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施东向
整整二十年前，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文献。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种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一贯提倡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对于把这种作风普及于全党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年前，在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曾经存在过一种坏的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观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这种作风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就是“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针对这种坏的作风，当时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必须认真注意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这样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作风。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当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领导着全党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够发展，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和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任何一项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应当采取从实际出发的态度、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各人的才力虽然有大有小，但只要不沾染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只要勤勤恳恳地注意研究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就能够在研究工作或实际工作中得到积极的成果。反之，如果只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那就必然一事无成。这也是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的了。
人们的思想必须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一切原则、原理必须在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后才能得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经很明白地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的观点”。①
恩格斯说这段话是为了批驳一个德国哲学家杜林的错误观点。照杜林说来，哲学包含着一些最高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纯粹是从主观思维中来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这些臆想的原则应当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而自然界和人类则应当适合于这些原则。
恩格斯的观点和杜林的观点针锋相对：一个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是唯心主义的。
历来有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自以为“创造”了某种“伟大的体系”，其实他们不过是虚构出来了一些原则和公式，硬说这些原则和公式已经包罗尽世界上一切业已发生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而且照他们看来，既然他们的体系已经给一切问题准备下了现成的答案，所以别人和后人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原则和公式简单地安置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上去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彻底摈弃这种唯心主义的创造体系的把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上同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研究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历史，总结了人类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并且综合了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然后得到的。他们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他们也不准许别人从他们的理论中寻求对一切具体的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把他们的理论当成一个呆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当然只可能是在他们当时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他们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能不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他们深入地研究了这些材料，抓住了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中最本质的规律性，因而得出了普遍性的原理。这些普遍原理能够成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进行一切工作的可靠的指南。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研究新的实际，研究前人所没有解决过的新的问题，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就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以为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新的问题时只要依靠普遍性的原理，用不着再花气力根据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研究，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对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都是从对具体事物的反复考察和研究中取得的。人们考察和研究某一类事物，深入认识了它的内在的本质，撇弃了它的某些外在的、偶然的现象，这样才能获得对这类事物的科学的概念，把握这类事物的规律。一个科学概念的确立，一个客观规律的发现，标志着人们对某一类事物的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后，人们要研究属于这类事物的任何现象，就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这一科学概念和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例如，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历史的大量材料中得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的规律。人们如果抛弃这些科学概念，背离这一规律，就不可能对于今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作出科学的说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某一类事物的科学概念和规律性的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一类事物在现象上的复杂多样性包罗无遗。科学概念和规律性的认识，因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同现象比起来，它们是比较单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规律把握住平静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②并且说：“现象比规律丰富”③。举例说，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中，显出的具体形态是十分复杂的。有时，这二者间基本上相互适应，有时则发生激烈的冲突，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受到社会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很明显，如果人们只是简单地套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去具体研究特定条件下、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那么就不但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只会使自己的认识贫乏和简单化，并且在实际上使普遍性的原理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所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但一切普遍性的原理都是从客观实际中得来的，而且在用普遍性的原理做指导去解决具体问题时，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由此也可看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建立他们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再三要使人注意他们的体系在性质上同唯心主义的体系根本不同。他们的体系不是提供人们一整套答复一切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研究一切问题的科学的方法；不是要人们停止进行研究，而正是要人们开展真正科学的研究。恩格斯曾经十分尖锐地批评那些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研究方法而是当成公式的人。他说：“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④
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要求的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⑤
毛泽东同志曾着重论述了人类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他强调指出，一般真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东西，不是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同时又指出，人们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这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得多。一切事物有它们的共同规律和本质，但各类事物又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本质；同类事物有它们的共同规律和本质，但同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别事物又有它的特殊规律和本质。反映事物共同规律和本质的一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把已有的和尚未发生的各种事物的一切特殊规律和本质完全反映出来，从而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出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
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道理。例如，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实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阶级关系的深入的分析，发现了各个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得出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它去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就不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就可以认清各个阶级的本质和它们之间发生的必然关系。但是，各个阶级社会、各个国家具体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情况是不同的。拿中国来说，中国有一切国家都具有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又有它的特殊规律。只有对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识了它的特殊规律，认识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系，才能得出在中国处理阶级关系、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的具体政策和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问题的武器，但它不能代替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更不能指出处理中国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总的情况和一般规律。但中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阶级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只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才能规定出当时当地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人们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时这样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⑥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这也就是说，不论做理论、学术的研究工作，还是做实际工作，都必须严格地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这就是要尊重事实，对事实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事物，找出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我们的调查研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导我们透过事物的现象寻求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根据事物发展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过程，把握它的发展规律性，而获得科学的预见。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和狭隘经验论者根本不同。狭隘经验论者只是匍匐在个别的、片断的现象材料面前，在尊重事实的名义下把自己和别人的眼界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因而只能得到某种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片面的主张。
只要正确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同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有人觉得，有时好像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照理论上说来，应当是如此；而事实上却偏不是如此。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最概括也是最全面性的理论，它不允许把它的任何一个原则理解为片面性的、僵化的“条令”；它充分估计到任何一个原则表现在客观事实上，同错综复杂的多方面条件相结合就会呈现无限的多样性。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不但不排斥，而且确认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且认为社会意识、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甚至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多样的相互作用之中指出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着决定的作用。当我们具体考察社会生活的发展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在于使我们如实地考察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又不至于为这种多样性所迷惑，以致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要求我们否认这个或那个事实，而只是帮助我们科学地了解这些事实，并从客观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的结论是可以改变的。由于条件的改变，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原来适合于客观情况的个别的原则和结论要被新的原则和结论所代替。但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并没有改变，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这一社会发展条件得到了这一个结论，而运用于另一社会发展条件得到了另一个结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看成脱离实际的片面性的东西，就会导致否认和抹杀某些事实，同样也会导致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以及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都常常首先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提出他们所谓的某些事实材料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以为，他们举出的这些事实材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无法解释，只好回避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回避任何事实，而是对于任何事实力求给以科学的说明。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如果不是捏造事实，也只是把某些在发展过程中的片断的非本质的事实材料加以夸张，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罢了。老的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是用这种伎俩装出一种很“客观”，很“注重实际”的模样，利用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企图迷惑视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为资产阶级效劳。
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总是抱有一定目的的。事先抱着一定的目的，是否会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呢？
如果人们预先抱着一种主观臆想的、或者歪曲事实的成见，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替自己的这种成见找“证据”，这样的目的当然只会产生主观主义的态度，使人不能如实地、全面地考察客观事实。这种目的是同客观的、科学的态度相对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调查研究不需要抱有任何目的。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有了要解决的问题，才去调查研究。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是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有正确的向导，使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革命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革命事业；在建设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建设事业。这样的目的本身就是从客观实际的发展中提出来的。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调查研究，不但不妨害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而且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的必要前提。
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是要花苦功的。要搜集大量的材料，看到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既看到这一方面，又看到那一方面；要不为任何假象所欺蒙，一定要揭开假象，揭露事实的本来面目；要不为任何根据某些个别材料所已经达到的判断和结论所束缚，如果出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实践，就要舍弃或修改那些不完全、不恰当的判断和结论，如此等等。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要达到符合于实际而有利于实践的结论，无非是因为一切不合乎实际的结论不能在实践中达到推动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事业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谈到了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的结合。实际精神使革命气概得到充实的内容；只有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成效地改造世界。也正因为抱着改造世界的革命气概，才要丝毫不苟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所以，把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结合在一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特征。
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多人注意了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的工作，因而在研究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至今在一些同志的研究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不良的作风。当一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事实如何，而只是书本上所说的某一个定义。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他们根据现成的定义来进行推论，所用的方法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而只是演绎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样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⑦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
为什么从定义出发是一种不正确的方法呢？
任何科学的定义，同一切科学的抽象一样，都只能概括某一事物的主要内容，不可能把事物的全部内容包括进去。任何一个科学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驳斥了考茨基对于帝国主义所作的错误定义，并且指出，考茨基的错误定义是他全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整套思想体系的基础。针对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但是列宁又指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定义都不是绝对的。他说：“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⑧但他立刻又说，这样简短的定义虽然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还不能使人特别明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因此，他又给帝国主义下了包括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⑨可是即使这个定义，列宁也不认为是绝对完备的。他说：“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帝国主义的纯粹经济上的主要现象（上述定义只包括了这些现象），而且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末我们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⑩由此可见，我们固然必须排斥错误的、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定义，但是也不能死抱着某一个简单的科学定义，而以为一切尽在于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各种概念提出定义的时候，都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都是结合着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而决不是要求人们仅仅记住一个简单的定义。但是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工作的人，却往往是使这个定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死板的躯壳，因而在实际上是剥脱了这个定义所具有的科学意义。而且，我们既然在进行研究工作，就绝不能仅仅限于知道某一已有的定义的内容，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原有定义的限度内。我们进行研究工作是要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事物，是要认识新出现的事物。已有的科学定义能够给我们以帮助，但我们也只能把已有的定义当做进一步向具体事物进行探索的方法和基础。
从定义出发，是“省力”的方法，然而是不可靠的方法。采取这种“省力”的方法的人，如果不是闭眼不看事实，一味进行概念的游戏，那也常常会因为无法把丰富的事实装进被他们的理解弄得狭隘的定义的框框里去而陷入混乱。
研究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艰苦的事情，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但舍此别无他法。
从实际出发，还不能说就一定会立刻得出科学的结论。有时，人们虽然搜集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但还作不出完整的结论来。这或者是由于事实的发展还没有把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本质的东西充分显露出来，或者是由于在研究工作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客观的事实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总是从比较不完全的认识逐步发展到比较完全的认识。因此，我们就要不断地注意新出现的事实材料，并且在已有的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总之，只要真正搜集了反映实际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而且继续不断地努力，总是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中告诉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既要研究它的现状，又要研究它的历史，要对它的周围的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如果只是随意地找一些个别的、片断的事实材料，就急忙得出结论、形成观点，那是靠不住的。如果只是用个别的事实材料，去适合从别人那里搬来的、没有经过自己消化的、或者自己凭空设想出来的观点和结论，那也同科学的研究毫不相干。列宁曾这样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我们说要掌握事实的总和，并不是说，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着边际地去搜罗过多的材料；更不是说，在说明问题时，要把一切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材料都罗列出来。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占有和问题的各个侧面有关的足够的大量材料，而且往往难免要接触到一些在经过研究以后看来是不必要的材料。不经过对大量的有关材料的研究，就无法形成正确的观点，也无法选择能够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就能对材料有所取舍，从而用必要的典型材料来论证所要说明的观点。这是材料和观点的辩证统一：材料形成观点，观点又统率材料。只有一大堆材料而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或者只有观点而没有能够说明观点的必要材料，都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报告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要我们时刻注意克服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和其他许多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地指出，要做到这点，必须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进行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详细的实际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为了做好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为了加强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实行这个方法。
①《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②《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9页。
③同上书，第160页。
④《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87页。
⑤《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页。
⑥《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页。
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4—855页。
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8页。
⑨⑩《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原载《红旗》1961年第九、十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