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用地与养地
刘巽浩
要用地，就要养地。关于用地与养地的关系，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吕氏春秋》一书中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史来看，农业的发展是与土地的充分利用和积极培养有密切关系的。
在农业发展的初期，人们解决用地与养地矛盾的主要办法往往是长期或短期的撂荒。一块地种几年后就弃掉，让它自发地利用天然植被去恢复地力。这种简单的养地方法，是和当时的土地利用程度相符合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用地的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单靠天然植被来养地已经显得不够了，于是人们开始用短期休闲去代替长期撂荒，并且在休闲地上利用耕作的方法消灭杂草，积累水分和无机养分，或者更利用人畜粪肥去培养地力。从古罗马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叶还广泛存在于西欧的三田制（即一田休闲，一田种冬播谷物，一田种春播谷物），就是这种休闲农作制的具体化。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们对农牧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土地的利用程度更高了，对养地的要求也更高了。人们除了利用休闲的方法以外，还通过施厩［jiù］肥、种绿肥、种牧草、种豆科作物、进行轮作倒茬和施用化学肥料等方法，来培养地力，以满足充分用地的要求。
正确处理用地和养地的关系
养地是用地的基础，用地是养地的目的。用养不协调，早晚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单纯强调养地，不适当地过多地种植牧草与绿肥，过多地休闲，过多地反对复种、间套作和连作，片面地反对耕地面积的扩大，结果不但会和人民对农牧产品的需要发生矛盾，而且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到养地的本身。可以利用而不积极利用，是一种浪费。日光能是绿色植物能的主要来源，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利用的日光能还是极少的。我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无霜期比较长，雨量充沛，适合栽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有条件去充分利用土地，而按人口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则较少，这一情况要求更经济地利用土地。因此，复种指数高，间套作多，耕作施肥精细，灌溉面积大，土地利用率高，就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优良传统。
只用不养或用多养少，土地的肥力就会逐渐衰退，杂草就会逐渐增多，侵蚀、土壤盐渍［zì］化等问题就会逐渐严重，甚至导致减产。这在世界各国和我国历史中是并不少见的。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种不良的后果往往并不是当时或头几年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一经发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解决起来就感到很吃力。
我国的自然条件对发展农业有很有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温度高，雨量多，土壤耕作精细等，也促使了土壤中有机物质的迅速分解。除了东北等有些地区以外，在我国不少农业土壤上腐殖质的含量是不高的（有不少地方只在1％左右），侵蚀现象比较多，结构性也较差。
合理的用养结合应该是边用边养，同时提高用养的程度。在合理的用中就有养的因素，合理的养中也有用的可能。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完全有可能做到既有高度的用地，又有高度的养地，既不断提高土壤的有效肥力，又不断提高它的潜在肥力。当然也不能否认，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用养也会存在着矛盾，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前后失调，不是忽略了当前生产，就是忽略了长远生产。近几年来，在有的地区，由于生产发展比较快，耕作制度改革比较快，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在养地方面作得差了一些。这表现在复种指数偏高，轮作倒茬不当，而施肥量又有一定的限制，于是有的地块就出现了地力减低的趋势。目前在这类地区，更多地强调一些养地是必要的。
谈到养地，立刻会连想到施肥。的确，合理施肥是积极养地的关键措施之一。但是，如果把养地局限在施肥上，把养地只看作增加土壤养分，那是不全面的。有时用地不当，养地不善的后果，并不一定表现在土壤中包含的养分少，而往往表现在结构破坏，土壤变紧，孔隙度减少，板结增加，坷垃加多，透水透气困难，土壤发阴发冷，出现次生盐渍化等各方面。或者出现土壤中肥料积存不少却不能为植物吸收利用的状况。对养地要有全面的认识，因为土壤肥力本来就是化学、物理、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强调一面就会引起失调。有的国家只强调施用化肥，而忽略全面养地，以致土壤物理性状变劣，就是一个例子。我国幅员广阔，自然条件错综复杂，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多种多样的养地措施。
复种与休闲
我国农业的特点之一是复种指数高，间作套种多，而且复种多半以粮食作物为主，不像在欧美一带种植主作物之后不是歇地，就是复种饲料作物或绿肥作物。另一方面，我国除了东北西北内蒙古等地以外，长期休闲地很少，而短期休闲如夏闲、冬闲等则比较普遍。近几年来，有些地区复种指数有增长的趋势，例如南方的单季稻改双季稻，北方的一年一熟、两年三熟改为两年三熟、一年两熟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提高复种指数以后，总产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呢？土壤肥力是提高还是降低呢？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带争论性的理论问题。
一种看法是复种会消耗地力，甚至剥削地力。由于土地休息机会减少，不利于养分转化，地力就没有机会恢复了。复种次数多了，植物地上部分从土壤中取走的养分也就更多了，因此会降低地力，减少后作的产量。
一种看法是复种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复种麦茬作物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另外也有人简单地认为种地次数越多，土壤就会越肥。其根据是，不管种什么庄稼，都会遗留一定数量的根茬于土中，这样土壤的有机物质增加了，土壤肥力也就提高了。
正确的复种，即适合于当地自然条件、土壤肥力水平和施肥灌溉水平，并有一定劳畜力和农业技术条件保证的复种，是提高作物总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个基础上施用较多的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采用合理的耕作与轮作，或者在复种作物中搭配一定数量的豆科或绿肥作物，土壤肥力不但不会衰退，还可以不断提高。不能单纯地把复种看作“用”，或只看到它“取”的一面，看不到合理复种中也有“养”的因素。例如，通过复种可以增加地面覆盖，减少径流，减轻土壤侵蚀，减少养分淋溶，而且在容易盐碱化的地区还可以减少地面蒸发，有助于防止土壤的次生盐渍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越种越肥是可能的。
但是，不能同意不加条件地认为地越种越肥的说法。有的学者所说的在所施肥料的成分中，必须考虑把随收获物带走的那些元素归还给土壤的见解，虽有它的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那种认为复种次数越多，根茬就越多，地就越肥的简单看法，就是只看到作物收割后留给土壤以一定的有机物质的事实，却没有看到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土壤中不少有机物质已转化为无机养分，而地上部分又取走了不少无机养分的事实。至于认为复种可以增加土壤腐殖质、改善土壤结构的见解，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作者曾在苏联乌克兰地区进行了三年复种对土壤肥力与后作产量影响的试验。从初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施肥水平基本相同情况下，小麦后复种饲用玉米和羽扇豆的小区上，土壤中的硝态氮、铵态氮和可溶性磷都显著地比对照（小麦收后休闲）要少得多。复种显著地减少了后作大麦的产量（复种玉米后大麦减产30．5％，复种羽扇豆后减产10％）。复种的作物的确留给土壤不少有机物质，例如玉米在每公顷土地上留下了31．74公担根茬残物，但是，为什么它对土壤肥力和后作产量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呢？问题在于作物残茬根系对土壤肥力的影响，要决定于它本身的品质，以及该作物地上部分取走养分的多少。据分析结果，玉米根茬的含氮量只有0．87％，在其分解过程中不但不能丰富土壤的无机氮，反而在一定时期内要转化土壤中的无机氮为有机氮。每公顷玉米留在根茬中的氮的总量为二九点九公斤，而地上部分取走的却为九十一公斤，出入相差很大，所以在不增加肥料的情况下，土壤肥力和后作产量自然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当然，从这里不能一般地得出复种就是消耗地力的结论，而还要看复种什么作物，施用多少肥料，土壤肥力高低，采取什么耕作栽培技术等等。它只是大致说明了，当复种指数提高时，需要相应地提高施肥水平和灌溉耕作水平等，否则是容易消耗地力的。
复种指数高，土地休闲的机会就少，反之则多。土壤在休闲期内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与空气，促进微生物活动加强，使植物一般不能利用的有机物质与无机物质转化为植物可利用的无机物质，或者使土壤中的某些有毒物质变为无毒，消除土壤的某些“疲乏”现象。同时，在休闲地上便于消灭杂草，积累水分，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因此，休闲对提高作物的产量有明显的效果。大体看来，休闲对于我国一些地力较薄，雨水不足，人少地多的地区目前还是必要的。河南、山西等地就有不少例子说明，不适当地改变休闲制度，过多地提高复种指数，总产量并不一定增加。休闲时间的长短，要看各地的气候、土壤与肥力等而定。在不允许进行较长时间休闲的地区，让土壤有短期休息的机会也是很宝贵的。我国南北各地农民都很重视晒地，其道理即在于此。
间作套种是充分利用空间时间的一种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耕作制度。它在这几年的增产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推行间作套种也和提高复种指数的性质一样，要根据条件，既考虑用地又顾及养地，否则用得过甚也会对地力有过多的消耗。除了一般的养地措施以外，通过间套作本身中的某些搭配类型（如玉米和豆间混作，麦和豌豆混作等）进行养地，也是十分可取的经验。
总之，过多地否定休闲，过急地提高复种指数和推行间作套种是不合适的。但是，把任何前进道路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都说成是提高复种指数的过错，也是不公平的。产量的高低，肥力的增减，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轮作倒茬与连作
早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说过“谷田必须岁易”，指出了倒茬的积极作用。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倒茬如上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无论在国内外，究竟是采用轮作倒茬还是连作，究竟是采用因地制宜的轮作倒茬还是采用杂乱无章不顾前后的轮作倒茬，都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生产任务或人民需要与轮作倒茬发生矛盾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市场价格与轮作倒茬发生矛盾），就会对轮作倒茬产生怀疑。以经营玉米著称的美国农场主加尔斯特，不久以前就发表过“轮作已经老了，就像恐龙已经过时了一样”的论调。有些外国学者也认为，在现代技术下，轮作的意义已经不大，理由是连作所产生的肥力衰退可用商品肥料来恢复，连作引起的病虫害和杂草可用药剂和除莠［yǒu］剂来防治，连作造成的土壤物理性状变劣可用土壤结构剂来改善。
应该承认，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某些连作的限制因子是可以去掉的。但是，要全面地消除连作的不良影响，需要全面地用各种措施来代替合理轮作的好处，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面已经谈到，养地不能只从一个方面考虑，大量的化学肥料并不能全面解决养地的要求。而合理轮作既是积极养地的办法之一，为什么不采用这种经济省力的措施，而非要采用连作不可呢？美国自己的许多科学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斯密斯以五十年的试验结果指出，不施厩肥只采用轮栽的玉米、小麦和燕麦的产量，与这些作物在连作又施厩肥的情况下基本相同。这正印证了我国“倒茬如上粪”的农谚。
连作并不是一定不可以。不同作物在不同条件下对连作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棉花就是比较耐连作的作物。过分夸大连作的坏处，而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不恰当的。从农业技术角度来看，轮作比连作好，即使像棉花这种耐连作的作物，在不少地方还是认为轮作比连作好，例如陕西农民就说：“若要多收花，就要多倒茬”。但是有时往往由于需要，由于宜种该种作物土地不足，倒茬倒不过来，连作也是允许的。问题是在进行连作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缺点，并采用相应的措施予以弥补。世界上许多有名的试验站，如苏联的波尔塔夫试验站，英国的罗塔姆斯太达试验站，美国的伊利诺以斯试验站等，都说明了谷物是可以连作的，但若干年后产量和土壤肥力都几乎减少了一半。例如，在美国衣阿华州的一个试验，1931—1942年玉米——燕麦——三叶草的轮作，土壤有机物质保持不变，而连作玉米却由3．39％下降到2．86％。可见，合理的轮作对养地起着积极的作用。
合理的轮作倒茬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倒”与“不倒”的问题，还要看和什么作物“倒”，怎么“倒”，否则倒茬的好处是有限的。各地实践证明，与豆科作物轮作倒茬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根据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在豆科作物的总含氮量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由和豆科作物共生的根瘤菌从空气中固定下来的，因而显著地丰富了土壤中的氮素。陕西、山西各地农民的豆麦轮作，江苏、河南、安徽一带的豆麦间混作，都是利用豆科的良好例子。水稻区的水旱轮作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重视，值得进一步研究。
杂乱无章不瞻前顾后的轮作倒茬往往引起被动的局面。有的地方由于过多地扩大甘薯等高产作物的面积，没有对轮作制进行全面的安排，结果挤掉了人民生活与饲料所需的谷子高粱等作物，并造成晚茬麦面积过大，影响了下一年的收成。应该肯定，在不少地区多种一些甘薯是有其必要的，问题在于应该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轮作制度，而这种轮作制在一段时期内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
种多年生牧草和种绿肥
曾有一种看法，认为土壤中的团粒（指水稳性的）是土壤肥力的中心，有助于创造团粒的多年生牧草能提高土壤肥力，一年生作物只会破坏团粒，只会消耗地力。这种看法无疑是把团粒和多年生牧草的作用夸大了。良好的团粒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物理性状，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没有水稳性团粒结构的土壤中，完全有可能通过耕作灌溉施肥等措施创造良好的水气热等物理状况，并得到高额产量。在我国的条件下，有条件的地方固然应该积极维护与创造水稳性团粒结构，而在水稳性团粒结构难以形成的地方，如果能够增加一些非水稳性团粒也是很好的。它同样可疏松土壤，便于耕作，缓和土壤中水分与空气的矛盾。虽然这种非水稳性团粒结构寿命不长，容易破坏，但好处是它容易被创造。
至于多年生牧草和一年生作物间的界限，近年来已被许多事实所打破。苏联许多材料证明，有些一年生作物（如苏丹草）也可以提高地力。不能否认，在一般情况下，多年生牧草在养地上比一年生作物更为有效。其主要原因是多年生牧草根系发达，地下部分比例大，而且在生长期间容易在不耕翻的嫌气条件下积累较多的有机物质。同时，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的苜蓿、三叶草等又属于豆科作物，固氮能力强。据报道，在新西兰，三叶草一年内在一公顷地上就可固氮五百六十公斤，对养地的作用很大。所以在苏联、波兰、德、英、法、丹麦以至美、加等国，广泛用它作为养地的重要手段。我国多年生牧草的种植面积比较少，但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畜牧业的发展，随着养地要求的提高，多年生牧草在我国不少地区是有发展前途的。陕西、山西、河北一些地区群众就有种植苜蓿的习惯。他们认为，“一亩苜蓿三亩田，再种三年劲不完”，“苜蓿长过腰，骡马不跌膘”。新疆以及西北部分灌区，苏联中亚细亚一带的苜蓿和棉花轮作的经验很值得重视。东北一带，土地较多、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于多年生牧草的栽培。至于在我国的南方，多年生牧草的一年种植问题，可以在耕地较多地区或丘陵地带予以试验。
在目前，我国种绿肥比种多年生牧草更有现实意义。绿肥同厩肥等有机肥料一样，可以丰富土壤的有机质和氮素，可以改善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过程，改善土壤孔隙度和透水性、持水性、结构性等物理性状。此外，同厩肥堆肥等比较，绿肥还有其他的优点。它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以从较深的土层中吸收磷、钾、钙与镁等灰分元素，同时改善了较深土层中的养分状况和物理状况。它所分泌的有机酸类又可使某些难溶化合物变为植物可吸收的化合物。在施用绿肥时，氮可以完全不受损失，而厩肥在贮存运送耕翻的过程中氮的损失量却是相当大的。在绿肥耕翻施用以后，植物由绿肥中利用氮的系数几乎又比从厩肥中要大一倍。当然，绿肥在养地上作用的大小，还要决定于适宜的品种、正确的栽培技术与一定的管理措施。
种绿肥和种牧草都同种庄稼有争地的矛盾。这就需要因地制宜，从全局出发进行长远的安排。也可以采用一些不过分占地的措施，例如浙江江苏一些地区的草麦间种等，是切实可行的。此外，利用我国广阔的水面，可以推广养种水浮莲、水苋菜等水生饲料或绿肥。
＊巽［x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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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纪律
汪禹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中指出：“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党为什么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呢？这是因为：第一，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战胜革命的敌人，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必须有全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的纪律是这种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表现和保证。没有纪律，党就不能结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就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革命的领导者。第二，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不断地侵蚀党的队伍，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有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也会混入党的组织，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为了不断地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在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作为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同革命斗争的胜败有着明显的、直接的关系，纪律遭到破坏，革命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党员比较容易懂得党的纪律有多么重要。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中，有些党员不大容易深切地理解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在现在的条件下，党的纪律仍然是极端重要的。这是因为：第一，阶级斗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仍然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对于人民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第三，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统一的计划和领导下进行。这些情形都更加要求全党具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以便全党一致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党的纪律是保证全党一心一德地领导群众，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重要条件。 党的章程规定了党的基本纪律
党的章程是党的法规，是全党行动的基本准则。严格按照党章办事，这是党员的义务和起码的条件。党的章程中许多地方对党的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以下几点：第一，严格地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监督，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更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第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一个党员是否真正拥护党，是否遵守党的纪律，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积极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既不允许借口“情况特殊”甚至为了个人私利而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打折扣，也不允许以感想代替政策。第三，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老实。党员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办事；忠实地向党反映情况、报告工作，不歪曲事实真相，不隐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四，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章程，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很多主张要通过国家的法律、法令来实现，党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党员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和人民公社集体的财产，保持艰苦朴素、为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贪污腐化等资产阶级堕落行为。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铁的纪律。一切党员，不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功劳大小，都必须同样地遵守党的纪律。如果允许某些人自居特殊，违反纪律，那就会造成党的纪律松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所以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党员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战士，是党的驯服的工具，他们懂得为了实现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必须有纪律，所以他们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完全符合党的纪律的要求，而不会感到有任何“束缚”和“不自由”。党员的觉悟越高，党的纪律就越加巩固。党的纪律所以是铁的纪律，就因为它是建立在党员的自觉的基础之上的。
巩固党的纪律，是同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全一致的。首先，党的纪律是根据革命利益的需要，集中全党的意志而制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纪律；其次，党的纪律是战斗的纪律，党要求每一个党员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而战斗，如果一个党员在进行工作时谨小慎微，不能依据工作的具体情况积极地、创造性地去完成党的任务，而是前怕龙，后怕虎，这样的人，即使表面上好像“很守纪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地执行党的纪律，而是把党的纪律庸俗化了。
党在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纪律的同时，一贯强调发扬党内民主，鼓励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政策、决议和工作有讨论、批评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在党组织作出决定之后，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仍然可以一面无条件地执行组织的决定，一面保留自己的意见。党从来都是提倡党员在执行政策和完成自己的任务中，开动脑筋，集中群众智慧，大胆地创造适合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新的方法和经验。党章中明确指出，侵犯党员的权利，压制或打击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都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所以，党内民主的发扬和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巩固党的纪律的基础；党的纪律又是保证正确地发扬党内民主和发挥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必要条件。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执行党的纪律要严肃谨慎，区别对待
执行党的纪律要“严肃谨慎，区别对待”。对于任何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的原则严肃处理，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在处理时又要谨慎从事，认真查清事实，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性质、产生错误的根源和犯错误的党员对待错误的态度，分别不同情况，给予恰当的处理。要严格划清界限，首先要划清敌我界限。对于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也要分清党内和党外的界限，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就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们留在党内加以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对于那种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tuì］化变质分子以及坚持不改正错误并且进行危害党的活动的分子，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开除他们出党。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是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所以，那种对应该受到纪律处分的党员姑息迁就，认为既然要着重教育就不需要处分的看法是错误的。那种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单纯惩办，不耐心进行教育和帮助的作法也是错误的。 党员要养成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优良品质
能不能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这是考验一个党员的党性的重要标准。除了党的组织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党的监察工作之外，每一个党员都要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自觉性。这就要：第一，加强党性锻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做到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党的利益。第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了缺点和错误就及时改正。第三，坚决向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看到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不斗争，不向党报告，而抱着听之任之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向坏人坏事屈服的表现，这同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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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
如何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
最近，北京的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就如何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大家首先认为，三年来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丰富经验，向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更加深入、具体、全面地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问题。过去，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不少的研究和讨论，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综合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有不少问题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何谓适当？怎样使它适当？在积累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中，积累率的高或低，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决定速度和比例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它们如何相互地起作用？等等。
其次，同志们从不同方面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若干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第一、关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问题。许多同志指出，需要从理论上探讨农、轻、重关系同两大部类关系之间的差别和联系，以及怎样运用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公式和原理来分析农、轻、重的关系。有人认为，强调第一部类优先发展对第二部类生产增长的决定作用固然重要，但是第二部类的必要增长对第一部类优先发展的制约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还有同志说，安排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同时还应该具体研究农、轻、重比例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认为这种数量关系是可以认识的。而且大体上可以计算，理论研究工作的任务在于提供分析因素和进行计算的方法论。
第二、关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研究积累率的数量界限，分析决定积累和消费间恰当的数量比例的各种因素。有同志说，无论消费或者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客观上都有它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它们之间的比例应当在这两个极限的范围内，根据对具体因素的分析来安排。还有同志提出，消费、积累的比例与两大部类比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需要进行研究。他们说，人们往往对前者受后者决定的一面注意较多，实际上从长期来看，积累（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和使用方向，可以成为改变消费和积累的比例的动因，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
第三、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的相互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回顾了前几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之后，认为高速度与按比例之间相互制约的规律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具体研究。有的同志还指出，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发展速度时，应该重视对储备问题的研究，研究储备对速度的影响，以及储备本身的一些问题。
第四、工业和农业内部，以及工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间的主要比例关系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对下述比例关系需要着重研究：重工业内部加工制造工业与原材料工业间的比例关系，原材料工业内部采掘工业与冶炼工业间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植物栽培与动物饲养间的比例关系，植物栽培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大家认为，在研究这些比例关系时，需要注意分析决定比例关系的具体因素和变化趋势。
第五、关于综合平衡和计划方法问题。有的同志提出，需要进一步明确综合平衡概念的科学内容，并认为综合平衡系指国民经济平衡，即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的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综合平衡的基本点在于安排两大部类的比例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它要求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进行资源与需要之间的平衡。有的同志还指出，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则上，应该一直具体到平衡表和计划方法，并认为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即如何根据再生产原理运用科学方法来编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计划，如何把综合平衡计划与部门具体计划结合起来。
第六、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问题。有的同志提出，除了存在和需要研究整个社会范围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外，是否还存在和需要研究企业范围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也有同志提出，维修和基本建设的关系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原理上应作怎样的解释？还有同志提出，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应当从价值量上来看，还是应当从使用价值量上来看？不是靠扩大资金规模，而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产品总量增加，算不算扩大再生产？还有同志提出，要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求Ⅰ（v＋m）同Ⅱc的对比关系在价值量和实物总量上平衡之外，是否还要求其它的条件，如产品品种的对称和规格的配套，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在时间上的衔接等？
第七、其他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什么叫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关系怎样？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安排同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的联系怎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有同志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无论研究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或者研究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都会遇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农业再生产的速度以及如何促使农业再生产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的问题。还有同志认为，过去对固定资产再生产问题研究得不够，今后需要加强研究。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数量关系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和改进实际计划工作中的地位和意义，并提出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的开展，是值得经济学界注意和关心的。
最后，同志们表示，对上述问题要在踏踏实实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文章和组织讨论，进一步展开争鸣；
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入手，对我国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实际进程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得出切实的全面的理论结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