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创作
黄力丁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深为群众喜爱的歌剧《洪湖赤卫队》,自从上演以来,它的一些主要歌曲已经到处传唱。这部歌剧所要描绘的特定历史、特定环境的艺术境界和壮烈情景,特别是那一代英雄人物的永远光辉的革命精神,由于音乐的浓郁乡土色彩和鲜明形象而动人心弦。

这部歌剧的音乐艺术构思和它的风格是很有独创性的。它的旋律音调大都是从洪湖、沔阳、江汉地区的民歌中,从这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天沔花鼓”的曲调中,汲取其最富于生命力的乐汇,按照为展示剧情和刻划人物性格的需要,进行选择加工创造出来的,因而表现得既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又有鲜明的时代感情,同它的文学诗词的革命光彩交相辉映。
据这部歌剧的作者自己介绍:1951年,他们随同中央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湘鄂西分团到洪湖地区去进行慰问演出,接着又参加了洪湖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不仅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并且按照党的指示,同时开始了向民间艺术学习和采风活动,他们在将近十年的岁月里,在向民间艺人和地方戏曲艺人学习,和共同研究的努力过程中,已经学会和熟悉了这一带的、以及湖北各地的成百上千首民歌,基本上搜集和整理了“天沔花鼓”的全部传统曲牌,和湖北省其他地方戏曲的许多曲牌;特别是他们在创作这部歌剧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还专门到洪湖等老苏区去深入调查研究了若干次,访问了尽可能找得到的老赤卫队员、老革命同志和一些老农民群众,从这些老人那里获得了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自述的当年革命经历和故事,并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老而弥坚的革命精神,使作者受到了极为深刻而生动的思想启示,从而泛起了可贵的“乐想”。按照作者的话说:这是一种靠记谱的方式学不到的音乐。这样的思想启示,这样的乐想,是从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来的,是从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伟大心灵中来的,是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强烈共鸣基础的;这样的思想启示,这样的乐想,同作者们革命的政治斗争实践和革命的艺术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同他们从民间艺术传统学习来的好东西结合起来,在胸中积累着、酝酿着,化为音乐洋溢出来,并且首先就凝聚在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创作上。“情见而义立”,正是表现在这部歌剧音乐创作上的基本特色。

歌剧《洪湖赤卫队》在音乐创作上最出色的艺术成就,是它创造性地运用了性格化的音乐形象,来刻划剧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基本上作到了音乐性和戏剧性和谐无间,相得益彰,使音乐的功能在歌剧这样的综合艺术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
这部歌剧的主要人物——韩英的音乐形象是塑造得比较突出的。当她和刘闯这两个英雄人物第一次处在对敌斗争的矛盾尖端,但是在斗争的决策问题上,两个人的认识有距离而引起了思想分歧时,他们二人对唱的几段具有个性的曲调,就把剧中所描绘的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作了生动而鲜明的展示。在这里,刘闯唱的几段曲调是很有性格特色的,音乐形象所表现的情绪是激昂的,节奏是比较紧张的,音乐进行的跳动性相当大;这个热爱人民、热爱党、热爱家乡的坚决革命的英雄汉,当他还不懂得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还不能完全掌握革命斗争的艺术的时候,他那种直性子、火爆脾气“不怕死的跟我来”,丝毫不考虑战斗后果的莽闯劲儿,由于韩英的阻拦而更加愤怒更加沉重的心情,通过这样的音乐形象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随着戏剧矛盾的展开而表现得更为巧妙、更为风趣的,是韩英针锋相对的几段答唱,从她唱的这几段歌词来看,是用朴素、含蓄,但是具有说服力和启示意义的对比形式来表现的,这些诗的语言是从群众自己的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的;音乐在这里为韩英这几段唱词的意境增添了生动的戏剧色彩,音乐形象所表现的情绪是开朗而又带有幽默感的,节奏是比较从容的,音乐的进行是比较平稳而婉转悠扬的,它同刘闯唱的几段曲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旋律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而又相互搭扣得非常紧凑、协调,使剧情通过这样的音乐形象而获得更为鲜明的展示,并且从对比中,使韩英这样一个较之刘闯要成熟得多的群众革命领袖,她的性格、她的修养、她的革命的精神面貌,在一开始,就给人们一个可爱而难忘的印象。
塑造具有人物个性的音乐形象,在歌剧艺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当两个以上的具有特定性格的人物要面对面地思想交锋——对唱或重唱时,这种特定性格的音乐形象要怎样处理才不至于破坏整个艺术风格和结构的和谐与统一?同时,每个人物的性格化的特定音乐形象,是否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音型,而这个基本音型,在特定人物的精神面貌揭示的愈来愈深入的过程中,又如何相应地变化发展?这是歌剧艺术创作中必须解决的一些辩证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就不能发挥歌剧艺术的特色,而会削弱它的感人力量。但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对这些问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韩英的音乐,除了前面引述的,同刘闯对唱的那几段曲调以外,作者还接连为她创作了一系列的精采曲调,使韩英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从她的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展示出来。像她和秋菊在湖中重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就把她对乡土、对生活、对劳动和对党、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表现得细致、深厚而又崇高,令人听了这一阕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歌声,不能不久久地印在心上;优美的、充满湖乡生活气息的音乐形象,把韩英的英雄性格表达得更加令人信服和喜爱了。在这里,作者还颇有深意地把这段曲调的基本音型处理为这部歌剧的第二条音乐主线,使其在全剧中同第一条主线(即从主题歌《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的基本音型引申发展出来的那条音乐主线)结合起来,互相呼应,从而把以韩英为核心的洪湖赤卫队这支红色的英雄队伍的精神面貌,更为壮丽多采地烘托出来,大大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对韩英这个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挖掘得最深、展现得最光采的是她在牢房中那两阕激动人心的歌唱。这两阕音乐的艺术构思是颇具匠心的。
在前一阕《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里,作者运用了“穷本极变”的表现手法来剖析韩英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在这里包括有她那无限深情的独唱,有烘托她这种革命胸怀的“幕后”(或“画外”)合唱,有从她那无限深情中“幻化”出来的、同赤卫队同志们互相萦念的对唱和合唱等种种形式,表现得多样而又统一。
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作者极力塑造韩英这个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而写的这两阕音乐曲调,综合地运用了外国歌剧中惯用的“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和我国戏曲音乐中的常用的曲牌、板腔、叫头以及民歌中的拖腔等等表现手法,并且加以发展,有了自己的创造。
在歌剧艺术中,随着特定人物的精神面貌愈来愈深入的揭示,它的特定的音乐形象也必然要有不断的发展变化来适应,它既不能是静止的,也不能是孤立的。任何物质和物象的量变和质变,都必然有它的内因和外因,艺术作品要深刻地本质地揭示人物的心灵,也要懂得和善于运用这条科学规律。在这里,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音乐形象的发展变化也正同表现在它的文学方面的特色一样,只是当她经过反复的、一系列的斗争,直到面临“最后”的考验,面对着要同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生离死别的时候才达到了峰顶。韩英在牢房中所唱的后一阕曲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就正是表现了这种达到峰顶时的最强烈的感情。这一阕曲调是从韩母怀着极大的爱与恨交织着的心情,带来了要让自己的亲生女儿作出生死抉择的问题而开始的,在这里,作者对描绘这位老英雄性格的音乐形象只用了极为简洁的几笔素描,毫无渲染;但是,联系她在前面的表现,特别是她面对着彭霸天、冯团长那种暴敌淫威而唱出了几段正气凛然的诗句的时候,她那种对革命的坚贞,对女儿的疼爱和对敌人的仇恨,那种无畏的、正大光明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心矛盾的精神状态,就揭示得一览无余了。因此,当韩英进而以革命的抒情音调,“含着眼泪叫亲娘”,诉述着她们受苦的身世,对比着有了党的领导,有了革命运动前后的两个世界,恳切而坚定地歌唱出“生我是娘,教我是党”,直到最后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充沛的革命信心,三次重复她视死如归而留下的“遗言”,预见到“红军凯旋归”,“乡亲们再歌唱”,预见到“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时候,人们也就不能不随着她这种慷慨的歌声而热泪盈眶了。这一阕曲调,作者并没有雷同前一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运用叙事和对比的手法,一步紧一步,一层深一层,尽量发挥音乐语言的内涵的特有的艺术功能,有力地突出了诗句的思想内容,显示了她们母女崇高的革命品质。
这个歌剧在描绘群众的音乐形象时,作者运用喜剧手法插入了一场“戏中戏”:《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通过这样一首赤卫队员们的“表演唱”,从另一个比较活泼的抒情的角度来描绘和烘托这一支洪湖赤卫队的艰苦而又乐观的战斗生活,来刻划和展示红色英雄们的精神面貌。
这部歌剧中反面人物的音乐形象也写得很有特性。虽然从全剧来看,在反面人物的音乐上着墨不多,但是像彭霸天带着白极会匪帮窜回彭家墩时的那段独唱,和这个恶霸在迫害韩英母女时先后唱的两段“对唱的音乐”形象,相当成功地揭露了这个反动分子的阶级本质,揭露了他对革命、对人民刻骨的仇恨,以及他那种认为“洪湖又成了我的天地”时的得意忘形、猖狂无忌的丑恶嘴脸。
此外,这部歌剧在塑造人物个性的音乐形象和运用音乐语言时,还严格地注意了音乐同戏剧情节和诗词音韵的配合,基本上作到了“应情顺理”,“依咏和声”。

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比较出色,当然并不是就已经尽善尽美了。这里再试谈一下它的美中不足以助精益求精。
前面说过: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表现在艺术构思上,特别是在人物刻划方面有出色的成就,但同样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作“更上一层楼”的努力。比方,拿剧中核心人物之一的刘闯的音乐形象的塑造来看,就表现得还不够理想,还缺少应有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同韩英的音乐形象一对比,就显得逊色。刘闯的戏在这部歌剧中,是表现在思想变化上极其突出,并且是经过了一个质的飞跃的人物典型;但是,表现他的音乐形象不足以显示这种变化和飞跃。当人们听过他同韩英对唱的《不除豺狼心不甘》,以及韩英在牢房独唱、穿插进来的一段表现他们二人互相思念的对唱以后,特别是作者赋予他的戏剧情节和文学语言都很强烈地表现了韩英对他的思想影响,表现了当年像他这样的一个群众革命领袖从“初生”到成熟的典型,而表现他的成熟阶段的音乐形象却没有很好地突出这个典型的特色,没有赋予他以新的音调,以更好地表现出这个人物的个性。如《大雁南飞》这段带有关键意义的曲调,在情绪上就太低沉了一些,并且还有停滞现象。
若就与韩英关系十分亲密的另一个人物秋菊来看,表现她的戏剧情节和文学语言虽然不及刘闯的那样强烈的特色,但关于她的音乐语言却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和发展,这就在不小程度上削弱了这样一个人物在剧中能起的作用,未能使她的音乐形象在群众中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再如韩英的音乐,当她在牢中唱过仿佛已经到了尽情境地的两大段以后,剧情发展,却按照观众的愿望发生了她越狱的新情节,当她又高唱着“冲破敌人的枪林弹雨,穿过了密密蒿草林,……”在寻找亲人的时刻,是否在音乐形象上还可以给她一段“约而精”的新音调(当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在她原有的乐汇中引申发展来的),以更进一步地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她那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的英雄面貌呢?像结合剧情发展而出现的群众合唱《放下三棒鼓,拿起红缨枪》这首从主题歌的音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曲调就用了这种升华的表现手法,但是这种手法却未在最后两阕群众合唱中进一步发挥以形成一浪高一浪的气势。
看来,这部歌剧在音乐创作的艺术构思上,还可以说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以更好地、更有意识地把戏剧情节的表现,特别是人物性格的刻划提高到更为理想的高度,使这个作品所具有的崇高的主题思想获得更为光采动人的展示。
最后,这部歌剧的音乐在某些曲调结构、和声和配器上,也还可以作些改善,特别是作为作品的第二条音乐主线的曲调《洪湖水,浪打浪》,这个重唱的第二部旋律(在这里同时是应当作为表现秋菊这样一个人物的个性的曲调),不仅没有赋予它必要的性格化的特色,并且也未能更好地烘托主旋律而感到同主旋律有些扭结相揽、纠缠不清。另外,还有些合唱的和声部分也多少有些不够谐和的结构和进行。在整个音乐的配器方面,尤其是乐队间奏部分,若从要求它更好地烘托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意义上来看,从要求它作到在唱前给人以预感,唱后给人以余味的意义上来看,也感到还不够理想。
当然,瑕不掩瑜,这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表现的艺术成就是出色的。它在为探索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健康的一步。在这里,我们除了表示喜悦和赞誉以外,还想进一步要求的是希望更快地看到更多而且更新、更美的民族新歌剧,特别是反映我国当前在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更新、更美的民族新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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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感情·性格
——谈《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刘闯英雄形象的塑造
杨平
搞创作只靠面壁苦思是不行的,哪怕呆坐到头发白也没有用。搞创作要到生活里去了解、观察一切,占有大量素材,有了大量素材,才有可能进行创作。但是有了大量素材并不等于有了作品,这就像有了油彩并不等于有了画一样。有经验的作家说,两手空空时倒也罢了,一旦有了一些可观的素材,就“心事如波涛”啦!因为怎样理解这些素材,要有在矿石中看出真金的眼力和工夫,找出真金并把它变为艺术品,有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过程。
在1951年以前,《洪湖赤卫队》的作者,并没有想写这个剧本的愿望,经过1951年到洪湖地区进行慰问演出和1952年在洪湖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积累了许多生动的资料、素材之后,他们才起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可是创作是严峻的,1957年试写的歌剧脚本《洪湖渔歌》中途搁下来了;在这之后,在创作《洪湖赤卫队》以前,他们还有过一个迷惑、却步不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苦恼的是如何在庞杂纷纭的大量的资料、素材中,抓住一条创作上的红线,并用这条红线在全剧中贯串一切,提携一切。后来经过一段摸索,这条红线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学习1930年前后毛主席的著作,诚心听取洪湖老革命同志现身说法的教导,严肃看待洪湖人民三十年代的生活与斗争。这样他们就有了革命主人翁的感情,就有了时代感,就站得高看得远了;这样,剧本想表达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就都从材料堆中跳将出来“各就其位、各司其事”了;这样,他们就真的能从矿石中看出真金,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
但是怎样把一个时代的命题变为文学作品,这当中还有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化真理为生动的艺术形象的过程。作品不同于教科书(虽然就其最后目的来讲,作品终归是教科书),它应该靠生动的艺术形象打动人民的心弦,从而收到教育人民的效果。正因为这样,所以《洪湖赤卫队》的作者把企图在剧本中表现的党性、阶级性、政治倾向性形象化了,戏剧化了,个性化了。把敌我间的阶级斗争,把赤卫队内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化成了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之间的具体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人物的典型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所采取的语言则是文学的语言,诗的语言。在这里人们从舞台上,从银幕上看到的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弹之有声的艺术作品。
作者在塑造韩英这个三十年代的革命英雄人物时,在其英勇行动方面写了很多,如写她布置赤卫队主动撤退、亲自带队袭击彭家墩,安排地下工作、越狱、和王金标搏斗等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都是不可少的,没有英勇行动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作者用了更大的篇幅写出了韩英在战斗中的内在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写了韩英对同志、对党、对群众、对母亲和故乡特有的思想、感情,正因为这样,韩英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行动,才显得更加光辉,才比较成功地写出共性中的个性来,写成“这一个”。
塑造韩英这样一个英雄形象,不能不写她和赤卫队员、和洪湖地区人民的关系,作者写了,而且写得简练,以一当十。在这里我们看到韩英在撤退时教育群众认识“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更有力”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到韩英称赞母亲和胡子爹说服赤卫队家属留下来以免影响队伍的行动;在这里我们看到胡子爹那样信服韩英,他泰然地接受了艰苦的地下党的工作(这保证了夜袭彭家墩的胜利和后来张副官救韩英越狱);在这里我们看到韩英对赤卫队员在生活上的照顾是那么体贴入微。在敌人搜湖,情况十分紧急时,韩英亲自担任阻击任务,掩护赤卫队和乡亲向安全地带转移。令人难忘的是韩英在敌人要集体屠杀乡亲时,她不忍心让群众牺牲,挺身而出,解救了群众。
作者这样写韩英和赤卫队员和洪湖人民群众的关系,并不是没有选择、斟酌、信手捡来的,而是做了概括和提高的,因而,作者给了观众这样一种感受:韩英和群众的关系像雨露对于花草,群众和韩英的关系,似海水对于航船。使我们从韩英的这些行动中,突出地看到了韩英的优秀的革命品质,她现身解救群众的场面,是一座动人的英雄塑像,这塑像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作者写韩英对刘闯的教育不放过一切机会,你看她:讲指示(讲县委要赤卫队主动撤退的指示),打比喻(用张帆、开船、打狼、骑马来说明打击敌人要巧干巧打),说敌情(敌人三面包围,敌强我弱),明战略(介绍毛委员在井冈山上和敌人作战的经验),“泼冷水”(结合实际斗争给刘闯以严肃的批评),赠短刀(韩英赠给刘闯短刀时说:“有雄心还要有智慧哟!”),提警告(指出“……白极会轻易放弃彭家墩,其中一定有原因”“……盲人骑瞎马是不能打仗的”)。
若问作者为什么不惜笔墨,反复的、维妙维肖的写韩英对刘闯的教育、批评?反复写韩英、刘闯两种不同军事思想的斗争而最后又同归于一致和共同取得胜利?我们说党领导农民群众起来革命的过程,就是引导农民群众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那些贫雇农的儿子,背起枪,宣布和旧世界决裂,跟我们一起打游击的时候,他们的血管里,还流着农民的血,农民的思想意识中那种缺乏现代政治素养,不甚了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斗争经验的状况,是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他需要在长期斗争中,在党组织的反复教育下不断成长、提高。文学创作反映党领导下的新型农民英雄的成长过程,正是反映了我们革命事业的壮大发展过程。刘闯这个人物,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人物,他在舞台上和韩英同时出现,并在韩英的帮助教育下逐步成熟起来,这揭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本质的一个侧面。
无论歌剧或电影,对韩英在监牢里一场处理得都很好。都是好戏、好诗、好画。如果说前几场我们看到的韩英是一个政治上、军事上老练而严肃的赤卫队的党支部书记,那么在这一场,我们就走到韩英的内心世界里,看到她的精神的高度了,我们就透过韩英的外在的美看到她内在的灵魂的美了。
韩英处于监牢的四堵墙壁当中,表现她的空间是狭窄的,而监牢的环境是阴暗的,破烂的。可是作者把她的思想情绪写得像汹涌而来的潮水,这潮水冲激得你想歌、想哭。作为党支部书记的韩英,作为革命女英雄的韩英,作为革命行列中的好同志和作为母亲的好闺女的韩英,都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有自己独特生活道路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的人,韩英似的人物,在革命队伍中有过千千万,韩英似的人物的生活、思想,激发过万万千的革命儿女,所以作者借韩英的抒情的回忆,写她悲惨的童年,写她对母亲对家乡的爱,写她颠沛流离的过去,写她和劳动人民的共同的命运,写她对党的忠贞,写她对同志的关怀,写她对敌人的憎恨,写她对生活的理想,写她对死的无畏。观众的情绪随着韩英的唱词或而听到洪湖的浪声,或而看到洪湖的红太阳,或而想到遍地红旗滚滚、红军凯旋而归,或而想到白匪被消灭殆尽,鸡鸣天白,江山如画。
韩英在监牢里和母亲相见,是作者把韩英置于生活浪潮的最尖端,在革命母女面前,母女的爱,化作了共同的阶级仇恨,既要生,又必须死,为了生,甘愿英勇的死——“你要是不写(招降书),明天天亮就要离开娘”,“你要是写了怎能对得起受苦人和共产党”。作者把这对新世界的创造者的母女的精神境界,写得入情入理,写得高尚纯正,这就是革命母女之间的人情味。当韩英母女在彭霸天要她写的招降书写出“洪湖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极会”的时候,韩英母女的英雄形象,就像青松、苍柏劲立于雷、雨、风、电的夜里;就像红梅、赤桦,傲然出现在冰天雪地当中;就像万里长城巍巍不动,挡住了弥天的风暴。
韩英和赤卫队的轮番隐现对唱,虽是实际生活中不会有的,但这是革命战士将要就义前的精神升华,是革命战士临死前必然有的崇高的想像,也是刻划韩英不可少的一笔。这说明韩英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她所关心的只是革命战斗的胜利。在牢房的深夜里,在将要和党告别的时候,韩英唱出了英雄之歌——“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这种情操是洪湖地区,也是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磅礴的革命志气的体现。当幕后唱起“狂风吹不灭燎原的烈火,雨雪毁不了山上的青松,一颗红心向着党,头断血流不投降”,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滚滚的云海、澎湃的怒涛、熊熊的烈火、呼啸的青松和在疾风中摇晃的劲草,这象征着英雄们不屈的革命气质。当韩英唱到“二十六年前……”我们看到的是韩英母女在挂着亡幡的新墓前扭过身去,走向无边的荒野,这使人不禁想起英雄过去的悲惨历史,顿时勾起心头革命的怒火。这种借物喻情和引出历史印证唱词的手法,突破了舞台的局限性,发挥了电影艺术的魅力。
刘闯这个人物所以能够树立起来,从逻辑上讲,是因为这样一个刘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无数新型农民英雄的共同气质,他是从生活的土壤里走出来的。从艺术上讲,这样一个刘闯,是作者精心塑造出来的。
作者不企图一开始就把刘闯的思想、性格全盘托出来,那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也没有用结论式的话,先向观众暗示一下这个角色的“命运”。相反,作者是让刘闯在自己的行动里来说明自己。作者选用了几个火辣辣的细节,一波高似一波地在刻划着刘闯,刘闯这个人是从远处向我们走来的,他越走离我们越近,我们也就愈看愈清楚。
作者在第一和第三场里,主要是写刘闯的轻敌,好战;急躁,妄动。当然也写了刘闯的威武、英勇。
作者在第四场里主要写刘闯在韩英被捕后思念党和他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作者采取的手法是轮番隐现。
作者在第五场里,根据以上情节的发展,引出了刘闯在智谋上的必然的大提高,显出了他由轻敌、好战、急躁、妄动转为深思、机智、有勇、有谋的“突变”过程。
作者在第六场里,主要写刘闯杀敌获胜,参加正规红军,这样,就把刘闯的优秀的革命品质,推向了更高阶段。但从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来讲,这是第五场的继续和尾声。
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不妨把上述情况,称作“反写”,“虚写”,“正写”,“续写”。说“反写”,“虚写”,“正写”,“续写”,这不过是借以表明作者艺术手法的某些基本特征,并不是一个僵硬的死公式。问题的实质在于作者在动笔之前,胸中早已有了一个活刘闯,所以他在写刘闯时能够把许多细节条理化,作者并从这些条理的细节中,显示出刘闯的思想、感情、性格。这是作者要表现一个由军事上、政治上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农民英雄的复杂过程所采取的艺术手法。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舞台上、银幕上的刘闯是怎样一步步地活现在观众面前的。
在第一场幕启后,洪湖赤卫队员们气愤填膺,声势赫赫,要马上迎击敌人,可是会看的看“门道”,“门道”在于这场戏(或电影)一上场就揭开了韩英和刘闯的不同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
作者在韩英未上场前先写了刘闯,这个刘闯对于大批敌军压境毫无惧色,他相信“狂风吹不落太阳,暴雨冲不垮山岗”;他的复仇杀敌思想好似“急水滩头船难停”,他还拔出枪大声喊道:“为什么不能打?谁胆小就躲在后面,让我刘闯打先锋。”还说“不怕死的跟我来!”
在这里作者给了观众一种“预感”——刘闯这位英雄嘛,气昂昂似弦上的箭,怒冲冲像出鞘的刀!
接着韩英上场,韩英和刘闯的对话、对唱是正式写刘闯也是开始写韩英。“千里之远,始于足下”,贯串全剧的韩、刘思想、性格的冲突,从他们的对话、对唱中展开了。
韩英要刘闯布置行动(即按照县委指示主动撤退),刘闯说:“这样的行动我刘闯没有布置过。”刘闯不愿布置“这种行动”,是有其内心的朴素而又幼稚的想法的,可是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大义凛然,不是么?“红军去时留下话,家乡交给我们管,我们就应该保卫人民,保卫党,保卫土地和政权……我们不战就撤退,这叫什么赤卫队员?!”这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凡是坚持自己意见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
观众看得很清楚,关于撤退不撤退之争,韩英并没有说服刘闯,作者更清楚,韩、刘不同思想、性格的冲突不过刚刚捧出来,好戏还在后边,所以作者在第一场的末尾狠狠添了一笔,看吧,刘闯不忍离乡撤退,用大刀砍断树叉,又抓起一把故乡的土揣在腰里,还声色俱厉地说:“刀呵!刀呵!你白白跟我刘闯么?”“乡亲们,我们赤卫队一定会打回来的!”这表明了刘闯对撤退有意见,但又不能不压制自己的焦急情绪。有了这一笔,往后韩、刘不同思想、性格的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与解决就更有理有力了。
作者在第三场中对刘闯作了进一步刻划,但是不像在第一场里那样,用了许多细节、对话、唱词、动作,事实上也用不着写那样多,在这里顺势而下就够了,这好比作山水画,纸上已有满幅峰峦,只要再添点山泉、小舟、茅舍就妙然生趣了。
作者在这一场里通过了两个情节来进一步刻划刘闯,一是赤卫队夜袭彭家墩得胜的第二天,彭家墩的乡亲们兴奋地跑来道贺,并告诉他们彭霸天带领着白极会夹着尾巴跑回县城去了,这时赤卫队在大胜之后,人人斗志昂扬,听了这话有些队员吵着要打回彭家墩,当时,刘闯也没有例外,可是韩英已估计到敌人是“以退为进……引我们上网……”。当韩英这一正确判断从县委指示信中得到证实时,刘闯才知道自己又打算错了,他情不自禁地说:“啊!差点搞岔啦!”二是当搜湖的大批敌人已逼近赤卫队的万分紧要关头,刘闯受不了奸细的辱骂,向奸细开枪,暴露了赤卫队,结果韩英被捕,赤卫队转入十分不利的局势。
到这里为止,作者已把一个轻敌,好战,急躁,妄动的刘闯,写得淋漓尽致了。据我在戏台下,在银幕前的座位上听到的,观众这时对刘闯,对作者已有责难之声了,有的说:“这家伙随便开枪,把全队都暴露给敌人了”,有的说:“这一枪让王金标放才好!”可是观众对刘闯所有的“担心”甚至“责难”在第五场里都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观众在第一、第三场里更多地看到的是刘闯的轻敌,好战,急躁,妄动;那末在第五场里观众看到的刘闯则变为深思、机智、有勇、有谋的赤卫队大队长了。重要的是观众对刘闯的看法,由前者变为后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从前者有机地延伸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味一下前三个情节。
第一个情节写刘闯在思想上(不是在行动上)拒绝县委要赤卫队有计划撤退的指示,这是作者向观众介绍刘闯这个人;第二个情节写刘闯在军事斗争上的盲目性继续在发展,但在事实面前他承认自己“差一点搞岔了”;第三个情节写刘闯头脑发热,鸣枪引来敌军,造成韩英被捕等严重不利局势。这样一路写来,就造成了一种气势——刘闯在生活给他的惨痛教训之余,在韩英对他的耐心的反复的帮助教育之下,他必然引咎自责,所以他唱道:“恨自己太莽撞,枪声引来白匪军,队伍虽然出罗网,不幸韩英入铁窗,和党联系又中断,脱离了乡亲又缺粮,……重大损失难补偿,血的教训实难忘”,这段唱词万万少不得,这是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写刘闯在第五场“蓦然”发出智慧的思想光芒的内在的根据。
的确,刘闯的形象,在第五场里,在观众眼前高大起来了。
当敌人利用叛徒王金标企图诱使刘闯和他率领的赤卫队“闯”进预设的圈套,刘闯发出“出发,与敌人拼啦”的命令时,台下的观众都为赤卫队担心,可是,不要紧,按照刘闯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不可能不收回这个命令,果然他深思一下之后喊道:“站住,站住,回来。”在这里要看到刘闯的思想认识的转变、提高,不独有其“渐变”的“远因”(如前述),而且有它可信的、现实的“近因”;这就是在他从腰里抽出短刀时,他想起了韩书记多次对他的教导“有雄心还要多智慧哟!”他还发觉了王金标不像和匪兵搏斗的样子,这时刘闯也不会忘记自己刚才对秋菊引咎自责时说的话:“恨自己太莽撞”,还有,他平时对王金标是了解的。所有这一切的“远因”和“近因”都促使了刘闯在军事思想上、政治思想上的必然的“飞跃”,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赤卫队转危为安了,叛徒被识破了,韩英书记在狱中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最后是韩英越狱归队继续领导赤卫队坚持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刘闯被编入红二军团,成了正规红军的指挥员,这样一个由不成熟转变到成熟的红色游击队军事干部刘闯的英雄形象,就最后形成了。我相信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的中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会用《洪湖赤卫队》这部形象化的政治教科书鞭策自己,并以此教育下一代不忘革命,不忘过去,追求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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