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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安排和管理问题
  葛致达
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建设事业所需要的资金,是通过财政预算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来进行动员和分配的。财政通过征收和拨款的形式取得和分配资金,而信贷则是通过存款和贷款的形式暂时地取得和分配资金。财政收支是无偿的,收进来和支出去都不再返还
(只有少数公债和国外借款是例外);银行存、贷,则是有偿的,存款要提取,贷款要归还。财政预算是国家动员和分配资金的主要工具,国家为了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各项事业行政、国防开支都由财政资金解决;银行信贷是动员和分配资金的辅助工具,为了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周转资金和一部分流动资金则由信贷资金解决。而且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除了吸收各种存款和正常需要的货币发行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需要由财政预算资金解决。财政预算和银行信贷,都是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由于两者取得资金和分配资金的形式不同,两者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不同。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国家的建设资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增加固定资产;一部分用于流动资金,补充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扩大的需要。资金是物资的货币反映。国家拿多少资金和物资用于基本建设,拿多少资金和物资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转,是关系国家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生产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必须统筹考虑,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其性质和作用不同,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划清界限,分口管理,分别使用。非经批准不能挪用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不能挪用信贷资金作财政开支。这种区别不同性质、经过不同渠道分配和管理资金的办法,实际证明是必要的,今后应当继续执行。”(《红旗》1960年第一期第12页)(一)
财政资金同信贷资金的联系性,决定了两者必须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财政同信贷的统一平衡,曾经有过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在年初安排预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信贷平衡的问题,年度执行下来,实际有多少结余,全部留归银行使用。在下年度安排预算的时候,一般地不再动用上年结余。这样,虽说可以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需要,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自流的、消极被动的平衡方法。这是不利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的。另一种做法是:在每年年初安排预算的时候,就考虑到银行信贷资金增加的需要,由财政预算有计划地增拨给银行一笔信贷资金,来弥补银行信贷计划中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我国1957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主动的平衡资金的方法。它既可以充分地利用资金和物资支持高速度建设,又可以保持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的统一平衡和全面安排,是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平衡关系、资金供应和物资供应平衡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者的平衡,首先在于财政资金的平衡,财政平衡是信贷平衡的前提,只要财政资金平衡了,信贷资金就比较容易做到平衡。财政平衡,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财政要做到收多于支、略有结余,而不能有赤字。这里说的财政资金平衡,是指本年收入同本年支出的平衡。能不能动用上年结余作为预算支出,这要看具体情况,要看库存物资,物资多可以动用一部,但只能动用能动用的部分,而不能过多地动用,更不能全部动用。其次,财政资金平衡要考虑到信贷资金的平衡。因为信贷收入主要靠财政性存款和财政增拨的资金,财政资金平衡是信贷资金平衡的前提条件。因此,一切属于财政性开支的钱,都不应当占用信贷资金,同时,如果信贷资金支出差额较大,财政要给银行拨款,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再次,财政、信贷资金的平衡,还必须考虑物资供求的平衡。因为预算的支出、信贷的投放都要买物资;财政有赤字和可以动用上年结余,信贷收支有差额,可以多发票子,但最后都要用物资来抵付。因此,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多少要统筹安排,不仅要考虑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和劳动力,这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还要考虑物资供应的可能,在物资供应中还要考虑到有多少可供作消费资料,有多少可供作生产资料,尽力避免安排财政、信贷资金同物资供应不相适应的情况。(二)
财政资金同信贷资金的区别性,决定了两者应划清界限,归口管理。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对于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已经有一些认识,但是对于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要划清界限、归口管理的原则体会得不深,贯彻得不够。实践证明,财政资金同信贷资金是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影响的。即使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统一平衡了,如果不能坚持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归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原则,仍然可能造成新的不平衡。因为如果把流动资金挪用于搞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或者挪用于其他财政性开支,那就不但打乱了国家整个资金计划的安排,同时也打乱了国家对物资的统一安排,并且会掩盖财政支出的真相,造成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情况,出现财政收支上新的不平衡。因为如果财政上随便动用上年结余,抽走那部分已经充作为银行信贷的资金,就会造成信贷资金的不平衡。信贷资金不平衡,又会反转来影响财政资金的平衡。所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既要坚持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又要坚持归口管理、分别使用,桥归桥、路归路的原则。财政上既要堵住漏洞,又要疏浚导流,要敞开正门,堵死旁门。否则,只强调堵口,不留下出水道,物极必反,就可能乱通口子。这就是说,一切应该由财政资金解决的钱,必须由财政拿钱解决,应该由银行信贷资金解决的,就要从信贷资金中拿钱解决。无论是财政出钱或者银行出钱,各个使用部门和单位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各归各口,先收后支,专款专用;都应当按照精打细算、节约资金,先用自己的,后用国家的原则办事。银行信贷资金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及其他财政性开支。对于某些必需由银行临时垫付款的事项,也应事先经过财政部门的同意,并负责按照一定期限归还。否则就可能影响信贷资金的正常周转,也就会增加货币发行。只有划清界限、归口管理,才能适应经济生活中建设与生产的不同性质的资金需要,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效能;只有统一平衡,才能保证财政、信贷和物资供求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协调;同时也只有在严格实行归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统一平衡的作用。(三)
根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节约使用资金的要求,今后在财政和信贷工作中,应坚持国家规定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计划办事。
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必须坚持归口管理、限定用途,桥归桥、路归路的原则。凡是财政性的开支一律由财政资金拨款,银行信贷只能用作企业的流动资金方面,两者不得相互挪用,不得把银行短期周转的信贷资金用作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贷款,因为信贷资金的来源除了一部分财政拨款之外,主要是各部门、各单位的存款和城乡人民的储蓄。这些存款和储蓄迟早是要提取的。由于人们一方面陆续存入,一方面陆续提取,存入和提取在时间上总是有一个距离,而且存入常常大于提取,这就使银行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当的差额,用来发放短期周转性的贷款。如果银行把这些资金发放长期性的基本建设贷款,或者把银行贷款用来作了财政开支,使贷款不能及时收回或者根本不能收回,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存款的提取,影响其他方面贷款的发放,甚至使国家被迫不适当地增加贷币发行,影响货币的正常流通。国家规定银行信贷,除了特殊允许者以外,只能用于生产和商品流通范围,用作流动资金,钱出去,货进来,货出去,钱进来,钱和物必须形影相随,一道走路,发放贷款要有物资保证,使贷款和还款同物资的运动相适应。发放基本建设贷款,虽然可以增加固定资产,但是它不像流动资金贷款那样,能够立即得到可以用来周转的物资,并及时地把物资卖出去,归还贷款。因此,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周转物资作保证的贷款,必须实行严格的控制。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在思想上认识资金归口管理的重要性以外,还必须把企业生产上用的材料和基本建设上用的材料,也实行归口管理,分别使用,两者不得相互挪用。企业的利润留成和大修理基金,必须按照财政制度规定专款专用,不能挪用其他开支,并且要先有收入,后有支出,银行不得垫款。当然,如果信贷资金真的多了,国家可以减少一些对银行的信贷资金拨款,或者从银行动用一点财政的上年结余存款,用来多安排一些建设支出。但这也需要由国家统筹考虑,全面安排。不能看到银行的信贷资金一时比较宽裕了,就拿来搞基本建设贷款和作其他财政开支。违反了这一条,就会不适当地增加货币发行,这种发行,只增加了货币,并不增加物资,其结果就会使市场物资供应紧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生不良的影响。
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归口管理。在国家资金中,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就不能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流动资金,就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的困难,妨碍生产。”(《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26页。1944年1月解放社版)这里说明了国家在安排资金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但是,国家已经确定基本建设和流动资金计划之后,就应坚决按计划办事,绝不允许随意挪用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这是因为把流动资金用来进行基本建设,增加固定资产,就等于把某些应当流通循环的部分,凝结和固定起来,就有可能在若干部位发生停滞,造成生产和流通的中断。计划既经确定,如果把流动资金用来进行基本建设,也意味着必须在计划以外占用建设物资。而建设物资是有限的。这样作,就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来说,也许可以多拿到一点物资,多作一点基本建设;但其他地区和其他单位的基本建设却可能要受到影响,甚至还要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从全局看并不能增加多少基本建设,而只是打破国家的全盘计划,增加市场物资紧张的压力。当然如果流动资金真的多了,不是不可以进行调节的,但是这种调节必须是由国家通盘考虑,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去进行,而不能离开计划随意进行。
信贷资金的发放,要遵守有物资保证、按期归还、按计划贷款的原则,要支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要严格制止用信贷资金去搞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这是因为,商品赊销是让别人先拿东西、后给钱,预付货款是让别人先拿钱后交货。把钱和东西收回来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样会造成企业不能按时归还贷款,发生资金供应同物资供应相脱节的现象。因此,银行对商业的放款,必须使商业部门真正能够掌握物资,没有物资保证,银行就不能放款。看来,目前国家规定的停止一切赊销、预付,并且停止对农产品发放预购订金的办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银行对农业的放款,实质上是国家给农民的一种财政支援。国家每年有多少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民,财政和信贷有多少资金支援农业,都要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并且要严格掌握这个计划,不被突破。这样才能使它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和物资保证。这样银行用于农贷的钱拿出去才能够买到东西。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资金运动和物资供应的相互结合。
综上所述,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同国民经济中的其他具体事物一样,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者有其各自的特点和一定的界限。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必须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地掌握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区别的特点,在区别中掌握统一,在统一中掌握区别,自觉地利用它,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资金的效能,充分利用财政和信贷工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同群众商量办事
  而东
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为亿万人民群众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解放的翻天复地的事业,这事业是极其伟大和光荣的,同时也是极其复杂和繁重的。大范围的事业这里不谈,就拿农村人民公社一个六七十户人家、一千亩左右耕地的生产小队来说,春播季节来了,哪块地种玉米,哪块地种高粱、谷子,各下多少肥料,什么肥料,多少种子,什么种子,多密多稀,用哪种播法,以及哪些人和哪些耕畜负责哪块地,多少时间完成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要由领导上来决定;春播以后,接着来的是中耕锄草,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和秋耕,等等,每一项又都有许许多多具体问题要领导上来决定。要想把这样繁杂众多的问题每一个都决定得很恰当,是很不容易的。除了生产,还有分配,这又是一大套。为了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一般都须实行定额管理和评工计分。但是要把千差万别的农活都规定出合理的定额,把不同力气、不同技术、不同努力程度的各个成员每天应得的工分都计算得比较准确,同样是很不容易的。不用说没有经验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是对生产和领导都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也很难保证各种事情都处理得恰当。这是因为任何精明的个人,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有限的。种棉花很有经验的人,种小麦不一定很有经验,种川地很有经验的人,种坡地不一定很有经验。就是对各种农活都很有经验的人,要想及时掌握一千亩耕地上的情况变化,及时想好对策,确定出每块耕地上每天应该做什么,怎样做,及时地把一二百个劳动者中的每一个都调配使用得很恰当,也是难于做到的。集体经济所要求于领导人的非常之多,而领导人的知识经验有限,精力有限,这就是矛盾。正因为有矛盾,所以就会发生窝工,误了节令,倒茬没搞好之类的一些问题。很明显,要想把集体农业的优越性百分之百地发挥出来,就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领导活动中随时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让广大社员群众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拿出来,贡献给集体事业,把许多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变成集体的知识和经验,变成领导的知识和经验。这就是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来领导大家的事情。一二百人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当然会比两三个领导人多得多,周密得多。翻开最近几个月来各地的报纸,随手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有一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想搞播种棉花,和群众一商量,群众就告诉他哪一片地适合种棉花,哪一片地不适合种棉花,结果避免了一律种棉花必然会造成的损失。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苦于没有办法防止小麦的疯长倒伏,后来找群众商量,研究出合理施肥、合理灌水的详细办法,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争得小麦丰收。还有的是队干部向生产经验丰富的社员群众请教,找到了合理地搭配使用人力畜力、克服窝工现象的办法,找到了节约开支和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许多门路,或者制定出鼓励社员积极出勤、努力积肥的合理制度,如此等等。
为什么一经向群众请教,许多没办法的事情就有了办法,许多做不好的事情就做好了呢?这是因为群众是生产的实际担负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当地的天时、地利以至生产者的长处短处,各种作物在当地各种土壤上和其他条件下的生长规律,只有广大社员群众知道得最完全、最详细、最深刻、最具体,为任何熟悉情况的领导者个人所不及。群众知道得多,办法当然也就多。领导一个生产队如此,领导一个公社、一个县以至更大的范围也是如此。领导农业生产如此,领导工业、商业和其他事业也是如此。
遇事同群众商量决定,向群众请教、学习,不仅可以使领导者增加知识经验和聪明智慧,而且是用活的事实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真正看到自己是国家社会的主人,看到自己的知识和意志能够在多么广大的范围内发生影响,以至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他们就会更多地关心集体,关心整个国家社会的事业,把自己的目光从狭小的范围移向宽广的世界,从而更加迅速地发展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对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极其有利的。从各地报纸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凡是领导人能够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听取和采纳群众正确意见的地方,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一心一意地帮助领导人搞生产,发现领导人有什么想错和做错的事情,都能够主动地提出意见,帮助领导人改正。也正因为这样,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得非常紧密,能够大家拧成一股绳,顺利地克服各种困难,争取到农业的较好收成。
有的同志想:革命的事业是创造的事业,需要人们充分发挥创造性,以农业生产来说,我们要求的并不是保持现状,而是不断发展,但是农民群众的生产知识和经验都是些旧知识旧经验,怎么能够适应这种不断发展的需要呢?这里需要弄清旧和新的关系问题。现在农民群众的生产经验基本上还是旧经验,这是事实。但这不能使我们得出不必向群众学习的结论。新的东西,并不是从空中突然掉下来的,它是从亿万群众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群众在依照老办法进行生产当中,一步步摸清了各种作物在各种条件下生长的规律,也就有可能依据这种规律提出增加产量的新办法,比如最近几年中就有不少地方的农民用各种办法改良土壤,改变地形地势,研究培育出许多新品种,引进外地的新作物,试用新的耕种管理方法、新的农具农药和新的轮种套种办法。他们的做法,一般都是在小面积上先行试验,取得成功的经验之后,才在大面积上推广。这种改革虽然还是局部的,但也说明旧东西会孕育新东西,新东西要在旧基础上产生。试想,如果领导者们一点不向群众学习旧的知识和经验,一点不懂得农作物生长的规律,他们能够凭空想出进一步提高产量的途径和办法么?当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定一切生产的知识和经验都是不断发展的,革命者必须领导和促进这种发展;但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经过对旧东西的扬弃而实现,就是发扬好的,丢掉不好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把旧东西一脚踢开,把前人在几千年中创设的基础一口否定掉,而在某一个早晨用自己脑子空想出来的或者从外地搬来的一套新东西突然全部代替旧东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说来,这种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要创造,要发展,就只能从学习群众目前已经达到的成就、已经掌握了的知识经验入手。
为了集中社员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搞好农业生产,党中央在1957年发布的“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中就指出: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造,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要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并指出: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都在向群众学习、请教,吸收群众意见方面积累和创造了许多新经验、新办法。各地报纸上最近介绍的就有了好几种:第一种是生产队设立老农参谋部或顾问小组,各生产小队也吸收老农当参谋或顾问。这是一种比较固定的组织,在农事活动各方面参与领导。第二种是“想办法会议”、“诸葛亮会”、“神仙会”,等等。这是干部在执行政策、布置新工作,以及日常工作中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时,临时找一些社员群众来开会想办法,出席人有老农也有青年,但不是固定的组织。第三种是“三堂会审”、三结合、技术研究会之类:由干部、老农、技术员三部分人出席,研究一些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问题,口号是“技术民主”,“把技术问题交给群众”。第四种是“群众性经济活动分析”:以管区或队为单位,干部把整个财政经济状况向社员群众交代,所谓“把家底子交给群众”,由大家开会研究生产、分配、财务开支、劳力调配使用等各方面的计划、方案,比较各单位执行生产计划和用工用钱计划中的成绩和缺点,提出批评和表扬,也提出重要问题来研究解决的办法。这是一种相当完善民主办社的制度。第五种,直接把某些生产的专责委托给对这事特别有经验有兴趣的社员群众,由他们领头挂帅来干。比如让某人挂帅管高粱,某人挂帅种棉花,等等。
向群众请教的方式还可以有更多,决定性的环节是领导生产的干部真正把群众看成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把自己则看成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深厚的感情,相依为命,在向群众学习时具有完全的诚意和谦虚态度,使群众感觉到对干部说话非常方便和愉快,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提了意见就有实际的作用,而不会被当做耳旁风。只有这样,群众才愿意把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随时看到想到的一切都告诉干部,不至于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向群众学习,同群众商量办事的原则,并不是只在农业生产上适用。在我们党所领导的各方面事业中,都要求这样做。我们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是我们把人民群众看成真正的英雄,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认定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革命和建设的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这个伟大事业的实际担当者和完成者,只能是人民群众。对于群众和历史的这种看法,就产生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告诫全党同志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向群众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更把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写进自己的党章里。刘少奇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论党》)。
当然,这些话并不只是告诉我们要向群众学习,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去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革命干部的责任,就是经过虚心向群众学习,把群众中正确的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成为系统的意见,然后用来教育群众,指导群众的行动。这里体现了当学生和当先生的统一,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统一,也体现了干部和群众的统一,领导和被领导的统一。如果片面地了解向群众学习,放弃了对群众进行教育和领导群众的责任,那就要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是必须注意避免的。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经济学会
  讨论当前美国经济危机问题
上海经济学会国际经济组在1960年年会上讨论关于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问题,主要就美国经济危机的周期缩短的原因进行了争论,也对“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内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周期缩短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质基础的原理,运用来说明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物质基础,仍然有效。持这种意见的人,他们从美国折旧费用的不断增长及对自动化企业的投资等方面分析固定资本无形损耗的加速,来证明美国的固定资本更新是加快了,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现在是三、四年,而不是十年,从而认为固定资本更新的加速,影响经济危机周期的缩短。但又认为,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缩短,除了固定资本更新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质基础的提法,当时是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这个原理是适用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情况有了变化,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非常频繁,每隔三、四年就要发生一次危机,因而这个原理在今天也应有变化。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国家经济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大大下降;从而加深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更由于垄断资本集团干预国家经济造成了这次危机与过去危机的许多不同处,例如上次危机后果尚未消除,新的危机又已来临,价格基本上没有下降,固定资本仍在逐渐增加,生产过剩危机与美元危机交织在一起,货币信用仍在膨胀等,从而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特别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加深的结果,使危机爆发的快,恢复的也快,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缩短。
也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突出的因素”是由于国际收支逆差愈来愈严重,并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固定资本更新较其他国家落后,劳动技术设备也相对落后,生产成本高昂,使美国对外竞争能力降低,危机的严重性加深。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内容
有人提出,在战后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萧条和高涨阶段看不见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基于对美国企业严重地存在开工率不足,失业人数长期徘徊在四百万人左右,企业存货经常处于高峰等现象的分析,据此认为,垄断资本集团干预国家经济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每当资本主义再生产处于危机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采用人为的措施,使之回升,在回升还未达到高涨时,另一次危机又爆发了。从而在美国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中,看不到萧条阶段和高涨阶段。
另有的同志提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仍是四个阶段,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这四个阶段表现的不显著。有人认为,在战后,危机过后生产所达到的水平超过危机前生产的最高水平,就表明高涨阶段仍然存在,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四个阶段不全的特殊例子也是有的。例如,1948—194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于是就看不到萧条阶段,但这是例外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四个阶段的含义问题,有的同志对此也提出了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会上,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如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战后第四次危机还是第五次危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缩短如何用来解释英、法、日和西德的经济危机周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凯恩斯的理论对反危机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经世)


第7版()
专栏:

  低产田的成因和研究对象是什么?
  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探讨改造低产田的对象
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探讨改造低产田的科学研究中,对低产田的成因和研究改造低产田的对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江西省山区形成低产田的原因,主要是“发秋田”。这种意见是以日本大杉繁农所著“土壤化学关于发秋田的成因”的叙述为依据,认为江西省低产田的成因与日本“发秋田”的成因相同,因此主张研究改造江西省的低产田应以改造“发秋田”为主要对象。他们指出:江西省山区低产田多因花岗岩风化而成,土壤含砂酸多,缺乏铁质,初秋高温季节,土壤还原层容易发生有机物质的嫌气性分解,产生大量硫化氢,毒害稻根。同时由于磷、钾、钙、锰等养分,均流失于心土,耕作层养分太缺,稻株养分不良,“胡麻叶斑病”盛行,稻叶赤枯,导致“死禾”、“坐兜”,形成“发秋”现象,即俗名叫做“火烧禾”。他们认为:江西省改造低产的途径,应以研究改造“发秋田”为主要对象,利用深耕、增放客土(如塘泥)或铁红土、矿碴等改良土壤,培养地力,补充“发秋田”缺铁、锰等其他元素,不用含有硫酸根肥料,防止发生硫化氢毒害稻根,形成“发秋”。
不同意上述意见的同志认为,江西省低产田的成因,主要不是“发秋田”,绝大部分是由于气温较低、日照较差和冷水灌溉而形成的“冷水田”,部分是山间谷地排水不良,或泉水渗出的“冷浆田”,其中表现禾苗移栽后“发黄”、“死苗”的“发秋田”为数甚少。根据赣南、抚州地区的调查,这类“发秋田”一般只占山区低产田的0.5%左右,因此,研究江西省改造低产田的对象,主要应放在改造“冷水田”和“冷浆田”上面,改造“发秋田”只能放在次要地位。持这种意见的论点是:江西省的土质情况和日本不同。日本的土壤母质多数是火山灰,含硫的成分较高,缺少铁质,容易产生硫化氢,造成“发秋”。而江西省广大地区是红壤母质的水稻田,不缺少铁质,主要肥源又是绿肥和山青等植物性蛋白质,产生出硫化氢的可能性也不大。至于水稻叶枯,乃系真菌性病害,并非硫化氢中毒。据此,江西省今后改造低产田的途径,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抓住改造“冷水田”和“冷浆田”这一主要环节,重点放在改善水热条件,促进土壤有机物质的分解,增加土壤营养。具体办法是开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使泥脚变浅,浮泥落实,逐步种上绿肥、培养地力。其次,在长期淹水条件下的稻田,土壤胶体破坏,某些特种元素如磷、硫、钙质等缺乏,应使用石膏、石灰、硫磺的过磷酸钙等肥料,才能收到增产效果。


第7版()
专栏:

  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力量
  进行二十四史整理工作
校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是系统地整理和出版我国历史名著,为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华书局组织了国内有关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专家的集体力量进行这一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史记》和《三国志》都已先后出版,其余各史也都已经由有关单位在积极整理或在排印中。
《汉书》是由西北大学负责校点的,它和《后汉书》都已经在排印中,将在今年内出版。吴则虞负责校点的《晋书》,也已经完成了复校复点工作,目前已在整理校勘,估计今年6月底以前可以分批完成。山东大学负责校点的《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以及武汉大学负责校点的《北史》、《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初校初点工作也部分完成。山东大学还准备在今年内集中力量完成《南齐书》和《梁书》的校勘工作;两唐书由中山大学负责校点,今年年底先完成《旧唐书》的校点工作,1962年继续完成《新唐书》。新旧五代史是由北京师大校长陈垣负责校点的,今年6月底可以全部定稿。《宋史》的校点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聂崇岐担任,现已开始工作,并拟出了校点凡例。《辽史》、《金史》和《元史》的校点工作,由翁独健负责,正在筹备组织专门工作小组,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二十四史的最后一史是《明史》,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校点,郑天挺主持,今年内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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