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儿童认识过程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
刘静和
教学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教材教法等措施提高儿童的认识能力。因此，深刻地揭露儿童认识活动的规律，对于提高教学的效率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关于这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大跃进以来，即与有关学校协作，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的工作。现在，我们根据这些实验研究的结果，来对关于儿童认识过程的若干问题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儿童在学校中掌握知识是经过两个过程的，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际应用。教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直观、语言和实践作业等教学手段，促进这两个过程飞跃的完成。但是，由于学习的对象（如数学、语文、科学知识等）的不同，以及思维着的主体的主观情况（如儿童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的不同，完成这两个飞跃的情况也便不同。那末，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掌握各部门的知识的过程中，要有哪些具体条件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两个飞跃呢？我们在实验中初步地摸索到一些经验，即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必须分析教材性质，抓住主要环节。
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形象、词和智力活动经常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随着学习的对象和思维着的主体的主观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首先应注意到的是客观对象的性质。儿童的认识活动随着认识对象性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我们的实验结果说明，在儿童掌握数概念的过程中，需要从实物出发。但是，过多接触实物对数概念的抽象，反而会起消极作用（呈现十九次实物，反不如呈现五—六次，更能使儿童容易抽象出数的概念）。至于对词的掌握，情况则恰与此相反。虽然词本身已是概括了的抽象，但是必须使语音与实物多次联系，才能在儿童的思维中起概括的作用。因此，由于学科的性质不同，采取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不仅这样，由于同样原因，在同一学科中也因材料性质的不同而有采取不同教学方法的必要。例如，在学生掌握词汇方面，对于名词，使儿童多与实物接触，就能够使他们易于掌握（在掌握“书”这一词时，儿童拿书、翻书，比只看着书掌握得快）；但是对于形容词如颜色等，则使儿童多次接触实物，反不如多次呈现各种带颜色的东西或图片使他们掌握得更快。可见分析学习内容的特殊本质，抓住它与学习者相互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缩短认识过程的有效办法。
正是因为这样，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也要抓主要矛盾。但是，学习汉字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字形还是字音抑或两者是相互结合的呢？实验证明，一年级学生按字形归类，一节课可以认识三十五个字；按字音归类，则只能认识二十五个字左右。另一个实验又证明了单独按同音归类或按同形归类或看图识字都有其局限性，只有三者互相配合并以字形为主，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一般常用字的字音和字义已为儿童在生活经验中所熟知，而字形在儿童的认识过程中则是一个新的因素（也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字形与字音在儿童脑中还没有形成联系。以上的一些研究也说明了学习汉字的“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原则是有缺点的，就是它使汉字主要矛盾不突出，以致使学生不能掌握汉字结构的规律，因而学得不快。至于为什么集中归类认字教学符合于儿童的认识规律？利用类似联想、对比联想是怎样提高感知觉的效率的？其生理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必须根据儿童特点，启发儿童的积极思维。
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是与儿童年龄有关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只有极少数的五岁儿童能够掌握因果联结词（如“因为……所以”），少数的三—四岁儿童能够掌握空间关系词（如“在……上面”，“在……旁边”）和“五”的数概念。实验结果说明，在掌握因果联结词方面，教学对于三岁儿童没有效果；在掌握空间关系词和“五”的数概念方面，教学大大提高了三岁和三岁以上儿童的认识水平。但是，三岁儿童掌握“五”比较吃力，而四—五岁儿童则很快就可以掌握。在五岁和六岁儿童的英语教学试验（尚在进行）中可以看出，五岁儿童在发音矫正方面较易（在喉头肌肉电记录上也可以看出年龄上的差异），其他如发音的难易和词的记忆等也都随着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我们对学科间相互关系问题的实验中初步看出，在语文课内提前教学生学习说明数量关系的词，对于掌握算术是有帮助的。
根据以上实验研究，我们认为每个儿童的发展水平，在具体的条件下和一定的时间内是有相对的限制的，但是这个限制可以随着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既要遵守这个限制，又要在可能条件下突破这个限制。但是，究竟这些限制是什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突破限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探索。
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曾经对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作了一些实验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解决的意见。
学习对象的阶段性与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数学本身是事物的数量关系的抽象，但是不同年龄的儿童，其掌握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在掌握数概念及简单运算时，年幼儿童要依赖由直观的实物的表象过渡到抽象的概念。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就幼小儿童说，表象是过渡到抽象的一个重要环节。及早利用表象，可以促进儿童不拘泥于具体实物，而迅速掌握抽象的数。例如，在西单一中心小学的六岁实验班中，我们用八个信封和五个信封投入实验用的小邮箱中，要求儿童运用为他们所感知过的八个信封和五个信封的表象来进行加法运算，这比直接用八个信封加五个信封摆在儿童面前使他们进行加法运算更为有效。但是，对中、高年级的儿童如还用表象使他们进行运算，那末表象就反而起消极作用了。实验也表明，解决应用题的有效方法是找出未知数，用Ｘ符号标志，再按所给条件来列出数与数之间关系的方程。在学习数学的规律时，利用符号如Ａ、Ｂ、Ｃ代表数字来说明数量关系，比用数字时掌握起来更为容易，因为在从数量的关系抽象概括出数学规律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不受数量大小的限制的影响（用具体数字的一组儿童，时常因看到“8”比“5”大，而把和差的关系也弄错了）。
儿童对事物的内在联系的掌握水平，除了与他们的年龄有关以外，还与他们的生活经验有关。我们曾对3—7岁的儿童进行过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结果说明，小商贩家庭出身的儿童的数概念及运算能力的发展情况比大学教授及职员的同年龄的儿童好得多，这说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活经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儿童过去经验的利用。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还需要注意经验的改造。因为掌握新概念经常要以人的过去经验为依据，在新东西产生的过程中经常要对旧东西加以改造。例如，我们在西四中心小学一年级班，实验儿童掌握加法应用题，发现儿童把生活经验中的“鸟飞走了”这一个减少的概念与应用题所问的“共飞走了几只鸟”这个加法概念混淆起来，以后经过用实物的演示指出“一共多少”是这个应用题的主要问题，就使儿童易于抛弃旧联想，形成新联想。至于高一级的概念，如在是非和道德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就更需要将日常生活经验加以改造了。
利用什么中介环节（如图片、实物、表演、口头说明等），即主要利用儿童哪些分析器官（如视觉、听觉、运动觉等）和利用大脑皮质怎样的活动（如对比分化、联想综合等），才能使认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呢？这也随着认识对象的性质和儿童的特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我们协作单位之一）研究了二岁以下婴儿在运动分析器参与下对词的掌握的情况。结果证明，让儿童多次用手接触实物，对促进儿童掌握新词有很大的帮助。又如学习“红旗”一词，把红旗挂在墙上让儿童看，须教多次才能使儿童掌握；而当让儿童手中拿着红旗舞动时，教师教一次，儿童就能掌握了。但是，我们的实验（对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岁儿童），同样地结合儿童的运动感觉来帮助儿童学习新词，其效果却并不明显。另一实验（预试实验）还说明，用图片与词相结合来帮助儿童掌握新词，其效果在某些方面反比单用实物为好。例如，对“图章”这个名词进行教学，儿童反而能掌握其本质特点——“刻有名字的小木块或石块”；而用具体东西教学的儿童，却只认得用作为教具的那一块图章。用图片教学的效果，在四岁儿童身上比在三岁儿童身上又较明显。一般地说，对动词的掌握在学前阶段的各年龄儿童说来，有运动分析器的参与（如作卷纸、插秧等活动对学习“卷”、“插”等动词）都较有效；对颜色形容词的掌握用对比的方法，使新的概念与已掌握的概念作正、反的联系，掌握起来也较容易。但是，这些都只是尝试性的研究，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儿童认识过程中，成人的词的帮助有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在学前儿童掌握数概念时，他们对于物体数量多少的认识往往受到物体空间排列形式的影响，如同样十五个小汽车聚积在一块时常被误认比分散时要多。但是我们的实验说明，如果成人用概括的一句话向儿童指出“凡是数的数目一样，它们的多少也就是一样”来帮助儿童，则三岁的儿童也能摆脱这种空间知觉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词的调节作用，是具有第二信号系统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反映活动的根本不同点，这是人类认识的过程可能达到高度的抽象概括的基础。但是，对于哪些知识部门和哪些年龄儿童应该怎样利用成人的词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则还是需要继续研究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分析教材、组织内容和了解儿童，从儿童的实际出发，是成功教学的必备条件，也是提高儿童的认识能力的有效方法。但是，这些条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儿童的积极性。实验证明，思维积极活动的状态不同，学习的质和量也便有不同。至于怎样才能调动积极性？什么时候产生积极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了解不多。但是，我们根据在实验过程中的初步观察，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推想。（一）使儿童对学习的社会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可以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例如我们在景山学校一年级进行英语教学，起先对这门功课学习的目的性和重要性没有交代清楚，儿童认为英语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语言，都不愿学；后来教师反复向儿童说明学习外语其中包括英语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把学习任务交代明确，可以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例如在劳动课中，当儿童一入车间时，我们就将产品的社会意义交代清楚，对当天的产品要求指标和注意事项也作了详细说明，儿童的积极性就显著地提高。（三）使教材和教法适合而又能发展和提高儿童的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不过分困难而又有稍高出于儿童原来水平的东西），可以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例如，从具体的事物到抽象的概括对于儿童往往是有困难的，但是突出了表象的过渡阶段就可以促进儿童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教学效率。缩短算术教材的循环圈，打破了十以内的循环，及早进行超十加法，会提高儿童的积极性。此外，教规律、讲方法、留任务，以及师生边讲、边问、边答、边评等等，也都可以促进思维的积极活动。
关于儿童的认识过程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本文都没有加以讨论。儿童认识过程的问题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教学改革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上所列举的实验研究仅是极初步的，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我们的经验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忌孤立地进行，而必须结合教学工作。在总的方面，必须体现教学改革精神，在解决儿童全面教育问题的同时，总结出关于儿童认识过程的规律。至于研究方法，可抓关键年龄的儿童，如二岁前后的儿童（开始掌握语言的时期）、六—七岁的儿童（入学的年龄）、九岁左右的儿童（入队及可以正式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和十一—十二岁的儿童（接近青春期），来研究某些认识过程的转折点，如儿童如何从不会掌握是非概念到掌握是非概念，又由掌握概念到正确运用概念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转折点等等。一般地说，可以就一两个主要学习问题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例如，关于掌握语文的问题，可以从学前儿童掌握词汇起到学生掌握古典文学，安排几个关键点作重点研究。但是，对某一个深入的问题如儿童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或直观教具与词的相互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对某些大脑发育不全的、聋哑或失明等有特殊情况的儿童来作对照研究。
我们的工作还在开始阶段，以上看法还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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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克朗纳的论著看新黑格尔主义的晚近趋势
贺麟
新黑格尔主义是从右边去解释、发展、歪曲、利用黑格尔哲学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时期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
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约四十年内新黑格尔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占压倒的统治地位。英国的重要代表有格林（1836—1882）、布拉德雷（1846—1924）和鲍桑凯（1848—1923）等人，美国的最大代表为鲁易士（1855—1916）。这个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是为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本主义和正在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服务。
第二期的新黑格尔主义盛行于第二次大战前的意大利和德国，它和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有直接联系。意大利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为克罗齐（1866—1952）和金蒂勒（1875—1944）。德国黑格尔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克朗纳、格罗克纳（两人现尚活着）、尼可拉·哈特曼、拉松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目前这一二十年内活跃着的新黑格尔主义可以算作第三期。它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走向没落和崩溃，反殖民主义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代为垂死挣扎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美国有耶鲁大学教授布兰夏尔德（著有《思想的性质》二巨册），在英国有牛津大学麦尔敦学院院长缪尔（先后著有《黑格尔导论》、《黑格尔逻辑学研究》及《从真理倒退》三书）、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诺克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及《早年神学论文集》的译注者）。至于在第二期内即已活跃的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霍金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到美国讲学的克朗纳，他们晚近的言论著作也可列入第三期。
晚近克朗纳与霍金在美国一唱一和地明确提出“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口号，在英国缪尔在近著《从真理倒退》一书中和诺克斯在评论缪尔的书中均提出：“近代哲学的真正问题是超出康德和黑格尔前进一步的问题”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方面表明新黑格尔主义者企图重新抬出康德和黑格尔的旧招牌作为武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表示他们对其他正在盛行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由过去退居守势的地位转而进行反攻，指责其他流派为从康德、黑格尔所发挥的“真理”倒退了一步。
“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超出康德和黑格尔前进一步”就是当前新黑格尔主义者大吹大擂的主要趋势。
本文单就克朗纳最近的言论著作加以简略的介绍和评论，借以看出新黑格尔主义怎样陷入了反理性主义、不可知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克朗纳（1884—）是第二次大战前德国黑格尔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曾作过“国际黑格尔协会”的主席。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一书（共两卷，先后在1921、1924年出版）是这个运动的主要著作。这书的特点在于（一）把从康德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说成是从源泉到大海的过程，把康德哲学看成黑格尔哲学的准备，把黑格尔哲学看成康德哲学的直接继承、完成和问题的解决；（二）强调黑格尔整个哲学都是“精神哲学”即“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也都被看成精神哲学的不同方面；（三）特别突出地宣扬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理性主义的。他说，“作为辩证的、思辨的思维本身就是反理性的，亦即超理性的。”又说，“黑格尔是反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是辩证法家，……因为辩证思维是理性—反理性的思维。”（《从康德到黑格尔》第2卷第272页）这就是说，他要把帝国主义时期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反理性主义包括进他的新黑格尔主义之内，借以“扩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或唯心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朗纳移居到美国，一直在美国纽约“联合神学研究院”任教。在1948年出版的英译本黑格尔著《早年神学论文集》里，克朗纳写了一篇长序，题目叫做《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在这篇序文里，他首先认为“黑格尔通过发现耶稣的灵魂，发现了他自己的灵魂。”其次他认为总的说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生命逻辑”，因为“生命是对立之所以产生和得到消解的媒介”。但分开来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同样说是：（1）“精神的逻辑”、（2）“理性的逻辑”、（3）“直觉的逻辑”、（4）“有、存在、实在的逻辑”。（第3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生命逻辑”和“直觉逻辑”是想把黑格尔与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里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有、存在、实在的逻辑”表面上是对的，但其实际用意是想把黑格尔与近来极其盛行的反理性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存在主义联系起来。所以他说：“不是基尔克戈尔德，而是他的伟大的老师黑格尔，才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必须指出，最近在西德和法国有一大批存在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他们都企图把黑格尔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朗纳正代表并反映了这一反动趋势。
此外克朗纳复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进行歪曲，强调它的神学意义。他说：“精神现象学是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的自传。”“精神现象学可以叫做心灵向往上帝的旅程。”“精神现象学对基督教教条给予了一个深刻的重新解释。”我们承认黑格尔哲学中的确有须加彻底批判的浓厚的宗教神学思想，费尔巴哈曾揭露“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本第115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也曾斥责过黑格尔的“思辨的创世说”。但是，克朗纳却把黑格尔歪曲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并宣扬和夸大其神学思想，向读者推荐，借以“扩大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正表明了新黑格尔主义者只抓住了黑格尔体系中腐朽、死亡、反动的东西，而丢掉了它里面的合理的东西。
克朗纳曾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想像的宗教功能》，这书我们还没有读到。不过在1949年在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对民主生活的关系会议”的第十届座谈会上（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二百多人），克朗纳曾宣读了一篇《关于宗教的想像》的论文（见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对麻烦的十年的透视》一书，1950年，纽约）。他自称这篇论文把《想像的宗教功能》一书中的许多论点“讲得更清楚，同时并解释了别人对这书的误会”。这篇论文在这次会议中曾引起最热烈的讨论，发言讨论这篇文章的美国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有十人之多，其中有些人曾发言两三次，甚至到六次。在这篇论文里克朗纳提出用“宗教的想像”从认识论方面去“扩大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下面是对这篇文章简单的评介。
克朗纳首先从反理性主义出发，宣布哲学史上“野心最大的体系制造者”黑格尔的理性思维的破产，然后进一步公开宣传康德式的不可知论，他说：“黑格尔的巨大冒险失败了，因为理性只有不超出它的限度、不试图同宗教的想像较量长短，它才会保持它的尊严，它才会有独立自主的特权”。他跟着康德强调“理性永远应该对自己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从不可知论出发，提出他的“康德黑格尔优劣论”说：“尽管有不少的成见和缺点，康德比起黑格尔来是更为伟大”。于是克朗纳也像其他许多新黑格尔主义者一样，老是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绕圈子。他过去无批判地宣扬“从康德（发展）到黑格尔”，现在又无批判地转到“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他所谓“理性对自己采取批判的态度”就是指走康德的以不可知论为内容的“批判哲学”的老路，即理性自己批判自己，自己限制自己的范围，认物自身不可知，以便为宗教保留地盘。在我们看来，理性诚然应该是批判性的，不过理性首先应该对剥削阶级以及对替剥削阶级服务的宗教、上帝、反理性主义采取批判态度。理性也有自我批判，理性的自我批判，是在通过实践反映客观世界的矛盾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理性不是通过自我批判而限制自己的范围为宗教保留地盘，陷于不可知论，而是通过自我批判，提高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主观能动的力量，更好地深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克朗纳回到康德的不可知论，完全是从神学和宗教出发，借以在认识论上建立他的“宗教的想像优越于理性”的根本论点。所谓宗教的想像他又叫做“天启的想像”或形成天启的知识的能力。这种神秘的先验的基于宗教想像的天启知识，克朗纳却认为具有重大的“实践目的：它提供人以道德的教育和精神的解救”。此外，克朗纳还企图通过想像去“拥有”神秘的、无矛盾斗争的统一。他说：“想像与理性的思维相反，它拥有存在的整体：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理想与现实。存在与非存在、永久与变化、心灵与自然。——它拥有经验中两个极端的统一”。——这就是说，不运用人的理性思维去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不从实践斗争中去揭露、分析、解决矛盾，寻求统一，而企图逃避到脱离现实的先验的宗教的想像中去掩饰矛盾、去“拥有存在的整体”。这种基于宗教想像所拥有的整体或两极端的统一决不能冒充辩证法而只能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便认这种没有矛盾的整体或神秘境界为绝对。
他进一步反对费尔巴哈道：“费尔巴哈的学说完全忽视或破坏了想像的宗教作用。……这个学说忽视这一事实，即理性不能解决最高问题而宗教的想像至少提供一个解决。”并且还说，关于上帝的“最高知识是思维的心灵、科学和哲学所达不到的。”因此只有依靠“宗教的想像”才能达到。
许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发言肯定克朗纳所谓“理性不够用”（即不可知论）的论点，但同时也怀疑他所说的“想像的充足与完善。”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的人格主义哲学家布赖特曼和“绝对的人格主义者”霍金都对克朗纳备加赞扬。“扩大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好像就是这次座谈会讨论他这篇文章所得到的结论。
当帝国主义走向死亡的时代，回到康德的不可知论，坚持宗教的想像优越于理性以为传统宗教作辩护，捧出宗教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种种腐朽的东西来替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服务，这就是当代新黑格尔主义者所吹嘘的“扩大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内容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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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
白寿彝
“后来居上”这句话，我们听得很熟了。这句话的出处是《史记·汲郑列传》。当年汲黯很不满意汉武帝任用大臣的办法，说过：“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汲黯的话有点发牢骚，但用在学术研究上，却能说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条真理。无论一门学问有多末深或多末浅，一门学问有多末久或多末新，你想在这门学问上“后来居上”吗？总离不开这个“积”字。不注意一门学问的积累过程，不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却要想平地起高楼，这种作法总不能算是对头。人家已有了研究成果，你不加以利用，从已达到的水平上继续提高，却要从头作起或另起炉灶，岂不是有点走冤枉路？
治学要讲究个“积”字，荀子在著名的《劝学篇》里就已经说到了。他说得好：“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但汲黯的话却说得更好，学问的发展真像积薪一样，要在已达到的水平上，一步高似一步，一层高似一层。你在学术上要立雄心大志，不在于要平地起高楼，而在于能在别人已积的薪上再增加一些新的薪，能把这些薪积得高一些，同时也让别人好在你的成绩上更有所增加，把薪积得更高一些。汲黯虽说的是一句牢骚话，我看，却值得咱们玩味哩。当然，“积薪”也只是一个比方，治学决不会像积薪那样简单；在学问上提高一步，决不像添一块柴那样方便。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劳动。但要像积薪那样，从已达到的水平上继续前进，这总没有问题吧。
从咱们史学界来说，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工作必须作。一方面是关于基本文献的分析，这里面可以包含对经典文献、历史文献和历代论述的分析。又一方面是关于各个专题的不同成果的分析，这里面可以包含对有关史料上的分析、有关理论上的分析和有关逻辑上的分析，要肯定成绩，要指出错误，也要善于发现论证并不充分但是值得发展或讨论的合理的胚芽。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也不能把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包揽起来。但属于他专题范围内的基本文献和已有的成说，他决不应该不进行系统的研究而采取随随便便的态度。他提出的新的见解，应该是在作了这样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当然，这样作就要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但在这样的工作上费些时间和精力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样作，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工作“后来居上”，也有利于你的继起者“后来居上”。这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办法，而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
也许有人说，在某些专题的研究范围内，文献浩繁，新说层出不穷，怎么办呢？我想，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没有掌握丰富的材料，研究足够的文献是不可能做出成绩来的，但是也不可能等到把所有的文献都研究完了才开始作分析、作结论。你总是一边研究文献，一边研究已有的成说，一边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此后，你又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修改并提高自己的理解。这个过程可能占好多年的时间，也可能占不太多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到工作开始的一段，必须分析研究基本文献，分析研究主要的说法。这里说的是基本文献，不是说的所有文献；这里说的是主要的说法，不是说的一切说法。如果你不愿这样作，而习惯于比较随便地用材料，并对已有的各种说法采取不大理睬的态度，作为对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来说，我看，这种作风是要改变改变的。
对大学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作学术论文，特别是作毕业论文来说，我看也可以提出这样的希望，就是在论文里包含三个部分：1、对最基本文献的分析。2、对主要说法的分析。3、提出自己的看法。选题要具体，范围要有适当的限制，但这三个部分却必须具备。
咱们必须投下扎扎实实的功夫，必须真正地把薪一块一块往上添，才能使薪越积越高，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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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声的音乐和无言的哲学
冯友兰
最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又有了新花样。最近，在伦敦的“威格—摩尔”大厅举行了一场“抽象音乐会”，由一个号称“抽象音乐大师”的汤玛斯·波尔德“独奏”钢琴。只见他双手飞舞，怪态百出，但是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弹出来。后来，“大师”又和手持无弦提琴和没眼黑管的两个“演奏者”合奏了一曲“三重奏”，依旧是一出哑剧。
据这位“大师”宣称：“这是最新的音乐概念，只能从‘音乐家’的动作与表情上欣赏”。台下那些赶时髦的老爷太太们，虽然看得莫名其妙，但是为了表示自己懂得“抽象音乐”之妙，居然还是掌声大作。
我们不知道这些“音乐大师”们的“最新音乐概念”有什么具体内容，但是，照上面的报道看起来，他们的最新概念和庄子所说的“昭氏之不鼓琴”是一类的东西。他们所用的没有弦的提琴跟陶潜的无弦琴是一类的东西。没落的阶级，在日暮途穷的时候，拿不出来真实的东西，只可以用虚无替代真实，用幻想替代实际，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寻找安慰。他们的最新概念，并没有什么新，是古已有之的。
这一类的东西，在中国过去封建社会中，还多得很。不但有没有声音的音乐，还有没有言语的辩论。有两个禅宗的禅师，开了一个辩论会。规定由一个禅师提出论点，由另一个禅师进行辩论。这个禅师，往那里一坐，好久没有说话。那个禅师说：“你的论点是什么，提出来我好辩论。”这个禅师说：“我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你不懂，你输了。”辩论会于是就结束了。原来这个禅师，是以不说话替代说话。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人到一个庙里去参观，庙里的和尚对于他毫不理睬。同时来了一个大官僚，和尚们对于大官僚非常巴结。这个人心里很不平，等大官僚走后，他向和尚提出质问说：“出家人以平等为本，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势利眼光？”和尚说：“你有所不知，照我们禅宗的道理，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这个人上去把和尚打了一巴掌。和尚说：“你为什么打人”，这个人说：“你有所不知，照你们禅宗的道理，打人就是不打人，不打人就是打人。”
对于所谓“抽象音乐”的大师，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他的问题。
有人可能觉得，拿现在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思想跟庄子和陶潜相比，未免抬高了它的价值。我原来也这样想。其实这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怕这样一比就抬高了现在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观点，而是怕这样一比就降低了庄子和陶潜的腐朽思想。其实这些腐朽思想都是没落阶级的意识的反映，本来就是一类的东西。
当然陶潜的诗有其积极的一面，像《咏荆轲》那一类的诗，也是很激昂慷慨的。但是，封建社会中的隐士，都有消极的一面。陶潜的无弦琴就是这一面的表现。
一个阶级，在它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意识。它有什么意识，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就有不同的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没落阶级的意识必然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反映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
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抽象音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庄子。假如没有这样的实例，我们还以为像郭象那样对于庄子的解释，不过是随便谈谈，不可能实有其事。我们对于庄子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现在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有进一步的认识。它在现在所处的地位，正是和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所处的地位一样。它只有一天一天的烂下去，以至于最后的灭亡。“抽象音乐”就是明证。
无言的哲学是哲学的终结，无声的音乐是音乐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