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白兰大队的情况看经济作物集中产区怎样兼顾粮食生产
杨岭
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经济作物分散产区，主要问题是在大办粮食的前提下能不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主要问题是在确保完成经济作物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能不能同时增产一些粮食。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广西平南丹竹公社的情况（见本报6月6日第七版），是经济作物分散产区的一个例子；这里介绍的广西桂平附城公社白兰大队的情况，是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一个例子。
桂平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糖厂，每天要榨二千吨甘蔗（出糖率约13％，即二百六十吨左右）。按照糖厂需要，要求桂平全县种植甘蔗十一万多亩（现在还不到此数，只有九万多亩），年产甘蔗三十多万吨，一年可以开榨一百几十天。甘蔗很重，不便运输，当前运输工具和燃料也不充足，如果种植地区过于分散，离糖厂太远，就要多费许多运输力。路途远，运得迟，甘蔗的损耗率也就大。因此，甘蔗生产必须适当集中。离糖厂较近而且自然条件适宜种甘蔗的公社、大队，势必要多种一些。
甘蔗产区也不能只生产甘蔗。蔗区如果完全不生产粮食，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从别处调运而来，这同样也要多用许多劳动力。再说，在别处粮食也不很充裕的情况下，完全靠别处供应粮食，在数量和品种上就会不能充分满足蔗区人民的需要。不生产粮食，饲料必然缺乏，不好饲养耕畜和猪鸡鸭鹅，就会缺少动力、肥料和肉食。这对发展甘蔗生产也不利。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提高甘蔗单位面积产量，腾出地来生产粮食是个办法，但是，提高的幅度毕竟受条件的一定限制。交通条件改善了，把围绕糖厂的蔗区适当扩大一些，这问题也就比较好解决了。现在，这也还不易办到。这些情况说明，在现有条件下，糖厂规模不宜太大。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工厂的布局，都应当更全面更细致地考虑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既然已经建成了大厂，就得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困难是有的，在目前条件下，要想一下子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在有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在当前条件下过分强调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就会不利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就只有仍然从外地调运粮食供应他们，而且要在数量和品种上尽可能适当地加以照顾。但是，这决不是说，任何一个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在粮食生产方面都完全无能为力。白兰大队的情况，就是一个经济作物集中产区适当兼顾粮食生产的较好的例子。他们的具体措施，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当然不一定同样适用于其它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他们在把全部好地都种了甘蔗的情况下仍然力争增产一部分粮食的事实，却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
勤俭办社多种经营
使白兰大队由穷变富
白兰大队共计四百三十二户，一千八百九十三口人，八百四十四个劳动力。他们有一个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党支部第一书记曾汉伟是贫农成分，第二书记全智旺是下中农，第三书记曹旭权也是贫农，是个复员军人。他们从土地改革以来一直工作得很好，常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受到当地群众爱戴。这一带地方，过去历来是桂平的比较穷困的地区，解放前佃户多、贫农多。1954年冬开始建立初级社，1956年春，四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了高级社；1958年秋公社化以后成为西山公社的一个大队
（后来西山公社改名为附城公社）。在办高级社时期，“白兰”就以勤俭办社闻名，吸引了当地全体农民入社。成立人民公社以后，“白兰”又以多种经营丰富多采受到全县各公社的赞扬和羡慕。现在，他们又在确保完成甘蔗生产任务的同时，在增产粮食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白兰大队原有水田和旱地三千六百多亩，原先以种植水稻为主。适应国家糖厂的需要，从1956年开始种甘蔗，那年种了四百一十二亩；1957年扩大到八百一十亩，1958年扩大到一千八百四十三亩。1959年减少为一千一百七十五亩。1960年又扩大到二千七百亩，全部比较好的水田都种上了甘蔗。
发展甘蔗生产以后，收入增加得很快。1956年开始种甘蔗，面积小，粮蔗等总收入是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二元。1957年的总收入是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三元。1958年甘蔗种得又多又好，总收入一下子增加到二十四万五千一百八十二元。1959年甘蔗面积减少了六百多亩，虽然其他方面的多种经营增加了，全大队总收入仍然比1958年减少三千八百多元。1960年，甘蔗面积又大大增加，其他方面的经营也仍然搞得很好，总收入达到三十四万二千二百八十元，比1956年、1957年两年的总和还多。从社员的收益来看：1956年每个劳动日的收益，连口粮在内是八角二分。1959年，是一元零二分。1960年，社员每个劳动日的收益，连口粮在内计算是一元一角五分，不连口粮是八角二分七。1957年，这个大队（当时是高级社）的四百多户人家中还有七十多户救济户，共计领了六千多元救济款。1958年，还有三十四户救济户，领了一千五百多元救济款。从去年开始，在这个大队里，一户救济户也没有了。每户一年收入一千元以上的很多。每个社员年终结算账目都有存款。全大队社员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总数，现在是七万六千多元。社员们都说今年有几多：甘蔗多，糖多，钱多，麦子、红薯多，新结婚的多……
1959年度，白兰大队种了一千三百多亩水稻，收获稻谷七十二万多斤，加上杂粮、薯类折合稻谷，共收获粮食九十多万斤，交公购粮五万六千多斤；可是，1960年上半年，甘蔗面积又扩大了很多，水稻一点也没有种，只在旱地上种了一些杂粮，生产的粮食很少，下半年统销粮十二万八千斤。
甘蔗集中产区
能不能增产粮食？
全部好水田都种了甘蔗还能不能生产粮食？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在白兰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次讨论。讨论以后，大家认为，在白兰大队这样全部好水田种了甘蔗的地方，也有可能再生产一部分粮食，既可以少要统销粮，同时还能使生活相应地改善。
办法何在？
办法之一：洼地改稻田，低产变高产。他们有一百多亩低洼的低产田，后来改为水塘，种莲养鱼；现在别的水田都种甘蔗了，没有了稻田，而且种莲养鱼也用不了这么多水塘，去年秋天就又改为稻田，并且加以改造，改变它的低产面貌。此外，还有一些山冲田，因产量低、收入少、路途远，在发展甘蔗生产后丢荒了；现在，种甘蔗的收入较多，在低产田可以适当地多投资，把它加以改造，重新种上水稻。
办法之二：开荒扩种。去年秋天，大队管委会和社员群众讨论后，决定原有旱地加上新开荒地种一千亩红薯，一季收红薯五十多万斤。“十边”零星土地，山坡上的地，比较好开垦的，披荆斩棘，都开出来种上了，还达不到一千亩。怎么办？他们了解到，隔着北河（柳江的一条支流），南岸有一片荒滩地，是属于南渌公社弩滩大队的。那个大队人少地多，无力利用这些荒滩地，他们就派人到南渌公社去同那个大队商量。弩滩大队完全同意让他们去开垦。接洽的人一回来，白兰大队的社员就过河开荒去了。结果，总共开荒八百多亩；连同原有旱地超过了一千亩。
办法之三：套种、复种。砍了甘蔗之后，在蔗田里套种适宜的粮食作物，或在秋植蔗田里套种适宜的粮食作物。原来种粮食作物的旱地，也可以适当提高复种指数。他们套种了小麦、冬豆、荞麦、马铃薯、青菜等；除青菜外，套种的粮食合计七百多亩，其中大部分是小麦。套种一定要选择比较适宜的作物。如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只可以种在适当的“十边”地上，决不可在蔗田里套种，以免对甘蔗的产量发生不利的影响。根据白兰大队的经验，在他们这个地方，在秋植蔗田里套种秋红薯是比较适宜的。收红薯的时候，正是秋植蔗该培土的时候，犁红薯把行间的土翻松了，也就等于给甘蔗培了一次土，省了培土的人工。这里过去甘蔗大都是在春季种的，现在改为种一部分秋植蔗和冬植蔗。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很多好处：（1）可以同种水稻的季节错开一些，便于安排农活；（2）秋植蔗的生长期长些，产量高些，并且可以减少虫害（到了虫害盛发时期，蔗苗已经长大了）；（3）秋植蔗成熟早，糖厂开榨期可以提前，工作便于安排；（4）秋植蔗田里可以套种红薯；（5）秋植蔗收得早，砍下就可以再种，不必储存，可以少损失蔗种。
根据他们的经验，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要争取增产粮食，要选择适当的粮食作物品种。他们认为，在蔗区要增产粮食，主要的途径是种植旱地杂粮。他们开荒扩种和套种、复种，都以种植杂粮为主。因为水稻和甘蔗的农活往往挤在同一个季节，不容易错开；而且它们都要占用水田，不好扩大面积。种某些旱地粮食作物，在劳动力和土地两方面都可以少同甘蔗发生矛盾，便于搭配。
开荒扩种，套种、复种，改造低产田，都需要付出不少劳动。要提高劳动利用率，除了从作物布局方面想办法以外，还要从劳动组织方面想办法。1956年开始发展甘蔗的时候，种植地区分散，这里种一些，那里种一些。各个生产队仍是以水稻为主，对甘蔗不太重视。统一排工的结果，往往挤掉甘蔗所需要的工，甘蔗生产任务的完成没有可靠的保证。从1958年开始，组织了甘蔗专业队。甘蔗种得多了，许多生产队成为甘蔗专业队。这样，又往往忽视粮食生产。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后，他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甘蔗和粮食作物在生产队内统一经营、适当分工——平时的田间管理分工，种、收大忙的时候合作。在生产队里，按照生产季节的不同组织临时的作业组。各组之间有分工、有协作。例如砍甘蔗的作业组从村里到田里去的时候，捎带担一些肥料去，供给水稻组作秧田基肥；到水稻插秧的时候，抽出一天时间全队动员都去插秧，一天就可以插完。季节变了，各种生产需要人力的情况变了，队委会就重新调整作业组。这样，劳动力就能充分运用，甘蔗生产和粮食生产都能搞好。
甘蔗生产费人工较多，要在确保完成甘蔗生产任务的同时争取增产粮食，除了在劳动组织方面力求合理以外，还要设法节省人力，提高劳动效率。例如，甘蔗砍下来以后怎样运到糖厂去？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以白兰大队今年春天收获的甘蔗来说，如果全靠肩挑，要出动全部劳动力挑半年才能都挑到江边装上船。上一年，甘蔗收成不很好，还需要另外四个生产大队（种甘蔗较少的）来帮助搬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下定决心，抽出农事不太忙的时间，修了从蔗田通向江边的公路。现在，用60％的劳动力，一边砍一边挑到路边，装上大卡车运到江边装船，四个月就可以完事。这样，就能节省出来不少劳动力，增添到粮食生产方面去。
1960年下半年，白兰大队响应大办粮食的号召，作了半年努力，终于在不误甘蔗生产的前提下，又夺得了按照本年度当地口粮标准够全大队的人半年吃的粮食。水塘改造的稻田一造就收了六万三千多斤稻谷，平均亩产五百多斤。加上去年下半年以来种的杂粮和薯类已经收获到家的，共计折合稻谷二十七万多斤。另有冬小麦八百多亩、冬红薯二百多亩，收获较迟，产量未计算在内。
增产粮食要不要
缩小蔗田面积？
今年，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桂平县应当更多种些甘蔗。白兰大队的好水田都已经种上了甘蔗，今年应当保持原有面积。既要尽可能增产一些粮食，又要保持原有二千七百亩蔗田，能不能做到？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各生产队的社员们对这个问题先后仔细地讨论了四、五次。
最初，不少生产队要求缩小蔗田面积；把各生产队1961年种植甘蔗的计划面积加起来，还不到二千六百亩。
缩小甘蔗面积行不行？大队党支部领导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先讨论了国家和公社、大队、社员的关系，进一步认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钢铁工人不生产钢铁，农民就没有工具用；棉区农民不生产棉花，大家就没有衣服穿；蔗区农民不生产甘蔗，大家就没有糖吃。……然后，党支部又组织各队干部和社员到糖厂去参观。队干部和社员们看到，榨糖的机器一开动，一个钟头就要“吃”几十万斤甘蔗，出几万斤糖，更具体更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和光荣。蔗区的社员担负着生产甘蔗为全国人民生活增添甜味的光荣任务，能眼看着不让榨糖的机器“吃饱”吗？
在讨论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蔗区的粮食问题。光靠国家供应口粮不好，而且缺少饲料喂养猪、鸡、鸭、鹅，副食不易增加，这问题怎么解决？讨论的结果是：既然1960年光是下半年种了一百多亩水稻、一千多亩杂粮、薯类，就够几个月吃的；今年从春天开始就注意抓粮食生产，劳动力作了更妥善的安排，水稻可以种三百多亩，杂粮、薯类可以种得更多，自留地、零星地上还可以种不少瓜菜和饲料，发展家畜家禽、增加副食也就有了有利条件。国家规定蔗区口粮标准也比一般地区高一些；虽然蔗区可以得到的超产奖励粮少，但一般地区却得不到蔗区社员可以得到的优待粮和酒（国家规定，今年每交售一吨甘蔗，糖厂给五斤优待糖、五斤酒——酒是糖厂的副产品）。按现金收入计算，种甘蔗的收入就更多。这几年收入显著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发展了甘蔗生产，开展了多种经营。1959年收入相对减少，主要原因是缩减了蔗田面积。
他们认为：现在吃的大米比附近以生产稻谷为主的地区的社员吃的是要少一些；但是，加上杂粮计算，粮食消费量并不比附近以生产粮食为主的余粮队的少。杂粮、豆类花样多，便于调剂口味，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在这里是受社员群众欢迎的。社员们说：凡是种杂粮多的地方，人们的气色都比较好。他们从来是习惯于吃大米的，当然也希望供应和调剂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大米。国家在这方面是会在可能条件下给以照顾的。
只要劳动力运用得好，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高，在确保完成甘蔗生产任务和尽可能生产一部分粮食的同时，其他方面的多种经营也仍然能够开展得很好。这里一面靠山，一面临水，开展多种经营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几年来，林业（水果）、渔业和为工、农业服务的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只是牧业的情况不大好。其中大队、生产队经营的都有，主要是生产队经营的。全大队八百多个劳动力中，长年固定从事这些工作的只有三十八人，另有在一定季节参加的二十五人。人数不多，成绩却不小。1960年这些方面的收入达到七万多元。由于渔业搞得好，食堂里每月都可以吃几次鱼。平均每人每月可得到两三斤水果。蔬菜，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到两斤。……这些情况说明在发展甘蔗生产的同时，也能够从其他的多种经营方面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开展这些多种经营，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占用土地的，对蔗田面积也不会发生影响。
讨论结果，大家的思想更明确了：为国家，为自己，都还是种足甘蔗好。他们一致决定坚决完成今年产蔗万吨的任务。同时，他们还一致决定在粮食生产上也要力争超包产，做到多产多得。除了力争超额完成包产任务之外，各生产队还要充分利用零星地和更多开垦荒地，争取拿到更多的粮食和饲料。看到增产粮食和副食品有了更好的保证，社员们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第7版()
专栏：
我国的暴雨
王宪钊
目前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已到雨季，黄、淮流域及华北、东北各河流的汛期不久也将到来。夏季降水、特别是暴雨，不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而且对工业、交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都关系很大。一次暴雨往往数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即可下雨一、二百毫米以上，雨急、强度大而骤（时间短）是它的特点。根据我国现行标准，凡日总降水量达50毫米及50毫米以上的就是暴雨，总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和200毫米以上的，常分别称为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我国地区广阔，各地气候情况差异颇大，这一标准只是针对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规定的，对于部分地区并不合适。例如，河西走廊以西，日降水量在30毫米以上的很少见；而华南一带日降水量在80毫米以下的暴雨并不是偶然现象。
我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东濒太平洋，大部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干冷、夏季湿热，降水集中于夏季数月，而夏季降水总量又多为数次暴雨的结果。如北京夏季平均降水量约为460毫米左右，约相当于全年总降水量的四分之三，而1959年7月31日仅九小时十一分钟，就下雨244．2毫米，比常年7月降水量242．6毫米还多。又如呼和浩特市1959年7月27日一天下雨210．1毫米，为全年平均降水量392．2毫米的一半强。暴雨对全年降水量多寡及年内降水之分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每一地各年暴雨情况又不尽相同。我国大部分地区年、月降水量所以不稳定、变率大，这是一项主要原因。
暴雨同一般降水一样，都需要足够的水汽供应及使水汽凝结的条件。冷暖空气交锋处及大气中各种大小涡旋如气旋、台风都可造成辐合上升运动，水汽上升变冷凝结而下降为雨、雪。湿热空气内局地热力不稳定，也可产生上升运动，造成降水。空气沿山脉、高原迎风坡爬升也有利于产生降水。只是当夏季，来自海洋的偏南夏季风盛行时，水汽充沛，暴雨始能频繁出现。冬季除个别地区外，因水汽不足，很少有暴雨。
我国的暴雨多是由于冷暖空气交锋所致，而交锋地区的大小涡旋常加强了暴雨的强度。因此，各地暴雨开始迟早、次数多寡和强弱与冬夏季风的进退时期、交锋强度和其持续时间长短、迟早，均有密切联系。冬季我国大陆为来自西伯利亚的偏北冬季风所控制，夏季风已退居海上，天气干冷，出现暴雨机会极少，黄河以北暴雨几乎绝迹，长江以南也仅偶见。3月以后，冬季风减弱，而夏季风慢慢北上，彼此相持于华南一带，降水量加多，暴雨出现机会也相应增加。4月下旬到6月上旬全国多雨带徘徊于珠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5、6月也是这里全年暴雨最频繁月份。桂江上游、东江及广东沿海一带又为全国暴雨最多地区之一。6月上旬以后，冬夏季风交锋地带移到长江两岸及淮河以南，全国多雨带也相应有一向北的跳跃，形成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而华南的降水及暴雨次数则同时减少。长江流域各地的暴雨多出现于这一时期，大致是长江中下游以6、7月最多，上游以7、8月最多。7月上旬以后，长江流域梅雨结束。全国多雨区又一次向北跳跃，不过十天左右经过淮河流域移到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北一带。此时也为夏季风向北扩展最强盛季节，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约在北纬四十度附近与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遭遇产生降水。在此时期，这些地区出现暴雨次数也最多。当这一带多雨之际，长江流域中下游正为太平洋高压所控制，多晴天而少雨，华南此时因空气湿热以及赤道辐合区等的影响，暴雨次数又形增多，据统计，不少地方8月为全年降水量次多月份。8月下旬以后，冬季风开始增强，随冬季风的爆发、南侵，不到半个月由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就退到华南沿海一带；从此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暴雨次数都显著减少。
以上所说的只是一般情况，至于各年的具体情况则很不一致，甚至出入很大。如1954年长江流域大水和各地暴雨次数就多于常年，1959年华中干旱而广东特大洪水，各地暴雨次数及暴雨盛行时期与常年也相差颇多。这些都与当年冬、夏季风的进退强度以及彼此交锋持续期的长短、迟早有密切关系，而这些现象又与更大范围的大气环流状态及其他因子的影响有关。
全国各地暴雨与地形关系也十分密切。同一山岭，其迎风坡与背风坡降水量及暴雨次数可以悬殊很大；相毗邻的高山测站与平地测站也有很大差别。如南岭迎风坡、皖南黄山丘陵、浙、闽、赣一带武夷山的西侧和川西山地等，因地形影响而多雨的地区，同样也是易于出现暴雨的地区。
冷暖空气交锋所产生的暴雨，常呈带状，并沿交锋地区此起彼伏逐渐东移以至减弱、消灭。常常是一次暴雨出现和移出之后，新暴雨区又出现并沿相似的路径东移。因此，在同一地区可以有连续几次的暴雨，雨带先后持续十数日甚至数十日之久，引起严重的水涝。
直接由台风产生的暴雨，在夏季沿海省份的暴雨次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各地每年出现台风暴雨次数及起迄时期，则直接为当地台风活动所左右。一般5、6月份及9到11月份以两广及海南岛出现台风暴雨为多，7、8月份则以台湾、闽、浙、苏、鲁沿海台风暴雨出现机会最多，辽东半岛、东北的南部此时期也有出现台风暴雨的可能。
在我国，以局地热力不稳定为主的热雷雨所产生的暴雨范围较小，而且在各地暴雨次数中所占比重也不大。这种暴雨只是在多山地区及气候十分湿热地区比较容易出现。
暴雨对农业生产关系极大。降水充沛一般对作物生长有利，但如雨量分配不均，特别是暴雨多且雨量集中于短时期内的地区，则常常带来灾害。以华北为例，全年降水量本不多，而年内分配又十分不均；春季冬小麦需水季节一般雨水稀少，夏季雨季一到则又常常是暴雨接连不断。如遇这种先旱后涝的天气，对作物生长及农事活动就很不利。我国东北也有先旱后涝现象。长江以南，如汛期暴雨集中，对作物同样有很大影响。
暴雨对于夏季防汛防洪关系尤为密切。连续暴雨过后，河水陡涨，一时渲泄不下，就会泛滥成灾。暴雨、洪峰总是先后接踵而至，特别是我国大多数河流为东西向，与雨带和暴雨移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暴雨一经出现，如沿河流走向移动就会造成暴雨、洪峰相互重叠，使洪峰不断加大而加重危害。
出现暴雨时，有时还伴有大风。台风暴雨期间风浪交加，对海塘、堤岸及防洪防风工程威胁很大。台风盛行季节又是农作物生长及收获时期，因此台风暴雨就可能对农业带来摧毁性的危害。一般暴雨如伴有大风或冰雹，其为害也更大。
夏季暴雨虽然对国民经济有不少危害，但如能及时预防并进一步加以利用，也可变害为利。例如，利用暴雨的强大降水量拦洪蓄水，用于灌溉，并为工业、交通服务等。因此，作好夏季暴雨预报，无论对农业生产、夏季的防汛防洪以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都有积极的作用。
暴雨本身的局地性是十分强的，大多发生于大范围降水区内的个别地方，大的不过方圆数百里，小的可以只限于一个县境甚至一个公社范围之内。有的虽咫尺之差，降水量却可相差数十毫米甚至数百毫米。例如，前述1959年7月31日北京日降水量达244．2毫米，是测得于西郊的，而同日东郊通县的降水量不过31毫米，距西郊四十公里的十三陵水库则仅为九毫米。由此可见，依靠少数气象台来预报暴雨具体出现在哪一个城镇、县、专区甚至河流流域，并预报出更具体的雨量，在目前还是难以作到的。这是气象学中急待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我国大跃进以来，广大气象工作者所创造的天气预报大中小结合以小为主的预报的方法，对于预报暴雨有很大的意义。其步骤是各级气象台、站在上级气象台天气预报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和群众经验加以补充、订正，做出当地的暴雨预报并进行服务。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完全掌握暴雨的规律，因此预报的内容就不能过窄、过死。使用部门在根据暴雨预报部署任务时，也要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各级气象台、站在作出暴雨预报之后，仍须继续监视暴雨动态，随时提供情报和补充订正预报、并向服务部门提出建议。我国的气象工作者，在暴雨季节，就是这样在各级党的领导下和有关经济部门一起共同向暴雨作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