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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宋庆龄
今年我们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这是一个标志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之谊的历史性事件。自从那时以来，中苏的团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典范，成为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史上的一个高峰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一支强大力量。
十一年以前，这个条约向全世界宣布，解放了的中国已经同伟大的苏联站在一起，而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这十一年当中，我们两国人民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抱着共同的愿望，在对共同的敌人展开的共同的斗争中建立起了一种同志式的关系，这种同志式的关系在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前是不可能有的。这使得我们两国在生产、科学和文化方面有了特别迅速的高涨；在中国，苏联给予我们大量的援助，是这种迅速高涨的重要因素。我们已经把这股新的强大的力量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的斗争中。今天，我们所处的形势是：和平力量已经超过战争力量，争取社会进步的动力已经超过反动势力，民族解放的浪潮正在席卷和淹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人类必然地走向最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中两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和它们的紧密的团结。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想到这个条约所象征的中苏友谊。而在今年，这个时刻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在1960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后来临的。这次会议发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这两个文件，特别是声明，详细地分析了自从具有历史意义的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发表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声明肯定了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结论，以适应世界阶级力量的新的对比情况。声明接着明确地提出了今天全体进步人类为了在争取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面临的任务。这两个文件对于人们的思想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保护人类免于核战争的浩劫，争取和保卫他们的人权。
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像屹立于世界的一座坚固的大厦，它体现了参加缔造这两个文件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意志和智慧。作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原动力，这些政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运用于目前世界的实际情况，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并且为它们的无产阶级团结奠定了新的基础。它们再次表明：像过去一样，只有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才是深入生活和了解人民的心情和愿望的；也只有这些紧紧依靠人民而又能够被人民所依靠来为他们的利益办事的政党，才能组织和团结人民为争取解决我们时代的极关重要的问题——普遍和平和人人享受自由和正义——获得新的进展而奋斗！
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产物。特别明显的是，这些文件显示了中苏两国共产党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的进一步加强。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受到的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阵营是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堡垒。作为这个阵营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并有着两个最大的共产党的苏联和中国，则是这个堡垒的核心。因此，这两个伟大的战友之间友谊和团结的不断增长，不仅对于我们两国的幸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一切正直的人们把这种兄弟合作的新表征看成是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力量和鼓舞的源泉，这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由于离间我们的企图又一次遭到失败而苦恼不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阴谋诡计永远不会得逞，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我们比任何人更清楚地懂得，不团结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而团结则是世界安全和各国人民的进步的主要因素。
由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的发表，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工人运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扎下了根，他们的无产阶级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强。这对全世界人民是一个吉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正在对人类的社会发展发生着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成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灯塔。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我们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全力投入了这个斗争。我们过去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基础上竭尽其力加强我们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兄弟般的联系，首先是同我们伟大的苏联朋友和邻邦的兄弟联系，我们在今后将继续这样做。同全世界一切维护和平和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而努力的人们携起手来，促进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和新殖民主义及其反革命输出的事业，号召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并动员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在策划的世界战争的计划，我们把这一切看成是我们最崇高的国际主义的责任。
中国人民相信，目前的形势对于在保卫和平、实现和平共处和不断缩小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地区方面取得新的胜利是极为有利的。我们相信，正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的许许多多群众斗争清楚地表明，各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愈来愈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不可改变的本性以及它对人类所造成的危险，因此他们愈来愈愿意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平和自己的人类尊严而斗争。人民在世界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只不过是一小撮人而已。如果人民组织起来，如果有不可动摇的一致的宗旨和目标，占大多数的就一定能决定人类事务发展的进程。
只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只要建立并不断扩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时代的最强大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就能够制止帝国主义者的黑手和防止战争。
中国人民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的时候，再一次保证恪守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这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我们还保证要加倍努力来加强我们同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成员、同各地一切正在为争取和平、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人们的团结。我们的团结愈加强，我们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所取得的胜利将愈巨大。 196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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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穷山沟变成富山沟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金星人民公社主任
全国劳动模范 李顺达
1952年，当我还是山西平顺县一个小小山村几十户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参观了三个多月。在苏联参观期间，我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更加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苏联，我看到了山区的集体农庄怎样科学地种庄稼、养牲口、种树木，全面发展多种经济，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山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
特别是基辅“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主席杜布柯维茨同志艰苦奋斗三十年，在一个穷困地方建立起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事迹，更使我深受感动。杜布柯维茨同志的生活经历和我很相似。过去我们都当过雇农。他二十八岁开始办农业劳动组合，我也是二十八岁开始组织互助组。他比我整整大二十岁，我决心学习他的榜样。那时我就想：照着他的精神干它二十年，我们西沟村也会像“十月胜利”农庄这样富裕。
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西沟村究竟变得怎么样呢？
这些年来，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1958年又从高级社发展到了包括五千六百多户农民，一万四千多人的西沟金星人民公社。“低头看，是河滩，抬头看，是高山”，山沟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山沟，已经变成了五谷丰登、绿荫满山、骡马牛羊成群的富山沟了。
我们不断地向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我们抓紧植树造林，大批修建防旱、防洪渠道，在山沟里到处建立小型水闸，又抓紧发展畜牧业，山区的穷困面貌就开始改变了。从1958年起，我们先后兴建了十四个大小水库，共可蓄水三百多万立方。全公社二十八万五千亩水土流失面积，现在已控制了92％。我们使二十里长的干河滩变成了好地，栽种了大量的苹果树。1960年，我们这里二百七十天没下过一场透雨。可是我们组织社员，利用水库、池塘、旱井的水，有计划地浇地追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收成。全社每亩地平均产量，比1952年增加了50％多。
光秃秃的荒山现在不见了，绿油油的树木遍布山岗。三年来，我们造林的面积比1958年以前的总和增加65％以上。我们的孩子们吃到了香喷喷的苹果和核桃。
我们的畜牧业也大大发展了。骡、马、驴、牛等大牲畜比1952年增加一倍多。
使人更高兴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有了农具修造厂、发电厂、粮食加工厂、饲料加工厂，还有小型采矿、运输和建筑工业。过去的羊肠小道变得四通八达，汽车一直开到公社门口。西沟、龙镇、杨威三个管理区还装上了电灯。
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社员的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也很活跃。大多数社员已能写会算，还建立了俱乐部、图书室、业余剧团、歌舞队、体育队等。每逢假日，社员们总要热闹一番。
社员们这样歌唱我们山区的新生活：“深山出俊鸟，到处都是宝，取也取不尽，用也用不了，非我爱山区，只因山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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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在继续中
1958年初冬，在古色古香的北京图书馆，两位读者聚精会神地一张张翻阅着1930年的报纸和杂志。他们为什么对发黄了的报纸发生这样大的兴趣呢？原来他们在寻找关于俄国医生鲁谢尔的材料。这两位《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耐心地翻遍了天津1930年出版的报纸和刊物，最后还是失望地走了。
但是，寻找在继续中。
几天以后，《天津日报》编辑部响起了紧急的电话铃声。这是北京《人民日报》打去的电话，请他们帮助寻找关于鲁谢尔医生的材料。据说这位俄国医生曾经长期生活在天津，并且1930年在那里逝世。
《天津日报》动员了自己的工作人员，到图书馆和其它机关翻阅二、三十年前的报刊、档案；到民政机关翻阅三十年前的居民登记簿……；到长年居住在天津的外侨那里去，向他们打听这位名叫鲁谢尔的俄国医生，并且把一张照片给他们看。一点线索也没有。
但是，寻找在继续中。
谁是鲁谢尔？为什么要寻找这样一位去世的外国人？
原来，1958年秋天，从遥远的白俄罗斯的莫吉列夫州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位热爱自己故乡的、地方志研究者米·梅里尼可夫，他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他的同乡尼·康·苏德吉洛夫斯基同我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有过密切的友谊联系。苏德吉洛夫斯基还曾用
“鲁谢尔医生”的名义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
梅里尼可夫同志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说，1906年孙中山曾有两封信给
“鲁谢尔医生”（这两封信现存莫斯科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档案局）。在第一封信中，孙中山说他读了鲁谢尔医生的文章《中国之谜》后十分兴奋，他说他当时很少遇到西方代表人物维护复兴中国的观念。据梅里尼可夫同志说，在1911年以后，鲁谢尔一定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友谊联系，并且可能入了中国籍，长期生活在天津，但是，在苏联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因此请《人民日报》编辑部帮助寻找。
《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帮助梅里尼可夫同志寻找资料。因为这不但可以帮助梅里尼可夫同志完成他的研究工作，并且也可以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历史增加很有意义的一页。
1959年初，梅里尼可夫同志给《人民日报》又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给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写了信，他相信宋庆龄一定认识鲁谢尔医生，并且会提出寻找资料的线索，并请《人民日报》从中帮助。报社编辑部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国家领导人之一宋庆龄副主席。宋副主席回答说，她是1915年才接近孙中山先生的，在此之前她还在国外留学，她只知道孙中山先生在欧洲时曾见过几位俄国革命家，但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未曾听到过关于鲁谢尔医生的事情。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有关鲁谢尔医生事件的信件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堆。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满足梅里尼可夫同志的要求。
但是，寻找仍然在继续中……（附图片）
图为有关寻找鲁谢尔医生的部分来往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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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结晶
沈阳第一机床厂厂长 毕可治
今天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这个著名的诗句，恰好表达了我们工厂全体职工现在的心情。
我们的工厂是苏联帮助建设起来的新中国第一座新型工作母机制造厂。苏联不仅为工厂提供了主要扩建工程的设计和大部分技术装备，而且前后派遣了四十多位苏联专家前来我厂工作。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工厂基本建设、生产准备、成批生产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为我厂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苏联专家对我厂建设表现出来的热诚，使我们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专家库拉金同志结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以后，一听到中国工业建设需要苏联专家，就急忙到中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年近六十岁的专家鲍良阔夫同志，有一次在大风中，冒着厂房的山墙被刮倒的危险，同中国工人一同攀登到山墙的高处，击破了玻璃窗，减少了山墙对大风的阻力，才使山墙免于倒塌。这位两鬓斑白的热心的老同志在狂风中攀登山墙的英勇情景，我们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厂有十六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曾在莫斯科“红色无产者”机床制造厂、高尔基铣床厂等企业实习过，还有十四名工人到过苏联，进行过高速切削表演。他们结识了许多苏联朋友，留下了宝贵的、充满着崇高的友情的记忆。
我们这座机床制造厂1955年底投入生产以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在我国洛阳拖拉机厂、长春汽车厂、鞍山钢铁公司等一千六百多个工业企业里，到处可以看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制造的各种工作母机。工厂投入生产后，共抽调出将近二千名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到全国上百个新的工业企业去工作。还有一些技术人员被派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去帮助进行建设。如过去曾向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同志学习过的郭洪顺，现在已成为一个熟练的电气技术人员，目前他正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建设工厂。
1958年以来，我厂生产量急速上升，目前全厂生产能力已大大突破了原设计能力。在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里，工厂在冷热加工方面采用了职工们提出的大量新工艺，并且开始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1958—1960三年中间，工厂自行设计和制造成功了四十多种新型号机床，其中有高精度、高效率的自动和半自动机床。1960年我厂已制造出加工精度一级丝杠的车床和能够自动循环、自动上下料、自动测量、自动转位的自动化车床。
我们把自己的工厂看作是中苏友谊的结晶。我们工厂取得的劳动成就，是同过去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分不开的。目前我厂正在编写工厂史，编辑人员已广泛搜集了苏联和苏联专家援助我厂建设的友谊事迹，把它们载入了工厂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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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兄弟友谊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 王淦昌
当去年12月刘少奇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的时候，在我当时工作的联合核子研究所所在地杜勃纳小城，许多苏联同志都问我：刘少奇主席会不会到杜勃纳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少奇主席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所到之处，苏联人民冒着严寒和雨雪，热情地欢迎了中国兄弟，生动地体现了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伟大团结。苏联各地人民都希望能看到刘少奇主席，自然，在杜勃纳也不例外。
我在杜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和生活了四年，深深地体会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可贵和团结的重要。
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建立，就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生动的榜样。这里集合了社会主义各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人员，又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虽然只有五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研究所中社会主义各国的、首先是中苏两国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兄弟般的团结合作，互相督促，互相帮助，这个研究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我个人在最近两年担任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的任期内，受到了研究所所长勃洛欣采夫通讯院士等苏联同志异乎寻常的指导和帮助。同样地，我在四年的研究工作中，也受到研究所高能试验室主任维克斯拉院士和他的助手们极其重要的启发、鼓励和帮助。
我清楚地记得1959年末和1960年初的那些日子，当时高能试验室的丙烷气泡室研究组找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迹象，为了最后确定这一点，我们全组的同志都加紧地工作着。研究所所长勃洛欣采夫和高能试验室主任维克斯拉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关心，他们经常给予我们小组以具体帮助。1960年3月最后确定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这个发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各国科学家团结合作的产物，也是中苏友好合作的一个表现。
今天，在庆祝中苏友好节日的时候，我的心又飞到了杜勃纳小城，我再一次地向苏联朋友们致以衷心的谢意和热烈的祝贺。祝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合作不断加强，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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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与青松
——寄一个苏联同志
李季在莫斯科郊外的桦树林里，我揭下了一片缎子似的白桦树皮。飞越了万里的旅程，我把它带回到家里。它使我想起莫斯科，想起住在列宁山上的你。在北海岸边，我折下这一枝青松。当作最珍贵的节日礼物，我把几枚松针装进信封。愿白桦与青松枝叶相连，诗人纵情把新歌吟咏：“莫斯科郊外有棵白桦树，北京城有一棵不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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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钢铁公司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纪念日，特举办了图片展览会。图为炼钢工人下班后在展览会上观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