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永不磨灭的印象
杜力夫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后，我跑到武汉，7月间看武汉的形势恶化，又跑到上海。我徘徊在十字街头，不知走向何方。由于经济的困难和一些糊涂幻想，我考入了“半工半读，供给生活”的劳动大学。这个大学的校长是易培基，其政治后台是李石曾、吴稚晖①，因之这个大学以无政府主义为旗帜来迷惑青年。由于这个大学除了从湖南逃来的一些中等学校教职员②和一两个从法国回来的蒲鲁东主义者外，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许多学生对所谓无政府主义怀疑、厌恶，并且因无机会读书、求知，很不安心，时常向学校和教员“打麻烦”。易培基一再答应学生请些教授和名人来教书、讲演，以便欺骗学生，维持他们培养党羽的基地。
10月下旬，有一天下午阳光温暖如春，大礼堂坐满了学生和教员，人们的眼睛朝着门口或窗外，期待着鲁迅先生的来莅。二时许，易培基伴着鲁迅走进礼堂，人们立即站起来，掌声雷动。鲁迅在讲台旁坐下来后，易培基向听众开口便说：“我和周先生在北京系老同事。周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不久，我们就请他来讲演并且约定以后每周担任‘文学讲座’两小时。”大家鼓掌表示欢迎。鲁迅走向讲台，又一阵热烈掌声。鲁迅站在台上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说：“讲演近乎做八股，我是不会的。今天只能随便说说。”接着鲁迅讲了“关于知识阶级与革命的问题”③。
鲁迅讲了一些关于知识阶级跟统治者的矛盾、本身缺点、矛盾之后，说道：“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现状永不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这是旧社会传下的遗物。……诸君在劳动大学一面读书，一面做工，这是新的环境，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鲁迅加强了语气说：“但是社会环境仍是老样子，倘不与这旧社会奋斗，终究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指上文所谓知识阶级的痛苦——杜）
鲁迅紧接着说道：“可是现在许多青年因苦闷、痛苦而对旧社会奋斗的，都被指为共产党或准共产党，抓的抓，杀的杀……，这样就更迫着人们去参加共产党了。否则，他们徒负空名，岂不冤哉！”④
鲁迅正式在劳动大学开始讲“文学讲座”，是在11月初。首先讲的是“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道：“真正革命家也是革命文学家，但现在顾不着做文艺，而现在的文艺家呢，只能喊喊、叫叫，还不能作出革命文学来。革命文学只能在革命以后出现，有了苏俄十月革命，才有无产者革命文学。革命以前的好文学，也只是揭露社会黑暗，诉说民众苦楚，鸣鸣不平。……”
他还说道：“中国的《水浒》，也算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学，那是因为有了‘抱打不平，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们，以后才有人写他们形象的这部《水浒》文学巨著。目前中国有了现代《水浒》及其人物
（我领会到显然是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杜）将来也就会出现现代中国《水浒》文学……。”
“至于说到创作方法，是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我看还是首先写人生、为人生、为改造这人生……怎样写？是复杂的问题，说起来也简单。你有苦闷，就发牢骚；有希望就去幻想；你痛苦了，就叫唤；看见可哭的，就写可哭的，可笑的，就写可笑的；可恨的，就写可恨的！……”
我以前读过些鲁迅的著作，加上听这两次讲演，更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对文学感到浓厚的兴趣。
11月6日的午夜间，噪声把我惊醒，那是训育长李某带领着几个校警和一些反动学生荷枪持棒进入学生宿舍，大声叫道：“都不许动！根据情报明天共产党要暴动，现在要搜查武器，……”但那些反动家伙在居住数十人的大宿舍中只是有目的地搜查了四五个学生。我除了修铅笔刀之外，并无任何武器，他们翻来翻去最后拿走了我的文稿、诗稿和所有零碎稿件。早晨，他们把我押送到图书馆一间阅览室，我看见了张楚鹃、乔其美同学已在那里
（他们也是从武汉来到上海，跟我同样情况考入这个挂着劳动招牌的大学的），我们相顾惨笑，但也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在课堂上跟反动教员辩论中和在学生会与反动学生斗争中相互认识而今天有了共同的遭遇。上午约八点多钟，易培基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报告学校发生的事件，会后把张楚鹃、乔其美押送到江湾驻军团部，把我开除学籍，立即驱逐出校。有一个山东同学送我离校时，对我讲了上午开大会的详细情况。我怀着十分气忿和沉重的心情跑到青年会宿舍一位复旦大学同学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到闸北景云里去访鲁迅先生。一个青年妇人来开门，“找谁？”我说：“我是劳动大学学生，有要事告知周先生。”她说：“周先生刚出去不久，大概是到‘北新书局’去了。”我立刻赶到“北新”说：“我要见鲁迅先生。”鲁迅听说有人找，便从里间走出来了。我向他表示有话要说。他说：“好，我们到外面去说。”
我跟鲁迅在福建路上，边走边说，我曾向他汇报了劳动大学发生的事件和学校的背景与学生斗争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思想变化，着重地陈述了易培基召开大会硬说：“学校不稳定，完全因为共产党捣乱，已经查出两个共产党员，有他们的文件和某些行为为证；还有一个准共产党有文稿、诗稿与平时‘捣乱’为证。”鲁迅默默地听着，但他的阴郁的脸色越来越显出激怒的神情。我谈了后，他喃喃地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查……，信稿，诗稿……扣押，开除，驱逐……。”
我说：“劳大当局，请周先生讲课是为装璜门面的。虽然同学很欢迎，可是学校现在竟这样反动，周先生今后是否还到那里讲课？”鲁迅毅然决然说：“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
鲁迅转过脸来很关心地问我：“你打算作什么？”我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他们却说我是准共产党，那末我就真的参加共产党，看他们怎么样？周先生能否为我找到参加共产党的线索？”鲁迅会心地微笑了。但回答说：“线索，我还不知道；我想你自己也许已经有了，或者你在奋斗中一定会找到的。”我那时立刻联想到张楚鹃他们，说：“我打算营救那两位被扣押的同学。但不知该怎么进行。”鲁迅说：“营救他们那是好事！可运用一些社会关系，看怎么样？我此刻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再到那儿去讲课，不为他们所利用，以示不与之合作而已！”
我当时决心投入革命，又因对文学已感到浓厚的兴趣，顺便对鲁迅说：“我今后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打算学习创作，请周先生多多指教。”而鲁迅却从实际出发地对我说：“失学失业，日子长了也不是个办法。总得先弄个立足的地方，生活下去，才能战斗下去，才能有条件去创作。”
我们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外滩。秋风呼呼地掠过黄浦江面，波涛汹涌，寒气有点袭人。可是我的精神振奋、充满自信，站在江岸向鲁迅告辞。鲁迅欣然说：“以后有需我之处，就请来吧！”我们道了“再见”，鲁迅慢慢地走回“北新”去了。
我当晚在周耀武⑤老汉处住了一宿，次日租了一个亭子间，暂住下来。每天奔波，终于通过周老汉在一个公寓找到一位山西同乡国民党军官（对现状不满），他认识江湾驻军团长。我跟他昂首阔步地走进劳动大学，找到崔华女同学⑥问明张楚鹃他们牢押的所在，一直奔向那里，军官去访团长并安排我去看张楚鹃他们。我和张楚鹃互通了分别后的各自情况并说到我会见鲁迅先生的情况，大家都非常愉快。我观察了那里的环境，暗示他们伺机夜奔。果然他们在一个阴沉沉、黑黝黝的子夜里扣敲我的小门。我们如同火线受伤，今又重逢，高兴异常。清晨起来，张楚鹃去找党的关系。他下午回来带来一张表，介绍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次我在“北新”阅览新书遇见鲁迅，他关心地问：“那两位同学怎样？”我告诉他：我已见了那两位同学，并且他们已飞出牢笼了。鲁迅当时喜形于色连声说好，并且说：“那以后你就有方向，有办法了！”我们又会心地笑了。
不久，我被派到一个店员工会作宣传工作，兴致勃勃。1928年1月我根据参加“广州暴动”同志所讲的真实景况和勃洛克所写《十二个》长诗的体裁，写了《血与火》的诗篇⑦，歌颂革命打击反革命。一个春天，我在北新书局偶尔又遇到鲁迅，顺便向他说了一些我学习作诗的情况，他那次很沉默，最后说：“关于革命文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你的诗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越过‘十字街头’，方向似乎是对的。可以努力前进吧。”
我初期学习写作、踏上革命道路和以后无论在任何恶劣环境下找寻光明，坚持斗争，从思想历史根源上说，也多由于曾经受到鲁迅的启发、诱导和鼓舞。自1928年夏离开上海后直到鲁迅逝世再也无机会向鲁迅亲自领教，也无机会去再从事写作，我时常感到遗憾。
我和鲁迅仅仅几次接触，而所得的印象虽然时光过去了这么久，却永不会磨灭的！
①当时蒋介石“下野”，他们为之在南京“看摊子”，和其他群魔一起乱舞。②显然为地主豪绅阶级分子。
③《鲁迅全集》第7卷451页所收集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记录，据我的记忆，有失原意之处不少。
④这样一段在发表记录时就完全被删去了，以致上文不接下文。
⑤山西辛亥革命遗老，彻底反对阎锡山、痛骂蒋介石。
⑥也系从武汉到上海，为张楚鹃的朋友。
⑦刊钱杏村主编的《太阳月刊》。
第8版()
专栏：
鲁迅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祭
叶圣陶自息劳生廾五春，亦知世运变于今？阵营协力东风盛，党群同心故国新。齐放百花光艺苑，精研万众宝鸿文。料应颔首轩眉笑，无复缁衣感慨吟。
第8版()
专栏：
鲁迅喜爱的三个鬼魂形象
刘有宽
鲁迅先生在《女吊》和《无常》里给我们绍介了《目连戏》里的三个可爱的鬼魂形象，一个是“女吊”——即“女性的吊死鬼”，一个是“男吊”——自然也就是“男性的吊死鬼”，再一个是“无常”。鲁迅先生对这三个艺术形象非常喜爱，特别是对“女吊”和“无常”，大加赞扬。他说，“女吊”，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无常”，“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他爽直，爱发议论”，“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所以，鲁迅于那“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的社会里的戏台上，见到这样的鬼魂的艺术形象，竟不禁感慨地说：“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无常”）妥当。”
我曾于《朝华夕拾》后记的插图上和《鲁迅图片集》中见过鲁迅先生所手绘的“无常”的模样。但据鲁迅先生说：“在庙里泥塑的，在书上墨印的模样上，是看不出他那可爱来的。最好是去看戏。但看普通的戏也不行，必须看‘大戏’或者‘目连戏’。”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目连戏”中的这三个鬼魂形象，确是发人兴趣。请看：
“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
这是“无常”。
“一到‘跳吊’时分……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褌，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这样引人入胜的描述，实在令人神思遐想。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目连戏》，未能像鲁迅先生“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舞台艺术形象，欣赏它们“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但我想念着看到这戏的热烈希望却从未打消。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正巧最近浙江省绍剧团来京演出，使我有机会看到了《男吊》、《女吊》和《无常》。演出完全的印证了鲁迅先生关于这三个艺术形象的论述。然而如今的演出，与鲁迅先生笔下所绍介给我们的，于大同之中，又有小异。这也许就是一些发展改进吧；但也未见得全是。
“无常”（七龄童饰），认为世态炎凉，事多不平。因此，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从各种作态的“狗”，一直到“皇亲国戚”都作了尽兴的讽刺，痛骂。这大抵是与鲁迅先生所说的相同的。稍有不同的，似乎有两点：一是“打嚏”和“放屁”已各由“一百零八个”减略到两个；再者是“无常”头上的那顶高帽子较之鲁迅先生笔下的“一顶白纸的高帽子”要复杂些，是“楼阁”式的。看上去虽然还称得上玲珑，但究竟是否比较地更美些，似还未可定论。照我的看法，这较为“复杂”的帽子与那较为“简单”的服装穿戴于一人，是显得不大协调的。
“男吊”（十三龄童饰），不仅“只有一条犊鼻褌”，还穿了背心，全是鲜红的颜色；吊、挂也不止变换了“七七四十九处”，我数过的，确是八九七十二个吊姿，形象十分的健美。
“女吊”（章艳秋饰），在一股焰火之后出场（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她冲到台口猛扬头，将披散着的头发向后一甩，亮出一张白脸，异常冷板：两道浓眉剑也似的横直，两片黑灰的（不是“猩红的”）嘴唇紧包住她的切紧的牙齿。但，她那乌黑的眼眶中，却喷射出愤怒的火焰。她载歌载舞，“细叹”她生前的悲惨遭遇。所叙述的，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环”；而是她生前被迫卖入娼门，备受欺凌和鸨儿的虐待，终于自缢为鬼。章艳秋同志称得起是一位很有本领的演员。她唱得好，如泣如诉，感情充沛。她舞得也好，动作鲜明、强烈，划穹抢地，告土号天。她那“心灵的窗户”——眼睛，尤其善于表情。她“似惊，似喜，似怒”。惊惧的神态，使人感到她面前出现了鸨儿和浪子们的幻象，在逼迫她，欺侮她，摧残她；喜悦的眼神，使人明了她也曾经有过一线美好的希望和幻想，感到她面前出现了她的意中人和稚子们的形影，但它们马上就像皂泡似的破灭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她的精神空虚和绝望的神情；愤怒的目光，又使人看出她那不可遏止的报复心理。然而，于惊、喜、怒中，我们又看出，“惊”的表情，不过是往事的叙述；“喜”的颜色，乃是甜美的“情绪记忆”；怒，却是“贯串动作”的基调。这一切，交融在一起，倾泄着她那六合难容的一腔怨气。
“鬼”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但鲁迅先生所喜爱的这种艺术形象，却仍然启示我们：我们享到今天“生的乐趣”，决不应该忘掉过去“生的苦趣”；也只有时时忆起过去“生的苦趣”，才会益发感到今天“生的乐趣”。
第8版()
专栏：
战友——鲁迅与瞿秋白（木刻） 俞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