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
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翦伯赞
最近看到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虽然只是几百字残稿，但从这个残稿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著《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
全稿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所记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一年之事，起是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迄是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掠居民千余而还。自正月至十二月，按月记事，有事则书，无则缺，但每事仅书发端一、二字或五、六字不等，以下便用“云云”二字结束。如：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改元。王敦将作乱，谓长史谢鲲云云”。
“二月，后赵王勒立云云”。
“五月乙亥，襄阳太守周虑袭卓于云云”。
也有仅书末尾一字的。如：
“十二月云云，还”。
手稿的后段是利用范纯仁写给作者及其兄旦的书札起草的。作者把书札上的字用墨涂去，墨淡，原来的字迹尚可辨认出来。
手稿的后面，有司马光手书的陈谢状。陈谢状没有上下款，不知是写给谁的。内容是答谢朋友的“颁赐”。
在同一稿纸上，既有司马光手书的《通鉴》稿和陈谢状，又有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兄弟的书札，这正如宋人赵汝述的题跋所云“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当然，最可宝的还是《通鉴》的手稿。
很多宋元人的题跋都说这个手稿是《通鉴》的初稿，我看这不是《通鉴》的初稿，只是《通鉴》的一个提纲，而且不是最后的提纲。
第一，如果是《通鉴》初稿，作者应将写入永昌元年的每一史实，从头到尾，全部写出，而这个手稿对于每一史实，只写发端数字，以后便用“云云”二字结束。显然，这只是作者把他认为应该写入这一年的历史事件提示出来而已。
第二，如果是最后的提纲，其所载永昌元年的史实，应与今本《通鉴》所载同年的史实相符，而手稿所写永昌元年的史实，与今本《通鉴》所载同年的史实颇有出入，证明这个提纲在后来是经过了修改的。
第三，史载司马光修《通鉴》，政府给笔札，如果是定稿，应该用正式的稿纸誊清，不会写在范纯仁的书札上面，更不会在手稿后面起草陈谢状。显然，这个手稿是一个提纲的初稿而在后来被废弃了的。
这个《通鉴》永昌元年手稿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于《通鉴》提纲的起草，是用一笔不苟的字写出来的，这一点又说明司马光对待提纲是采取了如何慎重的态度。很多前人的题跋都赞扬他的这种慎重态度。例如宋人葛洪等的题跋云：
“此属稿尔，而字画无一欹倾，惟公不欺之学，何往
而不在哉”。
元人黄溍的题跋有云：
“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整，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
无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季始克成书欤。今之文人，类以
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
追逐也”。
元人宇文公谅的题跋亦云：
“今观温公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
审迺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彼浮躁
急迫者安能如是邪！”
我同意前人对司马光的这种赞扬。固然，字的正草，不是衡论文章好坏的标准，但“作字方整”不仅是写字的问题，而是表现作者落笔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对于那些以了草轻率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当然，更值得赞扬的是司马光亲自写提纲，对于《通鉴》一书的发凡创例所采取的慎重和负责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通鉴》是一部集体写作的书，参加这部书的主要写作人有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刘攽担任两汉部分，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而由司马光总其成。此外还有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文字检阅。
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司马光自己邀请的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史载刘攽“博记能文章”，“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颂。”（宋史卷319本传）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他曾“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宋史卷444本传）范祖禹“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宋史卷337本传）担任文字检阅的司马康，也是“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宋史卷336本传）
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因志同道合，在认识上、观点上就容易取得一致。即因都有研究，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都能担负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这些，我以为是成功地编写《通鉴》的主要条件之一。但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作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结、贯通负起责任。司马光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很好的模范。《宋史·刘恕传》载：“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看来司马光对于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是最器重的。永昌元年，属于魏晋范围，正是刘恕担任的部分，但对于起草这一年的提纲，司马光却没有委托刘恕而是亲自动手。这一点就说明了司马光对于总揽《通鉴》全书的纲要方面，作了辛勤的工作。由此可见，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固然要有很多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但每一部书还要有一个司马光。
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应该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删繁就简取精用宏，特别应该记得列宁的教训：“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前人的题跋也赞扬司马光以书札作为稿纸的节约精神。例如韩性的题跋有云：“温公被命为通鉴，给笔札，辟僚属，其事至重。其以牍背起草，可以见其俭。”节约稿纸也是美德，但我以为司马光最大的节约不是稿纸，而是文字。如果因为节约文字而多用了一些稿子，我以为这不是浪费而是最大的节约。司马光编写《通鉴》就用了很多稿子。在写完《通鉴》以后，残稿尚盈两屋就是证明。假如司马光不浪费这两屋稿子就不能写出他的《通鉴》来，因为《通鉴》是从这两屋稿子中提炼出来的精华。经过这一提炼的过程就大大地节约了文字，节约了刻版工人的劳动，节约了纸张和其他印刷材料，特别节约了读者的时间。
《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前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按年代顺序，排比史实。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所有这些，都是一再提炼的结果，而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固然在精雕细刻方面，多半是由于参加《通鉴》写作的每一个人的努力，但对于全书体例的统一安排，史实的最后校订，文字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使《通鉴》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司马光付出了最大的劳动。所以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当然，《通鉴》的写作之所以成功，时间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说时间很重要，不是说我们也要学司马光一样，用十九年的时间写一部通史，只是说用突击的方法对待学术研究是不妥当的。列宁说过：“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又说：“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性急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这种知识的缺陷。”要记得列宁的话：“在这里，光靠蛮干和突击，光有机智和毅力，或者光有人的任何优良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还要有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是要时间才能学到的。所以列宁告诉我们：“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
最后我还想顺便说一说范纯仁和他写给司马光兄弟的书札。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他在政治上和司马光一样也是保守派，他和司马光是很好的朋友，又是亲戚（司马旦的儿子司马宏是范纯仁的女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司马光被迫从政治舞台退到书斋，专门从事《通鉴》编写。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带着他的《通鉴》编辑部从汴梁搬到洛阳。从此以后，一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前后十五年，司马光都住在洛阳编写《通鉴》。这时有很多王安石的反对派避居洛阳。有一个时期范纯仁也在洛阳。当时这些寓居洛阳的王安石的反对派，组织了一个“真率会”，司马光、范纯仁都参加了这个“真率会”。据《宋史·范纯仁传》载：“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及其兄旦的信，大概是他们同在洛阳的时候写的。范纯仁信上有“伯康必更痊平”及“伯康初山，（‘山’字应为‘痊’字之误）谅难离去，咫尺无由往见，岂胜思仰之情”等语。看来，范纯仁写这封信的时候，司马光与其兄旦居在一处，司马旦正在生病。据《宋史·司马旦传》载，司马光与其兄旦不居在一个地方，“光居洛，旦居夏县，皆有园池胜槩。光岁一往省旦，旦亦间至洛视光。”《宋史·司马光传》亦载：“（光）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大概范纯仁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司马光回到夏县去探视他的长兄的病的期间。范纯仁的信，主要地是问候司马旦的病。
范纯仁的信和《通鉴》稿没有关系，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司马光和当时保守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编写的《通鉴》也由于时代和阶级性的局限，全书都贯串着地主阶级的历史观，这种观点，露骨地表现在“臣光曰”的评语中。而且他写这部书的动机主要的是替皇帝提供统治人民的历史经验。尽管如此，《通鉴》这部书仍然是一部最成功的集体写作的通史，而且替集体编写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至于司马光编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直到今天我以为还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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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属胡须与提高金属强度
葛庭燧
近代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对于金属材料的强度提出了日益严格的要求。目前提高金属强度所采取的一般措施，只能够使金属的强度提高几倍。假定金属原子间的结合力完全发挥作用，可以计算出金属在理论上所应该具有的强度（理论强度）比金属的实际强度高出一百到一千倍。近年来关于金属胡须的研究，对于提高金属强度达到理论值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崭新途径。
金属胡须的强度高得惊人
金属胡须是在金属表面上所生出来的极细金属丝，很像人脸上的络腮胡子。这种胡子只在较特殊的条件下才生出来，而且生得很细很短，比头发还细，只有几个毫米长。在1952年，有人测量了锡胡须的强度，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强度比大块的锡高出一百多倍。随后的试验指出，不但锡胡须具有这样惊人的强度，别的金属，例如铁、铜、银、镍等的胡须也是如此，甚至有些非金属，例如岩盐、石墨、石英以及半导体的硅和锗的胡须也具有这种惊人的特性。这种发现的实际意义是把怎样让金属发挥最大潜在力量的问题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它的理论意义是使人们在揭开金属强度之谜的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怎样大量生产粗而长的金属胡须
要使金属胡须能够作为工程材料在生产实际上应用，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首先，金属胡须是太细太短了，而且生得也太慢。例如，在镀锡的电容器片上要几个月才能生出几毫米长的锡胡须。后来有人发现，如果在金属上施加压挤力，可以大大加速胡须的生长。现在，除了让金属胡须自动由金属表面上生出来的方法以外，已经发现了另外几种生胡须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生得快、生得粗和生得长的方法是用蒸汽进行化学还原。譬如要生出铁胡须时，就把氯化亚铁在氢气中加热到摄氏八百度左右，在这样的温度下，氢气便与氯化亚铁蒸汽中的氯原子化合成为氯化氢，剩下的铁原子便在盛氯化亚铁的槽壁上形成许多铁胡须。同样地，如要生出铜胡须，就用氯化亚铜在氢气中还原，温度约为七百五十度。用这种方法，在半小时内就能够生出长度十几个厘米、粗度约十分之一毫米的铁或铜胡须。但是这种胡须对于实际作为工程材料来说，还是不够粗不够长的。
在努力生出粗而长的胡须以便实际应用到生产上的时候，人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极细的金属胡须，当它的直径是几个微米（1微米等于万分之一厘米）时，它的强度固然比大块金属晶体高出一百到一千倍，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胡须的直径增加到十至二十微米以上时，它的强度又比实际金属晶体的高不了许多。这个发现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就是不但要揭示极细胡须的高强度的秘密，也要揭示为什么当胡须变粗时强度降低，并且找出使胡须变粗而不降低强度的方法。
金属胡须向理论工作提出了丰富课题
实际的需要是推动理论研究工作前进的动力，金属胡须研究工作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胡须的理论工作牵涉到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金属强度的问题，因而也就牵涉到整个金属强度这个领域的秘密，特别是牵涉到目前最流行的金属强度微观理论——位错强度理论的最基本的假设。
为了解释晶体（包括金属）的理论强度与它的实际强度的巨大差异，早在二十多年以前，人们就提出了晶体位错（或称脱节）的概念。金属晶体内部的原子一般是排列得很有规则的，这样的固体叫做晶体。位错是在晶体的有规则排列当中所出现的一种缺陷。位错理论假设了这种晶体缺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它在很小的外力的作用下便能够发生运动；第二、当它移动到晶体以外时，晶体便发生可以观察出来的（宏观的）范性形变。近几年来发展了许多种直接观测晶体中的位错的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各种直接观
测的技术都指出，晶体（包括金属、离子性晶体如岩盐、共价性晶体如硅和锗、有机化合物晶体如高分子络合物）中肯定有位错存在。最近关于晶体中位错的来源和形成机构问题，也有人提出了初步的看法。关于上述的位错第二个特点（引起宏观的范性形变）已经有实验的证明，但是关于位错第一个特点（易动性）则还有待于实验来验证。目前对于位错的易动性的一般解释是，晶体中位错的特殊结构（即在位错所在地区附近的原子特殊排列位形）足以使晶体中原子在外力作用下的整体移动或滑移变为局部滑移，即使滑移逐步进行，每次只滑移一个很小的距离（约为一个原子间距的大小），这样便使原子间结合力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使滑移所需的力远低于发生整体滑移所需的力，因而使晶体的强度大大降低。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话，不含位错的完整晶体应该具有理论强度，即强度比实际的大块晶体高出一百到一千倍。
胡须在极细时既然具有接近理论值的强度，所以人们很自然地会假设胡须在极细时是完整的，即不含有位错。首先，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会生出胡须来。实验已经发现，自动从金属表面上生出的胡须是从根部生长的，就如同人的胡须一样，然而用化学还原方法所生出的胡须却是从端梢生长的，就如同房檐上在冬天挂下来的冰坠子一般。无论是从根部生长的或从端梢生长的，按照现在已经提出的生长机构来说，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都只是一个位错，在生长完毕的极细胡须中并不含位错，或者只含一个沿着轴线的位错。胡须中所含的一个沿着轴线的位错并不至于破坏胡须的高强度，因为单独一个位错既不至于引起可以觉查的宏观变形，也不容易再产生新的位错。这可能就是胡须高强度的原因。为什么胡须在变粗以后，它的强度会降低呢？这可能是由于，在变粗的时候，胡须的生长方式由单纯向上的线状生长变为向四周扩展的铺开生长。在这种生长方式的变换当中，或者在铺开生长的过程当中，都可能在胡须中引入不少的位错，胡须变得越粗的时候，所引入的位错可能就越多，因而胡须越粗时它的强度越低。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话，那便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适当选择胡须生长的方式和控制胡须生长的条件，应该有可能使胡须在变粗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引入位错，这样便可以得到又粗又长而强度又很高的粗大胡须。这乃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但是，问题还并不是这样地一往直前，其中还包含着不少的迂回和曲折。
最近有人进行了直接观察胡须中的位错的研究。在细的岩盐胡须（直径小于20微米）里曾经观察到沿着轴线的单独位错。根据电子显微镜的观察，有的极细锌胡须（厚度由0．001到0．5微米）里并不含有位错。这些直接观察试验虽然支持上述的看法，但是进行得还很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证明具有强度接近理论值的胡须一定是完整的（不含位错或只含一个沿着胡须轴线的位错），也还不能肯定证明完整的胡须一定具有接近理论值的高强度。
另外一些实验也指出我们对于极细胡须高强度的原因目前还不能下肯定的结论。在进行某些金属胡须的拉伸试验时，这些胡须能够承受很大的外力而不发生永久变形。但是一旦外力增加得足够高，使胡须发生了永久变形以后，这胡须就像垮了台似的，对于进一步的变形简直就像是失掉了抵抗力一样，在比以前小几十倍的外力的作用下，就能够继续被拉长。在某种条件下，铜、银、锌、镉的胡须都表现这种奇特的现象，但是对于铁胡须和其它金属胡须却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为了解释这些实验结果，有人假设在胡须里或许本来就含有不少的位错，不过由于胡须很细的关系，这些位错受到很大的束缚，不容易发生运动，于是就表现了高强度。当外力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位错足以克服束缚而发生运动，这种情况如同河坝崩溃一样，一旦泛滥便不易收拾。
也有人认为极细胡须的高强度可能是由于表面的作用。当丝的直径变小时，在它的表面上出现较大的缺陷的机会便少些，因而能够抵抗较大的外力，所以强度提高。很早以前，已经有人采用这种看法来解释各种非金属细丝例如石英丝、玻璃丝等的强度之所以较高。
上面这两种看法都意味着，极细胡须的强度之所以很高，可能就是由于胡须是极细的这件事实的本身，并不一定是由于胡须的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即不含位错）。假如极细胡须的高强度只是由于胡须极细的关系，那么当胡须变粗时，它的强度当然也就不高了。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那就不可能得到又粗又长而同时强度又极高的粗大胡须，因而人们也就不能通过生胡须的途径来得到强度达到理论值的大块金属。
上述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要得到确切的答案，必须进行大量的摸索性试验工作和探索性理论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综合地考虑问题，即从胡须的生长机构和它所表现的强度性能特点来寻求一个统一的图象。有系统地研究胡须在长大变粗过程中所发生的结构变化和强度性能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显然会提供重要的知识。但是，应该指出，从总的方面来看，目前较为公认的看法还是胡须的高强度是由于它的内部结构的完整性，我们不妨把这种看法作为进一步研究工作的资用假说。
直接制备大块的完整金属晶体
前面谈了通过生胡须的途径来提高大块金属晶体的强度达到理论值的问题，这个途径的现实性从另一个方面的现象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过去已经有许多种制备大块金属单晶体的方法，但是还不能制备完整的（即不含位错的）大块金属晶体。为着半导体材料的需要，最近已经有人发展出来从熔态的硅中拉制硅晶体的方法，在选择适当子晶（或芽晶）和严格控制生长条件的情形下，已经能够生出不含位错的约五十克的大块硅晶体，晶体的最大直径达二点二厘米，长度达十厘米以上。根据测验的结果，这种晶体的强度已经接近理论值。同样的生长方法也已经成功地应用到锗晶体。这些实验指明，制备完整的大块晶体是完全现实的事。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应用类似的方法来生出大块的完整金属晶体并测量其强度。固然，制备大块的完整金属晶体会比制备大块的完整硅、锗晶体困难得多，因为从熔态金属拉出来的金属晶块很容易由于热应力或其它原因而产生范性变形，从而破坏了晶体的完整性。这些困难是应该能够设法解决的。其实，从熔态金属拉出来的金属晶块并不必需绝对不含位错。如果所含位错的密度小于某一极限值
（例如在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所穿过的位错数目少于一万个的话），那便有可能用长时间退火的方法把这些位错从晶体中驱逐出去。因为根据位错理论的推算，位错的自由能在各种可能的温度下都很高，所以根据热力学的原则来说，位错这种晶体缺陷应该是不稳定的，容易驱除的。普通晶体里所含的位错之所以不能够由于退火而驱逐出去，是由于所含的位错很多，形成了位错网络，彼此绊住，因而尽管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的，而在力学上却是很稳定的。当晶体里所含位错的数目少得不能形成位错网络，从而各个位错孤立地彼此分隔起来的时候，在长时期退火过程中，它们便很可能在热骚动的激活下移出晶体以外。
制备大块完整的金属晶体的途径与制备粗大的完整的金属胡须的途径是殊途同归的。前一个途径是试图把在极细时本来很完整的胡须在变粗大时仍然保持很完整，后一途径是试图把大块金属晶体里本来含有的位错设法予以驱除使晶体变为完整的。两种提高金属强度达到理论值的途径所根据的基本假设都是不含位错的晶体具有理论强度。这些途径的实现，不但在实际应用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对于位错强度理论的基本假设也将要提供一种具有判定性的验证。
把已经认识了的规律尽快付诸实用
为了尽速地得到能够在实际上应用的超高强度金属材料，我们除了要千方百计地设法生出粗大的高强度金属胡须和直接制备大块的完整金属晶体以外，还应该尽快地利用金属胡须在极细时强度非常高这个已经肯定了的特点。可以仿照制造“玻璃丝钢”的方法，把大量的、极细的金属胡须用胶结、压结或其它适当的方法作成大块的高强度材料，让胡须发挥集体力量。也可以把金属胡须和氯化物等类的陶瓷胡须一起压制成组合材料。为了这方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需要找出大量生产金属胡须的可靠方法和生长条件，需要摸索出胶结或压结胡须块的妥善工艺过程。
同这项工作有类似目的和作用的，是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新近发现的混合金属胡须。在生胡须的时候如用混合装料，可以生出混合金属胡须。例如用一比一的氯化亚铜和氯化亚铁一起在氢气中进行还原，便生出铜铁混合的金属胡须。也曾经把多种金属混合，制成了多元的混合胡须。这种胡须的直径有的几乎达到了一毫米，并且具有较高的强度。进一步的观测指出，这种胡须是分成两层或更多层的。胡须的中心处有一根心轴，是由一种金属所生成的粗大胡须，心轴外面包围着很紧密的、由几种金属形成的机械混合体。从这种混合胡须的截面形状来看，胡须的结构有如一根“钢骨水泥柱”，胡须的心轴有如“钢筋”，外边包裹着的弥散混合体有如“水泥”。正如同钢骨水泥结构非常坚强一样，这种“钢骨水泥式”的大型胡须也具有高强度。显而易见，也可以把非金属例如氧化物陶瓷在生胡须的过程中用汽态还原的方法搀合进去，形成更为坚强的“钢骨水泥式”大型混合胡须。
金属胡须和提高金属强度达到理论值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采的研究课题，将会导致金属强度秘密的最后揭露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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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概况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至今已经五十年了。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了不少关于这次革命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根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有关这次革命的研究著作
（不包括通俗读物）约有十种，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约有二百多篇
（如果把研究孙中山的文章都算在内则有五百多篇），经过整理出版的资料约有一千万字左右。
主要的研究著作
研究著作方面，主要的有：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9年重印），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出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1955年出版），吴玉章的《辛亥革命》（1960年出版），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1959年出版）。
另外，重点探讨辛亥革命在各省发展的情况的书也已开始出版了一些。例如，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等。
经过整理出版的资料
资料汇编性质的专辑，已经出版的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辛亥革命》（1957年出版），全书共八册，约三百二十多万字，搜辑了原始资料一百二十多种。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辛亥革命以前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刊物——《民报》。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编印了《云南杂志选辑》和《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前者收辑了当时云南省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的杂志；后者收录了当时云贵两省有关辛亥革命的文件和私人日记等。戴执礼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资料》（1958年出版），全书收录资料四百七十多种，其中根据当时的布告、传单等录出的就有一百八十多件。张枬、王忍之合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1960年出版），选辑了从1901年到1911年十年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道德、文化和哲学观点的论文。
关于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集子，也出版了一些。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书中选辑了从1894年到1925年孙中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著作。从1958年到1960年，中华书局、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又陆续出版了《秋瑾史迹》（影印本）、《秋瑾集》、《陈天华集》、《蔡元培集》以及章太炎的《訄书》、邹容的《革命军》等。
几年来，还刊行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195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辑了《辛亥首义回忆录》，共三辑，撰写的人都是亲身经历这次革命的人。此外，章裕昆的《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954年）、何香凝的《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1957年）、周善培的《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1957 年）、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1958年）、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1958年）、蔡寄鸥的《鄂州血史》（1958年）、刘厚生的《张謇传记》（1958年）等，这些书的作者也都是这次革命的直接参加或目击者，他们从各个角度搜辑和纪录了很多材料和情况。
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有：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小说）、夏衍的《秋瑾传》（电影文学剧本）、吴素秋的《秋瑾》（戏剧）等。
此外，不少书刊和报纸，例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阿英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张静庐辑注）、《近代史资料》、《文史资料选辑》、《山东近代史资料》、《湖南历史资料》、《广东历史资料》以及《光明日报》的《史学》等，也辑录和刊载了一些回忆录和新发现的未刊稿本、抄本和有关资料。
一些争论的问题
几年来，史学界对于这次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已经展开了初步的讨论。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封建主义和广大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有人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有人认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目前，这个问题又进一步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结束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逐渐转化为人民大众与业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主。另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革命斗争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盟，而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逐渐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国内封建统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主。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般都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人认为它是一般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此外，对于光复会的性质，对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性质和形成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等，也有不同的意见。在人物评价方面，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对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等，也有不同的估计。
何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