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陈大年和“喜”
杨扬
短篇小说《沙滩上》中有个陈大年。此人是生产大队长，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他有条了不起的长处，就是闻过则喜。
别看这是个普通的字眼，人们常常相会而喜，满意而喜，遇功而喜；但是，当一个人遇到批评或责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喜”，这却并非现在已经人人皆能为之的吧？而陈大年作到了。
陈大年和他的伙伴副大队长囤儿一块返乡，为建设陈村出过“汗水与心血”，也有过“种种缺点和错误”。整风中，群众批评了他们的过失。囤儿在批评面前垂头丧气，觉得“像跌在枣刺坑里一样，受不了”。陈大年却不是这样，挨批评他“扛了重头”，没有“溜肩”，也没有“蒙着脑袋睡大觉”。他是劲头十足，喜冲冲地接受意见，分析原因，着手改进。在“集中批评”他的那几晚，他也半夜里到计划改造的圈马湾沙滩上细察地情寻找办法。他用切实的指导，催得七小队长去浇原不打算浇的干旱的玉米，用开导和交心使“逛鬼”陈运来把才能用到生产上来，用“诚”的钥匙打开了思荣老汉的“锁”，还用他那喜冲冲的火劲燃旺了伙伴囤儿的火劲。在群众批评的考验中，他热情更高，头脑更清，方法更对，更迅速地成熟起来。
我国古代有许多劝人乐听责过之言的谚语，古代的哲人也说过些忠言逆耳听之为是的道理。但是历史上有过几个是贯彻始终的闻过则喜的人呢？只是在我们的时代，闻过则喜才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功与过的内容才有可能与千百万群众的切身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喜”，也才有了新的真正无比深厚的内容。陈大年在沙滩上犁沟旁对灰心丧气的囤儿说过一句朴素而意味深长的话：“不像个无产阶级战士的样子。”照陈大年的理解，作“战士”是要求自己和同志的标尺，功过都得由此衡量，“喜”也要由此考虑，是它应该有的“样子”的一部分。陈大年和他的“喜”，是新的人，新的“喜”。是把“喜”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本分来面向世界的。他在渭河滩上为建设农村而斗争、劳动，有功便踏踏实实地继续，有过便高高兴兴去改正。他“喜”，因为他工作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为了把面前的一切变得更好，他想到沙滩、陈村、八百里秦川，想到边疆、沙漠还有更多更多的“任何地方”。
陈大年的“喜”，是我们革命者的“喜”，它震响着集体主义的新人的笑声。这里使我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来座谈他的作品的作家们说声“开炮吧”时的笑，想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阿列克塞·柯甫少夫的似乎陶醉于听批评的畅心的微笑，想到许多革命的领导人物和党员听到批评时那种诚恳的笑。
这样的“喜”，是革命者宽阔而乐观的心胸的表征。只有忘我的人，才能有忘我的“喜”，才能坦然地丢掉过失。当一个人整个身心投融于无产阶级事业中去，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是无产阶级的一颗纯粹的细胞；而他将像自己的整个阶级一样从来不怕失去什么，而坚信会得到整个世界。正是为此，毛主席就谆谆告诉我们要经常像洗脸扫地一样开展自我批评，对所批评的过失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的“喜”，也是革命者相信可以改正过失的大无畏精神的表征。在我们看来，作工作免不了有功也有过，重要的是知过改过。过不必讳，改它就是。只有真正“喜”闻过，才能真正喜得功，对于批评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仔细的消化，对于过采取细查原因和切实的改过的努力，就可把过转化成有利于集体事业的功。因而，所以喜，还在于我们知道这正是为了迎接变革，使之更好。陈大年正是这样喜冲冲地去变革的。他认真地“整顿整顿”自己，
“整顿整顿”工作。他心胸坦荡，生气勃勃，勇往直前。唯其如此，他能无所“伤”，无所虑，也无所怯，勇于战胜自己身上来的困难，向着更大的功更新的成绩奔去，从闻过的“喜”迎接新的闻功的“喜”。
让为勇于改过而“喜”的精神发扬光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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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光明属于积极斗争的人民
——谈捷克斯洛伐克影片《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
孙玮
《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这个奇异的名称含有什么内容呢？是一个曲折的恋爱故事吗？是叙述世仇与和解吗？影片又把我们带回到十四世纪的古老的意大利吗？
不，不是那样。这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故事，它也不是发生在十四世纪，而是在不久以前，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德国法西斯侵占的时候，在1942年。关于这一年的情形，一本叙述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
“1942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刽子手海德里希被暗杀了。希特勒分子利用这一点作为借口，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展开了新的镇压。国内又宣布戒严。任何一个居民，如果在晚上九时到早晨六时之间出现在街上，都会被开枪打死。许多居民无缘无故被关进监狱，包括妇女老幼。”海德里希就是希特勒委派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监护使。关于他被刺后的那一段恐怖时期，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也曾经描写过。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极大折磨和痛苦的日子，是沉重的黑暗的年月，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加强英勇斗争的一年。影片选取了一对平凡的青年几天的遭遇，让我们认识了法西斯分子的罪恶。
巴维尔是布拉格一个裁缝店的女老板的儿子，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小市民的家庭使他在国家被侵占的时期起初也过着心安理得的生活。直到他看到了犹太人符尔姆一家被迫走向集中营去，犹太血统的姑娘汉卡也受到被送往集中营的威胁，他才逐渐接近了残酷的现实。
汉卡的父母早已经被迫集中了，可能都死了。等待着汉卡的是同样的命运。巴维尔起先出于同情心，把汉卡藏在他家里一间储藏室里，偷偷地给她弄来食物和水，后来同情之中又产生了爱情，诞生了希望。但这一切都被浓厚的黑暗笼罩着。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在窗口仰望星空，谈谈光年、草地、自己最理想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行动和希望都是为当时的环境所不容的。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的恶毒的报复。任何一个犹太人逾期不去集中，任何一个人胆敢暗藏犹太人，不但他们，甚至他们家里的人都将被枪毙。其次是巴维尔家庭中的压力，巴维尔的自私的母亲要迫使汉卡离去，解除她和她的儿子的危险，她也终于达到了目的，但这也使她和儿子之间发生了无法消除的界限。
影片对法西斯主义宣传和实行的种族歧视，对虐待犹太人的罪恶作了很有力的揭露。符尔姆一家出发去集中营（实际上也就是死亡营）时，小卡尔丽其卡问她的爸爸：“那儿有小朋友吗？”“过了暑假，我们就回来吗？”当汉卡问巴维尔有没有上帝，巴维尔对她说：
“我更相信的是科学。”汉卡说：“有时候我真希望有上帝，也许他会对我点头说：上来，孩子，下面没有人需要你，你是犹太人！”这些细微的对话都包含了极深刻的意义。现在，当美帝国主义竭力扶持西德的法西斯分子，当法西斯分子又企图重新掀起反对犹太人的运动，并以此对爱好和平的人民开始进攻的时候，《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这部影片在反击法西斯主义这一方面是有很大意义的。
影片选择了巴维尔这样一个青年做为主角，作者似乎是以这样一个出身小市民家庭、受传统的小市民世界观影响的人物的觉醒，来说明法西斯分子的极其反动的行为与本质达到了那样的程度，甚至于在最自私顽固的阶层中也引起反抗。而这种自发的、个别的反抗纵然还是孤独和微弱的，但终将获得新的道路和更大的发展。这部影片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奥钦纳舍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原作者曾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段话：“又是‘放逐’！我不要听什么哲学！除非哲学能够制造一个朱丽叶，迁徙一个城市，撤消一个亲王的判决，否则它就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联系这段引文来看，影片是在肯定一切斗争的行动，因为行动远胜于空谈，人们将在行动中改变和发展。
但是，推翻了法西斯势力的占领，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以及住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所受的压迫，驱逐了黑暗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他们在1942年已经开始组织游击队作战，经过许多次的失败与胜利，愈来愈强大，最后，在同苏联军队的配合下，使自己的祖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正如尤利乌斯·伏契克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各个党派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党像不可分割的整体似的经历了考验，只有一个党支持住了，只有一个党始终还是个党，并在这人民最困难的时刻里进行战斗。这就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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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笔谈散文
谈游记
张铁弦
散文的体裁多种多样，其中“游记”一门是散文的重要体裁之一，而且写起来也容易着笔。
第一，可供游记之用的题材非常广阔。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作长途或短途的旅行，特别是在今天，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你在旅途或访问中会获得许多新印象，接触到许多新人新事，这些都可作为游记的素材。
即使你不去外地旅行，在一个久居的城市里也会有些地方尚未仔细看过，甚至从未涉足。这样，只要走出大门，你便感到游记的题材触目皆是。
第二，写作游记并不需要高深的文学修养和过多的写作技巧，尽可大胆动笔。只要把旅行和游览中所得到的实际材料和印象，组织、串连起来，经过一些文艺加工，那末，一篇游记文章就出来了。
至于游记内容的安排，大可灵活处理。当然可以把重点放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上，借以勾画出祖国大自然的雄伟美丽。这样的游记使人读起来，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作者去图写山川，描绘雪月，这固然好，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写“人”，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是自然的改造者。如果你在一篇游记里，既描写出山河的瑰丽，又赞颂着当代的英雄，那末，这篇作品既可作为一幅风景画来供欣赏，同时它又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历史记录。
同是写物、写人也允许采用不同的方式。譬如说，可以从大处入手，描述一个城市建国以来的巨大变化，写成“名城赋”之类。小而言之，可以描述一条街巷、一座石桥的变迁，以至一所名胜的古往今来等等。那些去过国外旅行、访问的朋友们，在动笔写游记的时候，又可把视线转到国际大事、人民友谊、以及异国风光等方面去。
第三，写作游记可以培养磨炼写作能力。另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督促你多读一点书，特别是古今中外的游记名著；多查查材料，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譬如，描写十三陵水库的建设，除实地考察和切身体验外，还需要查查《昌平县志》，有关发掘定陵的材料；也不妨去看看田汉同志的话剧《十三陵畅想曲》。
我们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遍登五岳，历览三江，因此就需要游记的作者们供给以“卧游”的材料。这样，也有助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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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天侯”们上天啦
徐建中风一个劲地在刮，雨一个劲地在下，只听山中隆隆响，雷公施威把雷打。飞行员们乐开花，见了风雨笑哈哈，盼的就是风雨天，今日天气太棒啦！风不怕，雨不怕，“全天侯”们上天啦，开得动来打得准，敌人休想来碰咱！
注：“全天侯”，即能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的优秀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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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
且说《春蚕》
晦庵
讲完《子夜》，不免就想到《春蚕》，这倒不是因为从长篇谈到短篇，故意来一个说“长”道“短”；而是因为两书的出版时间接近，彼此的命运相似。就我个人来说，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感受，所以表过《子夜》，且说《春蚕》吧。
《春蚕》出版于1933年5月，比《子夜》迟四个月。《子夜》发行以后，读书界传出消息，说是续编定名《黎明》，不久即可问世，惹得很多人前往书店探问。我知道作者尚未动笔，一时不会出版，有一次，到开明书店买书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声：《黎明》来了没有？回忆当时这个举动，一方面，固然是急于想读一读第二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长夜待旦、积愤欲吐的心情。我们不仅渴望茅盾先生的《黎明》早日写成，同时也渴望时代的“黎明”早日到来。可是售书员没有回答我，却从书架上取下一册黄色布纹纸封面的书来，这就是刚刚出版的《春蚕》。作为年轻时候曾经期待过的“黎明”的替身，直到如今，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它。
《春蚕》初版本收《春蚕》、《秋收》、《小巫》、《林家铺子》、《右第二章》、《喜剧》、《光明到来的时候》、《神的灭亡》等八篇小说，书末附有短跋。作为书名的短篇《春蚕》，论故事情节和《秋收》《残冬》有连续性，当时《残冬》尚未脱稿，而《秋收》却已犯忌。在1934年2月这次禁书中，《春蚕》便和《子夜》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检查老爷”对这个短篇集也有一条批语，说道：“《秋收》后半篇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喜剧》p．208有不满国民革命言论，均应删改；又《光明到来的时候》一篇不妥，应删去。”习惯于黑暗的动物，对于他们，光明的到来当然是不妥的。其时再版早已印成（1933年10月），只得把这三篇重新抽掉，在书脊加印“订正本”三字。因此所谓“订正本”的《春蚕》，不但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页码也有三处不相衔接了。
我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对《春蚕》的评价怎样。我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初读《春蚕》（包括《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在我看来，《春蚕》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比起“五四”时期的小说来，的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也给同时期描写农村的作品以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急剧崩溃，作为1932年的一个特点，叫做“丰收成灾”。“丰收”而会“成灾”，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又的确是这样。那一年，粮棉蚕畜，每一项都有很大的收成，于是官僚资产阶级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乘间进行残酷的剥削，想尽办法压低价格，造成一个“谷贱伤农”的局面，使农民在丰衣足食的幻想面前，依旧不得不卖儿鬻女，以“逃丰”来代替逃荒。当时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少，只是能够以艺术力量给予较深的概括的，《春蚕》而外，不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剧本）等几个而已。作家有责任去反映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主题里面，随俗浮沉。茅盾先生在艺术构思上，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他在《跋》里说过：“我很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我是这样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在丰富的生活内容上构成严谨的布局，寓精练于从容裕如之中，作者有他自己的特点。举凡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放到文学史上去总结。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和今天的电影《林家铺子》一样，1934年，《春蚕》也曾由夏衍（当时化名蔡叔声）同志改编，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成电影，虽然物质条件、技术水平和目前相差很远，但这却是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新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就把《春蚕》的放映，看作是国产电影从“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中挣扎出来的一个进步的标志。回想起来，短篇而有足够的情节可供改成电影，似乎这一点也和作者所说“缩紧了的中篇”有关。
“丰收成灾”这个名词已经被打入历史的冷宫了，事实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两种社会制度：在一种社会里，连续遭了两年灾荒，而且是百年来未有的大灾荒，人们仍然能够平安地度过；在另一种社会里，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黄棉白，大多数人却依旧只能颠沛流离，死亡相继。重读《春蚕》，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出许多重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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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港渔歌（中国画） 钱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