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小说《沙滩上》的思想和艺术
阎纲
王汶石同志是我们熟悉的短篇小说作家，《风雪之夜》小说集曾以它清新的笔调、浓烈的感情向读者展示出渭河两岸农村生活的好年胜景，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此后连续发表的《新结识的伙伴》、《米燕霞》、《卢仙兰》、《严重的时刻》，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还是在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尝试上，都看得出作家差不多每一篇作品的写作，都付出过苦心孤诣的努力，出现了新的东西。他不看到一点就写，不写没有深刻理解的东西，他比较注意生活中的重大变化，他对自己在生活中触动过的对象，翻来复去地掂量、体味，找它的来龙去脉，找它的各种联系。只有当他真正在里边看出了意思、抽理出主题，他才把它表现出来。因而他的作品使读者能够咂出味道来，不会一览无余。王汶石的风格越来越向简括、峭拔、蕴借方面发展，但简括而不失之简陋，蕴借而不流于晦涩，峭拔而不故作艰险。文字紧凑而思想深远。长时期和生活的联系，锻炼了作家对农村斗争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从而使他善于在事变发展过程中发现和发掘新的因素，及时地把它们采集在他精心编制的艺术花篮里献给读者。如此不断勤奋地探索，作家逐渐找到适合于表现自己特有的角度所选取的生活面和由此而发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这种探索，在他最近的一个短篇《沙滩上》（见1961年3月号《延河》和本报4月16日七版、17日四版）里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纯熟了。
《沙滩上》是一篇表现当前最新生活的小说，是反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说。人物有：
“受了点批评”就“受不了”的生产大队副队长囤儿、“有名的单身汉陈运来”、“在遭受批评中扛着重头”但“志向远大、精力充沛”的生产大队长陈大年、“有点疲沓，又有点自以为是”的生产小队长陈天保、“庄稼行里百事通”但对陈大年有意见，“只要陈大年当队长一天，我就一天不进老农参谋部”的思荣老汉等。
真正的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只要他深刻地理解它，他就敢于表现。因为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最便于说明事物的发展。《严重的时刻》是王汶石这方面有意识的，也是有意义的尝试的产品，《沙滩上》则是作家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运用更巧妙的艺术手法提出了农村生活新的问题，并给予它以明确深刻的答案的作品。
一位在艺术构思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作家，为了在狭小的镜框内装进尽可能广阔的生活画面，他必定要极力把繁多的情况介绍，千方百计地溶化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在《沙滩上》里，作家截取了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事变发展中的一个下午的时间，让各种类型的人物在林荫树下、在沙滩上促膝交谈，说前道后，谈公论私，从而反映出他要反映的主题和他要突出的形象。不能说这种表现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以短篇小说有限的容量的要求，结合王汶石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要反映的特定的生活环境来看，这确是一种富于表现力的方法，它起码起到这样的作用：调动了读者丰富的生活经历，让读者凭借自己的想像力去联想、去补充，结果，作家把要表现的最中心的内容突出来，而把生活背景、矛盾状况、思想动态、事件进程，只用暗示的方法略微一点，借读者的联想去填补，这样，就能腾出手来加强中心环节的着力刻划，既挖掘了生活的深度，又反映了生活的广度。
正像作家所点示的那样，囤儿是一位“受了点批评”的副大队长。为什么受批评？作家没有交代。从他外号叫“热火朝天”看来，他无疑是热心搞社会主义的人，也可能是工作方法容易简单化（甚至粗暴）的人。作品一开始就写他“仿佛跟什么人赌气”似的发疯地干活，“用干活发泄自己的苦恼”，他有什么“苦恼”？作家也没有交代。
陈运来是个“逛鬼”，“不久以前，他只要远远瞧见副大队长囤儿，紧钻慢躲还嫌躲不及呢，现在他却居然大拉拉地八叉开腿，在副大队长旁边的一堆苜蓿上躺下来，像观赏一头吃了鳖的狗熊一样，挤眉眨眼地瞧着他”干活。
“有点疲沓而且自以为是”的小队长陈天保，
“自从公社权力下放以来，他的干劲陡起，积极性很大；可他没弄清楚：以为从此以后，大队干部对他们小队的工作，是‘闲事少管’，用不着重视大队长的话了；这几天他动不动就把大队长的话顶回去。”
以上这些就是交织在作品里的复杂的矛盾和作品里的戏剧性的冲突，也是作家在农村生活中敏锐的发现。
大队长陈大年的出场给这些矛盾的解决带来了转机。作家寥寥几笔向我们介绍了他：“逛鬼”运来看见大年走近，想躲开他。在运来心目中，“大年从来待人平和，不像囤儿，可是不知为啥，他的心坎深处不怕囤儿，却畏惧大年。他习惯了别人对他吼叫，却受不了大年的冷静和探问的眼光”。陈大年是带着笑容登场的。他开着玩笑说：“不要红，运来哥，千万不要脸红，一红啊，你就把气冒了”，“运来哥，来，吃了瓜再走。”林荫树下西瓜切开了。运来裤子破了成了大家的话题，大年由裤子破了谈到他该找个媳妇，由找媳妇的困难谈到他的逛荡，一下子触发起运来的感情，他自动和大伙谈起心来，说明他为什么在本村懒，在外村勤。接着，大年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热情的批评和帮助，骤然间激发了他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嗨，想不到，我还是一块正经材料哪！”接着，大年又由今年的西瓜特别甜，说到天太旱，自然而然地把话题引到目下生产问题上，追问运来的小队长为什么不给玉米地里浇水……
大年何尝不知道运来是个“逛鬼”，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囤儿那样狠狠地训他一通？运来看见囤儿不躲不避，看见大年却要躲开？囤儿那样严厉地批评他他理也不理，为什么大年半开玩笑的闲谈就使他深深受到感动？
闲谈进行当中，林荫树下又来了一个吃西瓜的人——小队长陈天保。同样是由西瓜说到玉米地里浇水的问题：这次大年严肃地质问天保：“大队布置了抗旱，你怎不执行？”天保说他“自有计划，你不用给小队操心”。大年说：“我干的就是操心的事儿，怎能不操心？”接着他对这位曲解权力下放的小队长的工作执意地进行了检查，但又实际地帮助他解决了劳力和工具不足的问题。
大年何尝不知道这位小队长不愿意大队过问他的事情，当囤儿无可奈何想撒开双手闲事少管的时候，他为什么“执意要管，且要管到底”？被天保碰了回去，为什么毫不灰心地说：“碰回去，又来了”？
思荣老汉的出场是出其不意的。他是在大年和囤儿因沙滩地来历不明，急于要请教他，但又苦于他不肯答理的时候，是在囤儿大声喊着“这老汉倔得出奇”的时候恰好走来的。囤儿“吓了一跳”。这样的场面，使读者预感到关系的又一次紧张。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大年虚心接受批评教训，再鼓干劲的革命精神，在生产上顽强探求的劲儿，以及谦虚诚恳的甘当小学生的老实态度，终于感动了思荣老汉，这位“倔得出奇”的老农最后说的“嗳，这小伙子倒开了我老汉的脑筋。我服你，服你！”是对这位年轻的大队领导人最高评价、对他的工作作风的最高奖赏。他感到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心目中的生产指挥者。
大年何尝不知道思荣老汉的倔脾气，何尝没有料到请教他免不了碰很多钉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囤儿那样认为这老汉“成天骂骂聒聒的，真惹得人厌烦”？为什么大家一致对争取思荣老汉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的决心却一直不变，说：“锁子不开，是钥匙没有找对……一定得找到”，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道歉、向他讨教？
所有这些问题都发人深思：在大年胸膛里跳动着的是怎样的一颗心啊！
这就是作为大队干部陈大年工作上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他对待它们的种种态度。他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了不同的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了新出现的、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循循善诱的办法激发了运来的政治热情，用诚恳的批评防止了天保脱离领导的自由主义，用勇于承认错误、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打动了思荣老汉，对于亲密战友囤儿，却又巧妙地通过模范行动达到既热情帮助又严格批评的目的。但不管处理哪一种矛盾，他都是那样细致委婉、平心静气；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群众。他知道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处理矛盾的最彻底的办法，因而他不是用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采用耐心说服、思想教育的方式。这一切，都为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党在实际工作中一手培养起来的新型的农村干部形象。作家刻划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是：敏锐地提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中，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党的政策、对待与群众关系的问题。正是由于作家对这方面的深刻描述，才使《沙滩上》这篇小说具有如此积极的现实意义。
可是，作家还要他的人物继续发展。
也和囤儿不同，大年工作上虽然受到批评，不但丝毫没有影响，反而增强了他的事业心。沙滩上的场面是十分动人的场面：沉睡的沙滩，在大年拖拉机的履带下苏醒了。他多年来征服大自然的宿愿实现了。令人特别感动的是，这一探索性的工作的紧张进行，正是在他受到批评期间。囤儿问他：
“你啥时候挖了这么多坑啊！”
“晚上。”
“啊？”囤儿惊奇地说：“这十几天，每天晚上都开会啊！”
“散了会，我就掂个锨，干他半个晚上。”
囤儿更觉奇怪了，“有好几个晚上的会都是集中火力批评你呀！”
“那又怎么样？”大年笑着说：“难道说：我就爬在炕缘上，从天黑哭到天明吗？……蒙着脑袋睡大头觉吗？”
囤儿说：“这么说，你对批评一点也不在乎？我可是像跌在枣刺坑里一样，受不了啦！”
大年说：“怎么不在乎呢？工作中有那么多失算的地方，……我恨不得狠狠捶自己一顿才好！”
多么深刻、感人的描写！
在沙滩上大年和囤儿这场戏，已经使作品的情节达到高潮，但思荣老汉的上场，却使剧情向更高潮发展。这一场的艺术处理上，表现了作者手法的高妙。一个谜揭开了——原来沙滩上指点大年挖坑的圈圈是思荣老汉画的，原来思荣老汉几次避而不见大年，是要试试大年的“诚心”，试试他的“顽劲”。后来他对大年说：“我看你见天黑夜到这儿来，琢磨这块沙滩，我老汉高兴得不得了”，“你这娃娃可真厉害！有眼力，你算是识我老汉心情的人”，“我服你、服你！”
作者这一段的描写，在整个小说的结构中处于尤其重要的地位。小说提出的问题很多，而这些问题都直接间接地和大队的领导人大年有关。大年在作品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把一系列的问题处理得怎么样，关乎着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一篇短篇小说小小的容积来说，问题提得多、关系交织得复杂，到作品结束时它们又必须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沙滩上》这方面的艺术处理相当成功。在解决大年和运来、天保的关系时，只通过林荫树下正面的说服，用极少的笔墨作了处理，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沙滩上这场关键戏的描写上，用它来解开作品提出的一系列矛盾的重要纽结——用模范行为给囤儿最实际有力的教育。在处理大年和思荣老汉关系上误会法的妙用，含义多大，又省去了多少的笔墨！没有沙滩上这段描写，作品前面大年对运来和天保的说服教育就容易失之浮泛或单薄；有了这段描写，却使它随之相映生辉。事实是最雄辩的，但是为了选择一个看来平常，却真正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人物的实际行动，作家不知要花费多少心思！
小说写到这里，大年的心灵完全向读者披露开来；写到这里，作家完成了他的人物塑造。通过人物性格一步步的深化，我们看到了大队领导人陈大年在政治上的更加成熟，和他在工作方法上，联系群众上、调查研究上一系列突出的表现。从大年的形象里，也看到了农村生活的光辉的前景。
从《沙滩上》这篇小说里要发现的，远不止我啰啰嗦嗦说的这点儿体会，它告诉读者的东西很多。优秀作品总是这样，作家掌握了丰富的素材，提炼、剪裁、加工，十件事当成一件事写，三句话并成一句话说，因而读者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甚至一以当十，留有回味余地，经得住再三琢磨。我佩服作家王汶石从林荫树下到沙滩上不过几个钟头时间内，写了那么多的人物，压缩进那么多的内容。
有一段时间内，人们说王汶石是“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从作家作品的一些特点看来，这句简括的评语应该说是大体恰切的。作家对生活中萌生的新鲜事物总是那么敏感；他在自己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里，都尽力提出一个生活中的新课题，同时，又在生活中能够预见到生活发展的脉络，从而能为自己作品提出的问题找到正确而生动的答案，使这些作品大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而作家在发掘生活中新的因素的同时，又特别注意发现生活的诗意，并着力渲染这种诗意，其中包括对于渭河两岸地区农村特有的生活习俗、生活风趣的描绘，清新、健朗而又充满乐观幽默的情绪。所以读王汶石的作品的同时，自然也就看到作家一副亲切的、含义深长的笑容。这在以上列举的《新结识的伙伴》等作品中看得十分明显。可是，《新结识的伙伴》这样比较成功的作品发表以后，至今，王汶石在艺术风格上创造性的探索从没有停止过，虽然不是另辟蹊径，但为了给自己观察生活和提取生活的独特角度寻找尽可能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他总是不断地有所探求，果然，他此后作品的艺术风格里，确实是加添了一些新的因素。《严重的时刻》的发表，给作家带来了艺术创造上的新收获。作家从严重的困难中表现大事件，他的风格在向凌厉、韧柔、深沉方面探试。在这篇作品里，提出来的是生活中异常尖锐的问题；顷刻之间，一望无际的粮食化为乌有，但是人的气势比老天爷的气势来得还要大，重大的困难并没有压倒群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们擦干了眼泪，又重新摆开阵势、准备决斗。简单化的作家是不去关心和发掘生活中这种重大冲突的，即使发现了也不敢表现。王汶石不是这样的作家。真正熟悉生活的人，绝不把生活简单化，绝不把乐观主义廉价出售，他们知道实际解决一个生活的难题，更有助于推动生活前进。
在《沙滩上》以前的作品里，以《新结识的伙伴》为代表的作家的艺术特色，和以《严重的时刻》为代表的作家的艺术特色，虽有联系，但侧重的方面又有所不同。《沙滩上》则是这两种经过探试的风格类型有意识的揉和。
在《沙滩上》这篇作品里，作者在短篇小说的容量上，在艺术概括加工上花过不少苦功，上面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最后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你看他在生活中切下来的是多么妙的“一块”，这“一块”多富于表现力！这“一块”生活不是俯拾即得，它是作家无数次切削、添补、琢磨的结果。你看他把几个场面连串得多自然，人物的搭配和人物的出场把生活中主要的几个关系交织得多么细密！你看他在情节结构上涟漪接波澜，波澜接高潮，曲直起伏安排得多匀称得体！小说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人物的性格冲突，接着陈天保的登场和他在言谈中引出来思荣老汉，都使性格冲突一层一层加强和激化；小说一节一节读下去，读者头脑中不断地跳出“为什么？为什么？”的疑问，促使读者的思维和想像紧张的活动，吸引他们不得不连续读下去，但作品却不是以情节的曲折紧张取胜。对于处理和战友囤儿、和“倔得出奇”的思荣老汉这种看来细致困难的关系，对于最后深化大年的性格刻划这样一些似乎需要细而又细的描写，作家都仅仅用了沙滩上的一节短短篇幅的描写令人信服地完成了。甚至一颗西瓜这件看来无足轻重的道具，他也要把它用了再用，几次用它轻而易举地烘托了生活气氛，转移了话题、开展了情节。这种“轻而易举”的描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它是王汶石创作的一个特色。但是“轻而易举”的得来，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作家必须先有静观默察、凝神构思，直至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运用自如、轻而易举。这中间，精当的艺术构思是个重要的环节。
王汶石同志是位肯于思索，敢于创造的短篇小说作家。相信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王汶石同志的创作是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层的。
第7版()
专栏：
略谈《拔旗》的艺术特点
越人
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开头。有些小说喜欢由远而近，或是从古到今，或是从描写风景入手、继而借景抒情、然后慢慢引入正题，节奏缓慢；有的则拐弯抹角，叫人读了好几段之后还不得要领。这类开头，若是长篇小说，倒也罢了；若是短篇小说，势必拉长篇幅，容易使结构松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开头，形成各自的风格，无可非议。而这类开头，也许和它自己的整篇风格自成一体，甚至主题思想更正确也说不定，可惜的是心急的读者就难免有点不耐烦。可见开头很重要，短篇小说的开头尤其重要。刘澍德的《拔旗》（载1961年1、2月号《人民文学》）的开头也不一定算是很出色，但它只用了四句话，尤其第四句话“落后的碧鸡，拔走了先进的金马社的红旗，故事就出来了”，就此点出了题目，交代了故事的由来，勾划了冲突双方的阵势，还说明了矛盾的复杂性，从而也就抓住了读者的情绪。这种笔墨经济而又比较吸引人的开头，不仅仅是适合读者的心理而已，并且是适合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的特点的。
这小说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只写到竞赛双方互相承认红旗即将属于对方为止，不再去写红旗最后究竟属于谁。按照故事的发展来看，红旗既可能仍然留在落后社，也可能被先进社拔回去。那岂不是不了了之了吗？我掩卷之后，思绪还久久在这个结尾上萦绕不去。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欣然同意小说到此结束最合适，因为主角的思想感情已经有了转变，小说的真正目的已达，红旗属谁就不再是本质问题，显得无关紧要了，那末何必非要纠缠到红旗得失胜负的局面上去呢？这个结尾是聪明的，出乎读者意外而又合乎故事发展的情理的，也可见小说的立意造境是比较深远的。倘若这小说忘记了它所写的只是生活之中的一个横断面，非要从头至尾、原原本本，把故事说尽写绝，或者像通常一般的结尾那样来个大团圆，不给读者留下任何思索的余地，那恐怕是画蛇添足，反而会使读者索然无味的吧！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有限，故事最好简洁些。故事一复杂，容易造成结构庞大，头绪纷繁，脉络不清。但故事简洁不等于说情节的安排也可以简单化，更不等于说人物的塑造也可以简单化。这个短篇小说的故事是比较简洁的，但情节的发展却是波澜起伏，常常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所以吸引得读者亦步亦趋，追随着作者的笔锋前进了。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倘若不结合人物的性格来刻划，不由此塑造出典型人物来，单单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借以引人入胜，那是舍本逐末，只是做小说的一点雕虫小技、细节末流。读者等于看一本别脚的惊险、侦探小说一样，读时津津入迷，读后脑中只剩下故事的筋筋瓣瓣和一些因事而设的人物的模糊印象。小说，不论长短，一般地说都要写出人物来。读者读过小说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也正是小说所塑造的那些性格、风貌、心理特征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其他（能够使人记住的故事情节，也常常是刻划出了人物的那些片断）。短篇小说不能因为篇幅限制而见事不见人。它要通过简洁的故事、有限的情节，刻划出比较深刻的人物形象来，这是它的难处，然而也正是它的特色。《拔旗》也具备了这个特色，它那些出奇制胜的情节并非是为了吸引读者而作的噱头或故弄玄虚，而都是紧紧围绕着主题思想和有助于人物的刻划的，因此使得人物形象在依靠了作者凭借情节的发展、细节的铺叙、行动的描写而显得丰满起来。
人物主要只是对立的两个：一个是有缺点的好人，先进的金马公社的主任兼党委书记张太和；一个是没缺点的好人（是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落后的碧鸡公社的党委书记黄立地。这两个人物都是我们时代的革命干部中所常见的，是我们非常熟悉亲切的同志，你几乎就在身边周围随处可以找出他们来。但这两种人却都不容易写好，前者不易掌握分寸而写得恰到好处，后者不易突出个性而易于失之一般化。但作者写得比较成功，作者并没有正面从生产斗争、生活经历中的一系列大事件上去写他们，如何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地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却只从看似平凡、普通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来刻划他们，用的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作者像个善画人像的画家，有时粗粗几笔，有时工笔细描，就把人物的形象、性格、精神风貌描绘得栩栩如生。又像个善于导演的戏剧家，把角色放到矛盾冲突的尖端之后，用一、二个动作或一、二句对话，就把人物各自的声容笑貌、心理状态以及相互的关系细致入微地表达了出来。但作者更其着力刻划了张太和这个人物，读来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令人难忘的是张太和打电话给黄立地借工具的这个情节，曲折引人地把张太和的声容笑貌、性格特征一层一层剥出来，纤毫毕露地映入了读者的眼底。张太和本来绝不肯向他的对手黄立地开口的，他受到了对手的严格批评，气恼未消。对他来说，是“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金马一向只知道帮助别人，很少求过别人帮助；张口求人已经不是滋味，何况又是向碧鸡，向自己给过颜色看的碧鸡……”。但是抢收秋谷，工具不足，只有向已经完成收割工作的黄立地去借的一条路了。连县委也作了这样的具体指示，小李（社的办公室主任）又不断在旁边用激将法催促着，他自己也不能眼看秋谷被风雨侵蚀，总得以工作为重啊！小说写他几经思想斗争，被逼无奈终于拿起电话来打的过程，让我们看看单是怎样打电话一个细节的铺叙吧，“他的右手刚刚触到摇手柄，好像碰到火似的，立刻缩了回来”，这是一层。在听到了身旁小李的自言自语叨念天气即将起变化的时候，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了一场风雨侵蚀秋谷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他全身一紧，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又“抓起电话哗哗摇了起来：‘总机！……你耳朵聋吗！我要碧鸡！’”终于打电话了，这是第二层。但等到对方询问什么事时，他支支吾吾起来：“‘我吗，我是说……唔……’心里涌来一阵热潮，把话给截断了。他咳嗽一声，‘老黄，告诉你，我们要拔回金马的红旗！’”这是第三层。读者读到这里，恐怕会和小李一样“……几乎笑出声来。这哪里是求助，简直是向人挑衅，逗人打架。你看，这样一个壮实汉子，说了这么两句话，把脸都挣红了。”可是终究得要开口啊！黄立地电话里说：“‘……你很够朋友，在下手（指要拔回红旗）以前，还给对手打个招呼。就是这台事吗？好，谢谢你。’”张太和连忙说：“‘不不，还有……’太和说不出口，扭转身来看小李，仿佛求助似的。”还是说不出口，这是第四层。……这样层层深入的刻划，张太和这个人物就像是活样站在读者面前了。
写这样的人物，光靠作者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和匠心安排是不能完全毕肖的，还需要作者站在同阶级的立场上，从爱护出发进行批判，笔下才能出现这样一个使读者既爱他又亟盼他赶紧改正缺点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的。看得出来，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相当深厚的阶级感情，是付出了一番心血去刻划的。据说作者单为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曾经思索了半年之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但这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也不是没有任何瑕疵。比起张太和来，黄立地就稍为逊色，而且在叙述他和描写他的性格上有些不完全相符，前面说他“为人沉默少言，朴实和气”，但从后面一些行动看，黄立地的性格实在还要可爱得多，他风趣幽默，却并不怎么“沉默少言”。另外一些人，如小李及其爱人阮明华，从故事线索看似乎也要着意描写他们了，读者也已拭目以待，结果总觉得浮光掠影，忽然隐去了。
这篇小说的文字也比较简练生动，整篇形成一种风趣活泼而又幽默含蓄的风格。但严肃的主题思想不仅不曾稍有所损，反而使读者更易于接受。读过之后，你会觉得它立意深远，回味无穷。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从无言的主角想到的……
艺军
最近上映的苏联新片《木木》，是根据屠格涅夫的一部同名的中篇小说改编的。《木木》通过哑吧农奴加拉辛在精神上受到的地主阶级的凌辱，揭露和抨击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农奴制度的腐朽和罪恶；影片结尾时加拉辛的初步觉醒——离开女地主出走，透露了这种腐朽制度必然崩溃的前景。
《木木》在艺术上是独具特色的。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吧。在一部有声片中选择一个无言的主角，这确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许自从出现有声片以来，还没有一部影片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作为一部影片的主角，而失去了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语言，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只能运用最简单的声音“木木”，这无疑地会给创作上带来很大的困难。试设想将任何一部有声片的主角的台词全部抽掉，那怕是使用台词最少的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木木》却很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影片基本上只使用视觉形象（当然其他的人物还能讲话，此外还有音乐），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色彩浓郁的旧时代俄罗斯农民的形象。《木木》这部影片，让我们联想起在银幕上消逝了三十年左右的无声片。
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自从诞生以来，又不断地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扩大自己的表现能力。比如电影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只具备黑白两种颜色，后来才拥有丰富的色彩
（我国只是在解放后才有彩色片）；现在除了普通银幕的电影外，还有宽银幕电影、全景电影、环形电影……不过迄至现在为止的电影的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上的发明，莫过于声音的出现。声音出现在二十年代末期，电影在它前三十年里，是一种哑吧艺术。当电影开口讲话后，电影创作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影创作的各个部门——剧作、导演、表演、摄影、音乐、剪辑等，为了适应声音的出现，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比如在无声电影时期，剧作在整个电影艺术创作中只占有一个次要的地位，一般只具备简单的提纲的形式。自从电影拥有声音后，电影剧作的重要性才大为加强，成为影片的思想和艺术的基础，并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基本手段，在表达思想感情的准确性和完满性上，是其他的艺术手段所不容易企及的。当电影还处在哑吧艺术时期，显然曾力图弥补无声的缺陷，比如很多无声片都采用大段的台词字幕，标明前一个画面上的人物在讲些什么，尽管一般说来使用字幕给影片本身带来一些害处，它往往割断了画面的连贯性，转移观众的注意力。电影一经被声音武装起来之后，就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表现力，能够更深刻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句台词，有时可以表达在无声片中需要许多画面才能表达的内容；有声片中的音乐，对人物情绪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无怪乎有声电影一出现，很快地就在银幕上完全代替了无声电影的位置。（顺便说一句，电影技术上的其他的发明并不如此，彩色片并不能完全代替黑白片，宽银幕也不能代替普通银幕，这主要的还不只是由于新的技术需要花更多的钱，而是用新的技术装备的艺术作品，在有些方面并不一定比原来的更好一些。）
但是声音也给电影带来某些副作用，特别是在有声电影出现的初期，有些电影艺术家过于迷恋语言，把语言当成电影的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表现手段，而忽视了电影艺术其他的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段；许多无声电影时代特别是它的末期所形成的一些富有独特表现力的技巧被弃置一边，成了“话剧电影”。无怪乎当时某些最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如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宣言拥护无声片反对有声片。当然，电影摆脱了哑吧状态，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声音本身是不应该被反对的，应该反对的是乱用这种手段。事实上这些电影大师们在后来的创作中，也并没有拒绝运用声音，并且同样地创作了许多杰出的有声的作品。
在新中国电影诞生的初期，语言的泛滥曾经是一个通病。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是刚刚走上这个新的岗位，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这门艺术的秘密。近年来我们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熟练地运用电影语言的作品。但是也应当看到，还有不少的影片，过多地迷恋于语言。有的影片从头至尾，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完。当然，一部影片台词的多寡并不是是否熟练地掌握了电影技巧的唯一标志，有些影片如《伟大的公民》尽管台词很多，仍旧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技巧上很高的作品。但是一般说来，电影是不宜过多地依赖语言的。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但是它首先应该是视觉形象的而不应该是听觉形象的艺术，它主要的应该通过画面作用于人们的眼睛，而不是通过声音作用于人们的耳朵。
还是让我们回到《木木》这部影片上来吧。加拉辛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是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被揭示得非常丰富而细腻。比如他对那个洗衣姑娘的爱情吧，被表现得那么诚挚而强烈——他拉着马车与她一道从河畔归来，载着一对新婚夫妇的马车驰过，使他沉醉在幸福的幻境里被另一辆马车撞倒；他默默深情地赠给她小礼物，惶惑地注视她流着眼泪歌唱，愤怒地谴责那些破坏他们的可能结合的人；最后，当洗衣姑娘随着醉鬼丈夫被赶离莫斯科时，他送给她那块曾经被拒绝接受的头巾，伴着她走到城郊目送她坐的马车消失在远方的田野……加拉辛没有也不可能说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我们也觉得不需要他再说这类的话，因为他的行动本身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同样地，加拉辛对于小狗木木的深厚感情，也完全是通过动作和表情表达出来的。从画面上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加拉辛是以自己全部的爱来抚育大木木的，正像一个最慈爱的母亲抚育她的孩子那样。木木是他孤苦伶仃的不幸生活中的唯一的安慰，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但是，即使这一点点慰借，也被农奴主所剥夺了，加拉辛被迫亲手将自己心爱的小狗沉到江心。木木落水后，荡漾的微波，扰乱了站在小舟上的加拉辛的摇晃的倒影，这画面多么出色地烘托出加拉辛痛苦、烦乱而愤懑的情绪。最后，加拉辛背上了行囊，离开了女地主的庄院，向自己的故乡走去。——这是沉默的然而是有力的抗议，它显示了这个无言的农奴在精神上开始觉醒。
看完了《木木》之后，我们并没有因为主角不能讲话而感到有什么不满足，加拉辛的形象已树立起来了，影片的主题也表达得很完满。
如何充分运用视觉形象的手段来刻划人物，《木木》确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