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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敌后的敌后”闹生产
曾美
晋察冀北岳二分区的山阴、代县、崞［guō］县，东傍五台山，西靠同蒲路，南临滹沱［hū-tuó］河，北据万里长城。1938年以后，日寇沿五台山由南到北构筑了两道封锁线，并将滹沱河严密封锁，把山代崞与二分区分割开来，变成“敌后之敌后”。对这块小小抗日根据地，敌人经常出动优势兵力进行奔袭、“清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经过严酷的斗争，到1942年秋，整个地区没被“蚕食”的村庄，只剩下方圆二三十里的几个山村了。
战斗在敌后的敌后，物质条件极为艰苦。部队天天与敌人转圈，人不卸装，枪不离身。夏天，往树荫下一躺，铺着地，盖着天；冬天，战士们把夹衣装进些羊毛就当棉袄穿。没有鞋袜手套，战士们双手冻得像红萝卜，两脚皲［jūn］裂得像松果。吃的更是困难，一天一顿稀饭，稀得能照出人影，由于营养不足，很多同志患着夜盲症。
1943年的严冬来临了，部队的棉衣还没影子。就在这个时候，聂荣臻司令员等首长到延安去路过我们这里。首长们对部队生活非常关心。聂司令员首先问：“部队的棉衣搞到了没有？”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沉思了一会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根本方法。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应该告诉战士们，现在胜利在望，可是也还有许多困难。只有大家一齐动手就能排除万难……。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我看这一带羊毛很多，你们自己能不能搞点生产？”
听了司令员的话，心里顿时豁然开朗，我立即把他的指示向分委作了汇报。分委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详细讨论，一致认为：毛主席这个英明指示不仅适用于其它根据地，也适用于我们这“敌后的敌后”。我们既能够也必须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也只有如此，才能战胜目前的困难，坚持长期的对敌斗争，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迎接最后的胜利。因此，决定首先发动大家纺毛线，打毛衣、袜子、手套，解决防冻问题。同时，为明年开展大生产做好准备，分委书记兼区队政治委员智生元同志率领直属部队留守中心区先动手，创造经验。我带部队继续打击敌人。
经过二十多天的斗争，当我带领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时候，智政委一见面就高兴地告诉我：当他把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向部队一传达，战士们都高兴地说：“毛主席这办法好。长着两只手，为什么要瞪着眼挨饿挨冻？”司号员徐明杰，主动提出愿意教大家打毛衣、毛袜的技术。战士们自己捻线，自己编结，不几天的工夫，毛手套、毛袜子、毛围脖都出来了。
我请智政委给刚从外线回来的部队作一次动员。他让留在中心区的战士们都穿戴上自己打的毛衣、毛袜子、毛手套站在一边；刚回来的战士一见都很羡慕，纷纷议论说：“这办法太好了，咱也学学！”大家正谈论着，智政委走到队伍中间，高声说：“同志们！冬天到了，因为敌人的封锁，咱们的棉衣到现在还没有运来。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等分区供给；一条是像留在家里的同志们那样，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你们说该走哪条路？”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回答的声音像打雷。动员以后，战士们立即行动，于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早上，部队照常分头下山活动。每当指挥员发出“原地休息”的命令时，转瞬间，几个人向一起一围，从挎包里、口袋里拿出捻线锤、木条针和羊毛、毛线，就开始了生产。开始，有的人抽不出线；有的人把木针插到线扣里，比瞄准都困难。但是，一下子抽不出长线，就一寸一寸捻；针儿插得慢，就一次又一次练。渐渐地熟练了，有的人拨得线锤飞转，一根根银线就像蚕儿吐丝一样，在迅速延长；有的人边走路，手中的木线还在飞快地交叉翻转。这情景，常常吸引着村里的老大娘和年青妇女们。老大娘们经常用惊奇和钦佩的口吻对那些姑娘们说：“八路军文武双全，会打仗，又会织衣捻线！”每逢这个时候，战士们情不自禁地唱起自己编的歌儿：“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哟，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哟，面前无困难！”……
没有多久，战士们都有了毛袜子、毛手套。司号员徐明杰还打了两件毛衣。正好他爸爸来看他，他送了一件给老人，老人高兴得满眼含着泪水，手捧毛衣对智政委说：“咱老辈子也没穿过这个，这都亏毛主席想的好法子。我回去以后，一定告诉乡亲们加劲大生产。”
防冻问题解决了，此时已临寒冬，不可能搞农业生产。分委决定首先解决副食品——开设油房。
阳明堡附近的沿村，有个地下党员叫张建业，办法多，和群众的关系好，而且有些榨油的技术。这一带盛产胡麻，打出的油和香油一样好吃。我们找到张建业同志一谈，他干脆地说：“没说的，只要是能为抗战尽一分力，就是叫我到虎窝里掏虎崽子，我也敢去。”我们对他说，这可不同于在根据地搞工作，弄不好，那会“赔上夫人又折兵”的。他满有信心地说：“没关系，咱也来个登记注册，立门头，挂牌子，公买公卖，流水、老账样样有。再说，群众都心向我们，咱们头上也没贴贴子，怕他个啥？”说干就干，我们凑了一部分钱，选了几个政治坚定、会点打油技术的战士当“伙计”，就在敌占区开设起油坊来。张建业同志是经理又是账房。里里外外安排得没有一点破绽［zhàn］。
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开设了粉房、面房和毡帽房。就这样，我们利用敌占区的资源，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1944年来到了，我们在驻地八塔和群众一同过春节。各中队都吃上了油炸糕、油炸豆腐、饺子、粉条。老乡们激动地说：“毛主席指的这路子就是好！”
春节期间，分委决定，在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同时，动员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要求部队除了更积极地打击敌人、保卫群众生产以外，要自给三个月的粮食。指示传达下来，部队立即行动，一面积极打击敌人，一面为大生产作准备工作。没有农具，便破击同蒲路把钢轨抬回来，老乡们立刻送来了风箱，帮助盘起打铁炉，于是，叮叮当当，不几天锄、镰、锨、镢全有了。老乡们的工具坏了，也送来修。战士们给添铁加钢，不要报酬。战士们说：“鱼帮水，水帮鱼，为了大生产，互相支援理所当然。”
大地回春，风和日暖，到处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这时候，五台的东沟里，代县的南山上，滹沱河的北岸，那些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洗劫过的地方，到处镐头飞舞，歌声荡漾。
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开荒，都要先看好地形，放出警戒。敌人来了，一声警报，藏好工具，拿起枪就战斗。小股敌人来了，干脆消灭他；遇上大股，留下少数人与敌人转山头、打麻雀战，其余的人转移到另一地点继续开荒。战士们还在公路旁、封锁沟的沟沿上种了青菜。
金风送暑，田野飘香，秋收的季节来到了。半年前杂草丛生的土地上，长满了狼尾巴似的谷子和超过人头的高粱。为了预防外线鬼子来抢粮，我区队主力决定向外线出击，以吸引敌人兵力，保卫秋收。我根据地军民在“快收、快打、快藏”的口号下，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几天工夫便收藏完毕。等到敌人觉醒过来外出抢粮时，满山遍野的庄稼穗子全没有了，只剩下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留下的“金纱帐”。
转眼又到了冬天，部队和去冬大不相同了。每人都戴上了又暖又软的毡帽，夹衣里絮上了厚厚的“毡套”，每人每天五钱油和盐，每月半斤肉，几年没用过的牙刷、识字本也都有了。粮食自给三个月更不成问题。这时真是个个身强力壮，满面红光，战斗、训练和工作，更加生龙活虎，朝气勃勃。
1945年1月，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亲自给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社论里以好几个兄弟部队和我们四区队为例，证明即使在“敌后之敌后”也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当这天报纸通过重重封锁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多少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同志举着报纸，对着西北方向默默地望了好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附图片）
徐启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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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纸和笔
蒲光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日寇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他们无耻地叫喊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弄得我们吃粮困难，吃油困难，吃盐困难，穿衣困难，总之，一切都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是，困难没有吓倒我们，在党中央号召下，我们自力更生，用双手解决吃穿问题。每个同志不但学会了种地、种菜、喂猪、放羊，而且还学会了捻毛线、织毛袜。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很多困难都克服了，但是纸和笔仍严重缺乏。我们根据地不能生产笔，只能造一种麻纸，又黑又黄，比草纸强不了多少。就是这种纸，也只供机关办公、军区印报用。连队学文化需要的纸和笔，全靠自己想办法。
我们的办法，开始只有一条：那就是靠打仗从敌人那里缴获。可是不论日军、伪军还是顽固军，他们都是些野蛮虫，既不读书，也不写字，往往打开一个据点，也拣不到几页可以写字的纸；有时拣到几本能翻过来写字的书，同志们不知有多高兴。
连部小文书，是“文房四宝”最全的人。他有一支毛笔、一支铅笔、一小卷办公用的麻纸。这三样东西，简直成了他的命根子。两支笔，一天到晚揣在怀里，别人要看看，他都怕看坏了。至于那一小卷麻纸，根本就不许别人摸。行军时天下雨，他把自己的小雨布、衣服铺开来，把那卷麻纸裹上，紧紧抱在怀里。有些爱写家信的同志，为了向他讨一篇麻纸，不知要费多少口舌。他总是像老太婆似的，噜噜嗦嗦地说：“唉呀呀，我的好同志，你总写家信干什么呀！熬熬吧，等革命胜利了，咱们有了很多造纸厂，发给你一百令纸，叫你一天写一封信……”话虽这么说，遇到那些缠着不放的同志，他还是会小心地打开麻纸卷，用指头捻出一小张。不过总要再噜嗦几句：“下次不能再向我要了，你看，就这么点了，还要办公，划表……”
纸，纸，我们多么希望有更多的纸啊！笔，笔，我们更希望每人有一支。它可以帮助我们学文化，摘掉文盲帽子。
当时，我们活动在晋察冀边区蔚县东部山区，山上生长着密密层层的松树和桦树。有一次，不知哪位爱动脑筋的同志，发现了桦树皮可以代替纸。这一下，同志们可真像发现了新大陆那样高兴，纷纷去剥桦树皮，不久，每人都装备上了一个桦树皮小本本。又不知哪位发明家，发明用子弹壳造钢笔。于是，这种“新式钢笔”一天天多起来。
这种“新式钢笔”当然不是那么理想，一来子弹壳不准浪费，要收集起来交上去翻造新子弹；二来，这种“钢笔”好“拉蛋”，特别是写麻纸和桦树皮，更不应手。所以，同志们最喜欢的还是铅笔。铅笔写在麻纸上不透，写在桦树皮上不破，而且还可以正面写了反面写，两面写满再用钢笔写。
一次，连里找到一个关系，交了些钱给那个人，请他到敌占区买些铅笔回来。那人去了许久也不见音信。大家都失望地说：可能被敌人查去了，敌人是不准向外带一打以上的铅笔的。
一天，连部文书忽然扯着嗓门喊道：“买铅笔的来了！各班到连部去领铅笔啊！”
大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一齐往连部跑，到连部一看，指导员正拿着把菜刀，把一支支铅笔切成两截。他一面切一面给大家解释说：“同志们，这回买来的铅笔可不少呀，两个人能分一支。拿回去省着点用。学写生字的时候，先在地上划，学会了再用铅笔抄。”
从此，全连每人有了半支铅笔。谁也不嫌少，按指导员教给的办法，每人又作了支木笔，上文化课学生字，先用木笔在地上划，划熟了，再用铅笔抄到桦树皮的小本本上。就这样，许多同志用半截铅笔，一支木笔，摘掉了文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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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炮和炮弹的故事
程重远
1941年1月13日，我军在侯集与郓［yùn］城中间的潘溪渡，打了一次巧妙的埋伏，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在缴获的许多战利品中，特别叫大家高兴的是那门九二式步兵炮。虽然炮已不算新了，但在那时能得到这么一件重武器，应该说是桩喜事。可是随同这门炮“参军”的，只有六七发炮弹，要是这几发炮弹一打光，炮便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冬天，八军分区首长便给了我们修械所和炸弹厂一项任务：试制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
当时，我们那个“兵工厂”一无机器，二无原料，只能修修破枪、造些手榴弹。步兵炮的炮弹什么样，许多人还没见过哩。党支部便发动工人讨论。全厂一百多名工人，大部分是从部队挑选来的战士，觉悟高，劲头足。他们亲身体验过没有炮的困难，听说要造炮弹，情绪特别高，都说：“什么东西都是人造的，过去咱们造的手榴弹哑火，现在不是个个开花吗！”有的老工人却认为不是那么简单。有的说：炮弹和手榴弹完全是两码事，就算能造成炮弹的样子，打得出去打不出去是一回事，打出去炸不炸又是一回事。恰在这时候，军分区曾思玉政委来了。他带来军区首长的指示，一再鼓励我们动手，还说：“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是我们的老传统。只要大家想办法，困难吓不倒人，人倒可以征服困难。你们不但要有勇气造炮弹，还要有雄心造炮！”
这一番话说得我们信心倍增。于是，党支部决定炸弹厂继续生产手榴弹，修械所全力投入试制炮弹的工作。
炮弹壳用旧的，弹头用破轧花机上的灰生铁回炉，信管里的雷汞［gǒng］，从废炮弹信管里挖取。经过无数次试验，突破了层层难关，最后终于试制出了三发炮弹。炮弹虽然制成了，但它能不能打出去？会不会响？这是每个人都耽心的问题。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通信员送来了信：到李典庄去试炮。
第二天一早，我和赵连城等几个工人，抱着那三发炮弹到达指定地点，曾政委和七团龙团长已经到了。
试射开始了。目标是对面土坡上那座小破庙。“嗵”地一声，炮弹飞出去了。阳光下，几十双眼睛眯合着，盯着弹着点。等了半天，听不到爆炸声，我的心冷了半截。接着叫放第二炮，仍然不见回音。第三发还是没响声。人们面面相觑［qù］，都绷着脸不吭声。野地里一片寂静。
我们跑过去把弹头扒出来，大家围着它纳闷。问题在哪里呢？龙团长走近看了一下，对我说：“老程，把它卸开看看吧！”
我们把引信管卸开来，秘密揭穿了，原来是撞针的滑道太粗糙，弹簧太软。曾政委问明情况后，和蔼地说：“找到毛病就好办了。你们再辛苦一番，马上改进！”接着又急切地问：“几天改得好？”也许是我心里过分激动，向曾政委说：“我们立下军令状，保证三天内完成！”曾政委笑了：“军令状不必立，赶快改好，前方正等着炮弹用哩！”
不到三天，改造任务完成了。还是那个试验场，还是那个目标。炮弹飞出炮口，轰地一声巨响，小破庙被掀掉了一半。工人、炮手几乎同声地喊着：“炸了！炸了！”
从此，生产炮弹成了我们厂的主要任务。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很严，造炮弹的各种原料仍靠自己解决。民兵去扒敌人的铁路，把钢轨抬回来铸弹头；到处搜集破铜铸弹壳。最难解决的是雷汞。幸好八公桥战斗从伪军孙良诚部弄到一本有关军火生产的小册子，张所长和老赵等日夜研究，终于试制成功。
没有炸药，我们把瞎火炸弹挖出，把炸弹卸开，放到财主家蒸酒的大锅里蒸。这样，炸药溶成液体，慢慢流出来了，也保证了安全。
这个办法传开后，同志们到处去搜集瞎火的炸弹。每当敌人的飞机投弹之后，许多人向弹着点奔。炸了的，拾碎片；没炸的，抬回来，根据地的群众听说瞎炸弹和弹皮用处大，也动员起来去拣。敌机凌空，四野里静悄悄，敌机一飞去，漫地里尽是人。洋镐铁锹，粪箕箩筐都出动了。
我们厂的产量日益提高。开头每月平均生产十发炮弹，随着原料的增多，技术的熟练，每月能生产三十多发了。以后又生产八二迫击炮弹，两种炮弹最多时曾达到月产一百发。这样，我们那门九二式步兵炮，在前线攻坚打据点，对着敌人的“乌龟壳”大显威风。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炮，说：“八路的炮大大的有！”“八路会造炮了！”
不久，上级给我们新任务：仿造九二式步兵炮。
这时，我们兵工厂也发展啦，成立了兵工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说造炮就造炮，从被国民党破坏了的黄河虹吸工程区弄来一条大曲轴，切断，先做了个炮筒给那门老炮“换了装”，紧接着就仿造全套的九二式步兵炮。三个月以后，一门崭新的九二式步兵炮出厂了。这炮的炮筒是火车大轴挖成的；座力簧是蓝牌钢打成的；密封甘油是从蓖麻油中提炼的。……一切都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单说炮筒里的膛线吧！由于没有机器，工人们熬红了眼才创造了“拉线杆”，慢慢地一道一道“挖”出来的。这门炮的每个零件，每一条膛线，都凝结着工人们的智慧和汗水！
有了第一门炮，第二门就不愁了。先后共造出了四门。它们随同我军转战南北，参加攻城夺镇，立下了赫赫战功！今天，这四门炮中的一个兄弟，站在首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它不免显得粗糙与陈旧，然而，它令人深思，令人鼓舞，令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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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宝
朱秦
读着《“敌后的敌后”闹生产》、《炮和炮弹的故事》等四篇革命回忆录，心里油然增添了一股强烈的鼓舞力量和奋勇前进的信心——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能压住革命的中国人民呢！
请看，敌人的残酷“扫荡”，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在物质上遭遇到严重困难，部队每天要和敌人战斗，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打仗缺乏弹药和武器……可是，这些铺天盖地的困难，给革命战士带来的并不是畏缩、气馁［něi］，而是更加昂扬的战斗意志。战士们说得多好：“什么东西都是人造的……”“长着两只手，为什么要瞪着眼挨饿挨冻？”“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多么豪迈的革命气概！多么高尚的革命风格！正是这种珍贵的革命精神，迫使一切艰难困苦、一切障碍荆棘在革命战士们面前低头让道。不是吗？四区队的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仅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斗争，就彻底改变了部队挨饿受冻的局面，作到了丰衣足食；兵工厂的同志们，在一无机器，二无原料的困难条件下，苦心钻研，终于在短短的时间里，利用各种废物试制成九二式步兵炮和炮弹，及时供应了前方的需要；通信兵战士们，在没有设备，技术力量十分缺乏的情形下，边拆修，边学习，终于将一部坏汽车头改造成一部发动机，建立起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使党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四方。……敌人叫嚣着要用军事“清剿”、经济封锁的办法困死八路军，他们失败了，根据地的战士们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完全依靠双手，解脱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坚决打击了敌人，使根据地日渐巩固和壮大，最后，绕过了抗日航船的暗礁［jiāo］，迎来了胜利。
人们爱把“艰苦奋斗”比喻为革命的“传家宝”，这个比喻很妥切。艰苦斗争，战胜困难，这是革命军民从老红军时代起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也是革命赖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四十年来，革命人民不正是在党的教育下，继承着老红军的优良传统，用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才把革命事业从幼弱的昨天，引导到茁壮的、阳光灿烂的今天的吗？
岁尾年头，回顾一下革命所经历的道路，是会引起我们深思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们用心血浇灌出来的鲜花，开得多么鲜艳明丽！永远学习他们那种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继承他们留下来的传家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新的胜利，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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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傅英豪
1940年的一个秋夜。延安王皮湾的一孔石窑洞里，通信兵的战士们正围着一部机器进行着最后一次试验。汗水从同志们的额角渗出来，在煤油灯光下晶晶闪闪。片刻，只听得电源组组长苟在尚同志说了一声“开动”，机器立刻呜呜地转动起来。同志们几乎是同声呼叫：“行啦！”几个月来我们焦急地期待着的发电设备终于装制成功了。明天，它将为我们党的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开始供电了。
我们党虽然早就有了用无线电报发出的文字广播，但是还不曾有过语言广播，因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语言广播电台的建设。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养病回来时，克服了运输中的各种困难，带回了苏联援助的一部无线电广播机。接着，他就把这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安装和试验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这群工作人员中，谁都没有安装广播电台的经验。但是同志们接到这个任务，人人都兴奋异常，立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使这部机器迅速发音，让党的声音传遍四方。”要让电台发音，首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这时延安正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包围和封锁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一部现成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只好要来了一部坏汽车头，边拆修边学习，用它改造成电台所需要的发动机。没有汽油做燃料，同志们就用木炭产生煤气来代替。
面对着已经调整好的广播机，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来延安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到的不是露骨的反动宣传，就是麻醉人民革命斗志的靡靡之音。那时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知发过多少感慨：“什么时候，一扭开收音机，能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就好了！”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从今后，我们这部红色电台，将成为新华文字广播的一个兄弟，它们将相互配合在一起，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党的抗日的主张、抗日根据地内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实况。不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挖多少封锁沟，筑多少封锁墙，都无法阻止我们红色电波飞出延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志们就起了床，喧喧嚷嚷，像准备参加什么庆典似的。广播员徐瑞璋和姚雯很早就来到播音室，再一次收拾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播音室，是一孔新挖好的土窑洞，拱形的窑洞内壁和门口挂着深灰色的军毯（这是当时边区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毯），用来隔绝从远处传来的鸡鸣犬吠［fèi］和消除洞内的回音。窑洞里只放着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条板凳，桌上的麦克风虽然很旧，但被擦得一尘不染。
吃过早饭，文字广播台报务主任汤汉璋同志背上背着一部自己装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来到播音室，他是为了使电台上及时知道试播的效果被派出去收听情况的。当他那精神抖擞的背影消失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电台开始了试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I……”广播员反复呼叫着，然后用宏亮悦耳的声音读着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静的站在一旁，等待着收听者发回的报告。
“我在裴庄，声音很好。”突然传来了老汤的声音。
声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隔不多久，又听到了老汤从他的无线电话机里传来了宏亮的声音：“我已到枣园附近啦！声音清楚得很！”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老汤的那副高兴劲儿。我们在电台上的人一听到枣园这两个字，个个喜形于色。“要是毛主席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一定会听到我们的播音呢！”
老汤离开广播电台愈来愈远，而我们的播音他始终都听得很清楚。当天从安寨那边传来消息说，那边也用收音机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们向各个根据地搜集反映。打电报问离延安较近的晋西北各电台，想不到那里的回电说没听到，有的电台说只偶尔听到一两个字，很不清楚。我们反复检查了机器和天线，把认为可能造成的收听障碍全都消除了，各个根据地回电说仍然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试播工作就这样被卡住了。
大家的心情开始焦急起来，就连一向爱唱爱跳、性情非常活泼的广播员小徐和小姚也突然变得沉闷了。
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直关心着试播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发同志鼓励我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也不要乱闯盲干，要发挥集体的智慧，根据科学道理逐步进行试验。我们根据电波传播的理论，意识到问题的产生可能和电波的波长选用不当有关。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波长才能克服某些地方收听不到的障碍呢？文字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说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把这部语言广播电台调到文字广播电台所用的波长上拍发新闻电报，看看各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电台能不能听到。试验的结果，各个根据地的电台都给了回电，说听得和往常一样好。我们就进一步在这个波长上进行语言试播。
这天，我亲自在广播机旁掌握机器的调整，让汤汉璋同志在报房里守着收报机，及时收听各根据地的反映。一会儿，我身旁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汤汉璋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第一句就是“队长，问题解决啦！”接着他告诉我，晋察冀、晋东南、山东、晋西北都先后发来电报，说广播的音质清晰、音量良好。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喜得跳起来。
我们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从此开始了每天定时的试播。在试播中，我们不但播送新闻和报纸上的重要文章，而且还播送“文艺节目”。一开始电台上连一部唱机都没有，所谓文艺节目，常常就是广播员对着麦克风唱几只流行的革命歌曲。不久，弄到了一部破破烂烂的手摇式唱机。但因为边区没有条件制唱片，而从国民党统治区买来的片子内容健康的不多，所以放来放去总是《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张片子。后来，我们便请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来播送《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他们的大队人马一来，常把小小的窑洞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使电台能早日正式播音，通信战士们在接踵而来的多种技术问题上刻苦地钻研着。女调配员徐路同志在窑洞里长时间值班，被发动机煤气管漏出来的煤气熏倒了。等到同志们把她抬到窑洞外救醒，她又立刻跑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试验。后来当机器上某个重要的电子管失效而又没有备用品的时候，我们在党和上级的鼓励下，又拆掉原机器的部分结构，重新改装，终于利用了手头现有的电子管使电台继续工作。
1941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新华社的通讯员骑马来到电台，送来了当天的广播稿件。从通讯员紧张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今天准有重要的文章需要广播。打开稿件，我的眼前跳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行大字。这是党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重要谈话啊！几天以前，我们在报纸上就读到了国民党亲日派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的消息。看了这篇谈话对于日寇和国民党亲日派丑恶面目的揭露，就更加使我义愤填膺［yīng］；而当读到谈话对于国内外进步力量的精辟分析的时候，我们又对于阻止敌人阴谋的实现增加了百倍信心。我们想到国民党反动宣传机器，如今一定配合着这次反共事变对我党我军极尽造谣污蔑的能事。可是今天，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自己的通讯社、报纸，而且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广播电台对敌人反动宣传予以有力的回击了。
当播音时间一到，小徐打开麦克风开关，作了几分钟的呼叫以后，开始播送毛主席亲自起草的那篇谈话，为了使真理的声音传播更广，小徐播完一遍后，小姚又再播一遍。“……如若他们怙［hù］恶不悛［quān］，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那种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的语调，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次播音之后，各个根据地经常以各种方式，把收听的效果告诉我们，从各方面鼓舞着我们。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有一天突然接到从国民党统治区邮来的一封信，署名是昆明学联。信上说，昆明的进步青年常常偷听延安的广播，从广播中，他们知道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知道了边区人民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知道了延安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切都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对革命的了解，产生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特别使他们感动的是，我们红色广播电台播送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真实情形，而这是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所绝对做不到的。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信，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正如电台工作人员在自编的《延安广播电台进行曲》里所唱的：“我们要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光芒照射四方……”。是的，我们电台的几十个同志，包括日日夜夜警卫着电台的战士们，都为着这个目的贡献出了自己的最大力量。
〔除《“敌后的敌后”闹生产》一文外，其余三篇文章选自《星火燎原》第六集，本报有删节。这本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