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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先进到落后再到先进
——抚顺胜利矿五区调查报告 辽宁日报记者集体采写
抚顺胜利煤矿第五采区，是胜利煤矿高举红旗前进的缩影。全矿四个采区，一、三两个采区经常超产，二区平产一般。只有较大的五区，是在一年之内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正因为五区经历的困难特别多，思想斗争最曲折，所以它的经验教训也最可贵。
1959年，第五采区曾经连续三个月月产量超过三万吨，获得了中央煤炭部的火箭红旗奖。1960年初，全区日产量约占全矿总产量的五分之二。当时，提起五区职工的干劲和生产成绩，人们都满口称赞。可是，正当大家充满信心、立志向上的时候，在1960年4月30日，在一二○七大掌子里，突然发生了一次瓦斯燃烧事故。事故发生后，中共抚顺市委和抚顺矿区党委领导同志都亲临现场，对这次事故及时作了认真严肃的检查和处理。并且拿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结经验教训，在全矿展开了安全教育运动。通过这个运动，一边向群众说明，只要遵守规程，摸清规律，事故并不难防，使大家在思想上消除恐惧，树立人定胜天、安全生产的信心；一边抓紧组织全矿上下进行保安大检查，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堵塞漏洞，不给事故以可乘之机。但是，瓦斯事故的魔影，使五区广大群众的生产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挫伤，一时，出勤率下降，采煤欠产。在这决定局面的重要关头，采煤五区领导干部并没有立即挺起胸膛，抓好工作，只是片面强调客观上的种种消极因素，放松了主观努力。从此，生气勃勃的五区变成了全矿的落后采区，由5月到9月，月月完不成计划，被动局面一连延续五个月之久。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跌倒”了的一段时间。直到10月，光荣的五区才重整旗鼓，又恢复了它的英雄本色，开始爬起来了。从10月开始，全区生产节节上升，直到今年2月，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重新成为胜利矿和全抚顺矿区先进单位。
采煤五区从“跌倒”到“爬起”，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克服了许许多多思想上、物质上的难关。而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生产的好坏，并不只是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的好坏，在有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人的精神状态起决定作用。如果人的精神振作，奋发勇为，坏条件下的被动局面完全可以变好；一旦人们的消极情绪占了上风，就会满眼难关，处处束手无策，客观上存在有利条件也无从发挥作用，结果必然是处处被动，寸步难行。
在“三道”拦路局面下人们的精神也被拦住了
4月30日瓦斯燃烧事故发生以后的采煤五区，正是处于客观条件日益变坏和人的精神受到压抑的时刻，两者交错，互相影响，全区由蒸蒸日上转而走下坡路。
这时，摆在全区面前的最大的客观困难就是采区“三道”堵塞的日益严重。
管子道、溜子道、皮带道，是井下采煤掌子赖以通风、进料、出煤的三大咽喉要道。采煤工人打眼放炮崩落的煤炭，没有溜子道里机器溜子的正常运转，出不了掌子。管子道断面不够，掌子里进风不足，采煤作业就没法正常进行。皮带道更是连接每条溜子道和各个掌子，保证煤炭从井下直运井上，或把坑木运进掌子的重要动脉，没有皮带道的畅通，整个采区的生产就要受到严重威胁。采煤五区在1960年3月被调到井下十二道生产现场以后，从第一天起就遇上了“三道”不通这个挠头的问题。原来，十二道是日伪时期乱采乱掘丢下的一个旧采区，旧巷、旧坑纵横交错；解放以来，周围煤炭早已采空，只剩下了中间的一块残采煤柱。地压大，煤层不整，由矿基本建设队伍开凿出来的溜子道、管子道、皮带道，没等移交给五区生产，就不正常。事故发生以前，全区职工虽然疲于“三道”的维护，但情况还没发展到影响生产的程度；事故以后，人心不安，管理不善，“三道”情况迅速恶化。这时，全区生产工人出勤率由90％多，显著下降到60％至50％，每天两千三百吨的采煤计划，几乎连一半也完不成。
面对着人们的思想不安和“三道”恶化的不利条件，十分需要区里的领导干部坚强振作起来，带领群众和困难作坚决的斗争。可是那时，两位党总支书记虽然轮班下井，整日辛辛苦苦，但是很少研究大局，干工作抓不住要领，下不了决心。正区长李景新原来在事故发生前一天才由采煤二区被调来加强五区的。他是一个好干部、好党员，经常下井，蹲掌子头，从来不怕辛苦。尽管如此，他却认为“三道”从移交生产时就不正常，只靠五区现有维修力量根本没法扭转局面。他过多地埋怨矿里不帮助解决问题，却很少主动想办法依靠本区力量。技术副区长白成萍，在瓦斯事故发生后，怕负责任，怕受处分，总是呆在上面单凭图表指挥生产。负责巷道维修的副区长朱明康，办事不负责任，不安心在采区工作。解决“三道”问题直接责任在他，但他听之任之，无动于衷。总之，在采煤五区领导干部中消极情绪占了上风，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低，由此各种问题也越积越多，越来越大。提起整个采区的前途，竟至有人认为：“可采煤量已经剩的不多，局面又这样难以维持，干脆丢掉算了。”
瓦斯事故的影响，“三道”堵塞的日趋严重，确实是五区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吗？并不是。就在这时，以总支委员丁连会和副区长胡绍绂等人为首的一部分采区干部，以及绝大多数生产工人，都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并且在焦急中想尽办法，实干苦干，或提出建议。为了突破“三道”堵塞局面，老维修工人孙明怀等人曾向维修专责副区长朱明康一再提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建议。他认为：在采煤加快、压力每时每刻都在加重的情况下，再用三、四个人一伙、分兵把口、按部就班的老办法进行维修已经不行；必须组织大组，集中力量，抓住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分区分段进行突击，大刀阔斧高速前进。当时广大采煤工人的积极性虽然很高，但是由于领导不力，具体问题不得解决，煤炭产量还是有减无增，群众情绪大受挫伤，以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每况愈下。到了5月下旬，煤炭产量下降到每日不过千吨左右。就连过去干活一贯走在前头的十几名维修组长，也因看到自己无能为力而常常借故请假歇工。假如在事故发生以后，采区领导上从一开始就振奋在先，充分发动群众，听取工人意见，积极主动加强维修工作，“三道”问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困难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的严重程度。
兄弟区“多帮一” 突破“三道”关
采煤五区连续几个月欠产，直接影响全矿完不成计划。这一情况，早就引起了矿党委和行政领导的重视。可是，由于矿里对于五区情况未作具体了解，矿长阎庆瑞在调度会上天天问五区“为什么完不成任务？”李景新区长在汇报时则把“三道”问题作为头等事件加以强调，希望从矿里得到支援；而矿里认为各个采区都有“三道”问题，五区并不特殊，因此一再作出决议，催促五区加速突破这一关键。采区依赖外援的畏难情绪和矿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空泛决议，终于把“三道”问题拖延得由轻变重，由小变大。五区的产量从5月初到6月初的一个月里，由日产一千一百八十二吨继续低落到九百九十二吨的水平。
在6月中旬的一次矿党委会议上，详细检查和讨论了影响全矿生产增长的各项关键问题。党委书记邸干义在会后马上来到井下十二道，具体察看了五区生产现场，才认清了“三道”问题的存在，确是决定五区和全矿生产增长的关键。于是他及时给五区调来了翻修“三道”急需的材料和设备，帮助五区研究部署了加速修复和维护“三道”的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十二道生产现场四面早已采空，同幅煤前后盘同时开采早已造成了“三道”过长、难以维护的后果，日子越久，情况越严重。几天以后，当邸干义再次来到五区井下检查时，几条皮带道的五百多架棚子已经全被压垮，管子道也已堵塞得爬不了人。只靠五区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时，邸干义当机立断，马上组织全矿性的“多帮一”，来帮助五区打通“三道”。
在矿党委统一组织下，采煤一、二、三区，以及井巷通风各辅助部门，充分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同时抽调十二伙木匠前来帮助五区抢修走向皮带道，并在“帮助五区就是帮助自己”的口号下，斗志高昂地掀起了“多帮一”共产主义协作大竞赛。一次“多帮一”，三天之内突击拆换九十二架棚子，使五区十二道生产现场、二百多米长的走向皮带道焕然一新，运输皮带畅通无阻。十几天后，接连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多帮一”，又帮助五区以更快的速度突破另外四条水平皮带道。这种兄弟般的无私支援，以及它所显示的神速进展，给五区广大职工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也强烈地冲击着五区干部的畏难退缩情绪。一时，全区到处呈现出一片新生朝气，群众力量大显威风。皮带道修通之后，采煤五区工人、干部和维修工人紧接着投入了打通一二○六和一二○七中央管子道的紧张战斗。这样，原来计划半个月才能打通的中央管子道，结果不到十天就提前向党报捷了。
束手束脚，畏难退缩的思想被打开缺口，全区干部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不同意见与合理化建议受到领导的重视，并且在生产上发生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紧接着，党总支发动群众广泛鸣放，从各方面采取先进措施，从长打算，以彻底扭转“三道”堵塞局面。这里除了停止同幅煤前后盘同时开采的办法，减少“三道”维护工程而外，又按照原先孙明怀等人提出的建议精神，把维修班由十二个小组合并为两个大组，分区划段管理“三道”，一边搞好日常维修，一边挑选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进行突击，打歼灭战；不等棚子折梁断腿，就预先进行拆换。这样，尽管四面八方来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压塌采煤五区的“三道”了。
充实领导力量，振奋革命精神
“三道”问题的解决，虽然给五区的大转变、大翻身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是因为当时五区领导被萎靡不振的畏难情绪束缚着、压抑着，“三道”在畅通之后又被堵塞，产量仍然上不去，计划仍然完不成。所以，关键还在于改变五区领导干部本身的精神状态。
胜利矿党委考虑到：不改变五区领导成员就难以扭转大局，所以首先从加强五区领导力量入手。8月初，韩桂林被派到五区任党的总支书记，副矿长宁洪金和矿党委办公室主任徐永喜下放到五区，前者担任区长，后者则到一个采煤班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他们跟原来的干部，如区长李景新、新被提拔的副区长张富华等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领导的核心。这个领导集体以不甘于落后，力争上游的高度的革命精神，严格地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切实地做好每一项改革。党总支以“五区的现状”及其“产生根源”为题组织干部进行了充分的鸣放辩论。在鸣放辩论中，新来的同志没有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单纯地指责这个不对或那个不对，而是跟原有的同志一道分析五区落后的原因，在正视和承认客观困难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认清畏难情绪给工作造成的危害，并且鼓励他们站起来，重整旗鼓，大胆前进。这样，那些一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畏难情绪的同志都心悦诚服地检讨了自己，领导成员之间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领导核心健全了，畏难情绪受到了抵制，鼓干劲，争上游，不怕鬼的革命精神开始发扬起来。党总支作为战斗的指挥中心，其作用是大大加强了。这是保证五区实现彻底大翻身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下一步怎么走？面对着偌大的五区，确实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这时，五区的党组织不仅在战略上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而且在具体战术上也是切切实实地从实际出发。他们首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实行重点突破的办法，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吃掉。党总支首先抓住了力量雄厚的青年班，在这个班里一百五十名工人中，党员、团员、骨干、模范、标兵占了绝大多数，而且又都是具有三、四年以上工龄的熟练工人，党总支认定这是自己手里的一支劲旅，党指到那，他们就能打到那。党总支给他们派去了新的领导，经过一番整顿、充实之后，青年班被派到了最困难的地方，党要求他们在半年完不成计划的情况下，打响第一炮，为全区树立起一个先进的样板，即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战胜困难，实现高产的实际榜样。而青年班也的确没有辜负党的希望，9月底他们果真完成了生产计划，成为全区半年首次完成计划的先进班组，给全区大转变、大翻身揭开了序幕。
重点突破了，困难被撕开了缺口，局面打开了，五区如同一池平静的湖水被投进一块石头，泛起了巨大的浪花。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发出了开展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中共抚顺市委根据这个精神向煤矿工人发出了“百日夺煤大战”的动员令。党的伟大号召如同一股猛烈的东风，吹遍了胜利矿。党总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向工人传达了党的号召，发动工人回顾过去，激发工人发愤图强、力争上游的志气。在热火朝天的夺煤斗争中，党总支几个领导干部互相凑成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发愤图强争口气”，下联是：“跌倒爬起保红旗”，横批是：“誓夺高产”。然后把1959年中央煤炭工业部奖给的高额丰产火箭红旗，从办公室挪到开坑前会的地方，挂在毛主席像底下，又把对联贴在红旗两旁。在一次坑前会上，总支书记韩桂林指着火箭红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它的来历？”工人说：“怎不知道，是1959年夺煤大战得来的嘛，全国只有二十一面。”韩桂林说：“那咱们就得争口气，不能让红旗褪色呀！”接着，工人们就议论起来。他们想起从前的光景，再看看这半年的情形，也就越发觉得对联上的两句话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他们举起拳头宣誓：一定要为国家多出煤，一定要按着总路线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给自己恢复荣誉，让五区重新举起火箭红旗！
珍惜群众热情 开展群众运动
群众的热情像一团火，燃烧起来了。
为了把群众的这股热情和积极性巩固下去，党组织立即向全区所有的职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新的奋斗目标。首先在干部中发起了人人竞作“五好”干部的群众运动，要求做到“完成任务好、克服困难好、团结协作好、发动群众好、生产指挥好”，争取获得“五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全区干部在这个要求下，个个鼓足了革命干劲，人人转变作风。副区长张富华通过“五好”运动，在井下总结出了一套先进的工作方法：他每次下井前要摸清当天头两个班完成计划的情况；入井后首先用很少的时间溜掌子，作一般性的指挥，如发现最困难的问题和最薄弱的环节，就蹲下来带领群众解决；然后，召开班组长开“阵地碰头会”，决定当班平衡；升井前三小时则集中全力围攻重大关键。他直接负责领导的采煤班很快就扭转了落后局面，一跃而进入了全区高产班组的行列。原来有畏难情绪的人，通过“五好”竞赛，也精神焕发、生气勃勃地参加了夺煤斗争。
“五好”竞赛，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据此，党组织又发动全区矿工开展“六好”工人的竞赛运动。“六好”的具体内容是“生产好、安全好、出勤好、互助好、团结好、推广先进经验好”。这一竞赛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积极性，全采区人人都以当好“六好”工人、戴上大红花为莫大光荣。
为了保证煤矿工人不受家务事的牵扯，安心生产，党组织又进一步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号召她们当好“后勤部”，支援“前方”打胜仗，并组织矿工及其家属开展“双红夫妻”的竞赛。这样，在全区职工家属中就出现了人人关心生产、人人以自己丈夫完成国家计划为光荣的新风气。
在群情振奋的生产竞赛形势下，五区的党组织清楚地认识到：被党的总路线的精神武装起来的职工群众，必将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如果调度得当、领导得法，他们不仅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甚至能够创造奇迹。
这时，人们发现过去遗留下来的各工种之间互不配合、上下班之间不协调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党总支立即组织了一个以实现大面积高额丰产为中心的“一条龙”竞赛运动。这个运动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它要求各工种和各部门，都为采煤掌子服务，如果说掘进是“龙头”，那么采煤就是“龙身”，而机电、运输则是“龙尾”。这样，“龙头”一摆全身动，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它不仅把各工种拧成一股绳，而且把各工种各部门长期积累下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配成套。结果，争取煤炭高产这一伟大目标，就如同一根红线，把全区各工种各部门的积极性和经验，都穿了起来，成了一条闪耀着共产主义协作光芒的链条。这样，一条龙竞赛使五区更上一层楼，全区职工前进的步伐更为铿锵有力了。
一条龙竞赛口号一经发出，采煤工人首先响应，他们提出了出满勤、充分利用工时，保证溜子满运转的“双满”口号。出现了“一班红、二班高、三班超”的竞赛高潮，如同万里长江的激流，后浪催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采煤工人大闹高产，鼓舞了其他工种。维修工人们说：“采煤工人干劲高，维修工人不示弱”。他们提出了“一个小组两架棚、三无四净”的口号，即“一二三四”的竞赛目标。掘进工人也意气昂扬，遇山开道、遇水搭桥，为了给采煤工人准备足够的掌子面，保证掘进永远在前，他们开展了“一个班、两架棚、三米道”即“一二三”的竞赛运动，有力地保证了生产衔接，使采煤工人大有用武之地。生产辅助部门也被卷进了竞赛的浪潮。材料部门为了保证供应，以“回收废品多、解决问题快、为生产服务好、材料、工具省”为内容，开展了“多、快、好、省”的竞赛。“一条龙”竞赛也把生产管理工作带了起来。由于全区是在早已采过的煤层里采残煤，地质条件千变万化，全区五百五十多人、两个大班、二十五个采掘小组，一班顶一班、一天接一天地在三个水平的一百多个工作面上，纵横交错、首尾相连地进行生产，所以必须有及时有效的生产管理和指挥调度。特别是“一条龙”大竞赛开展起来以后，这种要求就更为迫切、突出了。为了适应新形势，党总支决定实行科学的生产管理，运用生产指示图表，及时指挥生产。有了生产指示图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掌子、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工人、每一个时期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能及时在图表上显示出来，使领导干部指挥有方、管理有据，使矿工们看见也能明确自己的岗位和奋斗的目标。
“一条龙”竞赛的结果，使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增强了。煤矿里长期存在的各工种之间不协调、上下班闹意见的情形没有了。现在全区上下，里里外外，都以大局为重。在采煤工人中间，出现了一个极为动人的口号：“交红心班”。上班给下班创造条件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新风尚。
多种形式的竞赛运动，把五区的职工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生产新高潮。
总结经验教训 掘进采煤两手抓
10月底，五区超额七十六吨完成国家计划以后，一个新的严重的问题突然出现了：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采煤工人没有工作面了！
尽管采煤和掘进、生产和准备，在工矿企业中已是个老问题了，但是对于五区来说，从认识这个规律直到掌握这个规律，却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原来，五区是在离地表四百二十六米深的三个水平的二百四十米工作面上采残煤。由于过去敌伪采取杀鸡取蛋的手段掠夺煤炭，致使现在的工作面成了残余废弃的鸡骨头和鱼刺，纵横交错的老区旧巷，已经没有一个正规的工作面，煤炭几乎早已被采光了。解放后，区里又长期忽视掘进，而掘进工人不仅人数少、老弱病残多，而且不固定。这样，在平时最好的情况下，预备工作面最多也只有七个，到了10月下旬就只剩下两个了。承担全区三分之二采煤任务的一班，竟连一个工作面也没有了。“大转变”、“大翻身”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采煤进度越来越快，于是就出现了采煤工人吃完上顿没下顿，甚至到烧火的时候还没米下锅的紧张情况。采掘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就使得生产忽高忽低，日产计划本是一千四，但有时突然升到两千，有时却又降到四百。这时全区上下一片紧张，眼看就有停产的危险！
刚进11月，党总支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这次，人们没有畏缩情绪，不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而是正视困难，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副区长张富华曾说过一段感人很深的话：“我们不能吃一百个豆子不知豆腥味，跌一百次跤不知道疼。现在不仅要狠抓掘进，而且要让掘进走在一切工作的前面。党让我们用两条腿走路、用两手抓，就是走上步看下步，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准备，矿里抓大衔接，我们采区就要抓好小衔接。”总支书记韩桂林说：“我们过去常说掌握客观规律，岂不知，加强掘进、做好掌子衔接，先准备，后生产就是规律。只顾采煤不管掘进，这是乱干、蛮干、瞎干，就是违背规律。”干部思想统一了，党总支决定五名区长都要大抓掘进，正区长和技术区长更要全力以赴，天天排队，时时抓紧，生产调度会不仅调度产量，还要调度掘进。在全区开辟采煤和掘进两条战线。并调出一百五十多名最强、最好的工人和干部武装掘进队伍，使掘进工人数量占全区三分之一，采掘比例由五比一左右上升到三比一。同时，加强生产调度工作和计划管理，采取长计划短安排、短计划细安排的方法，对掘进每月安排一次长计划，每旬安排一次短计划，三天一碰头、一天一安排，从采区到班组和工人，不仅认识上一通到底，而且行动上一贯到底，人人重视掘进工作，人人关心掌子衔接。根据长期存在乱调掘进人力、工具和材料的情况，他们在掘进作业中普遍实行定人员、定地点、定设备、定进度、定措施，这就进一步保证了掘进工作先走一步，使煤炭生产的跃进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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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五区既有了总路线的精神武装，即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了根据客观规律而采取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具体措施，从而保证他们能够经得起任何风险，在向困难斗争中百战百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区从没有干劲到鼓足干劲，从没有办法到从实际中找到办法，从脱离群众到依靠群众，就是他们跌倒爬起的过程。他们终于在掌握了生产的规律之后，大踏步地前进了。他们既然能在残采的条件下实现跃进，那么，在转入深部正规开采的条件下，一定能够更好地跃进。这就说明，只要使总路线的精神深入人心，就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