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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从实际出发
贵州都匀市江肘公社，有这样两个生产队，一个是茶农生产队，另一个是团山生产队。两个队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劳动力情况都差不多；可是，1960年的生产结果却大不相同：一个队粮食增产了，另一个队粮食减产了；一个队夏收作物播种计划超额19％完成了，另一个队夏收作物播种计划只完成75％；一个队副业生产成绩很大，另一个队副业生产成绩不好；一个队95％以上的社员户增加收入，另一个队25％的社员户减少收入。这不是怪事吗？其实并不奇怪。看看这两个队的干部领导生产是从哪里出发的，就可以明白了。办任何事情，总要有个出发点。出发点错了，差之毫厘，其结果就会谬以千里。
人们看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有两种：一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一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是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茶农生产队办事情走的正是从实际出发的路线；团山生产队办事情走的则是从空想出发的主观主义的路线。
什么是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你承认它存在也罢，不承认它存在也罢，它总是存在着，并不因为任何人不承认它就会消失。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办事情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认为：人是能够改变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从实际出发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实际的状况。人不能甘心做客观实际的奴隶，而要力求做客观实际的主人。怎样才能主动地有效地改变实际状况呢？首先就是要认识实际状况，而且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它。以种庄稼来说，对实际增产的可能估计过高或者估计过低，都是脱离实际。如果估计过高，就会盲目乐观，胡思乱想。如果估计过低，就会悲观失望，寸步难行。
茶农生产队的同志们在制定1960年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是真正从实际出发的。这个生产队1959年水稻亩产五百六十斤。在讨论1960年的生产指标的时候，有人提出亩产一千五百斤或一千斤的指标。但是，这个队的同志们经过讨论，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说空话。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各方面的条件，把亩产量指标定为七百四十斤。他们又根据这样的指标确定了切实的包产计划和增产措施。全队社员从春播到收获，情绪始终高涨，结果亩产达到七百七十五斤。同茶农生产队的作法相反，团山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却是盲目地追求高指标，不看实际，不加分析，要求所有的小队一律亩产一千五百斤。在这样的指标下，包产计划也不可能落实，社员生产情绪不高，结果亩产只达到五百八十斤。是指标越高越能鼓舞社员群众的干劲呢，还是从实际出发确定指标最能鼓舞社员群众的干劲呢？上面所说的两个生产队的情况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才能真正鼓足干劲，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当群众看到自己面前的目标的确是能够达到的，而又了解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那末，他们就必然会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为之奋斗。如果明明看到尽最大努力也做不到，那就不可能有信心，也不可能鼓足干劲。
实际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要改变实际状况，又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就必须重视条件。一切事物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这是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根本观点。一粒种子能够变成许多粮食；可是，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肥料、水分等）和技术条件（播种技术、管理技术等），它就变不成。在这种的条件下，它能够变得多；在另外一种的条件下，它只能变得少。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计划转化为现实，把低产转化为高产，都得有一定的条件。如果不顾条件，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问题在于怎样认识条件、怎样对待条件。条件，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原有的条件和新生的条件。对各方面的条件要力求认识得比较全面。然后，发挥主观条件驾驭客观条件，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促进新生的条件补充原有的条件。茶农生产队的同志们对增产的各种条件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制定了既先进又可靠的计划，采取了既积极又踏实的措施，结果就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团山生产队的主要干部没有认真考虑各种条件，离开现实的条件空谈高指标，结果计划就不能不落空。
实际——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认识和适应这些差别，按照这些差别来确定措施。就农业生产来说，必须根据劳动力、土地、时间、作物的不同来制定计划和措施。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茶农生产队正是按照这样的精神办事，团山生产队则恰恰违背了这样的精神。以收庄稼来说，茶农生产队是根据作物黄熟不齐的情况全面地妥善地安排了劳动力，收得适时、细致，并且没有耽误别的农活；团山生产队不顾实际情况，要求“整齐划一”，把没有熟的庄稼也收割了，造成了很大损失，还误了别的农活。实际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偏要同实际闹别扭，要求什么“一律化”、“清一色”，实际当然也要跟他们闹别扭。
实际——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看到和适应这些变化，按照这些变化来确定对策。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实践论》）农业生产的计划和具体措施，一个时期农活的安排，一般地说，很少能够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情况变了，原定的计划、措施、安排就要有相应的改变。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生产措施、劳力调配也得适应抗灾的需要。总之，实际变了，对策也就相应地改变，这才能保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贯彻到底。
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只凭主观办事，自以为是，把感想当政策，是一种很坏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话是1941年5月在延安说的，离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当时，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同主观主义这个大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作风，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在我们党内，自觉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办事的同志越来越多了，主观主义的作风越来越少了。可是，主观主义是一个很顽固很狡猾的敌人，哪个地方、哪些同志只要对它放松了注意，它就会又在哪个地方的工作中、哪些同志的头脑中出现。因此，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同这种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作风作坚持不懈的斗争，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作风不断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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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建新矿井 增辟专用线
新华社31日讯 各地煤矿在挖掘原有矿井生产潜力的同时，正在大力加快一批矿井的建设工程。据统计，从去年12月到现在，全国已有二十多对新矿井移交生产。这些新井为全国煤炭生产战线增添了五十多个采煤工作面。目前各地煤炭工业部门还在重点突击一批新建矿井收尾工程，争取在短期内有更多新矿井投入生产。
这些已经或即将投入生产的新矿井分布在二十多个矿区，除了一部分是在东北、华北等原有煤炭基地外，煤炭产量较少的华东和南方各省占了将近二分之一。这些矿井的交通、电源等条件比较好，投入生产以后，不但能保证正常生产，而且生产出来的煤炭可以大量外运，支援各地工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加速一批新矿井的建设工程，是当前我国煤炭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能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保证这批工程按期投入生产，煤炭工业部和各地煤矿企业认真执行了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加快矿井的建设进度。煤炭工业部从去年10月开始，就对这些矿井工程进行了反复排队，而且成立了管理设备材料的专门办公室，将凡是调拨给基本建设的材料、设备，都优先发给这些重点工程使用，对某些工程上急需的物资，则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发到工地。各省市也都把这批矿井列为当前最重要的工程项目，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援。各地煤矿企业则调集了最优秀的建筑安装队和井巷掘进队，大搞快速施工，因而工程进度一般都比较快。
据新华社31日讯 全国煤矿企业正在继续修建一批矿区铁路专用线和轻便铁道，以便把各矿井生产出来的煤炭及时运送到铁路干线上，供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需要。
这批铁路专用线和轻便铁道是继去年已经建成一百一十条铁路专用线和二百二十条轻便铁道之后继续修建的。现在，有一百多条已经铺上钢轨，正在加紧修建储煤仓、信号台和桥梁、涵洞等配套工程；另有三十多条也已开始修筑路基或铺轨。
这批线路分布在一百多个矿区。绝大部分是从原来交通不便的生产矿井或是即将移交生产的新建矿井直接通往铁路干线或支线的。它们建成以后，对提高有关的一百多个矿区煤炭的外运能力或是促进煤矿高产，都将起重要作用。例如不久前建成的从包头矿务局装车站通往河滩沟和白孤子沟两矿的两条专用线，通车以后，每天运往包头钢铁公司等单位的主焦煤，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千多吨。
各地煤矿在建设这批铁路专用线的过程中，发动职工大闹技术革新，推广了多方面的施工先进经验，加快了施工进度。
国家经济委员会、煤炭工业部和铁道部等部门，对各地修建铁路专用线和轻便铁道的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最近，有关部门又拨出了大批机车、矿车、皮带运输机等，使各地已经铺上钢轨的一百条线路，不久就能通车运煤。（附图片）
抚顺龙凤矿提前二年完成了西竖井的改建工程，并正式运转提煤，为增产原煤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新华社记者 贾承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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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正确指挥生产
茶农生产队：主观符合客观倾听群众意见连年增产
团山生产队：纠正脱离实际作风开始扭转落后局面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消息：贵州省都匀市江肘公社茶农生产队和团山生产队，由于领导生产的方法不同，取得的效果也各不相同。茶农生产队1960年粮食比1958年增产25％，比1959年增产2％；夏收作物播种超过计划19％；养猪和副业生产成绩出色；全队一百九十六户社员，95％以上的社员比去年增加收入；全队十三个食堂都办得好，社员满意。团山生产队与此相反，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9年减产15％；夏收作物的播种只完成计划的75％；养猪、副业生产等多种经营大部分没有跟上；全队一百三十四户社员中，有25％比去年减少收入；七个食堂中有四个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很有意见。
这两个队是隔邻，都在高寒山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劳力情况都相似。可是，为什么条件相似而工作效果大不相同呢？根据他们最近总结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茶农生产队干部在指挥生产中实事求是，处处贯彻政策，事事依靠群众；团山生产队的部分干部，在工作中忽视了政策，脱离了群众，胡乱指挥，因此生产、生活掉了队。
1960年春，茶农队在制订粮食增产计划时，有人提出亩产指标一千五百斤，比1959年亩产量提高近两倍。党支部书记谭文邦和主要队干部认为这是不顾实际条件的空想。他一面向干部说明制订生产计划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让小队有产可超的道理，一方面把全队增产指标交给群众讨论。根据社员的意见，全队确定增产指标为七百四十斤。同时落实了“三包一奖”和“四固定”。由于增产指标确实可靠，措施及时具体，从去年春播到收获，十三个小队自始至终坚持开展了“队队超产，户户得奖”的竞赛。秋后，全队水稻亩产达到七百七十五斤，有十一个小队获得了超产奖励。
团山生产队去年春季讨论计划时，党支部书记王万民追求“高指标”。他向所有小队都布置了亩产一千五百斤的指标。很多社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是“一锄头想挖个金娃娃”，办不到。王万民没有听这个意见，强调高指标是“统一规定，不能更改”。“三包一奖”、“四固定”也不能很好地落实。社员生产情绪不高。结果，去年这个队的水稻亩产只达到五百八十斤。
去年收割夏收作物时，有人为了抢先，主张在十天内抢收完，立即转入打田插秧。但是地处高寒山区的茶农和团山生产队，田土背阴多，阳光少，小麦、油菜成熟期比一般地区较慢，抢收必须适时。谭文邦召开了社员座谈会共同商量。他们根据黄熟不齐的情况，先安排少部分劳力收向阳地成熟的作物，然后根据作物成熟逐渐增多的情形，妥善安排劳力，采取了“黄一块收一块”的办法。结果，茶农队不但及时收好藏好了夏收作物，还抢打了大部分“雷公田”。团山生产队的情况却不同了。部分干部为了“抢第一”、“争头名”，将七个小队的劳力集中搞抢收，不能割的也叫社员收割。由于没有黄熟，颗粒打不落，就堆在房子里，结果全队沤乱损失了一万五千多斤小麦、油菜。在这个时期，有一段时间下雨，正是抢打“望天水田”的好时光，可是劳力都搞抢收去了，结果这个小队的四十二亩“望天水田”，错过了雨水，都没有插上秧，后来只好改种了杂粮。
紧张的插秧季节到来时，有人要求各队按照统一的规格实行“密植化”。这时，茶农生产队支书谭文邦和大队干部首先分头组织群众学习了上级的指示，经过总结历年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上级对插秧提出的“不稀不密”的指示，最合心意。他们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栽插秧子，加上管理及时得当，禾苗茁壮，谷粒饱满。团山生产队的稻田，丢掉“合理”二字，全部实行了过分的密植，坚持七个小队大搞2×3的“一个样”运动。结果全队因过度密植，禾苗不壮，颗粒短小。
茶农生产队干部实事求是地把生产指挥好的经验是：坚持学习政策，坚持参加生产。他们学习政策和参加生产的时间安排是：每个场期（每个赶场期相隔六天）用两天时间学习政策、研究工作，用四天时间参加生产。谭文邦和另外的四个大队干部，去年参加生产时间，都达到二百一十多个劳动日。在这方面，团山生产队恰恰相反，他们没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和参加生产的时间，支书王万民和另外四个大队干部，去年平均参加生产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
最近，团山生产队的干部，深深认识到以往乱指挥生产的根源，是忽视了学习政策，缺少深入实际深入生产，以致使生产造成了人为的损失。思想认识提高以后，大队干部一面深入实际带领社员投入夏收作物的田间管理，一面利用休息时间，同群众一道学习政策、讨论政策。社员们说：“只要干部的作风转变好了，今年的粮食生产一定会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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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驻我国大使陈子平举行宴会
欢庆越中经济合作新发展
薄一波副总理说，这次会谈取得的成就将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
阮维祯副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中越友谊和社会主义各国友谊祝酒
新华社1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陈子平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经济贸易协定，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薄一波、习仲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祯和他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宴会。
陈子平大使首先讲话，他说，越中两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经济贸易会谈已取得了完满的成就，这是我们两国之间经济合作关系的新的重要发展。
大使说，越南和中国不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两国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是亲密的战友，亲密的同志；我们并肩奋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在各方面亲切合作。正是这样，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友谊，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友谊日益密切和不断地发展。
大使说，越南人民一向把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他们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看到中国人民在以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阔步前进。最近几年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连续取得许多伟大成就。1960年中国遭受近百年来所未有的特大天灾，但是，中国国民经济仍然继续跃进。这就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大地动员了六亿五千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使他们高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和创造智慧来迅速地建设新中国。
陈子平大使指出，中国的强大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和力量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高举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的旗帜，他们表现出坚毅的斗争勇气，这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和平斗争起了动员和鼓舞的作用。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友谊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因此，几年来已连续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信不断地提高。
大使说，越南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并肩一起，完成自己作为东南亚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荣任务，在越南北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快、猛、稳地前进，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斗争，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薄一波副总理在宴会上热烈祝贺中越两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会谈的胜利。
他说，这次会谈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加强了中越两国的友好团结和经济合作关系，对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说，中越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也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种经济合作关系，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相互合作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薄一波副总理盛赞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经济建设中所获得的成就。他说，现在越南人民正满怀信心地着手执行新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争取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奋斗。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薄一波副总理讲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时说，中越两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共同高涨，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薄一波副总理指出，中越两国都在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这就更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相互支援和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一向认为，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援是社会主义国家彼此间应尽的神圣而光荣的义务。
他说，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地得到了越南人民巨大的鼓舞和真诚的支援，我们对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也十分愿意为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尽管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摆脱经济上的落后状况，我们对越南人民的帮助还非常有限。他表示深信，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随着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两国的经济必将不断获得新的共同高涨。
阮维祯副总理在宴会上祝酒。他告诉大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近同苏联、中国、蒙古、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等国政府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他对各兄弟国家所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阮维祯副总理提议，为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为越南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陈毅副总理在祝酒中提议，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为伟大的苏联，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谊，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伟大胜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干杯。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越南、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都为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我国政府部门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宴会，他们当中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姬鹏飞，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方毅，中越友好协会副会长孙晓村，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等。
各兄弟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