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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乐的查尔平原
姜庆肇
4月13日，是老挝人民的
“宋干节”，也就是佛历新年。早晨，红日东升，天气晴朗，查尔平原上一片欢乐景象。
我们乘吉普车赶到一座小市镇，但见老挝王国的国旗迎风飘扬，街头巷尾都是穿着鲜艳的节日盛装的各族人民，他们有的围在扩音喇叭下倾听
“老挝之声”电台和寮国战斗部队电台播送的前线捷报；有的在伴着幽美的乐曲歌舞；有更多的人手提竹篮或端着盘子，竹篮和盘子里盛着珍贵的布施食物，上面放着鲜花和蜡烛，兴高采烈地奔向寺庙去。
竹林中一座古老的寺庙，搭着松门，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宗教旗帜。人们穿过松门，走进“斋阁”，赤脚盘坐。一会儿，坎苏·高拉代理首相和贡勒大尉等也来了，他们同样都端着布施食品，和大家盘坐在一起。当“斋僧”仪式开始时，十六位身披黄袈裟的僧侣盘坐在教徒们对面，和大家一块儿合十念经，祈祷着老挝人民的胜利、和平和幸福。
一位王国政府的官员告诉记者，这十六位僧侣中有十位是从万象逃跑出来的。他们憎恨美帝国主义和富米—文翁叛国集团，拥护富马亲王的合法政府，决心为使老挝实现和平中立、民族和睦和国家统一而斗争。
中午，阳光似火地炙人。人们又熙熙攘攘地聚集到寺庙里来，把自己带来的浸着花瓣的香水，洒到佛像身上——“浴佛”，并且把大碗大盆的香水倒进一个架高的木槽里，留给僧侣们洗澡。这也是一种祝福。据说，老挝人民把水视为最圣洁之物，它可以冲洗一切尘垢和灾难，保持纯洁的灵魂。
西谭内大法师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今年的‘宋干节’过得比往年自由、平安和快活！这是个传统佳节，可是今年有着新的意义：我们老挝人民祝胜利，迎和平。”
第二天，在这个拔海两千米高原上的查尔平原上，更加热闹。我们的吉普车刚驶上一座小山岗，就突然从路旁芭蕉林中的茅屋前泼来一大桶凉水，浇灌我们全身。我们快意地向车外一望，几位穿着彩裙的卡族姑娘在哈哈大笑。我们遵照老挝人民的习惯，双手合十，道声“参拜”（您好）！向她们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一连穿过了好几个小村庄，每经一村，都看到一帮一伙的姑娘和小伙子在追赶着泼水作乐。而我们这些中国记者，似乎更惹人注目，人们一见就泼来大桶大桶的凉水，并且念念有词地为我们祝福，使我们深深感到老挝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我们走进查尔平原西部一座小村庄，五、六幢两层楼式的高脚茅屋，座落在绿林下。这里居住的全是佬族人民，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家里去作客。一些姑娘和孩子悄悄地向我们背后泼上了水，然后爽朗地大笑起来。我们被引上一座
“二层楼”，屋内地板上坐着一位老大娘，她双手合十相迎接。我们脱下鞋，走进去，向她祝福拜年。她高兴极了！请我们就地铺席而坐。面前是一堆放着茶壶的木柴火。老大娘的大女婿坎潘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甘美的糯米酒，女儿端来了一大盘名叫“烤茄”的油炸糯米饼。老大娘说：“酒要喝干，饼要吃完。你们是贵客，我们全家都高兴！”她接着告诉我们，她家共有七口人，每年耕种需用五十公斤种籽的田地，可收获糯米一千五百公斤。养着十一头黄牛和水牛。她说：“自从新政府和军队来了，日子就好过了。”
说话间，进来一位寮国战斗部队的战士昆马哈，称老大娘是“妈妈”。他立刻向我们解释说：“老奶奶对军队可好了，住在这里，就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老大娘连忙插嘴说：“三年多以前，‘巴特寮’
（即寮国战斗部队）二营驻在查尔机场上，对我们老百姓很好！现在他们又打回来了，解放了我们，带来了和平和自由！”
天快晚了，我们要起身告辞。可是老大娘热情挽留我们再坐一会儿。她接着又吩咐外甥女拿来一些“烤茄”，硬要我们再吃。同时，大娘端起一碗凉水，一面给我们洒泼，一面叨念着长串的祝词，祝我们幸福和平安。
美丽的晚霞辉映着绿色的查尔平原。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辞别了这个普通的老挝人家庭和热情友好的主人。小吉普车又飞奔在七号公路上。当年美帝国主义在这里修建的作为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之一的查尔机场，和富米—文翁叛军的破飞机、破汽车等残迹，再一次灰溜溜地掠过我们的眼帘。我们静耳细听，从公路两旁的村庄和树林里，传来了阵阵歌声……。
这是胜利和自由的歌声。解放后的川圹人民在4月15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巴西”（即扎绳）仪式，他们按照民族的传统习惯，怀着新的喜悦，把一根根洁白的线，伴着深情的颂歌，给王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领导人，给政府军和寮国战斗部队的官兵们，扎结到手腕上。祝福他们，感谢他们！
这天晚上，老挝王国合法政府也举行了盛大的新年联欢晚会，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老挝人民在争取和平中立、民族和睦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附图片）
在“宋干节”浴佛仪式上的欢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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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日内瓦会议到日内瓦会议
袁先禄
美国代表腊斯克在10日到达日内瓦时发表声明说，他来日内瓦的目的是要同其他人一起“作出可以保证老挝的和平与独立的国际安排”。类似的说法，人们在最近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讲话里也曾经听到过。
保证老挝的和平和独立，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在1954年7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不是曾经对
“保证老挝的和平与独立”作出了国际安排吗？当时美国的态度怎样呢？在问题开始讨论时，杜勒斯就愤然作色而离开了会场。在协议和宣言通过以后，美国代表怒气冲冲地拒绝签字，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接着马上板着脸叫嚷：“这些解决办法包含着许多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
从日内瓦会议到日内瓦会议，时间过了将近七年。是不是华盛顿的老爷们“癖好”已经有所改变，当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不喜欢的东西已经成为而今肯尼迪和腊斯克所喜欢的东西了呢？
不，决不是这样。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双方都否定了这样的假设。请看，艾森豪威尔在3月24日说，他对他的继任者在老挝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表示“完全支持”；因为，“肯尼迪的意见看来同我们在过去几年试图做的事情正相吻合”。而肯尼迪呢？当艾森豪威尔在下台前夕决心在老挝“采取有力的行动”时，他也表示
“完全同意”。既然这样，还能说他们对老挝问题的“癖好”有什么不同吗？
那末，问题究竟何在呢？其实也很简单：对华盛顿的老爷们说来，历史无情，使得他们不得不按捺着性子做他们所不喜欢的事情。
人们记得，前一次日内瓦会议一结束，杜勒斯就大声疾呼：“从现在起，重要的问题是……要抓住未来的机会……。”华盛顿的老爷们尽管刚刚在朝鲜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并没有因而得到教训。他们仍然狂妄地认为，他们有着“领导世界的责任”和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力；未来，是抓在他们手中的。
老挝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美国合众社当时的说法，老挝应该成为美国“插在东南亚心脏深处的一把匕首”。目的，当然是为了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美国的侵略扩张计划。
为了使老挝出现他们所喜欢的未来，华盛顿的老爷们并没有吝惜自己的力量。在前一次日内瓦会议结束的两个月以后，东南亚集团成立了，并且硬要给老挝加上贴着“保护的外衣”这种标签的镣铐。紧接着，大量金元撒出来了，据说按人口计算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最多的，用途是豢养老挝的一小撮反动卖国集团和一支“从武器到鞋带都由美国提供的军队”（美国合众国际社语）。这给老挝带来的是混乱的局势和血腥的灾难：主张奉行和平中立和民族和睦政策的政府两次被推翻，在美国刺刀支撑下耀武扬威的反动卖国集团掌握了大权，内战的烽火烧起来了，爱国的人士遭受了逮捕、监禁、屠杀……。
于是，人们听到桀桀的狞笑声从华盛顿传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1959年得意地把美国在老挝的计划叫做是“可以引为骄傲的计划”。他说：“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情况吧。……他们有一个强烈地倾向于自由世界的政府。”美国国务院在关于“老挝局势”的白皮书里，也高兴地把老挝叫做“自由世界的一条战线”。显然，在华盛顿那帮狂妄的老爷们看来，似乎老挝的未来已经紧紧地抓在他们手里了。
但是，在这以前不久，美国《记者》杂志在一篇文章里却把老挝称做“建筑在沙漠上的堡垒”。的确，美国在老挝的未来，由美元所喂养的和靠刺刀所支撑的傀儡统治，难道可能比建筑在沙漠上的堡垒更稳固一些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老挝爱国力量并没有也决不会被逮捕、监禁、屠杀所吓倒。斗争在继续着，发展着。终于，霹雳一声，1960年8月万象发生政变。全世界听到了老挝人民用响亮的声音庄严地宣布，他们的未来决不能允许由华盛顿的老爷来掌握！
华盛顿的老爷们还不甘心认输。于是，加紧运送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出马指挥，仆从国家军队参战，东南亚集团挥枪弄刀威胁……，艾森豪威尔采取了这些“有力的行动”，肯尼迪的“坚定立场”使他走得更远。这一切的结果怎样呢？人们听到，肯尼迪在4月末为“老挝的信息”发出了黯然的哀叹。事实证明，三亿多的美元、七年来的活动，并没有使华盛顿抓住老挝的未来。他们在老挝的“未来”，不仅仅是建筑在沙漠上，而且是建筑在火山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和腊斯克尽管满心不喜欢而还要大谈其“保证老挝的和平与独立”，表示愿意“在会议桌上取得解决”的原因。
当然，美国代表表示愿意坐到会议桌上，并不意味着华盛顿的老爷们已经清醒过来了。这是永远不会的。腊斯克在说着漂亮话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阻挠会议的如期举行，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从日内瓦会议到日内瓦会议，从杜勒斯的愤然作色而去到腊斯克的强忍不快而来，决不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老挝也可以看整个世界的风向。肯尼迪曾经这样叫嚷：“我们在老挝所追求的，也正是我们在全亚洲，的确是在全世界所追求的……。”那末，从日内瓦会议到日内瓦会议的历史事实对肯尼迪的答复是：人民比帝国主义更有力量！未来决不是抓在华盛顿那些狂妄的老爷们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人民手里！在老挝是如此，在亚洲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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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一批由美国豢养的古巴流亡分子在迈阿密新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名为“四月十七日运动”。
的确，应该让人们记得四月十七日这个日子。因为，一提起这个日子，人们就不会忘记这伙古巴流亡分子的叛徒嘴脸和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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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记者阿瑟·加弗向透露：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议上，腊斯克明白表示：“盟国之间的磋商是有来有往的……如果葡萄牙同意讨论关于他们在安哥拉的灾难，或者法国不再阻挠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话，那么美国就准备讨论它对古巴或福摩萨问题的做法”。
美国用这种手法来堵“盟国”要求加强“协商”的嘴是否有效，这里姑且勿谈。但这倒向大家表明了一个事实：被吹嘘为“自由大家庭”的北大西洋集团，原来是一个几乎每个成员都有一本罪恶账的强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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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哥拉人民掀起反对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以后，葡萄牙殖民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土著居民购买小刀。
掌握着机枪、大炮、飞机、军舰等现代化武器，见了小刀却心惊胆战。由此可见，尽管殖民主义者一时多么疯狂凶暴，但是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他们而是人民。
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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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菲德尔·卡斯特罗
美国作家 卡尔·马尔赞尼
“菲德尔”的译意是“忠实的”。对于绝大多数古巴人说来，菲德尔·卡斯特罗确是他们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他忠实于自己这样的一种决心：依靠人民的解放出来的创造力。
菲德尔对他的事业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在他看来，甚至从失败中也可以取得经验教训。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曾跟我讲过他对卡斯特罗的一次访问，那是在墨西哥，在卡斯特罗刚刚宣布了他要在古巴登陆的决心之后。
“我们再也不能坐等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道：“墨西哥的警察当局已经发现了我们，而且正在没收我们的军火仓库。我们应该出发到古巴去，即使这不过是一种崇高的榜样吧，古巴人民一定会懂得这种榜样，将来一定会使它于自己有利的。”
说起登陆的事，真有些惊心动魄。一艘小船塞满了八十二个人，而且还装着武器、粮食、汽油备品等等。船上的马达又老又破，常常得歇着。风暴又特别大，卡斯特罗一伙人都晕了船。抽水机坏了，人们就只好用双手把水舀干净。国内好些城市的起义已经发生了，而他们还在海上漂流着。后来小船驶近了一处沼泽的海岸，距离可以得到古巴爱国者帮助的那些地方很远。他们不得不扔掉最重的装备、弹药、粮食、药品，接连四小时踏着泥泞穿过沼泽。
后来的经过就更富有戏剧性了。登陆的人遭到了追踪和射击，互相失去了联系。菲德尔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藏在甘蔗丛里，一连五天五夜只靠甘蔗汁充饥。后来菲德尔的兄弟劳尔和另外三个同志才和菲德尔会合在一起。
他们之中的一个，罗德里格斯，有一次问菲德尔：他那种毫不动摇的信念是从哪儿来的？菲德尔思索了一会儿，耸了耸双肩，简单地回答道：
“因为我知道条件成熟了，人民已经作好斗争的准备，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但是，不要以为菲德尔只是一个单凭本能和直觉行动的人。不，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学识丰富而敢于行动的人。他一向博览群书，直到现在还是读得很多。
我曾亲眼看到，几十个人怎样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围成一圈，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一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工会活动家问他读不读马克思的著作。
“当然，我是读马克思的著作的。”菲德尔答道：“而且我还读列宁的著作。这些著作，每个有学识的人都是熟悉的。”
这时人群中又有人问道，他读过马克思写的哪些书？菲德尔稍稍耸了耸肩，用手挥着没有抽完的雪茄烟回答道：“你们知道，全读是读不过来的。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也看过《资本论》，当然还没有精读。”他笑了一笑接着说：“还读过《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和别的一些著作。”
“这些书对您有什么教益呢？”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菲德尔慢慢地把他那带着大胡子的脸庞转向我，嘲弄似地但同时又是赞许地看了我一眼。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讲起话来。
“朋友，”他朝我说道：“我来答复您的问题。我从这些书中知道了两件事。”说到这里他又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他讲的话显得更有分量：“一件是，我知道了存在着阶级斗争，还有一件是我知道了……”这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听众，缓缓地点着头，思绪似乎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还知道了，必须摧毁统治阶级的机器。”说着，他的手掌用力敲了一下桌子。
不知是谁又向菲德尔提出了问题：
“您是否知道？农民们把您叫做‘埃尔·卡瓦留’（马），因为您工作起来就像匹马似的。”
“是的，这我知道。有时我自己还可惜我不是一只大象哩！”
如果光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忙得很，这是非常不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行动中，把他那旺盛的精力用得一点儿不剩。卡斯特罗的体质特别好，身高六英尺多，是个非常结实的汉子。在上学的年代他便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他的幼年是在野外度过的：骑马、爬山、无休止地徒步旅行。他走起路来踏实、有力，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雅气派。他的动作和姿势，使人感到这是个如水晶般纯洁的人，这种纯洁性在古巴革命本身的风格中也有所反映。
要想说明菲德尔的无穷无尽的精力，以他经常作长篇演说这件事为例是再清楚不过了。
由于巴蒂斯塔的统治，古巴这个国家的居民三分之一是文盲，所以发表演说是通达情况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罗才经常在电视台发表长篇演说。
有一次，我曾听过他一次继续了六小时之久的讲演。我以为这次直到很晚才结束的讲演会把卡斯特罗累坏了，不料才过了几个小时，他又在“自由的哈瓦那”饭店和一些人长谈了。他和我们从深夜一点钟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回答了各式各样需要他集中精力作复的问题。在早上六点钟，当我们这些人都已疲惫不堪的时候，卡斯特罗却像港湾上空升起的朝霞一样精神抖擞、神采焕发地走出去。这种持久性真是钢铁铸成的一样。
有许多人还说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和他彻夜长谈的人，并不一定是所谓“大人物”，而往往是从拉丁美洲各个角落来的普通人。对于这些人说来，如果卡斯特罗给他们挤出一个钟点的时间，也会被认为是件重大的“礼物”。可是卡斯特罗事实上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认真地对待他们每一个人。他知道他们需要他的知识、他的经验；他也清楚这些人真心关切的是：古巴革命能为他们本国的人正确理解。
当我观察着菲德尔的活跃的、富于表情的、透露出他的有所思考的面孔时，我还清楚地发觉了他的另一个极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有一种十分出色的向别人学习的本领。菲德尔的一位亲密的友人对我说过，菲德尔是个热烈异常的争辩者。他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不管是在战场上作战，还是在思想战线上作战，他都是斗争的能手。要是谁有了个新的想法或是提出个什么建议，卡斯特罗先是本能地加以反对，展开争辩，而且往往辩得对方无话可说；可是过后，也许是第二天，他会突如其来地说道：
“瞧！还是您对，这是个好主意。”
在一次谈话最起劲的时候，我固执地问卡斯特罗道：
“您有过心情慌乱的时候没有呢？”
他用锐利的眼光扫了我一下，然后带着忧郁的神情说：
“有过，那是在我们获得胜利的那一天！”
听到这个答话，大家不禁发出了惊叹声，而卡斯特罗却深沉地笑了起来。
“那一天，”他继续说下去，“整个古巴忽然一下子就为我们掌握了，可是我们这一班人却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的双肩挑起了简直是承担一切的责任。失业、儿童、教员、工厂，现在都是我们该管的事情了，可是我们的专家却非常缺乏！”
但这是古巴革命领袖第一次、而且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的心情慌乱。武装入侵的被击溃，就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
古巴人民相信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也相信古巴人民。
（杨少俊节译自1961年5月4日苏联《文学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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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之窗
战争狂人的新叫嚣
——从几本书看美国为什么热中于“有限战争”
最近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在加紧准备核战争的同时，还热中于准备“有限战争”。美国的不少“军事理论家”先后发表著作来阐述准备“有限战争”的必要性。
美国国防部顾问、哈佛大学国防研究计划负责人亨利·基辛格所写的《核武器和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性》，就是美国统治集团鼓吹“有限战争”的重要著作。
为什么目前美国统治集团要加紧准备“有限战争”呢？基辛格在《核武器和对外政策》一书里说，这是由于美国已经丧失了原子垄断地位，也就是丧失了一向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地位，因而“全面核战争”战略已经不能有效地为美国的侵略目的服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有限战争”是美国以不太高的代价控制欧亚大陆苏联外围地区的唯一手段。
在《选择的必要性》这本书里，基辛格继续鼓吹美国应该加强常规武器力量。他特别谈到在西欧建立强大常规部队和发展一种新的战略的“必要性”，他说是这样做就不致迫使美国在欧洲“必须在全面战争和不采取行动之间作一抉择”，而能够发动小规模的战争。在这同时，基辛格也歇斯底里地叫嚷美国要加紧发展导弹武器，缩小导弹差距，并且建立一支美国控制下的欧洲的原子力量，来保持所谓“核威慑力量”。
美国另一个军事“理论家”奥斯古德在他的著作《有限战争》中则企图“论证”“有限战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他公开宣扬以战争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从这一点出发，奥斯古德谈到了“有限战争”的好处说：“显然，如果使用的力量的规模和战争的目标有所限制，那么，战争这个对外政策的合理的工具就往往易于受到控制。”
奥斯古德认为“有限战争”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适合，而沿着“中苏边缘，从伊朗到朝鲜的发展落后的国家”则是实行“有限战争”的最好的地区。他以中东、近东为例说，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地区里，存在着从地区、武器和目标这些方面来限制军事行动的“自然可能性”，因而发动“有限战争”可以不致引起“全面战争”。
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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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掌故
抓着橄榄枝和箭的美国之鹰
肯尼迪在国情咨文里说：“在（美国）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把箭。”他用这来说明，他上台后一面要执行战争政策，一面要玩弄和平阴谋。
右爪抓着橄榄枝、左爪抓着一把箭的美国之鹰，本来是美国国玺所用的图案。早在1776年大陆会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同时，就决定要设计一个国玺。当时指定的由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弗逊所组成的委员会以及以后被指定的委员会曾经先后设计了很多种图样，但是都没有被接受。直到1782年，负责设计国玺工作的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逊决定把抓着橄榄枝和箭的鹰作为主要图案，请人设计了一个图样。这个国玺标记被大陆会议接受了，而且一直到现在基本图案没有什么改变。
在国玺标记确定以后，美国军队纹章、政府部门的印记以及其它徽记也都普遍采用了这个图样。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所提到的美国总统的徽章，也是根据国玺标记的图样设计的。
把鹰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这是美国很早以来就有的习惯。富兰克林曾经要求改变这种习惯，理由是：鹰的性格贪婪，形象可憎，而且以掠夺为生。他主张用火鸡来作为美国的象征，因为火鸡性格驯顺，形象好看，而且还是源出美国。但是，富兰克林的这个意见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
在美国国玺标记中鹰的两爪分别抓着箭和橄榄枝，按照原来设计时的含意，是标志着大陆会议有决定和平和战争之权。而现在，它却被肯尼迪用来对他所采取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两手作了形象的说明。
元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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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绝望的呻吟和狂嚎
中国古书有云：“诗言志，歌咏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从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在唱着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也可以看出在那个世界里，弥漫着怎样一种颓废和绝望的情绪。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手中无钱就闷闷不乐，遭女人拒绝我就哭泣，肚子饿了就吃口饭，寿命到头就入黄泉。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近来地球人口大大增加，左看右看全部客满，但是去处犹多：上有天堂，下有地狱。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父母的教导真叫宝贵，让我也来向他们看齐，老子喝酒是在“好”地方，闷头用功的是不孝之子。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支名为《谢天谢地》的小调，最近正风靡日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有人在唱这支小调。从去年年底以来，这支小调的唱片已经售出了二十万张。
这种情况，引起了日本一些社会人士的不安。学习院大学社会学教授清水几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支小调“包含着一种虚无主义、自暴自弃的情绪”。日本广播协会音乐部长丸山铁雄认为，这支小调“具有一种进攻性的自杀感”。
《世界末日的摇摆舞》第一天将打雷闪电，第二天将冰雹纷飞，第三天天亮就将大地震。所以，兄弟，请你传出我的口信：有罪的人们，你们都来跳摇摆舞吧，唱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别等到天摇地动的时候再开始，那时就没有你的地方。……第四天将一片黑暗，太阳最后一次发光。第五天你一觉醒来，世界已经完蛋。
这是在英国青年中的一支流行歌曲。这种歌曲的流行是英国青年在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不到前途、对生活自暴自弃的颓废情绪的表现，也是英国青年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消极的反映。
江 奇
第5版()
专栏：
肯尼迪的“合作”运动
江有生
击剑合作
体操合作
举重合作
溜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