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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务·政策·作风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任仲夷
任务、政策、作风三者密切结合，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积累起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实现党的任务，要求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作风；党的政策是为实现党的任务服务的，同时又是衡量任务完成得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而正确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则是正确贯彻执行政策和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这三者的密切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党领导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继续运用和发展这一经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党的任务和党的政策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我们党来说，从来没有不带政策的工作任务，也从来没有不带政策的实际行动。党的总路线，就是党的总政策，也就是党的总任务。党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也都有各个方面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总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理论，不间断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每个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路线、总任务，同时也分别规定了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等方面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又规定并且公布了整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这就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同时也规定了肃反、思想改造、反右派斗争、整风以及农村中的整党、整社等方面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当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经济战线上（主要是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而且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党又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光荣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党还规定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我们党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科学文教和发展、巩固人民公社等方面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党的这些路线、任务和方针、政策，都是我国人民利益的集中所在，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每当我们党提出之后，总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由于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了每个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遵循的方针和政策，并且经常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因而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迅速地向前发展，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一致性，犹如火车行驶不能离开轨道，船只航行不能离开航线一样，要完成革命或建设任务，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并正确地执行政策。例如，我们要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与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的方针和其他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些方针所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我们要完成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就必须坚持和正确地贯彻执行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四固定”（即把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四项固定在生产队使用），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等生产和分配的政策。为了鼓舞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不断高涨，我们就必须认真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以及一手抓生产（工作），一手抓生活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①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些同志所以犯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都是离开了或者违背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结果。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服务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地变革了旧的生产关系，解除了旧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取得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告诉我们：“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③。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当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原来的生产关系就还有生命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积极作用，因而就不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律，企图用更新的、需要以更高的生产力做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当前还有生命力的生产关系，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也是根本办不到的，即使勉强办了，其结果也是不会好的。当前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最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制度。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生产和分配制度，也都是根据当前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广大社员的觉悟程度制定的极为重要的政策。这些制度对于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任务的顺利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任何企图过早地否定这些制度，混淆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和公社基本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都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工作任务和所规定的各种政策之所以正确，所以有这样大的威力，就因为这些任务和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又适合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既代表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因此，我们党的路线、任务和各种政策一经制定和公布出来，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
毋庸置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每个时期所提出的任务和所规定的各种政策都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有了正确的任务和政策还不够，还必须经过人们的实践来保证它们得到正确的贯彻实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④就这个意义来说，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于顺利地完成任务和正确地执行政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那么，怎样才算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呢？主要的就是要看贯彻执行的结果是否确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确实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否确实增进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执行的结果，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并且更加增进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那就证明：不仅任务和政策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作风和方法也是正确的。反之，如果在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引起了群众的埋怨和不满，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不利的影响，甚至遭到破坏，那往往是因为在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的作风和方法上有缺点或错误。譬如，在工作中不善于进行调查研究，存在着单纯的任务观点；在作风上不善于发动与依靠群众，不善于向群众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往往采取简单生硬的方法，等等，这都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表面上“完成了任务”，但是由于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出了毛病，因而损害了党和群众的长远利益，这实质上是没有真正完成任务。那么，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从而正确地完成工作任务呢？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必须把任务、政策、作风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完成任务，执行政策，必须实事求是，既要强调原则性，又要强调灵活性，使原则性与灵活性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⑤我们所以要强调原则性，是因为：我们党所确定的任务和政策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是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深刻反映，其基本精神和要求对各方面都是适用的，因此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否则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所以要强调灵活性，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地区与地区之间条件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式不应该强求一律，必须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和方法去进行工作。当然，对于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不允许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尤其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而对党的政策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我们在执行党的各种任务的过程中，都必须原原本本地、不折不扣地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任何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执行党的政策的现象，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完成任务，执行政策，必须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在每个时期所提出的任务和所规定的各种政策，不仅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只要我们善于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党的任务和政策与广大群众见面，就能够把党的任务和政策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的行动，从而很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同时，我们党所制定的政策和对政策的执行是否正确，只有通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才能得到验证。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指示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还教导我们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⑥我们党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会这种领导艺术。
有人认为，群众干劲很足，党指向哪里群众就奔向哪里，因而完成任何工作任务都是轻而易举的，不需要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认真交代政策和努力宣传党的政策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群众干劲很足，对党有很高的信任，这正是我们进行工作的良好条件。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种有利条件，认真地向群众进行关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群众真正从思想上理解和体会党的政策，真正把完成任务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群众的干劲就会建立在更加稳固、可靠的基础上，我们的任务就会完成得更好。反之，如果我们只是利用群众的热情和干劲，而不善于通过政策去教育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那么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就不会持久，这种有利的工作条件就会逐渐地失去，甚至会走向它的反面，为工作带来困难，归根结底，不利于党的任务的完成。
也有人担心群众懂得了政策之后，对工作的要求更高，“事情反而更难办了”，因而也不肯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存在着把党的任务和政策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而且也是对群众缺乏信任的具体表现。在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采取反动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这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它不敢使人民群众了解它的政策的实质。我们党所提出的工作任务和所规定的各种政策，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党不仅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而且要通过政策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在当前的农村征购粮食工作中，许多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充分地、正确地宣传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尽早地、明确地交代了党的方针和政策，按照规定留足自用部分的粮食，特别是积极地、妥善而有效地安排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哪个地方就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征购粮食的任务。我们通常所说的，党的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必然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其道理就在于此。注：①《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96页。
②《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9页。
③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④《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1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7页。
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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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
苏星
我以兴奋的心情阅读了史敬棠等几位同志所编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这是一部很厚的资料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汇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资料，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运动的决议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资料；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资料。这些资料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另一部分是当时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情况和经验。“由于各个革命时期和每个时期内各个革命根据地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情况不一，因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就有多有少。”（见“编辑说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资料比较少，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方面的资料则比较丰富。下册汇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这一段时期的资料，包括：党和政府有关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和指示；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程（从互助组织的广泛建立一直到全国多数省市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典型调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统计。书中的资料大部分是过去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例如，有几篇关于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分析的典型调查就非常宝贵。即使是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其中有一些由于发表的时间比较早，现在也已经不易找到了。
看了这部资料书，我觉得编者对待这件工作是颇为认真的。无论在资料的搜集和选择上，编排体例上，都费了心思，花了工夫。它不是把一大堆资料放在读者的面前，而是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为指导，去粗取精，对资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挑选。特别是上册，每一段落作者都加了按语，这就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书中的资料，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这部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如何从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滚滚大江的历史过程。
这部书的内容要靠大家自己去看。在这里我主要是想谈谈对这件工作的看法。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研究现状的任务。他说：“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仅就经济科学的研究状况来看，系统地收集资料的工作，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今天还只能说开了一个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最近一个时期，学术界很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这是一个好现象。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座大厦正处在建设过程中。为了建成这座大厦，我们必须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作一番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国内和国际的现状进行系统的周密的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这是理论工作和学术工作的地基，地基打得不牢靠，任何科学大厦也是建筑不起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经说过：“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讲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写作时说过：“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承受叙述枯燥无味的责难，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统计资料的研究。”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科学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指示我们：研究工作必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认真检查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从实际出发，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见解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也不是那么多。什么原因呢？主要的是由于我们还缺乏切实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基础。
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工作，一方面，要靠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解剖一两个麻雀，了解一两个典型。这样，当你再接触大量的书面资料的时候，就有了辨别的能力。因此，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必须进行系统地周密地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因为研究工作，需要全面的、系统的情况，需要多方面的、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完全靠自己去调查是办不到的。这些资料需要有人花工夫收集，进行整理。这种收集和整理资料工作本身，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是为建筑一座科学大厦，奠定地基。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劳动。
近年以来，我国学术界系统地周密地收集和整理经济资料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出版了不少好的资料书。这是一件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大事情。不足之处是，在出版的资料书中，属于经济史方面的比较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少。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今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周密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
因此，我认为史敬棠等几位同志做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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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农论文选
走群众路线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全国劳动模范、孝感朋兴公社长风生产队党支部书记 官木生
人民公社诞生快三年了。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它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人民公社家大业大，领导者的责任重大。要兴好这样的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走群众路线，依靠大家的力量来共同当家，共同兴家。这几年来的实际工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凡事只要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够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任务越是艰巨，困难越是大，就越需要多同群众商量，越需要充分发动群众；和群众商量得越多，群众发动得越充分，任务就完成得越出色，困难也越容易克服，集体的事情，群众的事情，是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
我们长风生产队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个真理。
去年秋播的时候，我们和群众一起商量制订了播种两千一百亩的计划，这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大。尤其是在所计划的播种面积中，还有一千七百多亩种有晚稻未收，这就带来了劳力紧，活路集中的矛盾。社员们都耽心抢不住季节，不能按时完成计划。根据这一情况，按照党所指示的遇事要同群众商量，我就到各个小队，访问了十几个有经验的老农。这些人都是我多年来交上的朋友，他们有什么话都愿意对我说，生产上一有困难，他们就会出主意，想办法。这个问题摆出来以后，他们的思想就运动开了。老农官登盛出了个主意：黄一块，割一块，整一块，种一块。党支部和小队干部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这样做，错开了活路，使劳力不窝工，又不误割谷的时间，抢上了季节。这个办法推行了以后，各小队具体安排了劳力、活路，根据各人特长组织成专业组，投入秋收秋种的战斗。结果全队在10月底提前七天完成了秋播计划，在全管理区领了先。这个平凡的事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是最熟悉生产的，也是最关心生产的，搞好生产是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使生产上的困难让群众知道，社员群众总是会千方百计地想法来加以克服的。尤其是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和贫农，更是集体大生产的主要依靠。
要依靠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做领导的首先得关心群众，体贴群众，了解群众的心，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对他们的吃、穿、婚、丧、病，都要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关心。只要你把群众当亲人看待，群众就会信任你，就会把你也当成亲人，就会对你说心里话，有意见就会向你提。拿前年抗旱来说吧，开始大家劲头很大，可是，旱久了，抗久了，人疲累了，有些人就产生了厌战情绪，提出什么“抗中稻，丢晚稻”，“抗近田，丢远田”的主张。当时困难确是很大，但还有水源，如果发生动摇，抗这丢那，就要少收很多粮食，既会减少社员的收入，又会减少对国家的贡献。我在向大家说明这些道理的同时，就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中了解到主要困难是天气太热，特别是中午烈日当空，弄不好就要中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研究出了早出工、晚收工、中午多休息两点钟的办法，又搭了凉棚，设置了茶水站，加强了对食堂的领导，改善了大家的生活。问题一解决，情况大变，社员们坚定了“人定胜天”的决心，八小队五十一个社员用十二部水车，三天就把一百八十四亩受旱的田地全部灌了一次水。全队二千四百多亩大秋和晚秋作物，全部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这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党所教导的“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是绝对真理。因此，在平时，除了开会和必须做的事务工作外，我总是要到群众中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和群众一起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够知道群众的心，发现问题才快，对问题的体会才深，解决问题的决心才会大。一个领导人如果离开了群众，就和鱼离开了水一样啊！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关心群众，还只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善于向群众做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依靠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干革命，搞生产，这本来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都是由个体生产者组织起来的，不免有些旧思想，对那些错误思想，要抓紧教育，该说服的就加以说服，该批评的就进行批评。这才是对革命负责，对群众负责。前年秋季，我在第三小队当副小队长，听到群众反映：官登涛一家八口人，三个劳动力，每月只做五百个工分。我就到登涛家里去谈家常，了解到他的主要思想是依赖公社，依赖政府，认为劳动不劳动，反正饿不倒人。这种依赖思想又来之于对“按劳分配”的政策认识不清。于是我一方面批评了他的依赖思想，对他进行了“按劳分配”政策的教育，帮助他具体安排了出勤计划，另一方面又和小队干部、社员们商量，实行了劳动定额，小段包工，坚持了评工记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官登涛全月增加了三百个工分，每月不缺粮、不缺钱，整个小队的出勤人数也更整齐了。
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任何时候都是有的。做领导的应该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如果一时还不能够肯定谁是谁非，可以让它们同时存在，经过试验，让事实来讲话，说服力量就大多了。这几年我们队根据农业“八字宪法”，大力推行了合理密植，增了产。但有的同志就不分土质、肥料、品种等条件，盲目地提出“越密越好”的主张，有不少同志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每亩下种二十八斤左右，栽四、五万蔸，既合理使用了种子，又能育壮秧。主张“越密越好”的同志，就说这是“保守”思想。意见统一不起来，那么就搞试验。结果事实教育了主张“越密越好”的同志：下种下得太密了，不仅浪费了种子，而且产量低，籽实小。经过试验和实践后，全队的密植，就都走上了合理的道路。遇事不过早地主观地下结论，一切经过试验，这既能更好地教育有保守思想的人，也能更好地纠正脱离实际的做法和主张。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一个领导者，既不能犯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害急性病，又不能犯尾巴主义，迁就群众中的落后思想和情绪，害慢性病。几年的实践，我对于这一点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就是一方面要相信群众，关心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办事，另一方面又要教育群众，善于对群众做思想工作，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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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经济科学》总结
关于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
苏联《经济科学》杂志1960年第三期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对在这个杂志上讨论了近三年之久的关于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作了总结。
编辑部的文章认为，这次讨论的结果表明，有个别经济学家对基本经济规律严重地估计不足，实质上是否认了它，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受到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许多人指出，在某一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生产关系，这说明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基本经济规律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次讨论的是它的实质、它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和怎样起作用的问题。这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基本核心，它是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紧密相联系的，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与人的相互经济关系和物质资料的分配方式。因此，必须把表示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和本质的基本经济规律从其他经济规律中区分出来。这个规律同时反映了生产方式的方向和动力。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应当把目的的概念包括在基本经济规律之中。虽然生产的目的是由客观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但是它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因而是主观的范畴。根据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应该是资产阶级通过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占有剩余价值的规律，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劳动者在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的规律。按照他们的意见，基本规律中主要的东西是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归于谁的问题。编辑部的文章认为，上述的观点是“基本经济规律理论探讨中的新内容，值得加以全面的分析，并阐明它的科学价值。”
有相当多的人支持“目的和手段论”。他们和上述的意见不同，认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客观的经济范畴，它首先决定基本规律的本质，因而必须把生产的目的包括到基本经济规律中去。他们的理由是人们的劳动活动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的这种或那种目的的产生，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人们就像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关系一样，也不能自由选择生产的目的。如果生产方式已经确定，那么目的也就确定了，因为它是生产方式内部所固有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对于生产的目的解释也存在着分歧。有些同志认为，必须把生产所固有的客观目的和在这一目的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们的主观愿望区别开来，人们的主观愿望不应该包括在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中。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客观目的和他的主观表现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社会中的客观事物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而产生和表现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人站在中间的立场，他们承认生产的目的客观性，同时又把生产的目的表述为占有剩余产品的问题。他们认为，正是剩余产品的占有形式在生产和分配中起着决定作用，表现着每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特点。因此，他们不同意现在常见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各种表述，认为它们都没有注意劳动者占有剩余产品这一事实，而列宁认为这个因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编辑部的文章认为，这次讨论表明，在经济科学中，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规律问题还有许多方面至今还有争论，这就要求苏联经济学家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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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剩余劳动”的范畴
近几年，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采用了“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等范畴以后，苏联经济学著作中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
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60年第十期刊登的阿·维坎捷也夫的来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维坎捷也夫认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是历史范畴，它只存在于剥削的、阶级对抗的社会。剩余产品的特性在于：这种产品是从直接生产者让渡出来并且不归还直接生产者，而是让渡给不创造剩余产品的剥削者。剩余产品的周转同被剥削者、即同创造剩余产品的人是无关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没有任何部分从他们那里让渡给任何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中扣除一部分产品，扣除的部分虽然不进入工人的个人消费，但在社会产品再生产过程中归还给他们，所以丝毫不带有让渡的性质。产品的这一扣除部分是社会的财产，它同个人消费品一样，同样是工人所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总产品中分出不交给生产者的部分，只是表明总产品的各个部分的经济周转是不一样的；但按其社会性质来说，社会产品所有各部分彼此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都是必要的。
维坎捷也夫同时又认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产品分为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归自己的产品和归社会的产品也是不对的。不能把归自己的产品同归社会的产品对立起来，因为每个工作者为自己劳动同时也为社会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