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纪念《农村调查》出版二十周年
《红旗》杂志1961年第3、4期社论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并且经常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同志到湖南作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调查，在掌握了系统的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分析写成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转战南北，他经常抓住机会动手作农村调查，积累了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校读了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农村调查》的出版，到现在整整二十周年了。
《农村调查》在当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①，换一句话说，就是为了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工作作风。1941年8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基本精神，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党中央把《农村调查》的序言列为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全党干部结合实际认真地学习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深入了人心。那次整风收到了很大成效，“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②从那次整风起，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大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大家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普遍真理，造成了一个良好的风气：人人以调查研究为荣，以“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议论的那种主观主义作风为耻。调查研究的作风的树立和发扬，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历史证明，《农村调查》这个榜样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意义和方法所作的理论的阐明，对于全党转变思想作风，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在各地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读起这些文件来，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这些文件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工作作风，是永远有效的，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工作指南。
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③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调查研究，真正地了解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也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不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的。对于执行机关说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经常地进行周密的调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调查》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辩证唯物主义。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须从进行调查研究开始；否则，加强领导，正确贯彻执行政策，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等等，就无从说起。离开实际调查，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子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在政策上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的，都是不重视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凡是正确地掌握政策、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十分重视了解情况，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经常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的。
所以在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用加强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加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保证，这是一条真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④毛泽东同志非常善于从典型调查研究中概括出一般的结论。他说，比如要了解麻雀的结构，不必也不可能把天下的麻雀一一加以解剖，认真解剖几只就够了。
领导者作一些“走马看花”式的调查以及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统计数字，都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况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还是亲自动手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如果只是“走马看花”，一般说来就只能看到表面的现象。现象是入门的向导，知道一些现象当然是有用处的。但是，只有亲自作了系统周密的典型调查，才能正确处理“走马看花”所看到的大略情况，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对于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也是这样，调查了几个典型材料，有了对实际情况的基础知识，才能从书面报告中看出问题来，看出那些结论和建议是真知灼见，可以实行，那些结论和建议是“想当然”的，不能实行，那些情况是基本的，那些情况是次要的，等等，这样就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综合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材料。如果不作典型调查，对于确实具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也会因为自己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具体了解而忽略过去。正确的统计数字，对于掌握全面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有具体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者，才能利用这些数字去引出一般的结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领导者要亲自作典型调查、亲自解剖几个麻雀的基本原因，这也就是他屡屡告诫人们不要单是坐在屋子里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和统计表报的基本原因。
进行典型调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调查会，找了解情况的群众和中下级干部到会，“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⑤要开好调查会，必须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必须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否则到会的人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具体地说来，调查会怎么个开法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实际调查就是最好的榜样。
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兴国调查》。这个调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八个家庭的调查，一部分是对“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的调查。对于八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人口、劳动力、生活和他们的要求、愿望，调查得很详尽、很周密。对于“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调查了下面一些项目：（一）本区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和人口成份；（二）剥削状况，其中包括地租剥削、高利剥削（高利剥削中又包括“钱利”、“谷利”等六种）、税捐剥削；（三）斗争中的各阶级，其中包括八个阶级或阶层在斗争中的具体表现；（四）现在土地分配状况，其中包括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各村分田的数量，等等；（五）土地税；（六）苏维埃（当时的工农政权），其中包括区政府、乡政府、村政府、政府人员的弊病，等等。这次调查，毛泽东同志本来还准备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文化状况，因为敌人进攻，我军决定诱敌深入，没有来得及进行。从《兴国调查》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周密、详细，如孔夫子所说的“每事问”。（二）但又不是事无大小，现象罗列，而是贯串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的纲目也是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定出来的。（三）贯串了历史的方法，对于各个阶级是历史的调查，对于八个家庭也是历史的调查，即调查它们在土地改革前怎样，土地改革中怎样，土地改革后怎样。（四）贯串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典型调查对于全局说来是个别，而在典型调查中又有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是一般，“八个家庭的调查”是个别。“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的调查，也包含着一般和个别，全乡的状况是一般，个别人物的经济状况及其变化、具体表现、要求等等，又是个别。这样处处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对于情况的了解就能够既全面、又深入。（五）着重调查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又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六）关心基本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要求。总之，在这个调查中全面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开调查会要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就是说调查必须是讨论式的调查。大体说来，讨论包括两种：一是某一个问题到会人说得不清楚，或者由于见闻所限、众口不一，主持调查会的人及时提问，展开讨论；二是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出结论。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实际调查，有些问题和到会人共同讨论，作出了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结论；有些未作结论，仅记录了到会人对问题的答话。但作出结论来也好，由于材料所限暂时未作结论也好，他总是力求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在调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把调查过程同时作为研究过程，作为调查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调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那里？在实际中，在群众中。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整理后记中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凭领导人的脑子想得出来的，要依靠在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经验。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群众观点。碰到了困难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把问题摸透，把问题的历史、产生的原因、周围的条件等等，弄个一清二楚，把群众的做法也调查明白，这样做得到了什么结果，那样做又得到了什么结果，并且和群众虚心地讨论，把他们的经验集中起来，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就有了。
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经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整理后记中说：许多基层政权的工作同志，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与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这些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收集、整理（也就是总结、提高）和传播群众的好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是领导者的责任；“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道理在那里？就在于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在于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我们作调查，万不可存着这样的想法：你们（群众）说情况，我出主意，材料在你们手里，办法在我脑子里；而要有拜群众做老师、向群众“取经”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一贯非常重视群众的经验。他告诉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⑥
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和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这是决定政策和斗争策略的基础。没有对各个阶级的动态的深入了解，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而调查分析各阶级的动态，又要以调查分析它们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毛泽东同志作实际调查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例如在《兴国调查》中，调查和分析了中农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六大基本利益：第一，中农人口占全人口20％，土地只占15％，在土地改革中大都分进了土地。第二，土地改革前，中农讨一次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讨亲很不容易，土地改革后，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第三，过去迷信，老人死了出丧要花很多钱，中农常常因此负债破产，土地改革后破除了迷信，不用那么破费。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南方山地，常常跌死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才能买回一条，土地改革后牛贱，跌死一条牛，再加三四元就可买回一条。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节省一点用项。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一项利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改革后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就得出了必须和能够巩固地团结中农以及怎样团结中农的普遍结论。
观察各个阶级的动向，要从它们的基本的经济利益出发；某一个阶级拥护还是反对某一政策，最根本的就在于这一政策是增加还是损害它的利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团结同盟者一道去打击革命的敌人。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写道：“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⑦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来确定对同盟者阶级的政策，实现对他们的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中还非常注意群众生活改善的状况，注意改善群众生活和发动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关系。长冈乡的工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当然那里有其自己特有的情况，那里的具体作法，别的地方不能完全照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长冈乡的工作情况做了周密的调查，从中引出了一条普遍的结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从典型调查中发现一般、抽出一般结论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⑧因此，各级领导者和领导机关，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经常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且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的。
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更复杂、更繁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就是因为对中国的情况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经验、要求而制定出来的。各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是以对本地情况的经常调查研究为基础的。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很复杂的，在每一项工作中，不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便不能彻底摸清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时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在总路线照耀下，我们的事业以不断跃进的姿态前进，情况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也就更需要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在各地、各个部门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789、791页。
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2页。
③④《‘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789页。
⑤《‘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790页。
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790页。
⑦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3页。
⑧《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802页。
第7版()
专栏：
正确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中共安徽省颍上县委第一书记 赵平
近几年来，安徽省颍上县虽然连续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粮食仍然年年增产，由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多种经济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我们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颍上县位于淮北平原，淮河、颍河、润河等从中穿过，解放前有二十多个湖洼地常年积水，加上淮河干、支流年年泛滥，土地因被冲刷而日渐瘠薄，粮食产量极低，多种经济很不发展，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历年来，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颍（河）淮（河）之间多灾难，生飞蝗（蝗虫）来又淹旱，吃的是糠菜窝，住的是破茅菴，穿的是五彩衣（补绽多），盖的是绳子串（被子烂得用绳子串）。”“肚子吃不饱，两腿向外跑，出去的多，回来的少。”
解放后，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生产迅速发展，生活不断改善。但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灾害过于深重，在1956年以前，粮食还不能完全自给。1957年以后，由于前几年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挥了作用，由于我们自觉地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既抓粮食生产，又抓多种经济，因而在这一年就做到了粮食、蔬菜和肉、蛋等自给而有余，完成了征购粮近一亿斤的任务。1958年到1960年，连续遭受了三年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每年的粮食产量仍然增加10％左右，而且油、棉、菜、糖、丝、果、药、杂等各种产品都有很大增长。与此同时，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60年底，全县植树造林面积达八万八千多亩，相当于1949年的三十七倍多；猪的存栏数是七万头，比1949年增加一倍；羊二十一万只，比1949年增加二十八倍；蔬菜生产量达三亿多斤，比1949年增加近二十倍；养鱼量达一亿三千万尾，相当于1949年的二十一倍。
我县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证明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但是，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当中共颍上县委提出在全县进一步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只看到发展粮食生产同发展多种经济对立的一面，看不见它们之间还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因此有的人主张只抓粮食生产，有的人则又过分强调了发展多种经济对于增加人民收入的重要性，对于发展粮食生产不甚注意。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反复地说明，发展粮食生产同发展多种经济，固然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农村的各种经济要全面发展，但也必须分清主次，首先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只有粮食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才会有充沛的精力从事生产；同时也才会有充足的饲料以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俗话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打粮万石，养猪千圈”，正是这个意思。我县的生产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54年大水，粮食减产，家畜和家禽就比1953年减少五分之二。1955年是正常年景，家畜家禽的饲养量又恢复到1953年的水平。1958年以后，虽然连续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由于粮食产量仍然保持了逐年上升，因而多种经济也保持了逐年发展。由此可见，粮食对多种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多种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事实，对全县干部和群众都是有力的教育，使他们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以粮为纲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执行党的这一方针上就比较积极和主动。
但是，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只注意发展粮食生产，这还是一条腿走路，不可能使农村经济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根据我们的体会，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多种经济，至少有以下几大好处：第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但要吃粮食，而且要吃副食品，要有穿的用的，而这些东西有很多要取之于多种经济。最近几年来，就是因为我县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都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就显得比较丰富多彩。第二，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县城郊公社青年大队，1958年粮食生产抓得很紧，小麦平均亩产近三百斤，但是多种经济没抓住，不但社员的现金收入不能增加，而且到秋种时连买肥料的钱也不够，靠公社支持才得到解决。从1959年起，这个大队在保持粮食产量年年提高的基础上，注意抓经济作物，大量养猪、养羊、养鱼、养鸡、养兔和种植蔬菜。这样做的结果，两年来不但社员收入增加了，而且有了更多的资金用以发展农业生产，已先后添制了一百五十多件大、中型农具，购买了四十条大家畜，还把买拖拉机的钱都准备好了。从全县来看，多种经济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逐年增加的。据统计，1959年我县各公社多种经济的收入，就占总收入的49．1％，1960年更增加到53．2％。第三，可以更好地支援城市人民，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知道，多种经济的产品中，有很多是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的副食品，有许多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1959年和1960年，我县调出的蔬菜、鱼、肉、蛋等副食品，就达一亿三千多万斤。仅1960年的一次小秋收运动，我县人民就采集了各种野生植物五千多万斤，其中绝大部分供应了国家建设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发展多种经济，不但有以上几大好处，而且它和发展粮食生产在自然的有机联系上也是很密切的。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常常是互为因果的。例如，多打了粮食，可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而畜牧业发展了，不但肉可以吃，皮毛可以作工业原料，而且可以为农业提供动力和有机肥料。在目前我国工业还不十分发达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动力主要还是依靠大牲畜，农业的肥料主要还是依靠人畜粪便等。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畜牧业发展得快，哪个地方的粮食增产就比较显著。我县六十铺公社大庄大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大队原是一个缺粮队，现在已经变成了余粮队。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队的畜牧业发展得比较快。全队共有一万二千亩耕地，就有大牲畜七百八十五头，差不多平均十六亩地有一头，许多人力干的活都用牲畜代替了。这样一来，这个大队不仅在去年做到了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都提前半月完成，而且腾出劳动力加强了田间管理，增施了肥料，因而粮食增产的幅度就比较大，去年全大队就卖了六十多万斤余粮。再如稻田养鱼，鱼拉的粪便可以起肥水作用；鱼吃掉了水中的害虫和杂草，又有利于水稻增产。据刘集公社苏一大队计算，他们利用稻田养鱼，除平均每亩收鱼一百五十一斤外，每亩水稻平均要比没有养鱼的多收10％左右。再如养蜂，除了生产的蜂蜜、蜂蜡，作工业原料、供人们食用和医疗药物用以外，蜜蜂在采集百花的同时，也给植物进行了授粉的工作。这样，就既可以对农作物和果树的增产起促进作用，又节省了大量人工授粉所需要的劳力，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情。
当然，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又要大搞多种经济，是有不少矛盾的。看不到或不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对的，其结果不是影响粮食生产，就是多种经济搞不起来。但是，也应该肯定，这方面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例如，我县人多地少，每人只有耕地二亩多，耕地不足的矛盾就是相当突出的。但是，由于我们发动群众实行套种、间种和混种，扩大复种指数，以及开荒和广泛利用废地和零星土地等办法，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因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始终是比较稳定的，约占全部耕地五分之四，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约占全部耕地的五分之一。
在尽力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了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根据我县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我们有重点地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我县地处淮河中游，境内湖洼较多，历年来水旱灾害频繁，对于农业增产威胁甚大。因此，解放以来，我们比较注意抓水利工作，发动全县人民大搞河网化。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全县共开挖了六百多条河流，建立了一千二百多座涵闸和水电站，已基本上实现了低标准的河网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水旱灾害的威胁大大减轻了。在水利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我们又着重抓肥料，抓适时早播和合理密植，抓田间管理，提倡精耕细作，提倡改良土壤，大力推广良种，同时注意防治病虫害，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在贯彻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县委和公社党委都注意抓远薄田这个薄弱环节，挖沟打塘，增施肥料，加强管理，使各类田能够平衡增产。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就使得最近几年来我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能够逐年提高，1958年是二百六十三斤半，1959年就增加到二百七十八斤，1960年又增加到三百零一斤，比解放前提高了一倍。
因地种植，各种作物作合理的布局，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这也是促使粮食和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有效方法。最近几年来，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我们都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即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粮食和多种经济生产进行规划，力求做到使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布局更加合理。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在粮食作物方面，我们主要抓了小麦、水稻、红芋三大作物。小麦是淮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我县的土质、气候最适宜它的生长，因而播种面积占全部耕地的70％左右。水稻在淮北是新推行的作物，但是由于它的产量高，在我县也适宜于种植，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红芋的适应性很强，产量高，我县农民又有种植的习惯，因而种植面积一般占晚秋作物的60％左右。抓住这三项大宗作物，全县粮食生产就有了保证。多种经济方面，在河流、沟塘和湖洼地多的地方，以搞水产和养殖业为主；在河坡、河滩等废地上，就广泛种植荆条、杞柳、芦苇、荻柴等耐水作物，以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在低洼易于生草的地区，就建立畜牧业生产基地；在岗地就大种蔬菜，同时也发展养鸡、养鸭、养蜂、养兔等项生产。
粮食和多种经济大发展以后，土地利用率提高了，耕作更加精细了，生产项目增多了，如何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就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根据以粮为纲的方针，我们平时把80％左右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其余的劳动力则用于多种经济的生产。几年来我们一般地坚持了劳动力的这一分配比例，这是我县的粮食生产所以能够逐年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社办工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各种副业，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了一部分劳动力，但是坚决反对了分兵把口的做法，一再强调把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其次，合理地安排各种农活，尽可能把各种工作错开，对于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有很大作用。例如，1960年夏收夏种期间，虽然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缺十万多个劳动力。于是我们就决定把一些可以提前收割的作物提前收割，特别是尽可能赶在夏收以前把夏种的肥料运到地里，从而大大地缓和了夏收夏种中各种农活调配不开、劳动力紧张的矛盾。此外，我们还发动群众大搞工具改革，尽量压缩非生产人员，强调在劳动力的使用上要因人制宜和发挥特长，并且从作物的品种上想办法，尽量多种一些产量高、成熟快、费工少的作物。总之，我们多方面想办法的结果，使劳动力的安排和使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根据我们的体会，在发展多种经济上，坚决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公私并举，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同时进行，把凡是可以由社员经营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尽可能让社员自己经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可以增加社员的收入，鼓舞社员从事多种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减少发展多种经济同发展农业生产争劳动力、争资金、争技术的矛盾。因为把许多细小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让社员经营：第一，可以把许多零星闲散的土地，把家生的和野生的东西都利用起来，真正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第二，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如手工编制、养猪、养羊、养鸡、养兔、养蜂等，是老人、妇女、儿童等半劳力和辅助劳力就可以从事的。在发展这些事业上实行公私并举，就可以做到人尽其才，把一切可用的人力都使用起来。第三，分散经营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由于规模小，所需要的资金少，设备和技术也比较简单，一般的社员个人就可以解决。由于正确地贯彻了这一方针，据统计，这几年来我县由社员个人经营的多种经济生产有养猪、养羊、养蚕、打鱼、割草、编制等二百多项，其产值约占多种经济总产值的40％左右。这就有力地说明，在发展多种经济上实行公私并举，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同时进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