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友谊的花朵
〔苏联〕阿盖依·加托夫
鲜花，鲜花……这里到处都开放着美丽的花朵。
这儿的鲜花真是无穷无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在大洋磁花盆里，在陶质花瓶里，在精心雕制的红木花架上，在凉亭里的花篮里，在粉墙的小柱子上……花的颜色各种各样，花的形状也各种各样。然而这里最多的是菊花。
陪着参观的一位中国姑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儿有七十多种菊花，加上变种那就有几百种了。这是编制第一部中国药典的古时大医学家李时珍早就统计过的。”
在12月的中旬看到这些茂盛的鲜花真还有些不习惯。早晨我们从广播中听到莫斯科已经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而在这儿——中国的广州——我们还得到处找避荫的地方，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这儿每个人对菊花都感到异常的亲切。汉语中的“菊”字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花的名称。然而农历中的九月叫做菊月，因为在这个月里菊花开放了。中国很多女孩子的名字也都叫做“菊花”……
在上海我就认识了一个小“菊花”。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傍晚，我们的汽车停在新乐路和东湖路的拐角上。我们还得去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组织的友好会见和参观“大世界”，听说那儿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在十四个广场和舞台上同时演出各种节目，天天总是客满……这里远离市中心喧哗的街道，显得很寂静，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连邻近的陕西南路上的无轨电车的喇叭声也只是隐约可闻。
国际旅行社的向导同志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他把我们带到一座位于五条街道中心的小公园里，在鲜花的环抱中有一座灰色的花岗石纪念像。我们的普希金！我们一下子都振作起来。普希金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在周围的长凳上坐着几位老人。儿童们在嘻戏。普希金面向东方，骄傲地昂着头，他的眼神好像在说：“你好啊，年轻的陌生的一代……”纪念像还是远在1937年建立的，当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挺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向导同志在结束他的介绍时说：“对，你们的普希金当时鼓舞了我们跟敌人作战。如今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不停地用一只脚跳绳子，背后结得紧紧的小辫子甩来甩去，脸孔通红，眼睛睁得大大的。
“小姑娘，你会讲普通话吗？”当她跳完的时候我问她。
“我会讲。”小姑娘好奇地抬起头来望我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菊。”
“多么好听的名字，小菊！……你知道吗，这是谁的纪念像？”
小姑娘越发好奇起来：她知道是一位苏联叔叔在跟她讲普通话。
“这是普希金。苏联的伟大诗人，”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我，然后忽然想起来：“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总而言之还是苏联的……”
“你读过他的诗吗？”
我真没有想到。小菊，一个普通的上海小姑娘，挺了挺身子，很快地把拿着跳绳的手抄在背后，开始背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来。
从前有个老头和老太婆，
住在蔚蓝的大海边……
她背得有声有色，富于感情。这是一个有天才的小姑娘，她能领会诗中最微妙的地方。看，她那一双顽皮的眼睛中闪耀着多少智慧的光芒！“从前有个老头和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这真是普希金作品的最好的翻译，现在又加上了最出色的朗诵。这个故事的中译文是无懈可击的，没有华丽的词藻的堆砌，而使用了富于表现力的民间谚语和口头文学中的丰富形象性，譬喻和寓意。就连题目中的“故事”两个字听来也很合乎中国人的口语。译者善于从祖国语言中找到一些词来表达普希金诗句中最细微的含义，如“整整地过了三十又三年”这一句里的这个“又”字。
很遗憾，小姑娘来不及把整首诗背完，我们得离开了。但是我不会忘记她。后来在北京见到一位同志，他送给我新版本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书中还有拉勃齐夫的美丽的插图。
上面我所写的——只是在中国短期旅行中所堆积起来的印象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这个插曲对我来讲具有很大的意义。从这里我看到了在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文化革命的巨大规模，也看到了我们两国兄弟人民之间的友谊花朵开放得多么灿烂，这些花朵越多越好！
（天爵译自苏联《文学和生活》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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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京剧《火烧望海楼》观后
李大珂
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天津市京剧团给首都观众带来了一出近代反帝历史题材的京剧《火烧望海楼》。它描绘的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史实。反映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者对当时中国人民的侵略行为，也表现了我国人民不甘屈辱的“硬骨头”斗争精神。这出戏里的戏剧冲突是尖锐的、强烈的，但又是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
在《火烧望海楼》里，戏剧冲突的对立两方面是法国帝国主义者和天津人民。作为戏剧冲突的焦点和戏剧情节发展变化的贯串线索的，是范永一家的遭遇与变化。
范永，原是个胆小怕事，“安分”懦弱的穷塾师。后来，他的儿子被“拍花”拐进教堂受虐待致死，范妻也被骗进教堂受到谢福音的侮辱，他们才在血的事实的教训下，认识了帝国主义者的真实面目，遂起而进行了控诉与反抗。
作为戏剧冲突一个方面的一组人物，即以码头搬运工人马宏亮为首的一群城市下层居民，他们对待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持的态度，便与范永一家迥然有别。例如马宏亮的父母都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之下，他嫉恶如仇、骁［xiāo］勇好斗，却又机警沉着，有勇有谋。他和帝国主义分子及狗腿子们进行斗争，务求掌握真凭实据，据理力争，无效时，就立即带领群众，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浑身是胆，毫无畏惧。在马宏亮的周围，还有那嘴利肠热、心明眼亮的卖糖妇女崔大脚，坦率［shuài］鲁莽、爱憎鲜明的瓜贩于麻子，灵巧勇敢的棚匠刘黑等等。当群众在认识了谢福音的真面目以后，拥集在教堂面前，群情激愤的紧要关头，法国领事丰大业却拿来了清廷通商大臣崇厚勒令县令刘杰赶散群众的手札，一时，转移了群众的斗争锋芒，都想转去和那个媚外的佞［nìng］臣辩理。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崔大脚挺身而出，揭露了鬼子的阴谋诡计，这才使得这场戏的戏剧冲突急转直下，酿成了杀死帝国主义分子丰大业与火焚鬼子教堂的壮举。
卷在人民和侵略者的冲突漩涡之间的，还有另外一些人物。其一是天津县令刘杰。他虽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但在这场冲突中，却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另一是清廷的通商大臣崇厚，此人被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吓破了胆，对待洋人，一副奴颜媚骨；对待人民，却极尽诬蔑与镇压之能事。在刘杰的身上，似乎寄植着当时清廷统治阶级中守旧派人物的影子；至于崇厚，本系当时洋务派中一分子，剧本依照史实描绘了他的政治倾向与对待此“案”的态度。这两个人物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存在，就使得这出戏的戏剧冲突曲折与复杂化了。
对待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不同阶级的不同人物，表现了极其不同的态度。剧本就是把这些处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出身与教养各不相同，各自按照本身思想行为的逻辑方式活动着的人们，组织在这出戏里，以对待侵略者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为纽带，构成了这场既尖锐、强烈而又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戏剧冲突的。在这场冲突中所有剧中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与命运之浮沉，都生动地说明了，对待残暴的侵略者，只有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反抗斗争，才有出路；也说明了，只有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人民群众，才是民族的脊梁。
马宏亮这一人物经过了优秀演员厉慧良的再度创造，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量。他的唱、做、念、打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在这出清装新戏里得到了适当的发挥。例如在第二场里马宏亮对范永妻的一段唱，利用“西皮”转“二簧”的调式上的转换，和“哭音”的插用，恰当地表达了他对妹妹娓娓劝喻开导的语气和由于回忆起父母的惨死而引起的悲愤感情。马宏亮在公堂为范永和王三的纠纷作证时，厉慧良又发挥了他在念白方面的才能。这段有三百字的台词，念来层次清晰、节奏鲜明、音色沉酣、声调铿锵［kēng-qiāng］，加以相应地配合了手势、眼神的运用与两次变换跪势，既倾泻了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又给了观众以视听上的美感享受。再如夜探教堂前、独自思忖的时候，边念边舞，厉慧良巧妙地发展了传统武生戏里舞鸾带和耍甩发的功夫，运用到清装长发辫的踢、盘、甩、旋等身段上，结合了“回头望月”等动作和具有雕塑的稳定感与美感的亮像，就很有助于刻划这个人物勇武剽悍的性格与当时义愤填膺［yīng］、蓄势待发的心情。此外，青年演员李文英扮演的崔大脚，表演上很放得开；运用天津的土语方言来念白，在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奚落狗腿子的时候，能够做到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具有较强的戏剧效果。在使具有独特风格的演唱技巧与所塑造的角色的思想感情相结合方面，也是比较谐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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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在高尔克村（油画）〔苏联〕纳尔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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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速写二幅
李寸松
上：红军门旧名胜利门；它正对冬宫大门。十月革命时，英勇的俄国革命工人、农民和水兵们就闯过这里直捣冬宫。
左：十月革命的司令部斯摩尔尼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