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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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结合生产进行各种试验
三年完成三十四项研究课题
本报讯 辽宁省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指引下,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就粮食作物、蔬菜、果树、畜牧、兽医等方面,积极开展了试验工作。自1958年以来,这个所完成了多项有价值的试验课题,为解决农业生产关键性问题和今后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基础上,为作好科学研究工作,安排了必备的人力、物力条件,充分调动了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在开展试验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产实际,系统调查、总结了粮食、蔬菜等主要作物的高产、增产经验。粮食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对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索。经过多次的套种、混种、间种、复种试验,终于创造出了复种、套种“麦、稻,麦、包米”的双熟栽培管理经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倍。与此同时,还用新技术处理了包米、土豆等作物种子。经过处理的种子,比未经处理的种子,最高增产26%左右。为了防止土豆退化,他们曾连续几年进行土豆二季作、夏播等试验,获得了显著成果,对防止土豆退化,解决旅大地区当地留种问题起了积极作用。为节约种薯,他们还研究成功了改土豆块栽为苗栽,使每亩可以节省种薯一半。这一先进经验的推广,大大减少了北种南调运输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和种薯碰伤的损失。
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在粮食、蔬菜、畜牧、果树、兽医、植保等八个方面,已获得研究成果的共有三十四项。这些研究成果,为争取农、牧业高产找出了许多新的门路。蔬菜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还对秋大白菜、大萝卜春种进行了研究。他们继1960年试验成功蔬菜一种多收、春种结球白菜之后,又在今年试验成功了春种大萝卜。这样,不仅为旅大地区春季蔬菜生产增加了新的品种,而且大大增加了春菜生产量。各公社生产的春结球白菜,一般亩产都达到了二万余斤。畜牧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自1958年以来,已选育出了旅大猪、旅大白鸡等优良品种。旅大猪平均一胎可产仔十头左右,体形好、抗病力强。旅大白鸡的特点是:体形大、肉质好、耐粗饲、适应性强,平均每只鸡每年产卵二百二十多个,最高达到三百零五个。
目前,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抓住今年最后的农业生产季节,积极开展试验研究工作,争取拿出更多更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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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学四十年
——记丘宗岳教授诲人不倦的事迹
新华社记者 李正杰
10月29日,七十二岁的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丘宗岳教授在校工作整整四十年了。学校特别为他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一些学术界知名人士、老同事、老朋友,特意从外地赶来向他祝贺。宾客中多数还是丘宗岳教授的老学生,有些人现在也已经鬓发斑白了,但仍按几十年前当学生时的习惯,恭敬地称呼着“丘先生”。
过去,失业等待着他培养出的学生
丘宗岳教授是清朝末期最早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之一。当时封建统治给祖国带来的灾难,使他对流行一时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说法产生了信仰,就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1911年,他远涉重洋到美国留学。从大学到研究院,整整十年的苦读,得到了博士学位。他抱着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志愿到南开大学任教。那时南开大学的化学系全系只有四个学生,连个实验室都没有。但是在他辛勤地努力下,终于在1924年,培养出了第一期毕业生,但毕业的学生却只剩下一人,其他三人都半途辍[chuò]学或转业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办教育只是装点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丘宗岳教授跟随学校迁到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他的生活已经困顿到连房租都交不上,就在他因为严重的胃病而时常吐血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在任教之余到大街上摆设地摊维持生活。谈起这些往事,老教授是十分感慨的,他觉得问题不在于个人生活的困顿,使他最痛心的是看不见前途,失去了希望。失业等待着他培养出的心爱的学生,苦心创办的化学系日益失去了生气……他说:“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无情交替着,我在南开大学度过了将近三十年压抑的生活。”
每次讲授像对待一门新开的课程
老教授谈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停了一停,然后用加重的语调重复了一句:“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有衷心地感谢党使我看到了前途,有了希望。”几十年来,丘宗岳教授除了担任化学系主任的领导工作以外,还一直讲授物理化学、热力学等课程。老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一贯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听过他的课的学生们这样比喻:“丘先生能把复杂的概念,讲解得像清水一样清晰透彻。”他在教学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尽管对一些课程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讲授经验,但他每次讲授时仍像对待一门新开的课程那样,认真备课,刻苦钻研。他不止一次地向青年教师说:要想检查自己的教学效果,除了要看自己讲了多少、讲清楚了多少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看学生们吸收和掌握了多少,应该时刻记住听讲的对象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新知识的青年学生。丘宗岳教授的学生在化学系里已经有七八代了。全系一百五十名教师当中,从副系主任、教研组主任、著名的教授直到刚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几乎90%以上都是他教过的学生。每到傍晚,老教授的家里经常宾客盈门,有的来探讨学术问题,有的来请教教学上的问题,甚至有的教师的著作也要请他作最后的审阅。
老教授最大的愉快是把经验传给青年教师
近几年来,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不再让他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他就进一步把精力集中到培养青年师资上了。物理化学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到丘宗岳教授家里请教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制度。这个教研组青年教师陆续开的一些课程,都是在老教授耐心指导下开出的。从编写讲稿开始,老教授就指导他们搜集资料,弄懂一些不清楚的问题。讲稿编出以后,还给作最后的修改。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给了青年教师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通过青年教师的试讲,老教授还要具体指导教学的方法。就这样,使得青年教师们一个一个独立地担负起教学的任务。
现在南开大学化学系有师生员工一千多人,比解放前整个南开大学的人数还多。在解放前将近三十年间这个系的毕业生只有五十一人,而解放后从1949年到1961年毕业生就达到六百五十五人。
这个巨大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丘宗岳教授,因此他时常说,“一定要更好地贡献出自己晚年的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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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乐新生
一种大型的民族古典音乐——鼓乐,已登上现代乐坛。西安鼓乐是我国现在仅存的从唐代遗留下来的三种以击鼓为主的音乐之一,其他两种:一是北京的京音乐即燕乐;另一种是广东潮州的罗鼓音乐。
这种音乐千百年来流行在西安地区,为人民所喜爱。鼓乐以四种不同形状不同音响的鼓为主,配以管、笛、笙、双云锣等十多种乐器,一般需要二十多人演奏。相传鼓乐起源于唐朝,因唐明皇喜爱并善奏这种音乐,以后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庞大、复杂、严密的大型古典音乐,常在迎神赛会和群众节日演奏。这种音乐广泛流行于民间,它吸收了民间乐曲与民歌小调和戏曲的曲牌等成分。特别显著的,是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里,大量地吸取营养,丰富了鼓乐的内容。鼓乐曲谱的标题等名称,大部分是元、明杂剧的剧目;如“霸王鞭”中的列缍、“八拍”;“退鼓”中的“大赐福”等。这种古典音乐虽属器乐形式,但戏剧性强,有宣叙、咏叹、抒情色采,演奏起来时而幽雅徐缓,时而高亢激昂,音调优美,玄妙动人,受到国内外一些音乐家的赞扬。
解放初期,鼓乐只在两三家乐社演奏,乐器大多已破坏,乐谱失散,许多传统乐曲只保留在少数艺人手里。西安音乐协会发现了这种情况,即专门组织了一个鼓乐调查组,抽调十多名音乐工作者到群众中去搜集残存的鼓乐器和各种资料。同时,记录、录音和拍摄了一些老艺人所收集和记忆起来的乐谱乐曲资料。
在西安地区的十多位著名老艺人,政府给他们安置了生活和工作,给他们创造挖掘和创作鼓乐的条件。在西安还发现了一百二十多位鼓乐艺人,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积极进行鼓乐的继承和发展工作。
目前这种鼓乐经过整理后,有三大乐派同时并存,各保持原有风格,经常举行演奏会,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张天成)
(附图片)
上左图:鼓乐老艺人安来绪(右二)在教双云锣演奏
上右图:西安城隍庙鼓乐社艺人,在演奏六调坐乐
本报记者 阎槐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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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评球

杂说足球两强
何礼荪
体育爱好者普遍关心的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已经接近尾声。“八一”队和上海一队以一系列优良的战果,证明了他们是我国足球队当中的强者;但是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却要看11月5日“八一”对上海青年和上海一队对辽宁队的两场比赛结果来定。
共同的特点
“八一”队和上海一队,虽然各有自己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但是,两个队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老当益壮的球将在队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场队员的平均年龄,上海一队最大,平均二十七岁左右;“八一”队低一些,但也相差无几。两个队的中锋徐同华和周兴,今年都已三十二岁,是二百来名甲级足球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两个。
是不是这两个队里的新生力量不足,才让大批老将出场?不是的。两年来,这两个队都卓有成效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手。但是,在重要的比赛中,为了不影响他们固有的战术配合,他们只从新手中挑选一些最优秀的上场。
今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分区足球赛场上,出现了一个“八一”二队。这个队的大部分成员,就是“八一”队的新生力量。每次比赛后,“八一”队的领导,就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比如左翼有一次射门没进,比赛后就要弄清楚不进的原因,是脚法不对,还是射门时信心不强?经过实战的锻炼,新队员提高得很快。“八一”队在这次联赛中,可以排出一个有好几名新手的阵容。上海一队培养新手的办法是“带”。他们有一个很优秀的后备队伍——上海青年队。从上海青年队中挑选出一些队员来,由老将们带,提高得也很快。
他们的信条是“巧”
前几年,上海一队比赛的成绩并不算好。1957年,这个队是全国第八,1958年是第七,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也是第七。去年有进步,取得了第三。足球界人士认为,上海一队过去的战绩不好,不是技术差,而是没能在比赛中充分地运用出技术。
去年足球季节结束后,他们就精心训练,创立自己的风格。今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开始以后,他们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体育爱好者的面前。这就是他们有一条配合得很好的阵线,并且掌握了一些很巧妙的、具有特点的进攻方法。他们的风格,概括地说就是“巧”和“细”。巧,就是他们配合得好,配合得巧妙;细,是队员的个人技术细腻,能比较如意地控制住球,传球、射门都比较准确。当他们踢得顺利时,只经过两三下传球,就能够在对方严密防守的阵地中,找到射门的机会。他们最喜欢对付的是那些踢得虽猛,但有些冒失的后卫。
上海一队的左内锋张正友,是优秀的“射手”之一。他的射门不但准确、有力,而且不论来球是高是低,左方右方,他一般都能抬腿射门。左脚射不了,右脚射;正面射不了,倒勾;必要时,还可使用“头顶”。他是队中主要的得分手。右内锋张水浩,是前后左右穿插非常活跃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同别人合作。左翼赵光华盘球技术好,是侧线进攻的主要组织者。当攻势是从右侧发动,他就经常靠向禁区,看准机会凌空射门。
勇与快的队伍
“八一”队,是足球爱好者很熟悉的球队了。但是,近年来他们的阵容有了不少变化,打法也有了新的发展。
“八一”队的前锋线变化较大。年轻的新手,主要补充在锋线上。两名边锋朴[piáo]光哲和赵景荣都是新手,他们体力充沛,速度也快。内锋张世训、李松风速度也不慢。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八一”队以快和突击作为进攻的主要手段。
从他们的比赛中看出,他们的方针是争取快。要求队员少带球,多传递,传得要快,跑得要快,然后从快速的运转中,取得机会。他们同上海一队比赛时,就是利用前锋的快速度,多次突破对方的防守,取得不少射门机会。当然,要求快,准确性就会差些,但他们宁愿球传失后再使劲抢回来,也不愿意降低速度。
“八一”队传统的战斗作风,是勇。他们牢牢地记住了“两军相争,勇者胜”的格言,比赛中个个骁[xiāo]勇异常。他们同上海一队比赛时,先失一球,但并不气馁,个个鼓足干劲,拿出不夺回城池绝不罢休的姿态,勇敢地压向对方阵地。终于,在终场前二十秒钟,夺回一球,打成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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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球门小史

为什么这样掷界外球
大家都知道,足球比赛中,除守门员外,是不能用手触球的。但在一八七一年以前,并不是这样。那时,连守门员也“不准动手”。因此,掷界外球也得用脚踢。有一个时期,对界外球的规定是谁先抢到就由谁发球。发球的人,把球停在边界上,一脚踢进场去,根本不能用手。
一八六三年,英国足球总会订出了一条规则,界外球改用手掷。当然,掷法也不像今天这样严格,既可不用双手,也不必举过头顶,而且还可以随意跑动。一八八二年,他们才规定掷界外球必须双手举过头顶。至于双脚站定不得离地的规定,则是在这之后十三年才确定的。据说,掷界外球之所以要作如此规定,是妨止在掷界外球时直接攻门。不过,据说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即使有这么严格限制,也能把球掷出二三十米远。  (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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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麦隆留学生举行集会
悼念穆米埃被害一周年
据新华社3日讯 在北京学习的喀麦隆留学生今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行集会,悼念喀麦隆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前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费利克斯·罗兰·穆米埃被美法帝国主义谋害一周年。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朔、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沈元晖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学生代表等应邀参加了集会。参加集会的还有马里共和国驻中国大使科尼巴·普莱亚、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驻中国外交使团团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基万;正在我国访问的非洲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霍尔纳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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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国会代表团去杭州
据新华社上海3日电 由缅甸联邦国会代表院副议长德钦山韦率领的缅甸联邦国会代表团,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去杭州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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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人士观看古巴拍摄的中国影片
新华社3日讯 首都各界人士今晚观看了古巴著名摄影师何塞·塔维奥·帕耳马去年在我国拍摄的艺术纪录片《在阳光照耀下一切都光辉灿烂》。这一部反映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和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艺术纪录片,是中国古巴人民友好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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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苏驻华使馆举行友谊晚会
据新华社3日讯 蒙古和苏联驻华使馆今晚联合举行晚会,庆祝蒙苏建交和缔结友好条约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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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中友协专业旅行组到京
据新华社3日讯 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一行二十二人,于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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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渔人之家》在首都公演
阿尔巴尼亚现代名剧《渔人之家》,今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在北京民族宫开始公演。话剧反映了坚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反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他们热爱祖国、热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上海西安一批画家旅行写生
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王个簃[yí]和画师唐云、谢之光、江寒汀、沈迈士、胡若思、刘旦宅、周炼霞、袁松年、朱梅邨、孙雪泥、胡伯翔等,油画家周碧初、钱大昕[xīn]及水彩画家李詠森等二十余人于10月25日去杭州。画家们将在那里完成一部分创作任务,以后分别去宁波、绍兴等地风景名胜区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
陕西画家石鲁、李梓[zǐ]盛、何海霞、庸师尧、方济众携带作品前往上海、杭州、江西、广西等地巡回展出。他们寻师访友,观摩学习,沿途还进行旅行写生,回西安后将陆续举办个人画展。
部分革命军事文物在福州等地展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部分文物流动展览,在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展出一个月来,受到军民热烈欢迎。
这个展览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办的。展出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等四个历史时期的图片和实物等共七百多件。
《本草纲目方剂正编》编写完成
一部新编的祖国医学文献——《本草纲目方剂正编》,最近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分院中医研究所全部编写完成。
这部祖国医学文献是根据古医学大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载验方,参照后人编写的《本草纲目万方鍼录》以及通过访贤问能的方式从群众中所获得的资料结合临床应用编写的。全书分为伤风、泄泻、痢疾等一百多个门类,并且按病检方,编辑了八千多个方剂,共约三十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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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举重锦标赛再传捷报
在次轻量级比赛中三名选手破两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哈尔滨3日电 1961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又传出捷报:在2日晚上和3日下午举行的次轻量级比赛中,有三名选手打破了两项全国纪录。
广东著名选手陈镜开在推举中成功地举起了一百一十公斤,打破另一名广东选手陈永博在1958年创造的一百零七点五公斤的全国纪录。
山东二十二岁的学生姜洪明2日晚上在第四次抓举时,以一百零五点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本人保持的一百零四公斤的全国纪录。但是这个新成绩到3日下午又被四川十八岁的学生邓国银所超过。邓国银在第四次试举时成功地举起了一百零六公斤。
次轻量级的比赛在2日晚上开始,3日下午结束。参加冠军争夺的有二十多名选手,分成三组举行。获得这项冠军的是陈镜开,获得亚军的是邓国银。
(附图片)
陈镜开在推举的第三次试举中,成功地举起了一百一十公斤,打破了一百零七点五公斤的次轻量级推举全国纪录    新华社记者
  王丕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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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攀登高峰竞赛
新华社记者 王煌彦
1961年全国举重锦标赛次轻量级比赛中,出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参加比赛的二十多名选手中,就有十二人争取创造抓举的全国最高成绩。
2日晚上,参加次轻量级比赛的第一组选手在抓举第二次试举还未结束时,杠铃的重量就上升到一百零五点五公斤。这个重量已经超过了全国纪录一点五公斤。根据比赛规则,在比赛中只要运动员举起的重量超过原来的纪录不少于零点五公斤,就可以被承认为单项的新纪录。可是这一次大家却为什么要多举一点五公斤呢?原来解放军选手李奕龙早在今年5月就已经以一百零五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山东选手姜洪明保持的一百零四公斤的全国纪录,因此大家感兴趣的不是打破原来的全国纪录,而是超过李奕龙的成绩。
比赛在紧张地进行着,上海的王维磊、广东的李孝深、四川的龙君臣、湖北的季发元、黑龙江的石振和等后起之秀,以及全国纪录保持者姜洪明和解放军名将李奕龙陆续入场举这个重量,他们一次、二次……一连九次试举都告失败。到底能否成功呢?全场观众都在纷纷议论。
1960年这项全国纪录(一百零四公斤)保持者姜洪明的三次试举都失败了,但是他又要求举第四次。只见他走上举重台,抓住杠铃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发力,以熟练的技术把一百零五点五公斤的重量举过头顶,并稳稳地站了起来,表示他成功的三个绿灯顿时亮了起来,全场也随着发出一片雷动的掌声。
可是这场竞赛并没有结束,二十二岁的姜洪明创造的新成绩只保持了不到一天功夫。
3日下午,江苏的张宗贵、华安泉在举一百零二点五公斤之后都马上要求试举一百零六公斤。十八岁的四川小将邓国银在第三次试举一百零五公斤成功之后也要求试举一百零六公斤,并且一下就成功地把这个重量抓起来,举过了头顶。
在邓国银举起了一百零六公斤之后,又有两名选手:广西的萧明祥和另一名选手蔡炎欣要求试举一百零六点五公斤,谁都没有能举起比邓国银更多的重量,这场热烈的争取创造次轻量级抓举全国最高成绩的竞赛至此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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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漆艺术
甘肃天水雕漆艺人充分发挥想像力,制作了各型各色的日用装饰品和欣赏品。如今,天水雕漆艺术已经由原来的单项木雕木漆,发展成为雕填、镶填、镶银、描金、彩绘等多种的综合艺术。
这是大型装饰品——屏风。图案装饰是民间神话中的七仙女下凡。雕漆艺人经过五十多道工序,将银片、贝壳、玉石、象牙等雕成各种形象嵌镶在漆器上,用调好的色彩加以装饰,并用描金绘出背景
新华社记者 傅振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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