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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和社会主义政策的实践区别开来
洪彦林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革命最科学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便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更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共产主义完成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从人类思想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标本。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尖锐对立的。共产党全部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科学共产主义与工人革命运动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都必须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斗争。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揭櫫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彻底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民主革命是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从而把民主革命引导到彻底的胜利。列宁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向经济派、孟什维克、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所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向“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都是捍卫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争取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跟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斗争。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甚至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无产阶级仍然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向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相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导致最终地废除阶级，完全战胜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中的传统影响。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改变社会经济基础，而且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彻底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是决不同旧的反动传统相妥协的最新最革命的理论，所以，它最能动员群众，而且它一旦掌握了群众，便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都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但是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必须把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当时的行动纲领或革命实践区别开来，不然便会犯政策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前一阶段，而且对于当前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来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就已在中国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曾经是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冲锋陷阵的生力军，它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的各个领域，从思想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简直是所向披靡。其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更是为准备全国胜利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当时我们就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但是由于当时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在制定革命的纲领政策和具体指导革命斗争时，决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而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尽量为无产阶级利益把革命进行彻底，尽可能地在革命成果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因为民主革命越彻底，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展得越迅速越顺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给革命运动规定的纲领路线和具体政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政权，从它的组成（三三制）和所执行的政策来看，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根据地的国营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也只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萌芽。由于当时还不是执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所以整个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本上还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当时在革命队伍内实行供给制，提倡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党内为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曾经展开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以及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的斗争，但是这仅限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并没有在党外和革命队伍之外去反对当时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个胜利，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系统地、深入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中，随着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形成风气，共产主义的思想广为传播。但是，仍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社会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还存在。因此，在这个阶段，也还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各项原则。党在这个阶段的政策，是积极地对旧社会的遗产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将来条件成熟时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好准备。所以，在这个阶段，仍然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当前社会主义阶段的纲领政策的实践区别开来。
目前，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最伟大的思想，共产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或者用群众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这种广泛的宣传和热情的歌颂，都是完全必要的和应当的。正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空前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自觉，热情澎湃地投入了当前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扬，更是将来在其它条件具备时，胜利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保证之一。但是，无论如何，在现阶段，我们只能积极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准备条件，而不能越出社会主义阶段的范围，实行共产主义阶段才应当实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只有到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的时候，社会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时代。
目前，我国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巩固人民公社的组织。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容纳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至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中供给制已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但这并不是说，人民公社目前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或者可以很快地进入共产主义了。这也并不是说：人民公社目前就应当实行全民所有制；应当取消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否定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作用，等等。谁如果这样看问题，他就大错特错了。人民公社在它的发展道路上，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不同，必须划分为几个既相衔接又有区别的阶段，从总的发展过程来说，要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大的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分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个阶段。在集体所有制阶段还要分为生产大队
（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所有制和公社基本所有制两个阶段。三年来实践证明，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组织规模较小和活动范围较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界限的时候，必须及时地变革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生产关系，建立组织规模较大和活动范围较广的人民公社，使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在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连续袭击下，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很低，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是适应目前生产力的基本状况，而且能够大大促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的各个企业之间，在人民公社的各生产队之间，在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我们提倡根据政治挂帅的原则，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提倡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共产主义的革命风格，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这也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宣传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进行这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丝毫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否认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比之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更加合理的。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原则。至于目前在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因素或萌芽，也应当同共产主义阶段的整个社会制度区别开来。这些因素或萌芽，在将来，当人民公社由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特别是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后，还会有新的增长。但是，那时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并非共产主义性质，我们仍然不能取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宣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经起了和继续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而革命与建设运动的进展，新的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又会反过来丰富与发展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先进的革命思想是指导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胜利，就没有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当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格，但是这应当同执行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具体政策明确地区别开来。也应当把以彻底改造世界观，加紧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认真钻研党的方针政策，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问题、执行政策等等，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现行政策的宣传教育区别开来。
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停顿地革命的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阶段既互相密切联系又互有显著的区别。我们既要反对不要不断革命论的右的偏向，又要反对不要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左”的偏向。我们共产党人时刻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共产党宣言》），“不要因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而忘记整体利益，不要因个别斗争阶段的特殊性而忘记整个斗争的根本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13页）；但是我们同样应当时时、事事注意从实际出发，从革命当前所处的阶段出发。我们应当时刻关怀着运动的新发展，注意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中所反映的事物的量的变化；但是仍然要照顾运动的一定发展阶段的相对稳定性，注意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所反映的事物的质的变化，而不应把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加以混淆。我们应当经常记住党的总路线、总政策，而不是只记住个别工作的路线或某一具体政策，必须在执行总路线、总政策或各项具体政策时，认真地划清在现阶段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许可做的事一定要努力做好，不许可做的事坚决不做，留待条件具备以后再做。必须分清界限，因时制宜，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立足于现实，严格做到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蓬勃地向前发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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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让调查研究的风气永远发扬下去
沙英
现在，有些同志认为调查研究是一种最正确的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于是他们一方面抱着满腔的热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尽量争取机会，走出办公室，直接同下级干部和群众见面，亲自动手，解剖麻雀，以便取得经验，由点到面，做好工作；同时另一方面积极地宣传和提倡这种作风，组织和推动别人也去做调查研究，使调查研究形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尚。这种态度当然是很好的，值得赞扬和学习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调查研究，这是领导同志们的事情”；或者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过是“一时的风气”，因此他们对于调查研究并不那么热心，就是作了也不认真，更无长期坚持下去的决心。这种态度显然是不正确的。
调查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问题，是对理论、政策和工作的态度问题，也是党性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行统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精神，也是我们从事任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领导部门，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当然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如此，就不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被领导的部门，一般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处理问题、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可以不从实际出发，单凭感想、凭主观愿望而为所欲为吗？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指出：“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同时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于不作调查研究而单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态度，认为“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由此看来，调查研究，绝不只是领导部门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所应当进行的，而是任何部门的任何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必须进行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看来，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同时实践又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在实践中认识得以发展和提高。所谓实践，就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什么真正的知识。书本上的知识，也不过是前人或别人总结人民群众斗争经验的结晶。调查研究，是认识事物的过程，它应当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从事调查研究，绝不仅限于搜集搜集材料，加以整理整理而已，这实际上是一个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不论从事任何工作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亲身参加到群众的实践中去，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多听、多看、多议论、多商量，才能摸清情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经过具体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这就是说，经过调查研究，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才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使之变为群众的行动，并在实践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调查研究的问题，就是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
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并进而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去改造世界；要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好，那就一定要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把握规律，把党的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同具体的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政策，具体地解决问题。否则，没有调查研究，闭目塞听，情况不明，胸中无数，虽有正确的政策和指示，也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那也是不会把工作做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方法问题。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绝不是“一时的风气”，大家都知道，党和毛泽东同志都历来一贯提倡这种作风。毛泽东同志经常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报告，早在1927年3月，他就发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的一切工作和著作都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1941年8月党中央曾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起，就大大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二十多年来，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所以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建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凡事皆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如果说，在某些时期、在某些地区、在某些部门的工作中，曾经发生过一些错误，产生过一些严重的缺点，那大都是因为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结果。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史无前例的异常复杂而艰巨的事业，我们对这种事业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发人深思。实践已经证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情况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群众的经验是异常丰富的，为了及时地了解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为了及时地善于总结群众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各种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干部和党员经常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只有深入到实践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才能充分掌握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得以顺利的解决，并且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从而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其实，调查研究，不仅是现在需要的，就是将来也是需要的。因为改造世界的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为了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但是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那就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过了一万年，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总有新事物、新问题出现，这些新事物、新问题是逐渐暴露的，人们受着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主观上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认识的，人们的认识总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可是为了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使认识的过程更加缩短，这就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那时候，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还有好人和坏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做一个思想比较正确的人，经常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也就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从认识论的根源来说，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不是直线地上升，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在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只要人们把其中的一个特征、一个片断稍一加以片面的夸大，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就会发生错误。列宁曾经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谈谈辩证法问题》）那末，怎样才能防止直线性和片面性，怎样才能防止死板和僵化，怎样才能防止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呢？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
总之，一方面有革命的胆略，大胆地破除迷信，不怕鬼，不怕神，永远干劲十足，处处力争上游；另一方面又有求实精神，尊重科学，认真做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条件，掌握规律。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工作者所必备的工作作风和思想风格。现在，我们既要鼓足干劲，信心百倍，发愤图强；又要大力提倡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要把调查研究形成一种制度，造成一种风气和风尚，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使这种制度不断的发展，使这种风气和风尚日益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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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学会做调查研究
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对客观事物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初步了解情况之后，得出了必要的结论，但这些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实践来证明。实践是验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得到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用这种认识来指导实践。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我们作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情况，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更好地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无论作什么工作，都必须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国民经济的极端复杂性，对经济计划工作说来，调查研究更加重要。我国国民经济是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种经济成分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性。认识这种客观经济规律性，需要积累经验。这是一项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样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只有加强经济方面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不断地总结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才有可能在比较短一些的时期内，逐步加深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摘自3月18日吉林日报：《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
调查研究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要使调查研究能够真实地反映情况，做出正确的结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
有人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几年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平静景象，还要用什么阶级分析方法，还有什么阶级问题？
这些人不了解，现在不仅资产阶级还存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结，就是农村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一些个别地方的地主富农阶级也还未打倒，更未消灭。在那里，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有待继续进行。我们调查什么？调查的是社会生产，社会的生活，社会的种种情况。我们是做的社会调查。做社会调查，不问社会是什么社会，岂不是闭塞眼睛捉麻雀？我们的社会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也的确是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是剥削阶级尚未消灭净尽的社会：有资产阶级，有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等等。这就是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事实。社会上存在有阶级，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做调查，正是最客观的方法。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是做不出正确的结论来的。例如，到农村作调查，碰到一大堆问题：自留地、家庭副业、养猪、公共食堂、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等。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讲，同一件事，同一地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我们是听谁的，以谁为准，肯定谁的，否定谁的？难道，仅仅把这些纷纭杂乱的材料，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交到领导机关就算完事了吗？难道不应该整理一下，根据客观的实际给他们下一个断语吗？在这里，肯定，否定，以谁为准，下断语，都要有个方法，要用一定的阶级的分析的方法去处理它。不然，就无所谓调查研究。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阶级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都要反映自己的阶级地位、要求和看法。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正是这样，才会出现同一地点，同一件事，两样说法，两种结论的情况。所以，看问题需要有阶级的观点。
（摘自北京《前线》1961年第五期石思平文）
“解剖麻雀”是调查研究的好方法
学会“解剖麻雀”，对我们做好工作，意义很大。一个领导者，从看材料、听汇报、召开会议来了解情况，这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况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还是亲自动手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这不仅是因为亲自作典型调查、亲自解剖几个麻雀能使领导人员正确地判断从看材料、听汇报、召开会议中了解的情况，而且还在于只有“解剖一只或几只麻雀”，才能更直接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规律，心明眼亮，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才能判明情况，不致人云亦云，摇摆不定；才能使领导工作更加踏实细致，有效地指导一般单位的工作，不犯官僚主义的毛病。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
“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调查一个或几个单位，决不是仅仅为了解决一个或几个单位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就认识过程来说，人们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概括，进一步认识一般事物的共同本质。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之后，又以这种认识为指导，继续去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一般本质的认识。把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相结合，“蹲点”和“转面”相结合。下马看花、“蹲点”，就是“解剖麻雀”，它可以深入了解情况，分析问题；走马看花，是大略的调查，它可以了解全面轮廓，观察事物的动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突破一点，先行一步，可以摸清情况，了解事物的一般规律；取得经验，树立榜样，带动全面。对面的了解可以加深对点的了解，面的经验又能弥补点的经验的局限性，丰富与充实点的经验。因之，只有把个别与一般、点与面结合起来，才便于比较，取长补短，对情况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使工作经验臻于完善。我们既要抓点，又要抓面，点不能少，面不能丢。抓点的目的是为了带面，如果固守一点，而不去推动全面，试点就失去了意义。点面结合，个别与一般结合，这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解剖一个麻雀”，作典型调查，虽然可以发现事物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条件和情况的不同，这种认识和了解，还会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只有具体的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个典型调查只能了解到同一类型事物的基本情况，认识它的基本规律，而不能了解这一类型事物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在作了典型调查掌握基本情况之后，还要注意特殊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摘自3月14日吉林日报：《略谈解剖麻雀》）
要虚心向群众学习
要做好调查工作，必须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必须向农民请教，向老农请教，把他们当作“可敬爱的先生”，向他们调查每一种作物的特性，每一丘土地的特点，每一种农活的要求，才能学到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学会领导生产。不光是听正面意见，还要听反面的意见，这也是一种考验。是自己的看法说服了反面的看法？还是反面的看法推翻了自己的看法？是你的意见符合真理，反映了群众的要求，还是反面的意见符合真理，反映了群众的要求？这一切，拿到实践中去，拿到群众中去，很快就能够检验出结果来。总之，我们不仅要了解赞成意见的一面，也要了解反对意见的一面；不仅要了解过去的一面，也要了解现在的一面；不仅要了解缺点的一面，也要了解成绩的一面。“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摘自3月15日南方日报：《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