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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快好省地进行森林更新工作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 李范五
森林更新工作是巩固和发展现有森林基地，进行森林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大计。它不仅能够改变自然面貌，促进农业丰收，美化祖国山河，保证森林资源永续为人利用；而且能够发展山区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为着尽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要，加强森林更新工作，更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重要林业地区之一。林区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解放以后，由于采取采育结合的方针，森林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十年来，全省人工更新面积占同期采伐迹地的53．3％；天然更新（通过封山育林长起来的幼林）约八万多公顷，使解放前的荒山大部分长起茂密的幼林，这就使黑龙江省的森林更新工作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
我们所以强调森林更新工作的重要，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首先，我国现有森林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对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多。为着满足人们对木材日益增长的需要，就不能单靠现有的森林资源，还要增加森林资源的后备。而森林更新工作正是解决森林永续作业，增加森林资源的根本大计。木材成熟后要采伐，采伐后为了再次成林，就需要更新；我们现在进行更新，正是为着将来更多的采伐。只有这样周而复始的不断发展，才能做到森林资源永续不竭。森林不同于农作物，培育时间较长，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周期很长，成林总得五六十年，生长最快的树也得二三十年，“用材容易成材难”，在这个意义上说，更新是比采伐更为重要更为艰巨的事业。其次，森林对保持水土、调节气候、促进农业丰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哪里有茂密的森林，哪里就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在一个地区内，凡森林面积占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分布均匀，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比较有保障。再则，进行森林更新工作也是建设林区、美化祖国山河所必需的。要使我们的祖国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改变自然面貌。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达到这个美好境界而作不懈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森林更新工作既是长远之计，也是当务之需。采伐木材供应国家和社会的现时需要，是服从当前利益；而进行森林更新工作，使青山常在，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将来的需要。所以，采伐和更新是林业建设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规律办事，就有利于林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否则，任何片面观点和做法，都是有害的，要不得的。
为了多快好省地进行森林更新工作，就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采取相应的更新方式。黑龙江省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因地制宜地实行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是森林更新多快好省的正确途径。黑龙江省许多地区，正是由于因地制宜地既抓了人工更新，又注意了天然更新，因而更新速度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和提高。而有些地方由于只注意天然更新，忽视了人工更新，因而更新起来的森林质量不好，缺乏珍贵树种。也有些地方只注意人工更新，而没有同时注意天然更新，结果影响森林更新速度。这就说明，为了多快好省地进行森林更新工作，既要积极地搞人工更新，又不可忽视天然更新，两个方面都要抓。至于在一个地区，究竟如何实行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在劳力充足、而又有适于人工更新的树木，就可以以人工更新为主；在劳力缺乏、而又有适于天然更新的树种，就可实行天然更新，同时，尽可能实行人工更新。事实证明，那种完全依赖天然更新，认为“人工更新是破坏林型，栽了也活不成，长不好”，否定人工更新重大作用的思想，和那种只靠人工更新，完全否定天然更新作用的思想，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黑龙江省十几年来实践的证明，人工更新是可能的，而且具有长得快、产量高、质量好、采伐方便的特点。早在十年前，黑龙江省不少地方就开始进行了较大面积的人工更新的试验。例如，带岭实验林业局，自1951年到1961年，用人工更新的八千八百四十九公顷各种类型采伐迹地，都长起了茂密的人工幼林。从成活率看，人工栽植的针叶树成活率为90％到95％，阔叶树平均为85％，比天然更新所长的幼林，林相好，分布均匀，而且全是珍贵树种。从生长速度看，人工林的生长速度平均为天然林的四倍到六倍，根据这个速度，就有可能实现四十到六十年一个“轮伐期”，而天然林的轮伐期，平均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从产量看，由于人工林分布均匀，密度合适，预计四五十年以后，每公顷蓄积量将达到五百至六百立方米左右，为天然林的五倍到六倍。从木材质量看，人工林发育健壮，树干通直，木材质量好。有些同志担心，人工更新花钱多、成本高，其实如果从长远计，人工更新一公顷产量等于天然更新五公顷的产量，又速成，成本不是高而是便宜的。
我们知道，人工更新虽然有许多好处，但由于劳力和技术装备的限制，不可能把所有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林间空地及一切荒山荒地，都靠人工造起林来。因此，需要靠天然更新一部分。这样，就可以使更新较困难的珍贵树种用人工去更新起来；天然更新较易的一般树种就让它天然更新。这样把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结合起来，就可以多快好省地发展森林工业。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天然更新是大面积的，而人工更新比天然更新面积小，那末为什么不提以天然更新为主，而提以人工更新为主呢？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从需要看，生产、生活要求木材是多品种的，不仅要有阔叶树，而且要有材质优良的针叶树。而针叶树天然更新比人工更新需用更长的时间。据调查，黑龙江省天然林更新规律是，当针叶树林被砍伐或被火烧毁之后，先长起杨、桦树，经过几十年，在杨、桦树的庇荫下针叶树才逐渐地生长起来，然后针叶树把阔叶树逐渐压下去，变成纯针叶林或以针叶为主的针阔混合林。这个过程大约得二百年左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假若我们今天不积极地进行人工更新工作，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对针叶树和珍贵树木的需要，就无法得到及时满足。另一方面从工作看，天然更新固然是大面积的，但它不需要花费多少劳动，只要做好封山育林的工作就可以了。而人工更新则需要人们付出辛勤劳动，需要进行一系列艰巨工作。如果不强调人工更新为主，就会有忽视人工更新而靠天吃饭的危险。这样就势必有碍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各种树种的林木，从而不利于国家建设事业。
不论采取哪种更新方式，都要强调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生搬硬套。因为客观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树种繁多，各地土质、气候不同，这个地方能行得通的某种更新方式，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行得通，在这里是成功的经验，在那里就不一定适用。是不是任何地方都需要采取人工更新方式呢？不一定。红松、云杉、冷杉等由于天然更新能力差，只有采取人工更新的方式，才能迅速奏效；但杨、桦树和部分落叶松等，由于天然下种能力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采伐合理，清理好林场，采取人工促进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方式，也可以收到一定效果。就是在人工更新工作中，也必须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比如红松，如果把它栽植在山的中下部、土壤深厚湿润的地方，生长就快；把它栽植到山下、湿地，或山上、土壤干燥的地方，成活率就低。我们只能根据各种树种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适地适树地去栽树，不然，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当然，有些自然条件是可以逐渐改变的，问题是有些自然规律目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而有一些一时还不能认识它，更不要说掌握它运用它了。因此，在推行各种森林更新方式上，我们党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同样是适用的。凡是没有把握的，先作小面积试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不可贸然全面实行。比如，在采伐方式上，到底择伐好，还是皆伐好？这要取决于森林情况及更新方式。在陡坡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地方，应采取轻度择伐方式，伐后靠天然更新；而过熟林生长在地势较平坦地方，就要求用皆伐方式，伐后用人工更新，而且对伐区上的树木伐得越平净越好，连比较小的树也伐下来，因为，一则，社会上需用小规格木材；二则，在伐区上哪怕你留下一棵天然幼树，将来都会妨害人工幼林的生长。
为了多快好省地进行森林更新工作，还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更新成就较好的地方，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这些技术措施，主要是适地适树，细致整地，良种壮苗，合理密植，抚育保护等。但是，任何一项技术措施的推行，同样必须本着因地制宜、不违“林时”的原则。比如要适地种树，就首先要对土质、地势、树种进行调查，让不同树种按不同自然情况，各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活、成林。相反，有些树种由于选地不当，即使成活，也生长不良，更不易成林。细致整地，是造林前不可缺少的工序，对改良土壤、消灭杂草、促进有机物分解，有重大作用，而整地方法要根据迹地类型、地势、土壤、植被等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一般缓坡地采用带状整地，造林既成活率高、生长快、减少幼林抚育次数，又省工、便于机耕作业，苗木四周不积水，减少冻害。而排水不良的低湿地，则宜采用筑高床，或翻草皮子的整地方法。可见，森林更新的技术措施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无论是树种的选择、植树密度、改良土壤，都要因地因时而异地加以鉴别、选定、改造和发展。违背这一条，就会出现盲目性，给工作造成损失。
森林更新工作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它的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东西，树木特性各异，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而自然条件又因时因地而异。我们要作好这项工作，就不仅要看到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这种树和那种树的共同点，而且要看到它们的不同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根据我们多年的体会，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践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来源于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来源于生产斗争的实践。无论森林更新方式，还是各项技术措施，都要充分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干部，切实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害，加以选定。无数事实证明，只要认真地改进领导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凡事与群众商量，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森林更新工作就会多快好省地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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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杂谈一与二
沙英
“一”与“二”，是最简单的字，也是最小的数，这是谁都知道的，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如果思索一下与这两个字有关的一些话和问题，也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思想方法有所启发。
“一心一意”闹革命，“同党一条心”，“和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一盘棋”，“团结一致”……你看，这个“一”字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一”字，当一的不一，闹革命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同党不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或者两条心，那总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迟早要暴露自己的面目。如果不是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同群众散成两片，只知站在群众的头上发号施令，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愿意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愿意在必要时等待群众；或者一味迁就群众，对群众不宣传、不教育，缩手缩脚，放弃领导，成了尾巴主义，那总是不受群众欢迎的人，不可能把革命工作搞好的。如果不坚持“全国一盘棋”，没有全局观点，没有全国范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没有分工合作、相互的协作和支援，不能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统一的安排，而是过分分散，各自为政，以邻为壑［huò］，互不支援，只顾部分，不顾整体，那是无法进行经济建设的，任何事情也搞不好的。如果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不坚持团结一致，同德同心地做好工作，而是涣散团结，离心离德，瓦解斗志，为革命制造困难，那只有使同志感到痛心，使敌人感到高兴而已。
掌握“两点论”，坚持“两条腿走路”，对敌人要有“两手”，……两和二是同义，这又说明“二”字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二”字，当二的不二，譬如说，不掌握“两点论”，而是“一点论”，忘记了“真理是全面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就是片面性和绝对化。如果听意见不是用两只耳朵听，而是用一只耳朵听，那就不能“兼听则明”，而是“偏听则暗”。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包括一整套“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如果我们不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是用一条腿或一条半腿走路，跛［bǒ］足前进，结果那就不能多快好省，而必然是少慢差费。如果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是用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用一手去对抗敌人的两手，那就容易为敌人的阴谋所欺骗，麻痹了自己，放松了警惕，丧失主动，最后使革命遭受祸害。
由此看来，借着“一”与“二”的线索，打开脑筋的机器，思考一些问题，从而坚定自己的革命立场，端正思想方法——为党为国，忠心不二，坚持团结一致，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一心一意做革命工作；并且掌握“两点论”，全面地看问题，善于用“两条腿走路”，善于运用“革命的两手”，……这难道不是很有益处的吗？
一与二，是表示次序的先后和分量的轻重。通常，次序的排列，问题的论述，都有先后的区别，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等等。当然，有些次序的排列是有偶然性的，第一和第二、第三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面，次序的排列不是随便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论者，认为只有先建成社会主义然后才能建设共产主义，既不会混淆两个阶段，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我国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们只有经过革命和建设，富强起来，文化发展了，这才能改变“穷”和“白”的状况。我国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安排，说明三者的地位是有差别的，不能等量齐观，也不能次序颠倒，而必须是一农业、二轻工业、三重工业。我们不论演讲、作文和写书，总有章节、段落和层次，例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区别，这要根据分量的轻重和逻辑系统来确定；否则，一二三四，随便排列，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主次、重轻、急缓、先后的不同，也要排一下第一、第二、第三，等等，从而把第一位的工作当作重心，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另外辅以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拣起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工作，使十个指头有节奏地动作，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道理，成天忙忙乱乱，不知第一、第二，不分轻重缓急；或者有纲无目，“纲举”不能“目张”，形成“单打一”；或者有目无纲，齐头并进，百废俱兴，形成平均主义，结果是一样也做不好。
由此看来，不论工作和学习，在我们面临的大量的复杂问题的情况下面，一定要具体分析，加强计划性，将第一、第二、第三的次序，作全面安排，既抓住重点，又照顾一般，纲举目张，协调地前进，那就会更有成效。
小孩子最先学习知识，常常扳着指头，从一二三学识数。如果注意这样的小事情，也能启发我们的思想。一与二，或者二与三，是表示数目的大小和数量的关系。我们观察任何事物，不能不注意数目的大小及数量的关系和界限。
一与二是最小的数，一与二的增减，有时微不足道，只表示事物发展的渐进性，而并不影响事物质的变化，不必斤斤计较。但是量的变化到一定程度，哪怕是微小的增减，就会引起飞跃、质变、渐进过程的中断。“海有边，江有底”，任何事物都有量的规定性，都有一个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就发生质的变化。列宁说过，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哪怕是在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那就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国有两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有些微小的差别，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化学元素，由于原子核所带阳电荷在数量上的差别，就要引起一种元素向另一种元素的转化，氢原子核的阳电荷是一，氦是二，锂是三，铍是四，等等。在某些会议上进行表决时，有时由于一票之多数，即通过一个决议而否定另外一些意见。在体育比赛时，有时由于一二分的差别，即有冠军、亚军之分。我们吃饭总要一口一口地吃，走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也要一件一件地做。有人看不起点点滴滴的工作，满足于“大呼笼”；其实，点点滴滴的工作是不可轻视的，“滴水穿石”，“集腋成裘”，社会主义大厦是由于集中许多的一砖一瓦而建筑起来的。学问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荀子在《劝学篇》中，曾把这种积累过程生动地比之为“积土成山”和“积水成渊”。这是说，积累过程经过一个由少到多的量变，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就会出现伟大的质变。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事物，都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趋向：缓慢的进化和迅速的飞跃，发展过程是从缓慢的量变到根本的质变的转化。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量与质的统一。我们既要把握事物的数量，又要把握事物的质量。例如工业的发展，我们不仅要注意产品的数量，而且要注意增加产品的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在研究量的方面时不可忽视事物的质的方面，必须把量的关系和质的特点看成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一”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数，但同时它本身又包含有多样性，例如它是整个正负数数系中的基数，它表示任何数的零次方，代表分子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如此等等。这是从数学方面来看的。如果从哲学方面看来，可以形象地说：一中是包含着二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每一现象，都是一个统一体，它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包含着互相排斥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正是矛盾着的两方面又统一，又斗争，才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叫同一性、统一性或一致性。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他又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哲学笔记》）
任何一种生产，一种生产方式，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生产力，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我们要想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平衡与不平衡两个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有的快，有的慢，总是不平衡的；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又经常要求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就是要研究新的矛盾和新的情况，加以调整，建立新的更高级的平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的内部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民主，一个方面是集中。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工农联盟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工人阶级和农民是它的两个方面。这两个阶级虽然也有矛盾，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进行着共同的斗争。现在，这两个阶级，正在相互支援，城乡协作，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
对立统一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观察任何一个事物、现象和过程，都要应用这个规律。处理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要如此。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反对党八股》）
由此看来，当我们观察任何一个事物和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它看成“铁板一块”，不加分析，而应当看到它内部的矛盾，看到矛盾的两方面。究竟两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各占什么地位，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两方面是怎样联系和怎样斗争的，两方面又怎样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等等。上面所谈的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事物内部的矛盾是逐渐暴露的，当新事物刚一出现的时候，它的矛盾并不是怎样显著的，不易察觉的，这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政治上的敏感。我们对待任何一个事物，不仅对它的环境和外部条件要进行调查研究，而更重要的是深入到事物里面去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认识它的本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对待问题，忌带表面性。什么叫表面性？毛泽东同志说：“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矛盾论》）
总之，辩证法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普遍的发展规律。当然，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是一回事，一个人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它、承认它又是一回事；同时承认它是一回事，能否应用它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因此，毛泽东同志常常要我们学点哲学。如果我们能学点唯物论，学点辩证法，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去观察和分析事物，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那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极大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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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第二稿
林基洲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之一。列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的指南，是无产阶级敌人最害怕的武器。
这本名著共有三个稿子。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兰西内战》指的是马克思的第三稿，即最后定稿。初稿和第二稿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其中的材料比第三稿多。初稿和第二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马克思逝世以后，它们落在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手里，长期未得公布于世。直到1934年，这两个稿子才第一次全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发表出来。今年我国第一次把这两个稿子译成中文，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和新版本《法兰西内战》两书中。
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本著作的初稿和第二稿的写作过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比其他各国表现得特别尖锐的时代。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曾经认真地总结了法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两本辉煌著作。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先后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两篇宣言，及时给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剖析了风云变幻的形势，提出了各个时期斗争的策略任务。正由于马克思对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精湛的了解，所以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武装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张皇失措，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斗争。在整个巴黎革命期间，他给巴黎的保卫者作过军事技术方面的指示，向公社领导人提供过从对外政策到社会经济措施方面的意见，还经常派人到巴黎传达口头指示，取得直接的消息。
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第一天起，反动势力就诋毁它，破坏它；而不少社会主义者又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挑剔批评。在这种十分混乱和谣言蜂起的情况下，马克思在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发表致国际会员宣言，阐明巴黎革命的重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托马克思起草宣言。马克思随即带病动笔写《法兰西内战》。在维护工人事业的责任心和革命热情的推动下，他在5月10日就赶写出了初稿，到5月中旬又重写了一遍。他为了把宣言写得简短明了，便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删去了许多材料，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在巴黎的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起草的宣言，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生动有力的语言阐明了公社事业的历史意义，把公社的经验提到了理论的高度。马克思在四十天中间写出了三个稿子，共约十六万字左右。这是多么令人惊奇叹服的政治热情和工作能力！
在保存下来的手稿中，初稿比较完整，第二稿缺少一部分，大约是第四节以及其他章节的个别地方。草稿的某些片段虽是提纲挈［qiè］领的记述，但大部分是完笔，其语言和第三稿一样鲜明生动。这两个草稿的材料可以补充和解释第三稿。
在初稿和第二稿中，马克思整理了大量有关公社活动的事实材料，周详地论述了公社的社会经济措施，仔细地探讨了关于旧的国家机器和打碎它的问题，具体地分析了公社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公社的一切活动，透彻地阐明了公社的历史意义，深刻地指出了公社所犯的错误，并从中引出了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应当吸取的教训。
马克思在初稿中对法国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了总结，他说：“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甚至在人民胜利之日，每次当人民放下了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所以，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在过去总是虚掷了……”。而马克思认为，这次巴黎革命的新的特点，就“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骗徒手里”。
马克思在初稿和第二稿中关于旧的国家机器的实质和无产阶级打碎它的必要性的详细阐述，是对第三稿的宝贵补充。他指出：旧的国家政权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是“镇压历次人民起义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了把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而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暴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这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阶级统治的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反抗这两种形式，因为这两种形式互为补充，而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马克思在第二稿中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在批评公社对反革命分子疏忽大意和宽容无边时，马克思着重地指出：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是有组织的和强有力的，它应当是掌握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手段。他预见到，“一但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后，它还可能遇到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类灾难”。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初稿中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天才思想，他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马克思还提出依靠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原理，他指出：“公社是以大规模节约，经济改革以及政治改造来开始其工作的”；“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去替代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经济改造）”，而巴黎公社类型的无产阶级国家能够立即沿着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
以上这些都是非常精辟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原理。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第二稿，不仅给我们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天才创见，而且给我们提供了革命热情和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典范。
〔注〕以上引文均见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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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孔子逝世2440周年是今年还是明年？
孔子逝世的2440周年应该是在1961年还是在1962年，目前我国学术界有分歧的看法。《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日所载《山东筹备第二次孔子讨论会》的报道中说：“今年是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周年”。最近，杨伯峻和赵琪对于这个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
杨伯峻和赵琪认为，孔子的生年是在鲁襄公二十一年还是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古今一直很有争论。至于孔子的卒年，自《左氏春秋》和《史记》以来，一致肯定在鲁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这样，孔子逝世2440周年应该在今年还在明年的分歧，关键不在孔子究竟生在哪一年，而在怎样去推算。
关于推算年数的方法，杨伯峻和赵琪认为，有的计算前后相距的年数，这是计算虚数。以孔子的卒年论，既肯定他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再加上公元后的1961年，便是2440年，这是《光明日报》的报道计算法。但是他们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既是“若干周年”，“周年”的意义应该就是前人所谓“周岁增年”，也就是计算他的实足年岁，那么就只能除去生、卒当年不计算。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到1962年才是孔子逝世的24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