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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在桂林街头宣传
唐士吉
1938年底，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长沙又转移到了桂林。这座被人称为“山水甲天下”的秀丽城市，当时正处于混乱、动荡之中，一天不知要响多少次空袭警报。敌机的疯狂轰炸，使街上处处都是断垣残壁，阵阵焦臭味从余烬里飘散出来。从粤汉线上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拖着混乱的步子，一群群，一伙伙，从街上走过。人们用愤懑的眼光看着他们。
一天，我和电台申主任去郊区选择电台位置回来，走进一家米粉店想买点东西充充饥。店里顾客稀少，各坐一方。墙上贴着“莫谈国事”的禁令，墨迹似乎未干，但它已经成了一张废纸。挨着我们桌子另一席上坐着一对青年人，一个是瘦瘦的身材，穿一件褐色长袍；另一个身材稍胖，穿藏青大褂，戴一副眼镜。两个人忧心忡忡地议论着。瘦个子的说：“今天撤，明天撤，撤到哪里才算一站？”胖身材的人忿忿地接过去说：“他娘的，天天喊抗日救国，鬼子从东北打到华北，又从华北打到了广西，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他妈的什么时候才救国？”
……下面的话仍然是对时局的忿恨和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我和申主任相互瞅了瞅，默默地胡乱吃了几口，急急走了出去，路上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我一直在想：人民多么需要知道抗战的前途，又是多么迫切要了解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些重大问题啊！
几天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1942年遭国民党杀害）从延安开完扩大六中全会回来路过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抓住这个机会请他给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报告。因为大家都急着想知道中央对时局的分析，所以早早地就把一间小房子挤满了。
张文彬同志知道我们这些远离延安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老家，怀念着毛主席，所以，他先告诉了我们最迫切要知道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很健康。现在延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国民党封锁区，千里跋涉，来到延安寻求真理。桥儿沟、大边沟……办起了各种大学。延河边上，宝塔山下，到处都响遍了抗日的歌声。”接着，他开始传达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毛主席的报告里谈到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如何度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人的进攻，全国无数人们都在议论着、焦思着。全国人民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全国抗战的新阶段又要求我们发表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对呀！毛主席可真了解人们的心情！米粉店里那两个年轻人的影子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多少人也像那两个年轻人一样在期待着毛主席的回答啊！
接着，他又传达了毛主席对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的指示，对如何停止敌人进攻的分析，以及对战争长期性的估计。听完传达报告，我们如同雾海孤帆突然发现了灯塔一样，对抗战的前途豁然明朗了。我在想着，如果再遇到那两个年轻人，一定用主席的话把他们的疑虑打消，使他们也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力量献给抗战事业。
在传达完报告以后，李克农同志传达了办事处党委的一个决定：为了把毛主席的思想迅速传遍整个桂林，党委决定办事处立即组织一个宣传队到街头讲演、演戏。
我们电台人员除了收发电报以外，都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街头宣传的准备工作。李克农同志亲自编写了一个活报剧。戏的内容是驳斥速胜论和悲观论。剧中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悲观论者，一个是速胜论者，再一个是我们共产党人。担任导演的是李克农同志，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排戏他都到得很早。讲演组进行宣传前的预讲比赛，李克农同志亲自担任裁判。电台人员因为年纪轻，记性好，曾受到李克农同志的赞许。只有三天，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李克农同志下命令上街演出了。
就在队伍刚要化装出发的时候，计划突然改变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空运到桂林办事处数千份。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的重要论文——《论新阶段》。李克农同志决定办事处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去卖报。
我卖报的地段分在火车站和城南的几所学校。因敌机空袭的缘故，车站附近行人很少。我真担心手里的几百份报纸卖不出去，完不成宣传党的政策的任务。人常说急中生智，我记起了在汉口时报童卖报的情形，忙清了清嗓门高声地喊道：
“谁想知道中国前途，快买一份刚到的新华日报看！”
“毛泽东主席发表重要文章：《论新阶段》！对抗战形势有精辟的分析。”
“看了新华日报，能给你信心和力量。”……
天旱盼甘露。天上降下了甘露，人们还怎么能抑制住寻求甘露的欣喜之情呢？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了过来，挤着抢着购买，在买报纸的人群中我清楚地看到了那一胖一瘦的青年人。人们边看报纸边眉飞色舞地议论着。报纸很快卖去了一多半。为了让城南的群众也能看到胜利的预言，我忙从车站向城南跑去。
城南是学校区。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当然比一般市民更为关心了。顿时我被学生们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我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只见无数只手臂伸在面前，人们在喊着：“我买一份！我买一份！”不到百十份报纸片刻被抢买一空。
这时还有很多学生围上来买报。怎么办？这时，我记起了毛主席经常说的那句“见了群众要宣传”的话，便站到一个土台阶上高声说道：
“同学们，仗已经打了十七个月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很多地方，现在还继续向我们进攻。今后战争的趋势将会是怎么样呢？这是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关心的事情。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团结、进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刚说到这里，人群中一个操着江浙口音的家伙插了话：“日本人有洋枪、大炮，几百万国军还难以阻挡，共产党区区的几根矛子，几门土炮还能取得抗战胜利？无稽之谈！”
顺着声音望去，讲话的人原来是个戴墨眼镜、穿西装的家伙。他正在和身旁的人得意地交谈着，奸笑着。这种人我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就时常见过，不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他们骨子里总是要发出国民党军统警犬的臭味来。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竟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散布悲观论点，我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根据毛主席《论新阶段》中的论点予以严辞驳斥。在我讲完时，群众中响起了一片掌声。我向刚才那个家伙站的方向望去，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溜掉了。
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往回走着，在一个偏僻的街道上被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追上了。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兄弟佩服你们共产党。实话对你说，在江西打内战的时候我和你们打过交道，当时我是个排长。那时候，我们有一百多万军队，把你们围得连盐巴都吃不上，可还没把你们消灭掉。你刚才那段话讲得太痛快了，说出了咱当兵人的话。”我紧紧地和他握了握手。我知道刚才那段话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不是因为我的口才好，而是毛主席的思想说出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心里要说的话。我对他说：“这都是毛主席的话，你回去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文章，心里一定会更痛快。”这个军官连声说道：“一定，一定。”
回到办事处时，上街卖报纸的同志都陆续回来了，大家在兴奋地讲述着自己所碰到的那些动人的事情。李克农同志听完大家的汇报，指示说：“毛主席的思想和阳光一样，照亮了桂林。咱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扩大宣传效果，宣传队马上出动。”
演剧队、讲演队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活报剧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速胜论者，人们给以轻蔑的嘲笑，对于悲观论者，人们又给以愤怒的谴责。每次讲演或演出完了时，群众都振臂跟随我们呼口号。
说来也巧，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在我从城里回办事处的路上，又遇到了那一瘦一胖的青年。这次他们脸上的忧郁神色没有了，脚步迈得又大又急，全身都好像充满了力量。因为距离稍远一点，他们的讲话听得不很清楚，我只听到瘦个子的说了这样一句：“再也不用担心逃亡了，到时候我知道该上哪里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附图片）
桂林山水 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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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学习农谚
钟汉
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在谈到他们如何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总结出一条经验：要摸清大自然的脾气。他们是怎么摸的呢？第一，从历史记载中摸；第二，从群众中摸；第三，从农谚中摸；第四，从试验中摸。为了摸清大自然的规律，他们查遍了“县志”，访遍了老农……一切可寻的地方都让他们寻到了。农谚也成了他们的学习对象。他们体会到：很多农谚是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每句农谚都反映一个规律（1月10日人民日报）。
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耕云记》中的主人翁萧淑英，这个勤学的姑娘，也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学习谚语，掌握了气象知识的。她向公社敬老院的老人们学了几百条农谚，再加上她勤于向各方面学习，果然掌握了气象规律，成了气象的主人。
许多谚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事物的一定规律性。例如就反映“八字宪法”的农谚来说，反映肥料重要性的：“肥是农家宝，无肥种不好”，“多肥倒，缺肥黄”；反映选种重要性的：“好葫芦锯好瓢，好种出好苗”，“一颗良种，千颗好粮”；反映“管”的重要性的：讲早：“要使庄稼好，一年四季早”，讲勤：“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地是刮金版，人勤地不懒”，讲收：“九成开镰，十成回仓”，“十成收，三成丢”，等等。许多农谚，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辈辈的传下来的。它反映了作物生长和耕作的一定规律性。
我们有不少同志，身在农村，经常听到农谚，但是没有用心，因此一条农谚也不懂。另一些同志不同：事事都引起他的注意，各种问题都成为他的学习对象。你看，杨贵同志不但想到群众，而且想到县志；不但想到试验，而且想到谚语。萧淑英在训练班里是个勤学苦练的好学生，从训练班回来，县委书记的一言一行，敬老院老人们的农谚，都成为她的学习对象。可以看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心”人——肯学。肯学，便必然注意通过各种办法学，农谚自然不会被放过。学习农谚，成为他们掌握自然规律的一条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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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缀言
最近因为工作需要，跑了几家图书馆，又向私人藏书中借到一批有关现代文化方面的书籍，灯下披读，感兴百端。从“五四”到现在，前后不过四十二年，由于斗争的激烈，变化的巨大，进步书刊在反动统治下几经浩劫，旧籍雕零，访求已经十分困难，偶得一卷，恍如故知重逢，往往引起许多久已逝去的回忆。解放前后我曾写过一些《书话》，于阅读之余，把想到的事情随手记下，给报纸做个补白，不过当时偏于个人兴趣，太重版本考订，没有把《书话》写好。倘能于记录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不忘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也许更有意义。现在试着写下一些新的，过去曾经谈到，而今天仍有点意思的，也想重谈一下，以补先前的不足。或作或辍，或断或续，那就要看工作和时间的许可。如果追述之间，记忆有误，而读者又不吝匡教，使现代文化的某些史料得以存真，那当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愿，恐怕也会是《书话》读者共同的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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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守常全集》
《李大钊选集》已经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全书收作者自1913年至1926年的论文、演说、杂文、讲义等凡一百三十三篇，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人必须参阅的著作。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初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的主导思想，他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对他的影响。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影响在后来的文章里就逐渐缩小，逐渐的趋向消灭。《选集》所提供的这条思想发展的线索，和1949年7月北新书局印行的《守常文集》相比，看来要鲜明得多，丰富得多。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大钊同志的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生前没有出过专集。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当时就曾计划过为他编印选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荆榛遍野，豺狼当道，又哪里容得了欢呼“新世纪”的声音呢？1933年遇难六周年的时候，北京人民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并举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在这个时候编定，原稿分上下两卷，收论文三十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记》，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识：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所谓G书局，就是为鲁迅出版《集外集》的群众图书公司。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规定要审查原稿。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守常文集》送审，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印成后自由发卖，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检查官”的笔下受刑。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C书局——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书稿送审，奉“命”唯谨。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为了避免牵涉旧案，乃改名《守常全集》（见附图），于1939年4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十年以后，上海解放，所幸纸版无恙，才又恢复《守常文集》的名称，于1949年7月印出一部分。重编《李大钊选集》的时候，旧刊散佚，搜集为难，有几篇就直接采自这一版的《文集》。至于《守常全集》，据我所知，是很少见的，我曾保存一册，说不定竟是海内孤本。1959年秋北来，临行将原书连同别的一些文献，送给了正在筹备中的上海革命博物馆，算是让它有一个妥善的下落。严寒逝矣，春华蓬发，一切政治压迫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是连曾经有过《守常全集》的这件公案，似乎也不大有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