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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会见并宴请志贺义雄等同志
周总理同日接见日共国会议员代表团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彭真，今天中午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团长、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和代表团团员：日共中央委员川上贯一、岩间正男，日共京都府委员谷口善太郎，日共中央文化部委员须藤五郎，随员津京良次。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伍修权，候补中央委员赵毅敏，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张香山等。
新华社2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为首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赵安博等。（附图片）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彭真，6月20日会见了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团长、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图为会见时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人是志贺义雄同志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图为接见时合影。前排左起：京津良次、谷口善太郎、川上贯一、志贺义雄、周恩来、岩间正男、须藤五郎、张奚若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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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签订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新华社莫斯科19日电 中国和苏联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日在莫斯科签字。
在协定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中国政府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卓新，代表团副团长、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武衡；苏联方面是苏联政府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斯卡奇科夫，代表团团员、苏联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先科。
签字时苏联方面在场的有：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苏联地质和矿藏保护部部长安特罗波夫，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尔洛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库米金，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希波夫，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图格里诺夫。
签字时中国方面在场的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德群、郑拓彬、谭伟，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
签字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为中国政府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举行了宴会。宴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苏联方面参加宴会的有：米高扬、安特罗波夫、奥尔洛夫、库米金、阿希波夫以及苏联政府其它部门的负责人。
中国方面参加宴会的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大使馆参赞，中国政府经济科学技术代表团成员和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率领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
参加宴会的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驻苏联的外交使节。
斯卡奇科夫和顾卓新都分别在宴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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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昌人民初步战胜赣江最大洪水
据新华社南昌20日电 南昌市人民同赣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的斗争，已获初步胜利。现洪峰已入鄱阳湖，南昌水位19日已退到警戒线。目前南昌市的防汛大军仍在严守阵地，监视水情。
南昌市从13日到16日，一直处在赣江巨大洪水的威胁中。15日一时到16日下午五时，赣江洪峰过南昌时，水位最高达二十三点九米，超过警戒线二米，是有纪录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洪峰。南昌市组织八万多名防汛大军，日夜坚守堤防，对圩堤突击进行了加高加固，许多堤身低洼的地段筑起了子堤，险段给予重兵防守，基本上抗住了洪水。西河大埠潮王洲险段，15日上午曾一度被洪水冲开缺口，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搏斗，终于把缺口堵住，化险为夷。
驻南昌的解放军，积极参加了防汛斗争。全市的交通、商业部门彻夜为各圩堤险段调运防汛抢险物资。饮食行业在14日晚上通宵赶制食物送到防洪抢险第一线。经过几天的抗洪斗争，全市主要的富大有大堤、西河大堤、赣江大堤、赣西大堤在洪水袭击下虽出现过一些险情，但都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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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键在于社员当家作主
江西德安狮子公社乌石大队是怎样尊重生产队的权力的
本报记者
沿着波阳河西岸，我们到狮子公社乌石大队去。每块田里都是绿的，不是深绿的早稻，就是翠绿的中稻。有些地方，周围都是深绿，中间一块却是新绿，这是怎么回事？
早已听说，江西德安乌石一带在1955年冬、1956年春全部实现合作化并且办成一个大高级社以后，修建了一个能灌田三百多亩的水库，就开始迅速地发展双季稻。在那以前，光是种一季中稻，水还时常不够用。修了水库之后，大部分水田都改一季为双季了，粮食产量因此大大增加。当地群众对种双季稻是很感兴趣的，领导方面也一直提倡种双季稻。为什么在一些双季早稻田中间，却种了一小块一小块的一季中稻呢？
大队尊重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生产队才有生产斗争的主动权
同生产队里的同志们谈了之后，才知道这中间大有学问。
原来，这一小块一小块栽插一季中稻的田，虽然夹在别的田中间，但是排水条件和土质却比较差——社员们把这些田叫做“冷浸田”。大部分田改种双季稻以后，在这些田里仍然种一季中稻。去年春天，公社和大队统一部署种植计划，要求所有的一季稻都改成双季稻。他们说：既然周围的田都能种双季稻，这些田为什么不能？既然大片田都能种双季稻，小片田为什么不能？于是，这些田和别的田一样，一同插上了早稻。“冷浸田”插早稻，生长慢，苗长不起来，冷坏了；结果，每亩只收了二百来斤谷。在这些田上稻苗生长得迟，收了早稻也没法再插晚稻了。如果仍然栽插一季中稻，每亩可收三百多斤谷。这样，在这些田里，每亩就比过去少收一百多斤粮。
今年，公社和生产大队比较尊重生产队因地种植的权力了。各个生产队各自分析了每一块田的特点和本队劳动力的状况，把当前还不能改善土质和排水条件的“冷浸田”仍然改种一季中稻。有的还打算在收了中稻之后，再种一季生长期较短的杂粮、蔬菜。这样，总产量就能比较有把握地增加。社员群众对这样做十分满意，他们说：“自己作主，心里有底，手上有劲。”因此，插秧工作做得又好又及时。
今年的插秧工作做得又快又好，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同尊重生产队因地种植的权力有关的。
原来，乌石大队笼统地规定：冬季比较肥的田全部种油菜，次肥的田一律种麦子，剩下来的瘦田一律种绿肥。这样，绿肥种得比较集中，在春耕以前还得割了往远处的田里挑运，要多费许多劳动力。有的生产队地多劳力少，要求把绿肥种得分散些，施用绿肥的时候可以少费劳动力。大队认为这样“不好计算面积”，不同意。
去年冬种的时候，梅湾生产队运用因地安排种植计划的权力，用两种节省劳动力的办法种绿肥：一是远田种绿肥，近田种油菜、小麦，这样可以不必向远田送肥料；一是一丘田靠里的不易干的一半种绿肥，靠外的较干的一半种油菜或小麦，这样既适合作物的特性，又便于就近施用绿肥。大队管委会调查研究了梅湾队的作法，建议各个生产队仿行。各个生产队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对冬种作物的因地种植作了安排。采用这种办法，翻耕和施基肥的时间缩短了，劳动力节约了，今年的插秧工作也就完成得比较快。
在乌石大队的早稻田里，社员们正在忙着耘禾。生产队的同志们说：今年的禾苗生长得特别整齐；不只是插秧插得又好又及时，田间管理也管得较好较及时。
去年，插秧时间是由大队统一安排的。大队要求各个生产队进度一致，同一天开始，同一天插完。由于各队劳动力多少强弱、秧苗生长情况和其他条件不同，单纯赶进度就很容易不顾质量；加以插得过早，插不好或者死了又要再插，反而把时间拖长了，一个多月才插完，有一部分误了农时。
今年，插秧时间由各个生产队自己决定，劳动力由各个生产队自己安排；再加上贯彻了三包一奖，各个生产队的劲头都很高，在全大队范围内，二十来天就全部插完了。不需要大队干部拿上尺子到处量，密植规格也比去年更合乎增产的要求。
在乌石大队各个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社员们正在顶着太阳打麦子、晒油菜子。今年的春熟作物总产量比去年显著地增加了。生产大队的干部对今年各个生产队的春熟作物选种工作也特别满意。各个生产队对选种工作都做得很细致，有的做到了穗选，至少也做到了田间片选。
1959年，乌石大队的春熟作物种子是由大队统一保管，种子混杂，发芽率不一致，品种不一致，管理期、收获期都不一致，发生了大麻烦，并且降低了产量，妨碍了各个生产队精选种子的积极性的发挥。1960年春收的时候，公社决定种子由各生产队单打、单晒、单藏，由各队指定专人负责保管。这样，一些生产队的选种工作就做得特别好。因此，今年收获的小麦、油菜子成熟一致，子粒饱满。但是，去年的留种工作还有一个毛病：大队统一规定，各个生产队小麦留种量一律每亩五斤。在泥田里，麦子发芽率低，一亩五斤就太少；泥田多的生产队，种子就不够用。今年，大队管委会进一步了解了留种情况，听取了群众意见，修改了留种办法，由各生产队参照本队土质留种。生产队留选和保管种子的自主权进一步受到尊重，社员群众精心地选留和保管种子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生产队因地制宜决定本队的种植计划、增产措施和安排农活的权力，在本队调整劳动定额的权力，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零星土地的权力，经营适合于生产队经营的副业的权力，等等，在乌石大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尊重。今年春熟作物收成比较好，水稻种植和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前，鱼塘由大队统一管理，生产队养鱼的权力没有受到尊重，好几个生产队有塘也不养鱼。现在，生产队的这项权力受到了尊重，每个生产队都养鱼了。
经常深入群众进行调查，才能真正做到尊重生产队权力
从狮子公社乌石大队的情况看来，生产大队要真正做到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尊重生产队应有的权力，而又不是对生产队的事情撒手不管，这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行。
在今年的早稻种植工作中，乌石大队管委会向各生产队提过两次建议，一次提对了，一次提错了。
大队建议：早稻3月19日到23日播种。这是根据县里发布的天气预报和当地的具体条件，对历年早稻播种情况作了分析研究，同老农和技术人员商量以后提出的建议。大部分生产队的干部和本队的老农商量以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春分前三、五天趁一次寒潮的末尾浸种，种子浸好刚好赶上天晴，及时播了种，秧苗长得好，插秧也比较早。只有中胡生产队的干部，既不同群众商量，又不听大队的建议，认为：“既是建议，听不听无所谓；你提你的，我做我的。”“生产我们都会搞，用不着大队操心。”他们决定在清明那一天浸种。播种后天气又转冷，秧苗生长得又慢又不好。插秧季节到了，别的队已经插秧了，他们还得等秧苗再长。后来，为了赶季节不得不加夜班全队动员抢插，秧苗短、难扯拔、多费工、工效低，本队能插的秧苗不够，还拿钱拿稻谷到有多余秧苗的队去买秧换秧，有的田没有整理好就急急忙忙插秧，插秧质量低、缺秧多，几头都受了损失。这件事情教育了各个生产队：要学会正确地运用自己应有的自主权。同时也使大队干部认识到：对各个生产队作出正确的建议是必要的，不可没有的。
大队又建议：4月27日到5月1日开始插秧。这个建议是根据播种日期和一般情况推算之后作出来的，并没有到各个生产队去看秧苗的实际生长情况和插秧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到了4月末，只有少数生产队的很少一部分田开始插秧。看起来，各个生产队的行动都有些迟缓。有些大队干部着急起来了，又认为“生产队的自主权太多”了，他们按去年插秧费了一个多月时间计算，恐怕今年早稻插秧更难以如期完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到5月初，各个生产队普遍行动起来，二十来天的时间，就都插完了；许多田的插秧质量也比去年好，至少是不比去年差。各个生产队都是每天密切注视着秧苗生长情况和天气情况的；社员群众和生产队干部自己胸中有数：不要过早，也不要过迟；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不必过早动手也能抢住季节、及时插好。这件事情教育了大队干部：应当相信生产队能够正确地运用他们应有的自主权；同时也使他们了解到：大队干部一定要进行比较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力求把对生产队的建议做得正确。
过去，乌石大队总是统一布置开展春耕准备工作的时间。有些队油菜田多，不能翻田，一定时期应以积肥为主。梅湾生产队的油菜田少，白水田多，而且土地多、劳力少，本应早些动手翻田，以翻田为主，可是，按照大队的布置也得以主要力量积肥。结果，几年总是别的队翻完了田，梅湾队还没有翻完。去年冬天在提出安排春耕准备工作的建议的时候，先作了调查研究，按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提出建议。大队尊重生产队的权力，生产队也就尊重大队的建议，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在大队领导下，搞得比较好。
乌石大队队长胡茂盛同志近几个月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感受：生产队长和社员一方面要求大队干部领导他们，撒手不管他们也有意见；另方面他们又有一定的自主权，领导错了他们可以不听。这就逼着大队干部不能不接近群众、参加生产，不能不了解实际、调查研究。只要主意出得对，大家就积极地照着办。这样，工作看起来比过去难办了，实际上干起来又比过去好办了。——乌石大队的干部们已经作了这样一条规定：不同各个生产队商量，不到各个生产队调查，就不要布置工作，不要发号施令；行使大队职权，提出各种建议，先要到各个生产队去，好好调查，好好商量。
尊重生产队权力的根本之点，在于尊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
乌石大队今年头一回较多地试种棉花。这一项生产进行得不顺利，有相当大一部分种得不好。这不能怪生产队，根本原因还在于在这件事情上缺少调查和商量，有关方面起初对生产队因地种植的权力没有充分尊重。
这里的棉花种植计划，起初是单纯由上而下地派下去的；在分配植棉数字之前，既没有征求各个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也没有调查研究在这里开辟新的棉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分配植棉任务的干部只是认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多产棉花；这里的粮食生产情况比较好，社员收入还不多，种些棉花能使他们增加收入；他们只是大体上了解，这里的土质、气候也还适于种棉花。就凭着这样的一片好心，在这里分配了较多的植棉任务。县里分到公社一千五百亩，公社又增加了二百亩，共一千七百亩；公社布置给乌石大队的特别多——六百亩。大队干部回来同各个生产队干部讨论，各个生产队勉强接受下来四百四十亩。到最后，各生产队实际上只种了二百三十四亩。在这过程中，德安县委领导同志到乌石大队了解“三包”落实情况的时候，问大队干部六百亩植棉面积能不能完成，大队干部说：这里有许多漏沙田，年年要抗旱，不宜种水稻，适宜种棉花，完成这个计划面积“有理由”也“有把握”。可是，到生产队里再访问，同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社员座谈之后，才发现了问题：棉花费工多，种这么多，劳动力支配不过来；历来没有大面积种过棉花，不摸底，一下子种这么多，技术条件不够。县委领导同志了解情况之后，向大队和公社干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才尊重社员群众和生产队干部的意见，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可是，最初的那种做法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例如上胡生产队，过去没有一个人种过棉花，今年第一次播种，苗出来三寸多高，全死了；再种下去，苗仍然不壮，社员们对这四十二亩田会得到什么结果，很担心。
乌石大队的社员群众也懂得：多种棉可以使大家多用些布，种得好可以使自己增加收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种棉花，但是因为当地没有种棉的习惯，全大队只有十来个由外地迁来的社员会种棉花，加上用的棉花种子是外来的，不知道能否适应当地土壤气候等条件，所有这些，都使社员们担心，他们要求先少种些，试一试。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有的生产队，如乌石门生产队，按土质、劳动力、技术等条件说，的确可以比较多地种些棉花，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困难，必须充分发动社员才能解决；因此，即使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硬性分配任务也不是办法，而要从思想教育和执行政策等方面做好工作。
有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还能够尊重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到了同生产队发生矛盾的事情上就不那末尊重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了。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乌石大队有的干部认为：“各级权力是上级规定的，规定哪级的权力多大就是多大，打不得折扣。”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问题是，这里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因之把事情弄得有些颠倒了。上级的权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乌石大队的同志们经过讨论，比较明确地认识了这样一条：权力来自人民群众，人民公社的一切权力归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一切重大事情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
德安县委驻乌石重点工作组的同志们有一条很好的体会：尊重生产队的权力，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充分调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并不是由上而下地把自主权“交给”生产队，就算完事了。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给生产队的；公社和大队的任务是要发动社员群众自己起来掌握自己应有的权力，放手发动群众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
乌石大队还有一条很好的经验：要尊重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应有的自主权，大队需要有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由支部书记、队长、老农、技术员组成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生产管理问题的小组；除了大队有这样一个小组之外，各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由党员、队长、老农组成的研究生产管理问题的小组。经常通过这些小组，了解和吸取社员群众、特别是有比较多的生产经验的农民的意见。要对生产提出什么建议，都先通过这些小组讨论。这些小组的成员，也要向更多的社员学习，其中的老农也是如此。木梓林生产队的老农胡兰德说：今年春天第一次寒潮来的时候，秧苗发黄了，找不出原因来。他问了生产队长，问了一个比较懂技术的青年，二人都说需要排水晒一晒；但是，说不出道理来。他又向一个年纪比他还大的老农请教，也说需要晒田，并且讲清了要晒的道理。这样，他们经过小组讨论，才由生产队决定采取晒田的措施。这样做，果然秧苗几天就返青了。他说：“种田没深浅。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了。要作主，就要不断向众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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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尊重生产队的权力
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群众的生产活动的单位，党的政策能不能全面地透彻地在社员群众中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生产队应有的一定的权力是不是受到了尊重。社员群众和生产队的干部，熟悉本队的土地、农活、作物的特性，也熟悉本队社员的情况和特长；他们处在生产斗争的第一线，掌握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的变化情况。只要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并且善于运用在管理生产上的一定的自主权，就能够因时因地因人因作物制宜地去安排种植计划，安排各种农活，规定增产措施，就能够积极地争取好的收成。全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凡是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应有的自主权确实受到尊重的，都能够在公社和大队的正确领导下，比较主动地争取增加生产。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西德安县狮子公社乌石大队的情况，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哪一块地最适合种哪一种庄稼，哪一块地的茬口该怎样安排，只有直接参加当地生产、比较熟悉当地土地和作物的特性的人们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定。如果根本不考虑土地的情况和其他有关的条件，光是凭着“某种作物是高产作物”、“某种作物是低产作物”去决定某个生产队在什么地方种什么作物，那就会遭到失败。狮子公社乌石大队干部去年只看到双季稻比单季稻产量高，因之要各个生产队在一些只适于种一季中稻的“冷浸田”里也种上了双季早稻，结果是费工多、产量低。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在去年秋后制订冬种计划和今年春播插秧的时候，就切实地尊重了生产队的因地种植的权力。
什么时候安排什么农活，安排多少人去做哪一种农活，这也只有直接参加当地生产、比较熟悉当地的作物生长规律、天气变化规律和社员具体情况的人们，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定。如果根本不考虑农活、劳动力、天气变化等等情况，光是凭着“越早越好”、“人越多力量越大”等笼统的观念去指挥，那就会使生产受到损失。狮子公社乌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掌握了安排农活的权力，就能够根据当地多年来的经验，分析天、地、庄稼的具体情况，把握最有利的时机，用最节约劳动力而又最适合农时的办法安排农活；并且能够因时因地，随机应变，同大自然作斗争。
对哪些作物采取什么增产措施，某种增产措施应有什么样的规格和数量，也只有在当地多年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才能够作出切合实际的决定。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个生产队的正确的增产措施，如果原样照搬到另一个生产队，也可能完全不适用。如果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光凭着翻土越深越好、施肥越多越好、浇水越多越好等等片面的孤立的观念去指导生产，就很容易浪费人力物力而得不到增产的效果。长期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社员群众和生产队干部，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本队的关键性的增产措施，也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各种作物增产的具体办法，而且在碰到了特殊情况的时候仍然能够采取比较好的办法。狮子公社乌石大队的情况说明，只要尊重生产队决定增产措施的权力，无论是劳力多土地少的队，或者劳力少土地多的队，都能因地而异地找到各种各样的增产门路。
此外，在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方面，在管理本队选留的种子方面，在开荒和利用零星土地方面，在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生产队的自主权都应当受到切实的尊重。总之，只有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地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的主动权的多少，决定着生产水平提高的程度。只有充分尊重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应有的自主权，才能使生产队在生产斗争中充分发挥在现有条件下可能具有的主动权。
从狮子公社乌石大队的情况看，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这需要在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和改进工作作风方面进行许多具体的细致的工作。大体的情况是：在开始时期，可能是在有些事情上，生产队应有的权力受到了尊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生产队应有的权力仍没有完全受到尊重。从不那么尊重到比较尊重，这是需要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本来，生产大队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各生产队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公社管委会向生产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的时候，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根据国家计划和各生产大队的具体情况，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生产大队根据国家计划任务和各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对各生产队提出初步要求；然后由各生产队发动社员充分讨论，拟定本队的生产计划；然后由大队把各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大队企业的生产计划加以综合，经过必要的协商调整，订出全大队的生产计划。可是，今年狮子公社和乌石大队在最初安排种棉任务的时候，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没有到生产队去仔细调查、征求意见，只是由上而下地把种植亩数派下去。这个地方历来没有大面积地种过棉花，一下子分给比较多的植棉任务，各个生产队接受得十分勉强，最后只完成了公社分给这个大队的种棉亩数的五分之二。在落实包产指标的过程中，县委领导同志到生产队里了解了情况，然后才以生产队的种植计划为基础修改了大队的植棉计划。乌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实际上是运用自己应有的权力，没有盲目地按派定的亩数改种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作物，这种当家作主的精神，使生产减少了一些损失，是值得赞许的。大队、公社最后还是尊重了生产队应有的权力，这也是好的。
为什么有些干部在有的事情上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在有的事情上却又不尊重了呢？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是有意地不尊重，常常还是出于一番好心好意。例如在狮子公社，他们满心想使这个粮食产量较多而现金收入还少的大队的社员们增加一些收入；也考虑到了当地耕地面积较广、土质也还适合种棉的条件。可是，他们毕竟还是没有生产队里的群众和干部考虑得更实际、更周到，没有考虑到劳动力是不是够用、是不是掌握了植棉技术。由于没有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同社员商量，结果就没有把好事办好。当然，如果有的生产队不愿多种棉花，并不是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是没有认识到本队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的一致性。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反复商量，并且通过正确执行政策来正确地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而不可简单地硬性分配任务。总之，不论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只有同生产队里的群众和干部好好商量，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解决。
尊重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上应有的权力，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确实尊重社员群众。公社社员是自己的集体的生产事业的主人。只有多同群众商量，多作调查研究，领导、帮助和建议才能做得正确，才能真正实现对生产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如果领导、帮助和建议做得不正确，生产队有权提出不同的意见，可以不执行不适合本队情况的建议，这也就使得各级领导干部非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不可，非经常地了解实际情况不可。有的时候，有的生产队还不善于运用在生产管理上的一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并不足以说明不应当尊重生产队应有的自主权。我们办人民公社还开始不久，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都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都需要在实践中间学习。只有坚决地尊重生产队应有的权力，才能提高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实践中间增长才干。这里还应当注意到，尊重生产队的权力，并不只是生产大队干部的事情。县级干部和公社干部首先要尊重生产大队的权力。县和公社把对生产大队提出的关于生产计划（特别是各项增产指标）的建议建立在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正确地执行党的有关的各项政策，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生产大队才可能更好地尊重生产队应有的权力。
是否真正尊重生产队的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是否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真正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定要从思想上尊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们，向他们多作调查，并且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才可能真正尊重生产队应有的权力，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不同的实际条件出发，把农业生产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