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吴岩
有个人,一连给我说了三个钟的故事,三个其实算不了什么故事的故事。他说:
小时候,只知有钟,不知有表。小乡小镇,能有几个人有表的呢?钟,家里总算有一个。这钟啊,总要悉悉索索地折腾了好一阵子,这才战战兢兢的,发出沉重而迟钝的声音来:镗……镗……镗……它没有给我以时间观念,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的长辈和我的邻居们,可真有点像那个颓丧的、有气无力的旧时钟。
仿佛是,长辈们也不需要钟给他们以时间观念。晴天看看太阳就是了,阴雨呢,天黑了就是晚上了。我们家也不买日历,反正今天跟昨天一个样儿,明天又跟今天一个样儿。生活是停滞的,没有希望的。在停滞的岁月里,我们的钟停了,也不知是哪一天停的,谁都没有在意,反正钟是永远停了。
家里也偶然来个客人。不胜唏嘘之余,就只好找点不相干的闲话跟我父亲谈谈:
“你们的钟停了?”
“停了,停了三年了——也许是五年了。”
“镇上倒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些房子。”
“还是那么些房子。——可整条街上的房子,都一年年地往西倒了;说声塌啊,整条街上的房子恐怕都要保不住哩。”
……后来我就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当艺徒、做生活了。(且不说我受的苦遭的难,我还是说钟。)我住的是灶披间。厢房里住的是一个什么洋行的小职员。二房东是吃“交易所”饭的,他一家人住着二层楼三层楼和楼下客堂间。上海不比乡下,大家的时间观念都很强。我没有钟。小职员有只闹钟,可跟他一样的衰老了,时常失灵,不是慢了,就是闹钟不响了。他时常用颤抖的手,拎着那闹钟去跟二房东对对时间,一面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的大班可厉害啊,迟到三分钟就要扣薪水,迟到三次就……”我总有这种感觉:他颤抖的手里提的不是钟,是他那经常忧虑惊惶的心。而二房东总是用调侃来表示他的厌恶:
“哦,七点还差三分——咳,我不是劝过你多少次了吗?还是去买个手表吧,何必这样做人家呢?西洋人说得好,时间就是金钱!”他亮了亮自己那个金表。“就拿我这一行来说吧,要抢帽子,就凭一只电话,一只好表……”
小职员的时间是属于洋行里的洋人的,他不是他自己的时间的主人。快过年的时候,他也不再是为他纪录时间的那只闹钟的主人了:他不得不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卖了,从此夜夜睡不安枕。可二房东也没有能以他的抢帽子和金表自豪多久。暮春三月,不知怎的一来,他就不得不把金表也卖了,把房子也顶掉了。临搬家那一天,他要我去帮忙。他感慨系之:“真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也不晓得他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我没接嘴,可他又说话了:“我这种人的钱啊,就像鸭背上的水……”折腾了半天,天色渐渐暗下来。二房东不自觉地举起自己的手腕看了一看,身子微微一震,不胜唏嘘地说道:
“咳,不晓得现在几点钟了。”
他看看窗外的天色,其实,从弄堂房子的窗里望出去,可以见到的天空也是有限的。……
说起来,我倒有一个钟——挨到我在厂里巡夜时我就有了钟了,一个必须挂在身上或是拎在手里的怪钟。外国老板规定,巡夜的人必须不停地循着厂内东南西北四个角落绕圈子,到一个角落,就用那儿的一个钥匙开一下钟。那钟也怪,人不走它也不走;厂里的路不好走,东拐西弯地绕遍四个角落,得花一个钟头,接连几个钟头走下来,就累了,难免要歇一歇,或者打个盹儿。可打盹的事,第二天上面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结果,不是挨骂,就是扣工钱。这个怪钟可真把我们搞苦了。那时我们知道是这钟在作怪,可总是不摸底,猜不透其中的奥妙。解放后外国老板给撵走了,我们把钟打了开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开钟,是用钥匙在钟里面的一张纸上打下个记号,纸上打满四个记号,就表示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走了一圈了;打盹了,钟停了,记号少了,第二天就只有挨骂了。——外国老板就是这样地用一只怪钟,用机器,管住了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活动。我们成了机器的奴隶。其实,白天我们在车间里干活,岂不是同样地受机器的管制和奴役吗?解放后,我想了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解放后,真是一悟百悟了:譬如说,解放后,我们跟机器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主人;我们的时间观念也不一样了,我们是工人……
我不用再往下说了。开头,你问我,除了党的培养和群众的帮助之外,究竟是什么使我年复一年地成为劳模、先进工作者,使我现在就已经在进行1962年的生产任务?可我说到末末了儿,还是说不上来,我只能说那些钟的故事。……
“对于像你这样的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恐怕需要另外一种计算时间的崭新的钟表。”我插嘴道:“你用的是什么钟表?”
“我家里用的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电钟,手上带的是上海牌的手表”,他莞尔微笑,微笑着说下去:“我用得着的钟表还是大家用得着的钟表,要走在时间的前面,也还得从当前的一分一秒做起啊。”
他听听他的表,好像在听着生产跃进的脉搏似的。我知道他要去接班了。远远地传来了整修一新的海关大钟雄浑洪亮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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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吕泗洋渔场上
爱庆
今年春早,小黄鱼发得早。渔民们根据这个情况,对春汛作了充分的准备,制订了新的增产指标,比去年提早了半个月左右来到吕泗下网。沿海各省的大部分机动渔轮和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省市人民公社的机帆船也几乎同时来到。北京市的渔轮第一次在这里投入生产。
在清明后旺发的头一个星期,渔场上就发现了丰盛的小黄鱼群。它们像往年一样,成群结队地由海的深处来到这水暖、饵料多、沙滩多的吕泗洋觅食、产卵。于是,春汛捕鱼进入高潮,早在我们到的前一个星期,就闹得热火朝天了。
我们的运输巨轮海锋号驶入吕泗洋渔场,正是夜晚,举目四望,灯光连片,渔火成串,好像远处漂来了一座万家灯火的城市。好一片繁忙的景象,激动人心的吕泗洋的夜晚!
黎明,旭日东升,海鸥围着船舷飞绕,吕泗洋又换了另一副面貌。一对对渔轮拖网前进。远处机帆船群扬起了风帆,像无数面小旗插在天边和海的尽头。
中午,一对对满载的渔轮到海锋号来驳鱼,渔捞员们利用这段休息时间可以在海锋号“街”上的“商店”里买到各种必需的用品。这条“街”上除供应必备的生产资料,还出售五光十色的生活日用品,各家“商店”还兼办各种修理、加工、装配业务。
渔捞员们三三两两地来
“逛街”了。各行各业的“商店”里虽无诱人的橱窗,经营的业务却是一应俱全,有“木匠店”、“铜匠店”、“铁匠店”、“电料行”、“食品公司”、“小菜场”……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这一天,上海的几艘渔轮发生了故障,如果在过去,出了毛病,非得由别的船拖回上海或大陆其他港口去修理,一去一来,一对船至少要耽搁三天三夜的生产时间,少说也损失三、四万斤鱼。那天早晨,船被拖来,没到两小时就把它们修好,这几艘船很快地又去追捕鱼群去了。这条“街”上的“燃料供应站”、“自来水公司”更是忙碌,每条船都要光顾他们。“电焊门市部”也是生意兴隆。当你走上海锋号的前甲板,扶梯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理发请上”。渔轮278上的电报员小方一靠船,第一件事去理发。“理发店”里的理发员李德贵头两天就一口气理了三十多个头,吹风、擦油都有。渔船上的老船长严丕银夹着干净衣服,拿着肥皂盒到浴室里洗澡去,浴室免费招待。
这些“百货商店”是今年春天,东海渔业指挥部党委和上海海洋渔业捕捞队党委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经过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了解,决定在吕泗洋洋面上开设的。渔捞员们十分喜爱,他们称赞说:
“吕泗渔场上也出现了一条街!”
吕泗洋渔场上,繁忙的生产,多采的生活,就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一样翻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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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队人物素描
张兰生一笑一对酒涡,全连数他活泼。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乐呵呵。同志们叫他喜雀,最爱听他广播:
“三班射击优秀,五班又把三班超过。”傍晚同志们围着他坐,欢迎他唱支好听的歌。他说好听的歌实在太多,就不知大家爱听哪个?他身上好像烧着一团火,干什么都是朝气勃勃。他荣获的大红花儿,像天上彩云,一朵又一朵。
义务理发员将军当兵下到连,亲手开了个理发店,理发工具他自带,还当了义务理发员。将军当了理发员,人人觉得挺稀罕。都想请他理个发,又担心他技术不保险。大家推出小张健,先去理个试试看。
“试试看就试试看,剃破脑瓜我也心情愿。”张健一步跨进屋,将军笑着迎上前,“小同志,这边坐,是推是剃还是剪?”将军罩上白布衫,一副花镜戴眼前。只听推子卡卡响,张健乐的像蜜甜。
“小同志,哪儿人,何年何月把军参?……”他们哪像在理发,倒像走到一起把心谈。将军拍拍小张肩,小张才知发理完。对着镜子照了照,嗬!不长不短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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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古城会”里的张飞是莽撞吗?
我读了《人民日报》5月10日第八版“观众的话”——《张飞审西瓜》,觉着写得很好。只是最后一句话——“如果张飞仍然像《古城会》那样莽撞,就要坏事了。”这里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按照剧情:当时关羽在曹营里留住了一个相当长的日子,曹操曾对关羽施用了种种手段,“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等等,诱使关羽投降,在那种情况下,关羽突然从曹营来到古城,同时还有曹操手下的名将蔡阳率领大军从后赶来,虽然关羽是以护送他的两个“皇嫂”的姿态出现的,但也很可能是一种骗人的烟幕,倘若轻易放关羽入城,确有像张飞所说的“打一个里应外合”的危险。张飞不顾所谓“桃园结义”的旧关系和私人感情而毅然决然地拒绝关羽入城,这不正是表现了张飞的立场坚定、具有较高的警惕性吗?这能说张飞是莽撞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王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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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纸上得来终觉浅”
丹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这两句诗,说明我们对待世间一切事物都不能采取依赖现成结论的懒汉态度。读了“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关于列宁读书的文章,我想说几句感想。记得是鲁迅在什么地方说过,他说他先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以后又吃了陈年荔枝,并由此推想过新鲜荔枝的味口,然而实地吃过以后,却与猜想的大有不同,和书本上介绍的则更是迥然相异。他最后说,非到广东吃就永远不会知道。
实践,亲手做得的经验之所以最可宝贵,就是由于它远比空想确凿,拉萨尔的长篇累牍的著作,马克思读过了,认为是不值一读,而为什么列宁还那么认认真真地去读一遍,不厌其烦呢?其理由不很明显的吗?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以为有了现成的材料、自己用不着费心劳神去校对复查了,他们往往把汇报材料、把那第二手的东西当作唯一的依据。而不愿意亲手做一做调查。列宁的治学精神是一切共产党人的典范,就说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吧,他尚且写过“刺孟篇”和“非孔篇”呢!对于一切谬误的人云亦云的议论,他偏偏就不信它,这种科学分析一切事物的态度,不是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吗?


第8版()
专栏:

高原牧歌 (套色木刻)
苏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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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子》《舍子》《伐子都》观后
  薛恩厚
河北省跃进青年剧团在京演出《教子》、《舍子》、《伐子都》三出折子戏,效果很好。
《教子》是河北梆子传统戏中唱做繁重的青衣戏之一。原剧中有宣传“孀妇守节”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因而这出戏在解放后上演不多。跃进青年剧团演出的《教子》是经过一番革新的。清除了其中的封建思想毒素,特别是把王春娥教子一段重要唱词:“天子重英豪……”改为“光阴比金贵,一去难追回,少壮不努力,儿啦,前途实堪悲。”这就使原剧封建说教变为鼓励少年立志图强,赋予了新的教育意义,是“点石成金”的巧妙翻新。
《舍子》一剧最大的特点是:戏的矛盾发展步步深入,层层上升,直到刘彦昌放走沉香以后,矛盾仍未终结,这时王桂英指责刘彦昌说:“送秋儿前去偿命难道你就不心疼么?”刘彦昌说:“两个儿子都是亲生,叫我怎样的不心疼啊!”观众此时就更同情地为他们夫妻耽心,提出问号:“怎么办呢?”这时来了秦府差役,从他夫妻手中夺去秋儿,夫妻追下,戏的矛盾至此告一段落。这一处理比刘彦昌亲自送秋儿前去抵命更为合情合理、更加深了反迫害的主题,因而教育意义也就越大。
《伐子都》颂扬了顾全大局的颖考叔的高尚品质、揭露了子都损人利己、嫉贤妬能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阴险丑恶的思想。青年演员张振荣饰子都,以惊人的武功,准确的动作,鲜明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刻划了子都性格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戏校实验剧团钱浩梁演出的《伐子都》异曲同工,各有千秋。此外,张振荣的子都又具有河北梆子武生的朴实、矫健、敏捷、强烈的特色。
跃进青年剧团对河北梆子的传统的继承发展的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培养,称得上人材辈出。有能唱善做的张叔敏,有唱做兼优的路翠阁;有短打武生裴艳珍,有大将气质的长靠武生张振荣。从台上看,青年人材苗头之多,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很多青年演员成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艺术上要求勤学苦练,吸收百家之长,打好红专底子,这种培养青年的指导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教子》一剧感到还有不足之处。总的看来,戏的层次不够,在唱念上使人还不够满足,对原有好的唱工和念白方面表现技巧的东西,丢的多了些。薛保的戏和风趣之处也嫌少了些,扮相和表演也过于潇洒,不如原来拄杖的老仆扮相好。记得过去演这出戏,倚哥第二次头顶家法跪在娘前请责,又要逃跑时,是被薛保以杖按住头颈的,表演很有风趣,还应当保留。
河北梆子是一古老剧种,各种行当都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我这次所看的演出,像薛保、刘彦昌的举止动作京剧化多了些,我以为还应在自己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吸取百家之长,从而发扬自己的特点。
中国戏校实验剧团的《伐子都》上魂子,跃进青年剧团的《伐子都》不上魂子。我认为两者都有优点,也各有局限,上魂子只要免去恐怖色彩也不会失之迷信,不上魂子显得更干净。跃进剧团的《伐子都》去掉魂子是个大胆尝试,但还有前进中的缺点,即使人感到子都谋杀考叔以后的良心发现,转折得太突然,但我相信经过作者继续加工,一定会日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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