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赵万里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但是，当时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所以生产量仍是很有限的。我们祖先经过了长时期的钻研，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的书一次印成，书籍的生产量，比过去手写本时代，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术，是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间需要的歌曲、日历、韵书，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时白居易的诗，人民大众都欢喜歌唱它，元徽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日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历版片，可见在那时以前民间已有印本日历了。公元865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睿，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这些刊物的现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已有寺院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刻本，已于五十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成都顿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地盛产麻纸，这就构成了刻印书籍的有利条件。柳玭随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书店里看到许多字书和迷信用书，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统治阶级和佛教徒们都提倡刻书。公元923年昙域和尚出版了贯休的禅月集。公元935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写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时成都已一跃而为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时，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这就给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五代时冯道看到吴蜀之人鬻卖印版文字，种类不少，但没有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需要的书籍；因和李愚等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经典。公元932年即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工作，先刻九经，后及他经和经典释文等书，到公元953年即后周广顺三年校刻完毕。这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可惜后来都亡失了。
北宋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以及大规模地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文选、文苑英华等诗文总集。这些书籍，多数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时，经济繁荣，生产发达，浙东西盛产纸张，就更刺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发展。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古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也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作着，这就无怪乎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储存。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1375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
从十二世纪中叶起，杭州中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书坊林立。从汴京搬到杭州的荣六郎书铺，公元1152年即宋绍兴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的《抱朴子》。像荣六郎那样的旧店新张的书铺，在当时杭州决不止一家。十三世纪中叶，住在棚北大街睦亲坊的诗人陈起父子把篇幅比较精短的唐人诗歌和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对繁荣当时诗歌创作，是有帮助的。杭州书坊又刻印了许多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唯一的旧刻本。元时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尚仲贤、王伯成、石君宝的作品和杭州书会中人编写的南戏，杭州书铺也出版了不少。这些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流通，对当时和后代民间文学的改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颇有名，而且影响深远。现在先说建本。福建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盛产竹木，造纸工业非常发达。十二世纪初，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书肆除了出版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肆主人和当地文人合作，还编印了许多适应科场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百科全书。宋末平话小说盛行，建阳书肆出版了武王伐纣、乐毅伐齐、前后汉、五代史、宣和遗事等书，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加工和再创造起了促进作用。入明，建阳书肆刻印的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风行四方，有增无减。十六世纪中叶，刘龙田、熊冲宇、余象斗等书肆出版的书籍，门类更多，销路更广。这一出版中心，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
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纪左右，这一出版中心，逐渐向眉山发展。成都眉山地区刻印的书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如现有传本的蜀刻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和史记、三国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据监本为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的诗歌，苏老泉苏东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许多地志、医书、类书都有蜀刻本。这些书籍，开版弘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传到现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
北宋亡后，平阳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十二世纪起，开始出版古医书、类书和其他各类书籍。当时民间盛行诸宫调说唱，平水书肆适应大众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苏联政府赠还我国的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提到的崔韬逢雌虎、离魂倩女、双渐赶苏卿等等著名的诸宫调，我们推测，当时平水书肆一定也有刻本。这些民间文艺创作的及时传播，对后代说唱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平水书肆又曾刻印民间招贴画。帝俄时代考古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画面生动美丽，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费了七年多的时间在平阳刻成。这部七千多卷的经版，后为元朝政府下令销毁，现今除太清风露经和云笈七籖零叶外，其余都失传了。这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术却因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后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雕版艺术的最高峰。十三世纪中叶后，平水书肆还继续刻印医书和中州集等书。此外，山西运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宁晋刻印的经书和音韵学书，也颇有名。这两个地区和元时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书中心。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并互为影响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和书坊也都从事刻书工作。王象之舆地纪胜著录的方志遍及四川、广西、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试把宋人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明初文渊阁书目和其他文献资料来统计一下，见于著录的绝大部分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两朝书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庞大了。
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国子监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区的宋元版片，连宋时广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运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书，都在南京出版。南监本史书和其他书籍的补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担任。十六世纪前后，南京、苏州、徽州、杭州、吴兴等地私人和书坊刻印了大量医书、戏曲、小说和其他各类书籍，出版量激增，销路远及国外，对当时和后代应用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画和技术革新的中心。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龙藏和明代经厂本、清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和书坊刻印的书籍，纸墨之精、刻印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由于书籍大量出版，需要纸墨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发达，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不断增加，就为大量刻印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江浙等省的藏书家如袁褧、胡震亨、毛晋、黄丕烈、鲍廷博等同时又是刻书家，他们翻刻了许多对学术研究有益的参考书，行销全国。各地书坊还刻印了大批通俗书刊如驻云飞、挂枝儿、山歌、弹词、鼓词等唱本，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爱。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铺。明清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边远地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发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广州、汉口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
活字版印刷术是公元1045年前后即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它比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又一伟大贡献。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先用粘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排在铁制的柜子里，印书前，把铁制柜子放在敷有药品的铁版上，加热，等凝固后，便可印书了。十三世纪末即元大德初年东平人王祯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特制的木活字，安放在转轮上，试印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百部。毕升和王祯发明的快速印书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进度简直无法相比。
宋元活字版印书，很早就失传了。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的铜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无锡安家和华家。这两家印的古类书、唐宋人诗文集和水利专业用书，行销各地，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杨仪印的王岐公宫词，张习印的范石湖集、孙蕡西庵集，都是苏州出品。张某印的开元天宝遗事，贾咏印的庄子口义，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这一时期苏州一带出品。同时，常州人还用铅、锡活字版印书，可惜现在都早已亡失了。
公元1726年即清雍正四年，陈梦雷用新造的铜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册。公元1773年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新从永乐大典发掘出来的宋元佚书和畿辅安澜志、琉球国志等书一百三十三种。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运用前人遗法加以大胆革新的，要数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泾县翟家的泥版。住在山东泰山一带的徐志定，公元1719年即清康熙五十八年创制了磁版，出版了张尔岐的周易说略。公元1844年即清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创制了泥活字十万多个，印了黄爵滋的文集仙屏书屋初集、自己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和翟氏宗谱三书。此外明末和清代的京报，各地家谱和民间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成熟。公元984年即北宋太平兴国九年浙江绍兴刻的著名画家高文进绘制的宗教木刻画，画面庄严曼妙，工致绝伦，雕版艺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此后，木刻画从宗教画发展到百科全书、文学、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籍，证类本草、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事林广记、平话小说的插图，出现了不少艺术质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十五世纪初叶，徽州派版画兴起，直到十七世纪末，徽派版画独步一时。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雕刻的木刻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那时著名的画家，曾为木刻家创作画稿，如丁云鹏为木刻家黄鏻、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木刻家黄子中画的博古叶子，清初萧尺木为木刻家汤尚、汤义、汤复画的太平山水图画和离骚图。许多木刻家的创作能力，通过艺术实践，得到了改进和提高。明末浙派项南洲，清初徽派鲍承勋父子创作的木刻画，精丽动人，构图和雕刻技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此后木刻画转趋消沉。直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的木刻家和画家合作，木刻画又渐盛。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公元1340年即元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用朱墨和多色套印的通俗读物和戏曲、小说逐渐增多。公元1600年徽派刻工刻印的程君房墨苑，其中天姥对廷图、巨川舟楫图等都是用各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印刷的，显得格外绚丽夺目。稍后，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便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运用当时流行的餖版、拱花二法，编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二书，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技术高峰。画谱全用餖版法，把刻好的一块块小木版顺序付印用来表现画面的深浅浓淡。笺谱则兼用拱花法。拱花和近代凸版相似。印时用纸压在版面上，天际的白云，江上的流水，禽类的羽毛，花朵的轮廓，就一一凸现在纸面了。入清，画家王蓍等创作的芥子园画谱和苏州、杨柳青等地出版的民间年画，用餖版而不用拱花，也都是彩色套印的。解放后郑振铎委托北京荣宝斋翻刻的十竹斋笺谱，全用徽派遗法，比原本毫无逊色。
中国历代刻版书籍、活字版书籍和版画，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资料，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版刻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有优良传统的彩色套印木刻画，在画家、木刻家和印刷工人的合作改进下，一定将会得到提高，并大放异彩。（附图片）
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 清初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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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则徐译书
陈原
林则徐译书，是中国近代史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大家都知道林则徐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839）被派到广东去跟西方国家的鸦片贩子作斗争，他译书完全是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林则徐不会外文，人们说他译书，就是组织翻译和审订加工的意思。那时译书是一桩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原来那时封建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已失掉信心，所以很不愿意中国的百姓跟外间世界发生密切接触。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规模翻译外国经籍的时候，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译书却成为大逆不道了。不用说，那时的“翻译家”很少，他们的工作是替做生意的人当通译，社会地位也很低。像林则徐那样明了译书的作用，一到广东便在自己的衙门里组织翻译，后来竟然还将材料汇编成辑，附在奏章中送给皇帝去看，这见识和胆量着实是罕见的。林则徐自己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过他是少数派：人家要开放鸦片贸易，他却极力主张禁烟；人家害怕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针锋相对地跟外国殖民主义者作斗争；人家不敢打开“天朝”的窗户，他却敢于张开眼睛正视周围的世界。
译洋书，知洋事，然后才能够跟外国打交道。——林则徐始终相信这一条。经过了一年多的尖锐斗争，他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少数派在内外敌人夹击下，后来还是站不住，被革了职，最后还被流放。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外国侵略者可以打败，而了解敌情和翻译洋书则是十分重要的。林则徐答复那位只会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奕山的六条意见，最后一条也就是译书。他这主张自然不会被奕山这些民族败类听进去，只是后来经过魏源反复宣传，总算是很多人都觉得颇有道理了。
林则徐译书既然从斗争的需要出发，那就不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惊讶。例如，当时一家英国人办的周报说，中国大官都是不问世界大事的，愚蠢不计，只有林钦差例外，他手下有人能翻译，而且广为搜罗西书，派人刺探消息。美国人那时在广东办的月刊，也不胜惊叹地报道林钦差的译书情况。英国有个侵略分子叫德庇时（J．F．Davis），他在1852年出版了一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第一卷有个附录就专门讲林钦差“关于西方各国的专著”——这里讲的其实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魏书大部分也确实是根据林译的《四洲志》扩充的。德庇时又说，林则徐叫人译了大炮瞄准法的书，并且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
当时译书既然服务于实际斗争，所以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翻译外人报刊有关时事政策的反映、报道和评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们在《海国图志》看到的林译《澳门月报》五辑，便属于这一类。拿这五辑文字跟现存的《澳门新闻纸》钞本比较，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澳门新闻纸》就是当时翻译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便变成《澳门月报》。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这五辑。这五个论题无疑都是那时对斗争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被称为《澳门月报》或《澳门新闻纸》的材料，一般都说是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办的《中国丛报》（月刊）〔旧译《澳门月报》〕译出来的。其实，拿现存中文材料跟原文对照一下，很难同意这一说。那时在广州商馆内还出了两个周刊，一个是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办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Register），逢星期四出版；另一个是英国“自由贸易派”，即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现存《澳门新闻纸》钞本1839年全系译自星期六的报纸，可见这是从《广州周报》译的。英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威里
（Waley）在他的近著里也这样说，不过他没有说出理由。《广州周报》在1839年7月因为局势紧张，迁到澳门去了，不知怎样一弄，林手下的人便把它署为《澳门月报》了。明白这些翻译材料的出处，对于研究当时政策的反应是很有用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说可能译自葡文的《澳门月刊》，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刊物当时早已停刊了）。
收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也署林则徐译。这份材料是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零星意见，但不像前面说的《澳门月报》那样强烈地反映时事政策。有人认为也是从西洋报刊转译的，但也有人认为译自一本英文书。1839年晋谒过林则徐的英国医生喜尔（Dr．Hill）在《广州周报》上写过一篇印象记。那篇文章说林则徐给他看两本英文书，书中都已作了若干摘译，其中一本已缺封扉，据他猜想是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国人》一书出版于1836年，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一直到政治经济。我很怀疑《华事夷言》就是摘译此书的。
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除了需要时事政策性的翻译之外，显然还需要有关各国的基本知识。林译《四洲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翻译的。原文是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唯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如南怀仁等的地理书新颖得多，比1840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1820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在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
极为有意义的是林则徐选译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一书的几节。原书出版于1758年，作者是瑞士人。此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保存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两份译文，一署米利坚医生伯驾译，一署袁德辉译，两种译文有一节是重复的。袁是衙门中的一个翻译；这个伯驾医生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以开设眼科医院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此人写的医院年报中记有6565号病案，说：“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1839〕7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可见现今保存的一份译文，确是这个后来当过美国驻华使节的伯驾再译的。两种译文虽只有寥寥几条，但其内容却很重要，看来对当时的斗争很有益处的。例如，那时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杀害了中国农民林维喜，义律拒不交凶，还私设法庭审判五个印度水兵。林则徐对义律的狡辩始终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这是和他了解外国律例不无关系的。
林则徐收买到的西书，一定比他译出的多得多。例如上面提到的喜尔医生说，林则徐1839年11月便已看到同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即地尔洼（A．S．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而且译了其中几段。这确实是令人很惊佩的。这本小册子作者是英国僧侣，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攻击鸦片贸易，其实在客观上也不过反映了“自由贸易”派棉织资本家的意见罢了——他们原来是要向这神秘的天朝推销棉布的。这复杂的情况，林则徐那时不可能理解，但他至少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的，这个矛盾可以利用。
《澳门新闻纸》钞本里有一条译文说澳门出版了一本禁烟文献，此条末尾有批语说：“此书应向澳门寻觅”，一般认为这批语是林的意见。他要找的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沙克（Shuck）编的《中国政书》（Portfolio Chinensis），1840年在澳门印行，收七个中国官方禁烟文件，中英对照，另有附录，即当时广东当局出的捕捉英船英“酋”立即给奖的“赏格”。这个文件在中文册籍中没有看到，英美侵略者当时即以此攻击林则徐是用“暗杀”方法对付外国人，甚是“野蛮”云云，其实那时对付这批“文明的野蛮人”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什么野蛮可言呢？
由于不断在斗争中扩大眼界，总结经验，林则徐的国际知识和策略思想，一天比一天丰富，比如说，他把当时的主要敌人英国与美、法、荷、葡分开，从而孤立了敌人，连澳门的葡人总督也不肯直接帮英国侵略者，这就是一个胜利。他又把英国女王与在华代表义律分开，把英国官方与商人分开，把正当商人与鸦片贩子分开，把一般鸦片商与走私头子分开，把肯具结的商船与不肯具结的商船分开……这些都是富有策略意义的，现在看来，大致上也是对的。
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打破了统治阶级的胆，却激起了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腐朽压迫者的雄心。至于地主阶级中少数觉醒人物，面对这样新的形势，也在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凡此，都促使知识界要认真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局势。这样就给中国近代书籍的出版历史开辟了新的门路：“了解夷情”的书籍在这以后像雨后春笋似地相继出版，其中较著名的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徐继畬的《环瀛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等等。
林则徐译书，为中国近代书史开辟了光辉的一页。至于他所译的书，由于时势所迫，当日大部分是内部参考性质，对斗争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能够在国内知识界中燃点起思想的烽火。这个时代所赋与的任务，后来是由林的朋友魏源通过他的《海国图志》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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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讨论
关于晚稻高产黑黄交替变化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最近在上海举行了水稻丰产研究经验交流会。会上与会研究单位除交流三年来的研究成果外，还集中讨论了高产晚稻黑黄交替变化的规律，以及如何看待陈永康的主要经验等问题。（叶色变化反映植物养分供应状况。氮素足则叶色深（黑），对生长表现出促进作用；氮素低于一定水平则叶色淡
（黄），对地上部器官的增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陈永康认为：高产的水稻应有节奏地出现明显的黑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高产形成过程中水稻群体有协调的发展。晚稻有“三黑三黄”（它的发棵、长粗、长穗明显地划成三个阶段）。会上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对于控制叶色黑黄变化是否是高产的必要措施，“三黑三黄”是否是高产的规律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黑黄交替的变化与晚稻的高产有必然的联系，黑的阶段叶片内物质积累，黄的阶段植株内物质调配，加强黑黄交替是高产形成的基本过程，陈永康的“三黑三黄”措施是符合植物内在生理规律的，是获得相对稳定高产的肥、水措施的表现，因此是高产的规律。另一种意见认为黑黄变化并非是实现高产所必须出现的，肥多时叶子就会发绿，肥少时叶色变黄，高产田往往肥施的多些，采取了抑制办法之后，色就会变黄，因此必然有黑黄变化出现，但并非必要的，更不一定需要三次促进，三次抑制。持这种意见的人还举出浙江农业科学院所栽培的老来青晚稻和嘉兴县有些农民栽培的丰产晚稻为例，证明它们并没有出现黑黄交替的变化。有同志并认为陈永康去年在南京栽培的几块高产田就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三黑三黄”。
对于陈永康的“三黑三黄”是否有其内在的生理基础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陈永康的“三黑三黄”是符合内在生理规律的，叶片功能的转变和叶层功能的交替是出现黑黄变化的可能的内因；三黑是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三黄是三个转折点。每次黑的时候，各有一组的叶片在起作用，三组叶片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一是生长速度，形态结构上的不同；二是氮碳代谢上的不同，前期一组叶片以氮代谢为主，中期一组叶片是氮碳并重，后期是碳代谢为主；三是各有其生长中心，养分供应的部门不同：前期一组主要供长分蘖长根用，中期一组主要供长茎秆用，后期一组主要供长穗用。另一种意见认为黑黄变化是人为措施的结果，为了高产，也可以有节奏地让叶片出现黑黄，但是黑黄变化与叶片功能交替似乎联不起来，所有叶片均是早期是氮代谢旺盛，后期以碳代谢为主。按出生先后，大致可以区分那些叶片是供给那些器官的养分，可是把叶片划为三组，区分它们在功能上有无不同，目前还缺乏科学根据。
对于陈永康的主要经验是什么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三黑三黄”的技术经验综合了陈永康的主要栽培经验，有节奏地控制水稻的黑黄变化，意味着在高产形成过程中，水稻群体有协调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三黑三黄”不能概括陈永康的经验，而且黑黄变化一般人不大容易捉摸。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陈永康的经验应概括为“土为基础，苗为指标，肥、水措施为主要手段，保持作物清秀老健，高产而不倒伏”。还有同志认为陈永康的高产田稻株很整齐，群体的结构很好，因此我们要很好的总结陈永康如何运用积极促进、适当抑制的方法来控制群体中个体的生长发育，探求高产水稻的群体动态结构。有不少同志还认为用“三黑三黄”来介绍陈永康的经验，不十分恰当，往往引起误解，因有人把它当作公式去套，硬要在水稻栽培过程中出现三次黑三次黄。甚至在其他的作物上也一定要出现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