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煤的后面
阎乃赓
帮助送煤来的同志推车上坡，一股猛劲，从筐中震落几个煤球。当时没顾上拣，也就忘了。但当卸完煤，我还没来得及回屋去，那位送煤的同志又返回来，把手里的几个煤球，轻轻地扔在煤堆上方才走去。他的这个举动，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联想。
在《中国青年报》11月14日的一篇通讯里，我读到黑龙江双鸭山岭东煤矿的青年矿工王兴臣的故事，今年前十个月，在他的采煤段上，已经超额二百三十一吨完成国家计划。然而他在家里却舍不得多烧一块煤。他动员父亲和爱人上山打柴烧。当父亲问他：“守着煤矿，还打柴烧干啥？”他回答：“咱们这山里有的是柴火，随手打点就够用了。咱们少用一吨煤，工厂就可以多用一吨呢！”
王兴臣同志经常说的是这样的话：“我是这里的主人，段上的事，都应当出力，都有我一分责任。”“国家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得我们去克服！”“阶级弟兄的事，就等于自己的事一样。”这么强烈的主人翁感觉，多么可贵！这些话，深深教育和启示着人们。使人们懂得怎样去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集体里，个人究竟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又想起那位送煤的工人同志。他虽然不在煤矿生产，但爱煤的心思和王兴臣是一致的。他整天卖力地推着平板三轮车，兢兢业业地装煤运炭，生怕丢掉一个煤球，或碰碎一块蜂窝煤。看他工作得这样认真，我直感觉他搬运的不是煤，而是明晶晶的玻璃器皿。
自从这送煤的工人同志走进我的生活里来以后，每逢从凛冽的寒风中回到温暖的炉边的时候，只要一触及到煤，那位不知名的送煤工人，青年矿工王兴臣的形象，透过那乌黑的颜色，总在我眼前接连地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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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保留剧目新创造
凤子
看了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新排的老剧目《桃花扇》，感到有一些新收获。
欧阳予倩同志这个剧作是个成功的作品，通过对李香君、妥娘、苏昆生、柳敬亭和侯方域、阮大铖、杨文聪等人的刻划，作家的爱憎感情是那样生动地激励人心。《桃花扇》所以能成为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剧本确实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次演出，略去些支蔓，更突出了主要人物、事件，说明不断的整理加工是有其必要的。
关于剧作可以研究、学习的地方很多，欧阳予倩同志对古典戏剧文学是有研究的，《桃花扇》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心得。但是，从重新排演演出这个角度，观众更多的注意到导演经验不多的耿震同志的才能和青年演员的成长。
作为一个保留剧目，对于一位经验不多的导演来说任务是不轻的，虽然以前的演出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重排任务不止于是整理，这不单是删节什么的问题。导演的任务在如何解释剧本，主题是很明确的，问题就在如何体现。
《桃花扇》是悲剧，是历史题材的悲剧。就悲剧看，演出是成功的，导演不是肤浅地在悲字上做文章，戏的节奏都是明快的，感情是炽热的，这感情不是一般的儿女之情，而是崇高的爱国主义。通过李香君和侯方域这一条线的发展，从定情、惊变到诀别，香君和侯公子这两个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既细致又明确；就这三场戏，导演运用了对比手法，适当的气氛烘托，达到揭示人物内心的目的，更点出了主题。人们为香君的死落泪，这眼泪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悲愤。香君不是一般的红颜薄命女，红颜薄命也不一定值得人同情。香君的命运已超出个人的哀乐，她个人的幸与不幸却概括了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坚贞不屈的人民的命运。对比烘托手法不仅只这几场戏，如马士英郊宴一场，艺术处理就有讽刺手法，单看这一场戏也很完整，就全剧看，这场戏也起到烘托对比的作用。
提到历史剧，就有向戏曲传统学习这个问题。看说明书，形体动作是有专人指导的。形体动作只是演历史剧必须向传统学习的一个方面，总的艺术构思、如何突出人物，突出矛盾冲突可以捉摸的问题很多。还有台词问题，一般的向传统学习，话剧演出历史剧犹如戏曲——恰当的说是京剧的道白。《桃花扇》的导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台词方面一反过去舞台上演历史剧的印象，很少有念道白的痕迹。
谈到台词，《桃花扇》的演出给我一个又深又新的印象。除了不像一般的历史剧念白外，也没有局限在另一种形式中，也就是没有舞台腔。我反复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桃花扇》演出的成功，除了上述导演的艺术处理之外，青年演员艺术才能的发挥和成长，应是值得重视的收获之一。如演妥娘的澹台仁慧和演香君的郑振瑶两同志，舞台的锻炼还都不多，可是她们都具有比较深厚的表演艺术的基础。就谈台词吧，看出她们是有过读词训练的。不单表现在咬字吐音的工夫上，更重要的是人物感情表达的深度。读台词，《桃花扇》整个演出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要特别提到青年演员，为了说明话剧也要有基本功，而且基本功应提到演员技巧训练的重要日程上，实验话剧院的青年演员都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话剧演员经过“科班”训练，在技术上基础扎实得多。
郑妥娘和李香君都是风尘中人物，她们年龄不同，遭遇、经历不同，性格不同，一个泼辣，一个沉稳，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点，爱憎分明，但表现的方式不同。妥娘是在矛盾斗争之外的人物，在戏中只起烘托、穿插的作用，看了演出，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下于香君。澹台仁慧是个性格演员、喜剧演员，她能放而不火，如果能多给她舞台实践机会，发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郑振瑶掌握了李香君沉静、抑郁、悲愤的一面，可惜体力似乎纤弱了些，需要激烈感情的地方略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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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的故事
谢树
我爱海的温柔。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海风吹来空气里有一股湿润的淡淡的咸味。这时，你坐在岩石上向远看，嗬，你面前竟是一面如此光洁的宝镜。它吻着朝阳，把光辉反映在你的脸上，心里，它用无言的恬静，把你的遐想引向远方，迢遥的远方。你静静地坐在它的身旁，和它一同默默欣赏着海鸥嬉戏，渔舟扬帆……
当然，不仅仅是早晨。当明媚的月亮把清晖晒在它的身上，又是一片恬静、安详。这时，你躺在松软的沙滩上，看天，天是蔚蓝色的，看海，海是蔚蓝色的，你仿佛生活在一个蓝色的柔和的世界里……
我更爱海的激腾与磅礴。
澎，澎，澎……巨大的浪头冲击在岩石上，发出最雄壮的声音。
哗，哗，哗……巨大的浪头在互相追逐，摆出最矫健的身姿。
在涨潮时，你无论站在海边的任何一点，面对着它的汹涌澎湃，都会感到周身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奔腾，冲击，等待着迸发。生活在海洋上的人，大都具有海的性格。
我幼年的一个朋友——海生，和他爸爸（我称他余大伯）便是这样的人。
海生和我一般年纪，但他的胳膊要比我粗，力气要比我大，尤其他的皮肤是棕色的，闪光的。他平时不愿说话，到我家去，常常站在门旁用一双羞涩的眼睛看人。可是一到海里，便像一条最活跃的鱼，引我，逗我，甚至钻到我的两腿下，直把我从水中扛起来。
有一次，正是暑夏，天已经晚了。余大伯摇着芭蕉扇，在院心里乘凉。我们围在他的身旁，一定要他讲讲海的故事。
他袒露着棕色的胸脯，眯起一双炯炯［jiǒng-jiǒng］有神的眼睛，只是笑，后来，他被我们纠缠不过，便讲了几件有趣的海外见闻。我们不满足，守着他不走。他笑咪咪地看着我们说：“孩子，海的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等你们长大了，到海里去闯荡几年，会比我讲的更好。”
他这一说，我们便赖着要跟他去出海，他又只是笑，再没有答应我们。
这一夜，我一直没有睡稳，闭上眼，眼前便是一个神秘的蓝色世界。天刚亮，我突然听到轻轻敲打窗櫺［léng］的声响，隔着玻璃窗向外望，是海生，他眨着狡黠［xiá］的眼睛，向我招手。我明白了，连忙悄悄穿衣服。
我俩藏在船仓的麻袋里，一直到渔船出了海，才快乐地跳出来。余大伯吓了一跳，他有些不愉快，但他只说了句：“海生该打！”
站在船头看那蓝宝石般闪光的大海，多么有趣啊，成群的海鸥，翻卷着雪花的细浪，还有那黄金般灿烂的太阳……这真是一个迷人的童话世界。我高兴极了，在我眼里，恐怕没有比海更可爱的了。
海生熟练地拉着网，不时向我笑一笑，或者狡黠地眨眨眼睛。
“海生！”突然我听到余大伯粗犷的喊声，扭过头去看，他正扯住帆的网绳：“快爬上去，把网绳弄断！”
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海生已经像猴儿一样顺着桅杆爬上去，斩断了被滑车扭死的网绳，刷，帆落下来了。
接着，风大了起来，呼啸着掀起层层巨浪，把我们的船打得上下颠簸。海，再不蓝晶晶的可爱，变成了吓人的褐色。我开始头晕，害怕。
这时，余大伯袒露着棕色的胸脯，让海风吹起他那破旧的衣衫，像尊铜像似地一动不动地把住舵。
“孩子！”余大伯忽然用铜钟般洪亮的声音对我说：“抬起头来看看，这才是真正的海！”
听了余大伯的话，我壮起胆子向外望，满眼都是巨大的浪头，浪头，浪头……
“听着，”余大伯睁圆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对着大海挑战似地高声说：“现在我给你讲一段海的故事……”
在狂风的呼啸中，在巨浪的颠簸中，我又一次抬起头来望着他，望着海生，望着他俩那棕色的闪光的皮肤，那坚定活跃的神情。我忘记了一切。我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灵去谛听他滔滔讲述着的海的故事。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在这二十几年中，我经常给我的朋友、同志讲那段海的故事；虽然，我也讲到海的温柔，但我却更爱讲海的激腾与磅礴。每讲一次，我脑海里的余大伯和海生的形象便更加鲜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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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书名
知非
古书的命名，有许多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它常常反映出人们对于书的看法，对于学习的态度，以及个人的志愿等等。
人们常把书称为精神食粮，把丛书称为学术的渊海、知识的宝山。如宋朝左圭把唐宋人笔记一百种编在一起，名为
《百川学海》，借用扬子云“百川学海而至于海”的话，他在序中说“人能由众说之流派，溯学海之渊源，则是书之成，夫岂小补。”清人曹溶将前人遗著四百四十种合刻为一书，名为《学海类编》，也是这个意思。明人王文禄编印一百种书，名为《百陵学山》，即对学海而言。
书可以启发人的智慧，增加人的知识，所以孙能传把他编的书名为《益智编》；刘宝楠把他编的书称为《愈愚录》，是取荀子“人皆知食以愈饥，不知学以愈愚”的话，胡侍把他的著录叫作《真珠船》，是引元稹［zhěn］之言“读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也”。最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曹端，因他的父亲崇拜佛老，他于是“采辑经传格言以进其父”，名为《夜行烛》，把这本书作为指路明灯，以免他父亲迷失方向，掉入异端的泥淖［nào］。
许多人要在书中吸取养料，积累见闻，写成学习心得，最普通的，如李翀［chōng］的《日闻录》，顾炎武的《日知录》，刘仕义的《新知录》，王棠的《知新录》等等。还有谢肇淛［zhè］的《文海披沙》，表示要在沙中淘出金子，就是说一点一滴也不放过。
在学习方面，孔子留下了很多名言，过去的学者常把它作为书名，作为努力的标准。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即取孔子“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的话；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即取孔子“困而学之”的话；郝敬的《时习新知》，即取孔子“学而时习之”和“温故而知新”两句话。
还有进一步表示治学态度的，如宋人丘光庭，他考证各家各派的错误，题其著述为《兼明书》，取古人兼听则明的意思；又宋人张端义把所著书名为《贵耳集》，他在序中说“幸而精力气血未衰，岂忍自叛（脱离）于笔砚简编之旧，记一事、必一书，积至百则，名之曰《贵耳录》。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又有贵耳贱目之说。”这都说明前辈古人治学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读书治学必须抓紧时间。都卬把他的著述名为《三余赘笔》，即据董遇说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三国志注）。在这概念上，有顾祥应的《惜阴录》、姚莹的《寸阴丛谈》等等。清代的经学家桂馥，治学四十年，还自己认为“所学者晚”，把他的集子称为《晚学集》。还有宋朝的赵溍，虽然在生病的时候不忘读书，写成《养疴［kē］漫笔》，因为在病中，所以在书的后部附了许多医方。许多古人不放弃任何时间，抓紧学习，孜孜不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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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革命博物馆里
五百年前的宝刀
这口宝刀世代相传已经五百多年了。一九五九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把它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礼品馆”里。
五百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在民族英雄斯坎德贝的领导下，向土耳其侵略者浴血苦战了二十五年。后来虽然阿尔巴尼亚遭受土耳其帝国四百多年的强暴统治，但阿尔巴尼亚人民始终坚强不屈地向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卖国贼作顽强的斗争，用战刀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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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这也是适时
田瑜
看了呼和大坝农场播种期的风波的故事（见人民日报11月20日），觉得很有意思。
播种期是早一点好，还是晚一点好？
有人说：草原无霜期短，应当早播。
有人说：冰雪消融了，别的农场都轰隆隆地干起来了，进度表颇为催人，应当早播。
可是，农场党委书记姜羲智同志，却根据这儿气候春旱秋雨的特点，随机应变地决定晚播一点，以保墒抗旱，保证了禾苗全旺，使小麦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草原无霜期短，冰雪消融了，似乎都是应当早播的根据。但是，这种根据是反映了决定播种期早晚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呢？是适合一般风调雨顺的草原，还是适合各种气候条件的地方呢？姜羲智同志之所以做得对，正是由于他仔细推敲了这些问题，不怕各方面的压力。冰雪消融了，但土地还化不到五厘米，此地十有八九春旱，一般都是7月后才下雨，晚播一点，正可以相对地缩短春旱的时间。这样决定延迟播种时间，正是找出了适合此地的播种期的固有的而不臆造的规律性来了。表面看来，呼和大坝农场播种似乎走慢了一步，是失了时；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更适时。
客观事物是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只有细心研究它们的变化与特点，抓取工作的时机，才能抓得准。只有随机应变，抓住符合实际的时机，需要早则早，需要晚则晚，才是真正的适时；是这样，晚也适时；不是这样，早也并不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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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沙尖兵（摄影）
王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