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古田会议前后
上将 赖传珠
一
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战士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战士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水平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宣布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这次调查和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章。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会议，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二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分兵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将水南、直夏的唐云山部大部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出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都自动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党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作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和介绍苏联红军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沿途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上、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的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以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了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亲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这里，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4、5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鄠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三
部队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以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这期间，他不断地、适时地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问我：
“你看打好，不打好？打有利，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了。毛党代表又转向在座的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大家都同意不打。我也不同意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会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用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历、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收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通俗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在短短的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同年10月，四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四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上肃清了。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四支队又成了“模范红五团”的一部分。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
第7版()
专栏：
毛主席怎样教我们用兵作战？
中将 韩伟
1927年“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各地党和人民群众举行起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前武昌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等县的农民自卫军。这些队伍在修水、平江、浏阳、铜鼓一带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因为师的领导不够坚强，部队成分复杂，又缺乏经验，在连续打了几次败仗后，有些同志看不清前途，思想动荡，逃亡严重，甚至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也先后脱离了队伍。幸亏毛泽东同志赶到军中，指出革命的前途，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在三湾把剩下的七百余人编成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更换了军事指挥员，建立了党代表制度，这才把这支濒于瓦解的革命武装挽救过来。从此，这支部队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依托井冈山根据地，展开积极的革命武装斗争。
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它位于湘、赣两省边陲，敌人统治较弱，而且党和群众的基础也较好，便于我们积草屯粮，聚集力量。这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休整，士气为之一振。
但是，那时我们许多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因而对这支幼年的革命军队，怎么去和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反动统治的强大敌人作战，怎么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怎么以根据地为依托，战胜敌人，壮大自己，聚集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针问题，认识也非常模糊。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老套子，以为打仗嘛，过去没少打，有些人还进过军事学校，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再说，我们有党的领导，政治质量高，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要攻就攻，要守就守，还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
10月间，李宗仁、唐生智之间的战争爆发，各派军阀混战一团。边界各县敌人守备空虚。毛主席决定趁机发展根据地，命令我们下山攻打茶陵。他因工作繁忙，这次没有亲身率领我们行动。
茶陵县城的守敌是“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一部分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我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就赶跑了敌人，占领了县城，建立了工农政府。可是，过了四十九天之后，问题来了。湖南军阀暂时向南京反动政府妥协，敌八军军长吴尚腾出手来，派他的独立团团长俞业裕率部配合罗定，向茶陵进攻。独立团是八军的主力团。人数充实，装备也好，仅重机枪就有十二挺。再加上罗定的七、八个连，足有二十个连，约两千多人。而我们算上后来赶到的第三营共有七个连，人少，装备又差，只有一挺轻机枪，步枪的子弹也不多。显然，和敌人硬拚是要吃亏的。但是那时的团营连指挥员，甚至连我们这些排长，大部分是军校或者旧军队出身，习惯过去的战法。一提打仗，就是拉开架子打硬的，守就是守，攻就是攻，当时也有人主张撤退，可是有人立即批评说：“撤退？我们是革命军！要有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些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能打倒呢？革命者永远要勇往直前！”这话听起来也对，于是就和敌人打起来了。
战斗是从拂晓打起的，敌人一下子扑到城郊，十几挺重机枪打得我们阵地上一片烟尘。我们的步枪压不住敌人的火力，于是，敌人就成排成连地冲过来。我们打得很顽强，许多同志几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山头丢了，又奋勇地夺回来，但是终于因为寡不敌众，只好在夜里撤出战斗。
撤离了茶陵，到湖口整点了一下部队，人员损失不少，仅我们排就伤亡了七、八个人，弹药也消耗了很多。休息了一会，部队忽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向南走下去了。行军速度也猛然加快。我们心里不由得一阵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正在疑惑，忽然传来了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翌日清晨，我们集合在湖口南面的一个大草坪上，心里估计，可能毛委员有重要指示，昨晚的闷葫芦也许可以揭开了。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毛泽东同志站在队伍前面，炯炯的目光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说：“我们队伍里有些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心里一跳，屏息静声，紧张地听着。他用手指着队前的几个干部向大家继续说：“你们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你们去投降军阀方鼎英！”这话使我们震惊，列队里立刻骚动起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部队往南走，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连夜赶来。大家都愤恨地咒骂那些叛徒。毛泽东同志当即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逮捕送交革命法庭审判，然后，把队伍带回井冈山的垅头。
在垅头，毛泽东同志首先安定了部队情绪，说我们作战勇敢顽强，这很好。接着问我们这仗该打不该打？我们想，弄出这样的结局，看来是打错了。可是不打又怎么办呢？心里又没有底。毛泽东同志接着说：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他还讲到“走”的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的小孩也会，可是谈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歼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俐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当然那时我还不能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战术思想，可是已经知道老战法走不通了，应该改变。
究竟怎样改变呢？还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带着我们打仗，才使我们逐渐明白。记得几天之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部队集合在垅头向阳的山坡上，晒着太阳，听毛委员交代任务。他说：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都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我们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的遂川去活动。
遂川和遂川以西的大汾镇，都是驻的反动民团。我们在大汾镇打垮了民团三四百人，消灭了一部分，接着就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队分散开来，以连排为单位，到四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我带一个排在城郊和藻林一带活动，每天以班、排为单位，打着红旗、挨村逐镇地开展宣传，打土豪、筹款、组织革命政权。并按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办法，抽出枪支和好战士，去帮助地方党组织赤卫队。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群众工作。看到了广大群众那种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受了很大的鼓舞。
过了阴历年后不久，大约是1928年2月间，又像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泽东同志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回井冈山中心区域。这时，朱培德部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的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红色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宁冈县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安。敌人发现我们尽是赤卫队，没有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泽东同志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使用优势兵力（一团全部、二团一个营），吃掉这股敌人。
深夜，毛泽东同志亲自带着部队，赶到宁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天刚放亮，敌人像往日一样，正在城东郊的操场上操练，我们隐蔽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没有顾得拿就逃到城里。第一连的吴一民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追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内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我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穿过烈火浓烟，冲进城去。攻南门的三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窜，企图突围，都被我们顶回去了。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又遭到我们二团一个营的埋伏。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一片洼地上展开了。
战斗打得干净俐落。没到晌午，敌人的一个正规营和一部分民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我们收拾了，漏网无几。
傍晚，我们开了祝捷大会，然后浩浩荡荡回山，这真是胜利凯旋，很多人扛着双枪，身后是一长串俘虏。行列里，时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和歌声。我们又想到了茶陵战斗的情况，不由得纷纷议论：
“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
“这就是蚀本不干，赚钱就来！”
“……”
宁冈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进行的，也是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得到了补充，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而且它的全部进程也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军事课：湖南敌人进攻了，巧妙地转到江西遂川，分散兵力，张开大网，积极发动群众。敌人重兵赶来，又迅速集中兵力休整，命赤卫队袭扰宁冈的敌人。我们休整好了，敌人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敌人彻底歼灭。毛主席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战斗，生动地体现出来了。同时也使我们体会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用兵作战。
1928年春，正是敌人内部暂时稳定时期，湘、赣两省反动派不断派兵“合剿”我们，战斗十分频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是：在敌人内部尚未发生破裂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的推进的。又说，这时在军事上是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正因为这样做了，所以我们在敌人不断“合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连续取得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趋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发展了，战术水平也有了提高。
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了教育部队，把过去的作战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把它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是当时作战原则的最深刻又是最通俗的概括，是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这不仅武装了我们的思想，指导了当前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而且奠定了我军作战原则的基础。这些原则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扩大，红军也由游击队壮大成为游击兵团。到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红军进行的已经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了。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作战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和他在其他方面的伟大创造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重要课题，他的天才的军事思想，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让我们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红旗奋勇前进！
（以上两文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