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认真做好对典型的调查研究
人们要想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根本上说来,除了从深入考察事物着手而外,别无他途可循。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不但如此,而且在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本质以后,还需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互相联结、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无论在前一个过程或者在后一个过程中都离不开对个别的具体事物的考察,离不开对典型的调查研究。有的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是从考察个别事物中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不是深入基层,从个别指导中形成自己的一般号召,而是喜欢坐在屋子里想当然地发表许多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对于上级的指示和外地的先进经验,不是在调查本地情况或者在必要时经过试点之后,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执行和加以推广,而是照抄照转,并且以为这就算尽到了领导的责任。这种作法违反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也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认识客观世界必须从认识个别事物开始,是否意味着人们必须逐个地考察了所有的事物之后,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呢?当然不是。这样作既不需要,也是人的精力所不及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所以我们只要选择适当的典型加以考察,弄清楚它的性质以及它和周围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就能够认识同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共性个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也是典型调查的理论基础。有的同志不懂这个道理,整天忙忙碌碌,东走走,西看看,却不愿深入一点,对事物进行深入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虽然辛辛苦苦,却仍然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所在,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使自己的领导走在前面,不能克服事务主义和一般化的领导作风。
对于领导人说来,研究下级机关送来的书面报告和统计数字,作一些走马看花式的调查,以便综观全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贬低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重要性,更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动手去做典型调查。大家知道,一个书面报告,如果它是科学的,反映实际情况的,言之有物的,总是建立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之上的,是报告作者对某些典型事物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或者同时又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之后写成的。它对于报告的作者说来,是直接的经验,但是对于看报告的人却是间接经验。看报告的人要能够透过报告看出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敏锐地识别报告所反映的新事物,吸取报告中提出的正确建议而摒弃其错误部分,要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综合和概括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就不但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分析能力,而且也需要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在这方面作过典型调查,具备了对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才行。其次,走马看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全局的轮廓,但还不是对事物的深入研究,还只能看到矛盾的大略形相,对矛盾的各个侧面及其特点还不能有深入的了解,因而还不能动手解决问题。只有亲身作了系统的周密的典型调查,才能加深对全局的了解,才能抓住问题的内部联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也只有具体了解情况的领导者,才能透过统计数字看出问题的实质,从中引出一般的结论;否则,即使再好的统计材料也只能是一堆死的数字而已。
典型调查应该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工作中的关键确立明确的目的,并且根据这个目的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主要的就是选择典型和拟定调查提纲。其中,正确地选择典型又是典型调查取得成功的前提。
典型调查既然是为了寻求同类事物的共同规律,典型就必须具有代表性。大家知道,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的,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同类事物中的个别性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有些个别事物所体现的共性是充分的完整的明显的,有些个别事物就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种典型性格。在社会生活中抽取一些极端个别的事例来证实自己的某种论断,是资产阶级学者惯用的手法,是我们所坚决摒弃的。我们必须从全局着眼,找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事物,作为自己调查的对象。不仅在选择典型时要注意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在解剖麻雀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贯串着一般和个别的结合。例如,我们选择了一个人民公社作为调查的典型,除了了解这个公社的全面情况外,还要找出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生产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把情况了解得既全面又深入。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全貌,我们在选择典型时,就应该按照客观情况和调查研究的目的,把事物区分为几种类型(例如先进、中间、落后等等),然后再从每一个类型中选出典型。一般说来,典型的事物总是大量存在的东西,但是初露头角并非大量存在的新生事物,由于它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因而也具有典型意义。这也是我们选择典型时应当注意的。
事物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各个事物间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且表现为同一事物内各个部分发展程度的不同。一般说来,先进的单位虽然它的基本方面是先进的,但在其他方面也免不了有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甚至还可能存在着个别落后的环节。实际生活中完美无缺的事物总是很少见的。同样,落后的单位也不一定一切都是坏的。这就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对待。有人不了解事物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把典型看得十分神秘,把典型的标准定得太高,以致认为他那里没有典型,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充分搜集和占有材料,这是典型调查取得成功的基础。搜集材料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只有真实的而非虚伪的材料,才能客观地反映典型的本来面目。只有准确的而非道听途说的材料,才能确切地暴露事物的内部矛盾。只有全面的而非片断零碎的材料,才能反映事物包含的各种矛盾及其侧面。只有这样的材料,才能为分析研究提供可靠的充足的依据。有的调查报告所以写得不生动,缺乏说服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调查者没有占有丰富的材料,分析研究缺乏可靠的基础。至于不真实不可靠的材料,那就不但无益,反足为害。要使搜集的材料真实、准确、全面,也不是一件易事。这就要求调查者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调查方法。调查者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能按照自己的固定见解去套材料,更不能凭自己的主观好恶去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于弄不清楚的重要问题必须追本求源,打破沙锅纹(问)到底,通过多种方式弄清真相,绝不能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如果一时弄不清楚,也要暂时存疑,留待以后进一步调查,绝不可凭主观臆测,妄加补充。劳动群众是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亲身参加者,他们是真知和亲知的人。调查者应该作为普通劳动者和他们打成一片,以小学生的态度向他们虚心请教,通过调查会、个别访问、谈心等方式,使他们畅所欲言,绝不可以领导自居,轻易发表结论性的意见,而堵塞言路。当然,由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生活经历、政治觉悟、思想认识的不同,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从不同方面反映问题的侧面,所以调查者必须既注意先进群众的意见,又注意中间和落后群众的意见,既要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又要听取少数人的意见,既要听取正面的意见,又要听取反面的意见,既要了解有利条件,又要了解不利条件,等等,以便为分析问题提供全面的依据。基层干部长期生活在群众当中,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意见是必须重视的。但是和广大群众比较起来,他们对情况的了解也不能没有局限性,因此调查者一定不能停留在干部的圈子里,而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搜集第一手的材料。
从占有的材料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不是调查者把自己的主观见解从外面硬加到材料里,而是通过对材料的具体分析,找出事物所固有的规律,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这层已经做到,而材料的生命已经获得观念的反映时,那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式造成的结构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下,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社会现象最基本的方法,是调查研究工作的灵魂。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在调查材料的过程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反映,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就必然要在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对材料进行分析、批判和概括,才能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区别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原理,也是观察问题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在分析材料时,一方面必须保持对新生事物的高度敏感,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鸣锣开道,同时又必须看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分清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和明天应该做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对材料的分析研究必须以它为指导。同时,在分析研究中和在收集材料时一样,必须走群众路线,即和群众一道去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群众的经验与智慧集中起来。那种“你(群众)出情况,我出办法”的作法是错误的。(摘自吉林《奋进》1961年第二、三期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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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材料和观点
  吴传启
研究问题,必须搜集和占有丰富的材料,然后才能据以形成科学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引出正确的观点,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调查研究,也就是要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必须有材料、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把材料和观点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寓于马克思主义的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之中。所以正确地对待材料和观点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的巨大的理论工作中,总是把了解情况、占有材料提到首位。马克思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是这样做的。他除了密切注意当时的经济学著作,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以外,更注意细致地搜集具体的历史材料,研究议会委员的报告、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其它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特别注意工业周期各个阶段的运动,以至记载日常经济生活事实,将它们加以分类,从中揭示出一般经济规律的表现。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曾说过,他建立了三个大笔记本,分别记载英、德、法三个国家内经济情况的一切事实。他积累材料的手本,包括从原始材料摘记的事实和数字,读书提要和摘录,以及供自己查考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论文等等,其数量之多,以至不得不为它们编一份索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总是以雷霆万钧之势打败一切论敌,就因为他们的论点是建立在坚固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经典著作,都是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典范。
但是,在研究问题中,那种材料和观点相割裂的情形是常有的。比如,有时候从某种主观的框框出发,以框框套材料,以材料填框框;或者是概念空洞,言之无物;或者是现象罗列,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如此等等,都是非科学的或者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表现。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曾经作了一个生动的描述:“在没有概念的地方,字就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资本论》一卷,49页)因为他们的概念不是科学的抽象,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所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哲学的贫困》)。从形而上学的概念出发,没有实际材料,不根据材料来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科学的观点,这就是主观主义的学风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就是为了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而树立从实际出发的、材料和观点相统一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的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包含了二重意义:一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指导同占有实际材料的统一,另一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观点同具体材料的统一。对于前一点而言,作为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也是从研究实际材料而来的。例如,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论,以及一切逻辑结构和结论,都不是任意判断的结果,而是对具体材料进行长期的艰苦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整顿党的作风》)这个“总结论”,标志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借以认识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一切研究的指南。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著作,把它应用到一切方面来。
但是,有了这个“总结论”,决不是说就可以拿它代替对于一切具体事物和过程的具体结论,特别是对于一切新事物和新过程的结论。研究的指南是一回事,研究的具体对象和过程又是一回事。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要把三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列宁在回答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批评时,曾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说:“宁肯承受叙述枯燥无味的责难,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统计资料的研究。”(《列宁全集》三卷568页)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状,必须从俄国的实际材料出发;同样,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教导我们的,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问题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又总是材料在先,观点在后,观点只能是研究具体材料的结果。这就是说,所谓指南乃是引导人们怎样去认识事物,而不是把它变为关于事物的套语和标签。把理论变为套语,既要歪曲理论,又要歪曲实际,这当然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而正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表现。
在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同样必须从大量占有历史资料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引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观点,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无论是“颂古非今”,或者是“以今套古”,都是违反历史实际,把材料和观点分裂开来的表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指出过里嘉图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说里嘉图曾“假定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劳动工具时查考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把伦敦交易所的交换硬套在原始人的交换上,因而犯了“以今套古”的违反历史的错误。这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狭隘眼界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样,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批判过拉萨尔完全不知道分寸,竟把唯物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倾向的赫拉克利特淹没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那里,冤枉了古人;还批评过舒里雅齐柯夫的著作对各个时期、社会形态、思想体系不作具体分析,只做些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丑化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如此等等,都是以框框套史料,或者以史料填框框的形而上学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这种从框框出发的简单化是不相容的。
要求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求从事实材料的全部总和出发,而不是根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进行草率的判断。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23卷,279页)列宁的指示,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以及在科学研究中搜集和运用学术资料,都有重大的意义。要做到从事实材料的全部总和出发,必须强调科学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搜集和运用材料。如果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就会为材料所淹没,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如果不掌握研究对象的具体材料,就会变成“无的放矢”。
在处理材料和观点的关系中,作为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必须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占有丰富的材料,越多越好;而作为说明,又决不能是材料的堆积和展览。所说材料在先,观点在后,当然不能是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或者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如果在说明问题时把两者割裂开来,则材料是“自在”的,观点是空洞的,就不可能表达出合乎逻辑的观点来。要善于拿典型材料来说明观点,既不是空话连篇,又不是材料堆积;要善于寓观点于材料的分析之中,置材料于观点的统率之下,既有材料,又有统率材料的观点。总的说来,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这里表现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所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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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在大办农业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 王育英 李振声 杨盛源 李继云
“五亿农民夺丰收,轮间套混显神通,肥地防灾又高产,山川平原有来头。”
农作物的轮作、间作、套种、混作是我国农民长期以来在农业生产中用以培养土壤肥力,战胜自然灾害,取得农作物高产的一项重要手段,应当使它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充分发挥作用。现在正值春播之际,认真总结一下群众有关这方面的经验,并加以充分运用,对争取今年粮菜丰收是有重要意义的。以下就根据我们调查收集的资料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及其方法
“种几年苜蓿,收几年好庄稼”,“种一茬豌豆,收两季好麦”,“水稻要丰收,先看苕子长得好不好”,这是我国农民对种植豆科作物、牧草或绿肥在保证粮食丰收上的评价。豆科作物、牧草或绿肥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的根上寄生着可以直接固定空气中氮素的根瘤菌,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氮素营养,豆科作物的根系又可增加土壤中的腐植质,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蓄水性能,并促进有益于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特别是在我国土壤氮素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其作用就更为突出。
据我们了解,以往在陕西关中、山西晋南的产麦区,就采用苜蓿、豌豆与小麦等作物轮作来提高土壤肥力,保证粮食丰收。关中典型的轮作方式是:(1)苜蓿三年,(2)春作一年,(3)小麦三年,(4)豌豆一年,(5)小麦二年,共十年一个轮作周期。它包括了苜蓿与豌豆两个提高土壤肥力的环节和后茬小麦等两个利用土壤肥力的环节。
现在在轮作上存在的问题,是随着近几年来作物复种面积的扩大,如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小麦收后复种玉米,因而豆科作物和牧草的播种面积减少了,以致肥料不足。据我们最近在陕西省临潼县雨金公社北尚寨生产队调查,该队1959和1960两年作物播种面积分别为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亩和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亩,积肥数量分别为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四车和五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车(每车大约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斤),约合每年每亩地有五车肥料。按该队以往的经验,种一料庄稼需要五车肥料,因此,该队积的肥料只够一年种一季。但是该队近几年来复种面积扩大较快,1960年小麦播种面积为五千五百六十三亩,其中有80%复种了秋作。这样,肥料就成了扩大复种后进一步提高作物产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据我们调查了解,不少扩大复种的地区,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由此看来,在目前我国化学肥料生产尚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在扩大复种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套提高土壤肥力,保证作物稳定收成的短期轮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方面,我国农民有传统的经验,同时近几年来许多科学机关也和农民一起创造了不少新经验,只要认真总结提高,充分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扩大复种后肥料不足问题的。
例如,在我国水稻产区,利用绿肥苕子等与水稻实行短期轮作,已有成熟的经验。在杂粮产区,利用玉米与豆类(大豆、小豆、绿豆等)间作,再与其他作物实行短期轮作,也有成功的经验。在这些地区,主要是如何扩大利用已有的经验,使之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目前存在问题较多的是,以往以一年一熟为主的产麦区,近几年扩大复种后改为一年两熟或二年三熟为主的小麦、玉米或谷子产区,如陕西关中,山西晋南等地。前面谈到的陕西省临潼县雨金公社北尚寨生产队,可以代表这类地区一般水地扩大复种后的情况,而且是属于复种面积较大的类型,麦田复种面积达到85%。为了解决扩大复种后肥料不足的问题,该队已经创造了一些经验。以下就结合该队的经验和有关科学机关与群众合作试验的结果,谈谈通过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实行短期轮作,解决肥料不足的具体办法。
(1)利用晚玉米与小豆间作,同其他作物实行短期轮作。北尚寨生产队复种面积虽大,但是他们将全部复种的晚玉米与小豆实行了间作(小豆耐旱,成熟期早,可以和晚玉米同时成熟),这样每亩地即可少施两车肥,按每亩需要五车肥计算,就解决了复种作物的五分之二的肥料问题;同时后作比单种玉米茬还可增产10%。又小豆的茎、叶、荚等作为饲料或食用后,尚可提高粪肥的质量,增加肥效。利用玉米与小豆间作,还可以节省10%的劳动力,因为减少了运肥和施肥用工,而且小豆枝叶茂盛,地面荫蔽,土壤水分蒸发少,可以减少中耕次数,也省一部分工。同时高低秆作物间作,还可以充分利用阳光和空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该队经验证明可增产15%—30%。乾县烽火公社劳动模范王保京同志,几年来采用复种晚玉米与绿肥间作压青的办法,也收到良好效果。
(2)麦田套种草木樨压绿肥,是1953年天津地区芦台农场创造的。具体的方法是,在冬麦田里早春套种草木樨,麦收时草木樨尚小,麦收后草木樨起身,到草木樨高达四十—五十厘米,约为7月中下旬时,即可结合秋耕将草木樨翻压下去作为绿肥。在三十一个点上试验的结果,压草木樨后播种小麦的产量,比夏季休闲地的小麦平均增产36%;其中有的点增产62%,并在麦收后又复种玉米仍增产58%。这几年来继续试验的结果,证明在有灌溉条件的水地上,这样作是肯定增产的,与种植其他作物联系起来,就是一种很好的短期轮作形式。此外,在旱地上运用这种办法也有增产的实例,但应首先在小面积土地上进行试验,成功后再进一步扩大推广。
(3)麦田复种绿豆压绿肥。绿豆压青肥田是我国传统的增产经验。古农书《齐民要术》上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凡美田之法,绿豆至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粠同”。这说明,自古以来,绿豆压青在我国农业生产上,就是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现在的试验也同样证明了它的增产作用。据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山西农村工作队1955—1957年在山西晋南地区旱地麦田上与群众一起进行的试验,证明绿豆压青后播种小麦,比夏季休闲田播种的小麦增产14.9%—39.4%;麦收后再复种谷子,有的增产达一倍以上。这也是一种较好的短期轮作的雏形。这种短期轮作用在水地上是行之有效的,而运用在旱地上存在的问题是,倘小麦收后遇旱,则影响绿豆下种,不如前面谈到的草木樨早春下种可靠。
以上三种短期轮作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它适合复种的要求,可以在短期内完成提高与利用土壤肥力的两个过程,部分地解决了复种后肥料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
(二)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对预防自然灾害的作用及其方法
“要得富,地里庄稼开个杂货铺”,“要得发,种杂八”,“一层楼上七朵花,不收这家收那家”,这是我国农民对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在预防自然灾害,稳定农业收成方面的评价。自然灾害仍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威胁,它带来的后果是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而作物的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则正是我国农民对付自然灾害,克服农业生产不稳定性的有力手段之一。
自然灾害中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是旱灾,其次是涝灾;而旱涝灾害的形成,又主要是因为雨量的不稳定。雨量不稳定的表现,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地区间的不稳定,即此地雨多彼地雨少,或此地有雨彼地无雨;二是作物生长季节间的不稳定,即此季雨多彼季雨少,或此季有雨彼季无雨;三是年份之间的不稳定,即有湿年,也有旱年等。为了适应雨多雨少或有雨无雨这几种情况的出现,我国农民在运用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混作方面创造了很多办法,首先是在整个作物轮作周期中,把各种作物作合理的配置,如夏粮与秋粮并举,主粮与杂粮并举等。这方面湖北省襄阳专区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见《红旗杂志》1961年1期17—20页)。1960年陕西省在夏粮与秋粮并举,粮食与蔬菜并举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其次是在同一单位土地面积上采用多种作物的间作、套种、混作,以下就是几种有代表性的作法:
(1)“一层楼上七朵花”。这是陕南山区农民利用间作、套种、混作对付自然灾害,稳定粮菜收成的有效办法,在战胜1959和1960年两次百日大旱中对保粮保菜起了很大作用。具体办法就是将玉米、马铃薯、黄豆、山豆、扁豆、麻子、洋萝卜、白菜等许多种作物间、套、混种到一起。群众说:“反正老天不会一直不下雨的,有这么多样的庄稼,总会收它几料子”。
(2)耐旱与习湿作物间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谷子与大豆间作”。谷子的耐旱性在谷类作物中居于首位,而豆子则是作物中比较习湿的。因此两者间作到一起后,遇上旱年收谷,遇上湿年收豆,可以稳定粮食的收成。山东河北等地以往就有此种种植习惯。其次,陕西省宝鸡市虢镇公社西秦生产队,近两年采取了玉米与红薯间作,玉米比较习湿,红薯比较耐旱,而且两者都是高产作物,对稳定粮食收成也收到良好的效果。
(3)“林粮间作”是在山区防止水土流失,彻底战胜旱涝灾害的有效办法。它解决了林粮争地的矛盾,一方面可以保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另一方面为造林开辟了途径。造林是改造气候,防止旱涝灾害,保证农业丰收的根本措施。同时经济林本身又可带动副业生产的发展,是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途径。湖南省桂阳县门楼下人民公社,由于在大面积山坡上实行了林粮间作,就实现了粮食大增产和造林事业大发展。
(三)轮作、间作、套种、混作对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土地,争取粮菜更高产的作用及其方法
“天上飞的,空中吊的,地上爬的,地下钻的,上下都是粮菜,一亩能顶十亩”,“芝麻混杂种,上下三层楼,芝麻头上飘,蔓缠半中腰,绿豆满地爬,通风透光产量高”。这是我国农民对通过间作、套种、混作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包括阳光和空气)和土地,争取粮菜更高产的颂歌。我国地少人多的地区的农民,就是靠它取得了丰衣足食。自然的潜力是无穷的,只要你会驾驭它,就会取得更多的财富。拿日光能来说,一般植物的利用率是很低的,只不过1%—5%,在单一作物栽培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日光能都被浪费了。但是通过间作套种、混作,将高秆与矮秆,蔓生与直生,长叶与圆叶,向阳与耐荫等各种作物搭配种植到一起,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对日光能的利用率。这样,当日光照射到作物上的时候,它们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直射光,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叶面的反射光和透过光,构成一个合理利用日光能的群体结构。其次,实行间作、套种、混种,由于同一块地里的作物有深根与浅根、须根与直根以及带根瘤菌的豆科作物根,这样各层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就能充分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间作、套种、混作是争取粮菜更高产的有效措施。在这方面,我国农民也有丰富的经验,以下就是几种适用范围较广,具有代表性的方法:
(1)棉田套玉米,这是近几年来全国劳动模范、乾县烽火公社社长王保京同志与社员们共同创造的,去年已在乾县全面推广。该社仅运用这一项措施,就增产粮食几十万斤。方法非常简单,即在宽窄行播种的棉田中,每隔两个宽行(6尺)种一行玉米,株距为5尺,合每亩二百株,星散分布于全部棉田上。因玉米行株距很稀,对棉花生长基本上没有影响,而每亩地却可以增收五十一八十斤粮食。这是一项很有把握的增产措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棉粮争地的矛盾,可以在各地试办推广。
(2)京郊“三大季”。“三大季”套种间作,是北京郊区农民创造的成功经验,已有很长的历史。其中又以马铃薯—玉米—大白菜“三大季”增产幅度最大。这种作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延长作物生长时间,扩大作物生长空间。如马铃薯是比较耐早春低温的作物,可以在晚霜前一个月播种;而大白菜是比较耐秋季低温的作物,在早霜后仍可生长一个月的时间,这样一前一后就比一般农作物延长了两个月左右的生长季节。同时中间有高秆玉米与矮秆马铃薯间作可以充分利用空间。不少生产队用这种办法取得了亩产万斤菜、千斤粮(玉米亩产三、四百斤,马铃薯亩产三千斤左右,折粮七百余斤)的丰产纪录。具体方法是春分后至清明前,采用宽窄行播种马铃薯(宽行1·8尺,窄行1·6尺,株距0.9—1尺);清明后至谷雨前,在马铃薯的宽行中套种玉米,株距1·8—2尺,玉米最好留成双苗。立秋收马铃薯后,将其茎叶培土于玉米根际,作为玉米的肥料。立秋前进行大白菜育苗,处暑收玉米并移栽大白菜,到冬前收获。
(3)蔬菜连环套,“一年七熟”。这在我国的南方,已有丰富的经验;而在北方应用的还不够广泛。具体办法是,在前一年九月栽蒜,蒜地套菠菜,菠菜到次年一月收获。过清明在蒜地畦崖上点热萝卜,小满前十天可以收获。到谷雨后开始打蒜台,同时在蒜地栽灰白子,到小满前数天出蒜,夏至灰白子即可收获。谷雨前后,同时在水渠道上点苤蓝,八月中旬收获。末伏在畦内种芥疙瘩,同时在畦崖上点白萝卜,到霜降后十天左右芥疙瘩和白萝卜即可全部收获。这样一年之内粗细菜都有,而且产量可提高一倍以上。
这几种运用间作、套种、混作,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土地,取得粮菜高产的经验,我们认为是比较有启发意义的,可以作为参考;但各地在具体运用时,还要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考虑,在总结当地群众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后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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