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山不动，根不移 林旭
写了《靠山》（载3月29日本版），意有未尽，再说几句。
在农村中，把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当作坚实的靠山，自然可以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阵地，可以通过他们巩固地团结中农，可以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这确乎是做好工作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凡是这样做，没有不灵验的。前些天报纸上登载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城关公社新龙滩第一大队确保贫农和下中农领导优势，战胜了自然灾害，发展了生产；一条是，广东电白县沙琅公社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团结了广大群众，使春耕生产蒸蒸日上。两者同时印证出一个道理：有了坚强的靠山，就有了巨大的力量。
然而，这并非仅是方法问题。如果把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当作权宜措施，认为昨天可以依靠，今天可以不依靠；这件事可以依靠，那件事可以不依靠，那就错了。如果这样，就不可能把事情真正办好，不可能把党的政策切实贯彻下去。而且，就是一时把事情办好了，也不会从中得到很好的教益。为什么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树立明确的阶级观点，知道应该依靠谁？为了谁？
贫农和下中农是我们在农村的一座靠山，是一支坚实可靠的阶级队伍。把他们看作靠山，是说，这支阶级队伍是信得过、靠得住的革命力量。不只是在过去靠得住，在今天也靠得住；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靠得住，在那件事情上也靠得住。他们的革命坚定性是可以信赖的。只要经过党的教育，他们就可以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阶级队伍。因此，我们对于这座大山，要紧紧地依靠，时时刻刻地依靠，把整个身心都贴靠在上面，就像挺拔的苍松把根须深深地扎在岩石中间。
这座靠山之所以坚实可靠，就因为贫农和下中农（包括过去的雇农）对革命的态度是坚决的、热情的。他们对旧社会、旧制度最恨，对新社会、新制度最爱，对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最迫切，对于党的政策最容易理解和接受，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积极、最坚决。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打倒封建势力的大旗，进行土地改革的，是他们；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他们；在公社化时期，首先举起双手拥护的，还是他们。这不仅是公社化时的阶级路线，而且也是人民公社整个发展过程中的阶级路线。事情非常明白，这样一座坚实的靠山矗立在眼前，不去依靠它，依靠谁呢？
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了，可以不讲阶级路线了。同志，此言差矣！目前在农村，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非但没有熄灭，而且低一阵，高一阵，时高时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有些极普通的道理被人们重复了千遍万遍，可是每次重复它的时候，总感到又有一番新意。鱼不离水，根不离土，大海源于细流，高楼起于平地；在农村，革命的根子总是扎在那些贫农和下中农身上的。土改时，有一种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叫做“扎根串连”。扎根，就是首先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串连，就是通过雇农、贫农（其中有些已成了今天的下中农）发动更多的群众。扎根以后，进一步串连，于是就准确地了解了阶级情况，正确地组织起阶级队伍，革命的风暴就起来了。可见，扎根是十分重要的。
靠山在前，看清看不清，依靠不依靠，自然是个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了。我在《靠山》中，提到了《王元寿访瞎牛》的故事。不久以前山西日报上又刊载了王元寿同志的新事迹。王元寿同志现在是山西省晋中专署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一个时期，他到昔阳县杜庄帮助工作，受到了群众的爱戴，贯彻了党的政策，那事情和访瞎牛一样的动人。别的不说，文章中有一段描写：在杜庄，不熟悉情况的人要想找见王元寿是困难的，可是只要到贫农家里去找就多半可以找见，因为王元寿最爱接近这些人……。
十几年前，王元寿的根子是扎在雇农贫农身上；十几年后，王元寿仍然把根子扎在他们的身上。立场如此坚定，观点如此明确，作风如此质朴，的确值得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学习。
正确的立场、观点，可以产生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山不动，根不移，你把贫、下中农当作坚实的靠山，把根子深深地扎在上面，同时，又细致地、灵活地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动用一切可能动用的积极因素，那就无往而不利了。
第8版()
专栏：
春满雨花台 金阳、古春
万里长江迎东风，英雄的雨花台，春色分外浓！洁白的雪柳和玉兰，还有那金黄的迎春和金钟，争艳在苍松翠柏之间。点点红旗，在碧绿的山岗上游动。在清明时节，人们一队又一队，一簇又一簇，涌向这里，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祭扫烈士陵墓。
雨花台，在南京城南中华门外。在南京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把这个地方作为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刑场。在雨花台的每一个山坳里，都洒遍了英雄儿女的热血，埋葬着英雄儿女的忠骸。
血腥的反动统治，吓不倒为真理而斗争的中华优秀儿女。共产党员黄励，一个二十八岁的女战士。在伪法庭上义愤填膺地高呼：“……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你们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和走狗！……”黄励同志正义的声音，吓得敌人发抖了。敌人“命令”黄励同志“不得宣传共产主义”。黄励同志面对着不让她宣传共产主义的敌人，以极大的轻蔑，冷笑一声说：“笑话！共产党员不宣传共产主义宣传什么？叫我不宣传共产主义吗？那除非等我死了以后！”
即使敌人罪恶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胸膛，即使战斗的一生已经只留下最后的一息，我们的革命战士，依然不放弃这最后的传播革命真理的机会。
1930年，4月末的一天，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同志为中国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代英同志已经倒在血泊里的时候，从他的口里，还传出了坚定的真理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万岁！”“劳动人民团结万岁！”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孙津川，在英勇牺牲的最后一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历史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了起来。
许多共青团员和青年运动的领袖，光荣牺牲在这里。他们是党的优秀儿女，是广大青年们的榜样。共青团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史砚芬同志临上刑场时，从容地和难友们一一握手相勉，并且微笑着和其他囚室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人们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了两张染满鲜血的遗书。他写道：“……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年纪只有十九岁的共青团员曹顺标同志在狱中严词拒绝了敌人的一切诱骗。他对难友们说：“死，没有什么可怕，我从入团的那一天起，就准备随时为革命而牺牲。”一个深秋的清晨，当他第三个被敌人叫到名字时，他昂首挺胸走了出去，用充满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瞪着敌人。刽子手们要反绑他的手，他一面抗拒，一面高呼口号，一直到鲜血洒尽在雨花台的荒坡上。
解放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在雨花台建立了烈士纪念碑。碑上刻着毛主席的亲笔题词：“死难烈士万岁”。
雨花台有许多美丽的红色玛瑙石，这便是地质学上有名的“雨花台层”。来到雨花台的人们，无论是带着红领巾的儿童，或者是成年人，甚至是执杖而行的老者，都喜欢弯着腰到处寻找美丽的雨花石。他们双手捧着细心拣出来的那些小石子，到池塘里洗净上面的泥土，包在手帕里，揣在贴身的衣袋里，带回家去，作为珍贵的纪念品。
在烈士遗物陈列室里，一幅洁白的枕套上，绣着一只羽毛丰满的大雁，翘首远望，振翅欲飞。大雁的下面，还有
“起来！”两个字。这是烈士郭纲琳在敌人的铁窗里，用她那散发过革命传单，被敌人加过镣铐的双手，一针一线地绣出来的。这位二十多岁就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女战士，在狱中用铜钱磨成了一颗铜心，用针尖在上面镂刻着“永是勇士”四个字。这一颗烈士的赤胆忠心啊！真如同金子般灿烂，水晶般明净！在陈列室里，还有烈士们生前在狱中写给同志和亲人的信，有他们写的诗，作的画……。贺瑞麟烈士在一个美好的中秋节的晚上，开始写他的“死前日记”。他面对着死亡，却这样写道：“未来的世界终究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吕惠生，赋诗明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竟死我何求！”烈士们在失去了自由以后，也没有浪费过一寸宝贵的光阴。他们孜孜不倦地阅读那些偷偷带进狱中的革命书刊和报纸，他们高唱革命歌曲，刻苦地进行学习……。卢志英烈士被捕后，敌人把他的爱人和儿子也拘捕起来，企图用夫妻、父子的感情来软化他。但是，共产党人的胸怀，敌人是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卢志英在狱中给刚满十一岁的儿子大容讲苏联英雄的故事，教他念英文、学算术，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儿子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每天早晨，当大容高声朗读英文时，卢志英总是笑迷迷地躺在铺上听着，读错了，随即纠正。有一次，志英同志深情地望着孩子说：“未来的天地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在志英同志牺牲了十年以后，大容已经是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了。当他来到雨花台站在爸爸墓前，不禁想起了和爸爸一起坐牢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他轻声地说：“亲爱的爸爸，我和妈妈、姐姐看你来了。你临刑前给我们留下的词中说：‘胜利在望，死而无冤。’现在，你的理想已成现实，我们胜利了，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我们是胜利了！无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请静静地安息吧。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你们殉难的雨花台，如今是繁花似锦，四季如春。看吧，南边山头上一大片桃园，花开满园。新辟的梯田上，茶树丛丛。竹海密林，环抱着整个雨花台。站在主峰上远远望去，前面是宽广美丽的原野，远处，群山参差屏立。工厂的烟囱，冒着袅袅的青烟，开发地下宝藏的炮声频频传来……。我们歌颂你，雨花台！是你们，光荣的烈士们，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增添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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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
骈肩作战
晦庵
一提起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它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左联的成立早于文总，在开始阶段，几乎兼负着文总的任务；到了后来，又一直和兄弟组织如剧联、美联、记者联等协作得很好。左联活动面广，领导的刊物多，曾经打了几次大仗，因此影响非常深远。当然，除了左联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功劳。社联主持的刊物在数量上并不少于左联，不过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为直接，刊物的寿命更短，往往出了一期即被禁止，只得改名重来。在思想斗争上，例如对胡适《我们走那条路》（即所谓“五鬼闹中华”）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同样是毫不含糊的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5月20日，比左联迟两个半月，比文总早一个半月。其中有些人同时又是左联的成员。我觉得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互相配合，骈肩作战，铜山洛钟，一呼百应，在这点上做得很有成效。所以尽管白色恐怖空前严酷，而斗争的声势却特别浩大。比如左联和社联，由于工作性质多隔一层，和别的兄弟组织像剧联、美联等比起来，似乎只能算是堂兄弟吧，但是左联开会，社联一定派人出席；社联开会，左联也始终有人参加。1930年5月左联的一次大会上，还作出过这样的决议：“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常派人参加社联的一切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不仅在组织关系上，在与敌对思想斗争上是这样，就是在介绍和阐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上，两者也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社联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左联也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了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并且使青年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它们骈肩作过共同的努力。要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出《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这两本书来作例子。
《文艺讲座》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之一影印出来了。左联的《文艺讲座》和社联的《社会科学讲座》（见附图）完全是姊妹篇。两书原来的计划都是两个月一期，全部一百万言，分六期出齐。可是都只出了第一期就被禁止了。《文艺讲座》由神州国光社于1930年4月出版，冯乃超、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三人编辑，封面标明“第一册”，内收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鲁迅、麦克昂（郭沫若）、沈端先、蒋光慈、钱杏邨、华汉（阳翰笙）等著译的文艺论文十九篇。《社会科学讲座》由光华书局于同年6月出版，林伯修（杜国庠）、王学文等编辑，封面标明“第一卷”，内收朱镜我、吴黎平、林伯修、王学文、柯柏年、郭沫若、冯乃超、柳岛生（杨贤江）等著译的社会科学论文十二篇。两书从内容到形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个是谈文艺的，一个是谈政治、经济、哲学的，这一点不同；但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作辅导性的尝试，却又完全相同。至于作者、书名、编排一直到封面形式，看来都反映了这个特点，说明左联和社联这两个团体的紧密联系，也说明在不同的岗位上，如何为一个共同目标骈肩作战时此呼彼应的关系。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谈到《文艺讲座》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左联成立后中国各派进步作家团结的第一个标志，这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些，把《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放在一起来看，那末，也不妨说，这又是当时中国文化领域内站在不同岗位上左翼文化人互相团结的第一个标志了。我以为，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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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花台 白原诗 汪文华摄
我从北京来到这里，
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
灿烂的太阳在天空升起，
流水淙淙像一支唱不完的歌曲。
沿着一条陡峻的山路，
我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我一步步走着一步步寻觅，
呵，哪儿是你们留下的足迹！
足迹已经无法寻觅，
只能找到一些小石子，
石子上染着你们的鲜血，
雨花石染成了血花石。
我把这些小石子一颗颗捡起，
来到这个小山坡的跟前；
你们也曾经来到这里，
鲜血染红了这一片青青的草地。
我在这里久久地站着，
回想着过去的那些日子……
告诉我，你们想些甚么，
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起看见今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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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欢迎影片复映
读了三月四日人民日报上秦犁写的“坚持轮换演出”一文，很有兴趣。的确，观众喜欢看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多种戏剧。作为一个电影观众来说，也有着同样的心愿，希望上演过的影片，能再进行复映。
去年冬天，有位朋友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对我说：“唉——遗憾哪，可惜还没看过‘白毛女’，若是城里上演，就是一块钱一张票，我也跑去……”。可见这位朋友是多么的渴望着看到这部片子，他为自己失掉了这种教育机会而在惋惜呢！
好的影片，看上一遍、两遍、三遍……也不会厌烦；精湛的艺术永远是美的享受。那些已经上演过的优秀影片，如果老是保留在仓库里，毕竟不是好的办法，应当让它经常地、广泛地跟群众见面，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作用。
北京 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