他们看来，美国最近竭力鼓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论调，不过是日本二十年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增订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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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动员手记
英韬
接力赛跑
我相信我自己比艾森豪威尔跑得快些。
划船
我的胳臂指挥得又酸又疼，可那几个伙计还是他妈的不卖力气。掷铅球 本来想创造点惊人成绩，没想到一下子反倒伤了手臂。
射箭 我用橄榄枝做箭杆，我认为这有助于射中靶心。
技巧运动
天哪！这一回在日内瓦摔了个满脸乌青。
冠军
总算没有落空，这一项，被大家异口同声地评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