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春雨之夜
——访问阿尔巴尼亚散记
吴强
屹立在亚德里亚海海边的阿尔巴尼亚，全境是连绵不断的起起伏伏的山，素有山鹰之国的称号。5月，正是这山鹰之国鸟语花香的春天。
由诗人巴努西同志陪同，我在5月13日中午，到达著名的风景区波格拉迪茨。波格拉迪茨市区，紧靠着奥里特湖，我们住的旅社，就在湖边上。奥里特湖是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的一处分界线，双方各占一半。波格拉迪茨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植物园里的红玫瑰又正在盛开，樱桃也到了红熟的时候，我很想在这里尽兴地游览一番。不料，午睡起来，天色忽地变了，接着就下起雨来，并且叫人有春寒的感觉。
晚上，雨越下越有劲，游览的计划打破了，也不便出去进行访问。照预定的日程，明天上午，就得到另一个城市科尔察去。在这么一个好地方，只是在旅社里吃几餐饭，过上一宿，看一下雾雾蒙蒙的湖山烟雨，我心里不免有些惋惜。
阿尔巴尼亚人有在下午和傍晚散步的习惯，因为雨下得大，好些喜爱散步的人，都到旅社的餐厅里来喝咖啡、啤酒，谈天，听广播；其中有的是边防军的军官和士兵。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过，对军队和打仗的事有兴趣，又想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十分坚强勇敢的有着光辉斗争历史的军队，波格拉迪茨是阿尔巴尼亚的边区，在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战斗的时候，定有不少动人的故事。这时候，便生起一个念头，想知道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斗争故事。
巴努西同志不曾当过人民军，不曾打过仗，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但是，他告诉我说，靠近有个老战斗英雄，复员在家，这个战斗英雄身经百战，身上有好多动人的故事。
“要不是落雨，可以去访问他。”他说。
正在这个当儿，一个青年人披着雨衣闯进来。他见了巴努西就拉手打招呼。经过介绍，我知道他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编辑，叫尼科·尼科拉。尼科拉在我们桌子旁坐下来不久，一听巴努西同志说起我的愿望，马上冒着雨奔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钟，他就把刚才谈到的那位老英雄找来了。
老英雄来了，我怎不分外高兴。但是要他这位长者冒着雨到我的住处来，我又觉得是个罪过。我一边同他紧紧地握着手，一边连连向他致歉。
他只是摆着手掌，对我说：
“你是中国同志，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到我们阿尔巴尼亚来，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不能冒这点雨来看看你，跟你谈谈？下雨，算得什么？为的来看看中国同志，下钉子，我也要来呀！”
尼科拉同志向我介绍说，老英雄的姓名叫齐科·卡里瓦奇，党的领袖霍查同志在一个星期以前，还到过卡里瓦奇同志家里，对卡里瓦奇同志非常关心。为的让我和卡里瓦奇同志好好地谈谈，尼科拉和巴努西就到别处去了，我也就和卡里瓦奇随意地谈了起来。
谈了好一阵，他却一直谦逊地说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好说。他说，那时候只有八九十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强盗军队，全靠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他在最初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后来，跟大家一起，打过一些仗，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听说你在战斗中负过伤？”我问他。
他竖起两个指头，然后指指腰眼，说曾经负过两次伤。
“听说你当过营长。”我说。
“是的。”他笑着说。
见我连连地对他发出问题，他的谈兴浓了，于是便滔滔地说起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来。他以他的真情实感坦率地告诉我说，他原是为的自卫、复仇，从意大利侵略军那里，偷了一挺机关枪，藏在家里。那时候，他只有一个想头，就是：要是他们想害他，他就用这挺机关枪对付他们，他们要想打死他一个，打死他一家，他就去打死他们十个、一百个！
“想到组织游击队、人民军跟敌人战斗的是党和霍查同志他们。”他竖起他的粗壮的大拇指，接着握起拳头，狠狠地抖了几抖，大声地说。
“你后来怎么参加游击队的呢？”我问他。
他说他看到游击队到了波格拉迪茨附近的山里，跟意大利侵略军打仗，打死了好多意大利官兵，激发了他的战斗情绪。他听说游击队武器不够，只有一挺机关枪。打仗的时候，只好常常用瓶子装上炸药，向敌人投掷。“我的一挺机关枪为什么还埋在地窖子里头呢？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它打击外国强盗呢？”他说，他于是出乎一片爱国心，便在1942年的一个夜里，拿起那挺机关枪，投奔游击队去了。
他又把他的阔大的手掌放在胸口，说：
“那时候，我也只晓得自己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不能让意大利人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宰阿尔巴尼亚的牛羊吃，糟蹋阿尔巴尼亚的姑娘，杀阿尔巴尼亚人，烧阿尔巴尼亚人的房子。”
“作为阿尔巴尼亚人，就应当起来战斗！”
“……应当把外国强盗赶走，消灭！”
显然，他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辉。
我对他赞佩着说：
“你的精神很好，还是不减当年！”
他用手指比划着说，他今年不过是五十九岁的人，一旦党和国家需要，他就再拿起枪来，走上战场。
由于负过伤和艰苦的战斗生活的折磨，这位五十九岁的人，肌肤已经有了许多折皱，眼睛也有点下陷，头发也花白了，显得有些苍老。可是，谈了两个钟头的话，他竟没有一点倦容，一边谈着，一边笑着，同时还常常挥动着两只大手，增强着他的语言力量。在后来，他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铁托集团常常在阿尔巴尼亚边境进行挑衅活动的时候，便举起他那颀长的臂膀，愤愤地说：“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最坏最坏！”在我的印象里，他哪里是五十九岁的人？他还是一个手里拿着枪正在战斗着的无畏的战士，还是一个全身充满青春活力的人。
雨还在纷纷地落着，他的话也在滔滔不断，我越听越有兴味，我很想一直地听下去，但又恐怕太劳累了他，便提议请他回去休息。他却连连地摆着手，说难得遇见一位远道来的中国同志，很想谈个畅快。
对他的这股健旺的精神和对中国同志的感情，我赞叹地又是无限感激地笑着，用我的两只手使劲地紧紧抱着他的大手。
巴努西同志和尼科拉他们回来了，他们也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才再一次地紧握了我的手，和我贴了两次脸，走出旅社餐厅的大门。
尼科拉同志告诉我，卡里瓦奇同志是1949年入党的、有了十二年党龄的党员。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提议过，把卡里瓦奇的事迹编成一部电影，他的话音一落，我就大声地说：“我预祝这部作品创作成功，并且盼望能够看到这部影片。”
回到房间里，我一下子睡不着。雨还在落着，奥里特湖的涛声，湖滨白杨树在风雨里摆动的萧萧声，清晰地传送到我的耳朵里来，使我不禁生起了这样一种想像：这声音正像是当年阿尔巴尼亚万千个红色游击队员，正在汹涌奔腾地朝着敌人举行着一次胜利进军。我还仿佛看到，那时候只是三十多岁的身材魁梧英气勃勃的卡里瓦奇，正背着他带到游击队里去的那挺机关枪，昂着头，挺起胸膛，疾步如飞地走在先头部队的行列里。
我睡到床上，又爬起身来，扭亮了台灯。
我打开我的笔记本子，一口气写了一整页我和卡里瓦奇同志谈话的情况，最末几句，我这样写道：
“真是山鹰一样的英雄战士！英雄的山鹰之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
夜深了。
几个小时以前，我曾有一点春寒的感觉，这时候，湖滨的白杨树还在萧萧作响，雨还在下，我却又觉得像是沐浴在春阳的光辉里似的，温暖得很。
196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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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西方报刊上
一套戏法各有“巧妙”
“你所心爱的人受到保护了吗？”“你已经为活命作好准备了吗？”九月十八日的美国“新闻周刊”转载的密执安州一家大建筑公司的广告，提出这样使人怵目惊心的问题来劝说人们“不要等待地”赶快修建“微粒掩蔽所”。
“新闻周刊”在转载这幅广告时，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建筑商和承包商所作的掩蔽所广告常常是令人惊慌的和风格成问题的。”似乎，这家杂志编辑部是认为人们不应该轻信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的。
然而，紧接着对于“掩蔽所广告”的“批评”，这家杂志却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在美国各地的所谓“掩蔽所心情”。其目的，无非是要使读者相信修建“微粒掩蔽所”的必要性。例如，文章里特别谈到，据说是美国三个尖端核武器研究中心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很多科学家都准备修建“掩蔽所”；并且转述那里的一个物理学家维克托·汉贝的话说：“我相信掩蔽所正像生活保险一样必要，而其所费则是不多的。”
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耸人听闻也好，反对耸人听闻也好，原来目的都是制造战争恐怖而使美国人民掏出钱来让垄断资本家发财。（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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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
黄盛璋
阿尼哥是十三世纪尼泊尔的卓越的工艺和建筑家。他从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来中国，到大德十年（1306年）在北京去世，四十六年中对中国建筑和工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尼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阿尼哥的生平
据程巨夫为阿尼哥撰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记载：阿尼哥是尼泊尔的王胄，约生于1244年。他从小就很聪明，入学不久能读梵书，特别对于工艺之书的《尺寸经》一见之后就能默记；稍稍长大就具有工艺天才，所造作的东西都极其巧妙。
中统元年，元世祖请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由于当时尼泊尔工艺著名，所以发国书要求协助。尼泊尔国王选拔了八十人，叫他们自己推选出一个领队，但没有人敢担任。最后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自告奋勇承担这个任务，这就是阿尼哥。阿尼哥一到西藏之后就为八思巴所赏识，叫他负责监督造塔。一年之后塔修成了，八思巴给他受具戒，授以佛教经典；并且推荐他晋见元世祖。元廷有件从宋朝带回的针灸铜人，由于缺坯太多，内部构造又较复杂，元世祖找了许多工匠都没有人能够修理；阿尼哥把它修补好了，自此就得到元世祖的信任，凡有重大修建或铸造，都交给他办。至元十年设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命阿尼哥负责。至元十三年元政府特地派使者到尼泊尔把他的夫人从故乡接了来。至元十五年有诏要他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职位待遇都和丞相一样。当时两京（大都北京与上都开平）的重大建筑和偶像铸塑大抵都出于阿尼哥之手。据《神道碑》统计，他在中国所建造的，计有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祠祀和一座道宫；至于在工艺上的贡献，如偶像的铸塑，文物的修补，仪器的创造等，为数也不少。
阿尼哥卒于大德十年（1306年），年六十二。在中国时元世祖曾妻以宋景献太子的孙女郡主赵氏。阿尼哥有六个儿子，有一个叫阿僧哥继承他的大司徒的职衔，曾于皇庆二年（1313年）塑造万安寺的佛像，另一个叫阿述臈，任诸色人匠总管府的“达鲁花赤”（相当于秘书长），这两个都是工艺家，并继续在元朝任重要官职，阿尼哥死后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他的墓在宛平县香山乡岗子原。
在建筑方面的贡献
阿尼哥在中国的一生中，所费精力最多和所得成就最大的是在建筑方面，而其中佛塔又占居首位。
根据《神道碑》碑文叙述，阿尼哥所建筑的三塔，第一座即最初来西藏所建立的黄金浮图；第二座在北京，即今阜成门内妙应寺（白塔寺）白塔；第三座在五台山，和第二座属同一类型。
关于北京阜成门内的白塔，传统的说法都以为辽寿昌二年（1096年）始建，元至元八年（1271年）重修，这不仅见于明代许多典籍，而且还有碑刻可据，康熙、乾隆两次重修妙应寺的御制碑文都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以讹传讹。白塔寺的寺和塔始建年代是元至元十六年。《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师。”圣寿万安寺就是白塔寺，明天应年间才改为妙应寺。《神道碑》也写道：“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浮图初成，有奇光烛天。”由于这种塔形第一次在北京出现，所以使人有“奇光烛天”的新鲜感觉。
白塔的尼泊尔语叫“奇古”。尼泊尔“奇古”共有五层，最下一层为方形基础表示地，第二层圆形结构表示水，第三层三角形结构表示火，第四层伞形结构表示气，最高一层螺旋形结构表示“生命的精华”。这种以“地、水、火、气”表示万物的组成，原是古代印度一种哲学思想；而其结构却胎胚于本地对土地崇拜而建筑的石堆、土堆，叫做开特雅。这种开特雅也流行于西藏各地，目前西藏的佛塔大抵为白塔型（藏语叫做“觉顿”）。
在阿尼哥所建造的庙宇建筑中，工程最大者就是圣寿万安寺，从至元十六年动工，直到二十五年才全部落成。这个庙宇几经改修，当初建筑的结构形式今天已难看到。但是据《元史五行志》说，万安寺“自世祖以来为百官习仪之所，其殿陛栏楯一如内廷之制”，其规模宏伟可知。
在其它方面的成就
阿尼哥在造像方面也有很高造诣。《神道碑》上提到的有“镕范”（指铸铜）和“搏埴”（指泥塑）两类。阿尼哥所造的像多为佛像（其中也有道、儒先哲之像）。中国佛像铸造有所谓汉（唐）式和梵式，汉（唐）式系直接受印度的影响，时间在元以前；梵式造像系尼泊尔的影响，其创始人就是阿尼哥，在元代以后盛行中国各地，差不多完全代替了汉式造像。
阿尼哥还精于织像，他曾经“追写世祖、顺圣二御容，织帧奉安于仁王，万安之别殿，”后来又“命织成裕宗、裕圣二御容，奉安于万安之左殿”，《元史阿尼哥传》说他所织的像“图画弗及”。
阿尼哥在仪像的修造方面也有所贡献。除了修补针灸铜人这个不可埋没的功绩而外，据《神道碑》说，他曾创造“镔铁自运法轮，车驾行幸，揭以前导”。这在中国工艺史上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惜对它的内部构造缺乏详细记录，而这件自运法轮后来又没能保留下来。此外是天文仪器。《神道碑》说：他曾“创浑天仪及司天器物”；杨恒的《太史院铭》也说“凡仪像表漏，文饰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徒阿你哥”。这批天文仪器主要有简仰二仪、浑天仪、浑天壶漏和高表等，其设计者是郭守敬，制造者是阿尼哥。
阿尼哥不但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他的造像技艺还传给了中国徒弟刘元。刘元是蓟州宝坻县人，少时做过道士，曾从道教徒中传受了不少技艺，后来又跟从阿尼哥学习造像。阿尼哥从尼泊尔输入的梵式造像，经刘元之手，又有进一步发展。《元史阿尼哥传》说：刘元“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众称绝艺”，又说两都名刹佛像出刘元手的，“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可见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高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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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进步的”日本农业
陈浚
日本垄断资本御用的宣传家们，得意洋洋地吹嘘日本“农业的进步”，丰收成为“经常现象”，“农村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始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对于初游日本的一个陌生客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不久以前，记者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一员，在日本访问了一些农村，并且在热烈友好的氛围里，同日本各阶层的农民、各党派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具有不同观点的熟悉农业情况的日本朋友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感谢这些日本朋友的帮助，使记者有可能向读者介绍一点日本农村的真实情况：在所谓“进步”、“丰收”的帷幕后面，广大日本劳动农民正面临着破产，离井背乡，更加凄惨的厄运。
“离农劝告”
夏末秋初的日本农村是惹人喜爱的。千千万万勤劳的日本农民用自己的汗水，精心栽种出一片片青翠的稻田。柴油机的哒哒声不时传来，他们在忙着用多种小型农械，向禾苗上喷射着农药。看上去，如果不遇意外的天灾，今年又将会有一个好收成。但是，正是这些农民，越来越多地接到了“离农劝告”，迫使它们抛弃农业，开始接受更悲惨的城市生活方式。
千里山在大阪郊区，一片岗峦起伏，满眼是果园竹林。熟了的桃子已经摘去，保护桃子的纸套还挂满枝头。葡萄园里，一串串发紫的葡萄沉甸甸地垂挂着，使得客人们只能低头弯腰而过。三年以前，这里还是大阪府选定的种桃模范区，而今，汽车道的两旁，一块块大阪府树立的木牌，标明着一段一段的田园，已经从农民手里变成了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地产。挖土机、推土机、碾路机……已经在几个地段开始了毁灭这座花果山的工程。推倒了果树，碾过了田地，开辟着直通大阪的干道，平整着建筑高楼大厦的场地。大阪府已经按计划征购了80％的土地，只是由于当地农民的坚决斗争，大阪府计划收购的土地，还有20％未决定最后的命运。
春日町是千里山的一部分。这里，每年出产的竹笋就达四五千万斤。这里的农民63％的收入来自果园和竹笋。一户农家，原有一町九反（约合我国二十八亩）的果园竹林，桃子、竹笋占他收入的91％。而今，眼睁睁地看着地被强购去了，他还能靠什么活下去呢？还有什么不接受“离农劝告”的余地呢？
千里山农民的这场灾难的降临，是由于大阪电车公司、百货公司的老板们看中了这块地区，计划在这里修建容纳十五万人口的三万户住宅，为他们的电车和百货公司招徕十五万的永久性顾客。而这一庞大的发展计划，对于钢铁公司、水泥公司、建筑公司……自然会带来一大笔好生意，于是，这个计划就成为大阪府的都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付之实施了。
千里山只是在建立“吸引工厂”、“公共用地”的名义下，农民被迫低价卖出田园的一个。然而，接到“离农劝告”岂止于千里山的农民而已。
北海道的北见、十胜地区盛产大豆，产量占日本全国大豆产量五分之一，被誉为日本的“杂粮王国”。由于美国大豆的倾销日本，价格比日本大豆便宜30％，压倒了日本大豆，已经占领了80％的日本大豆市场。“杂粮王国”抵不住来自“美国朋友”的“互助”。依靠种植大豆为生的农民，入不敷出，债务日增月累，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一年所得只够还债付息。日久天长，他们除了“离农”之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上野县箕轮村，是日本开垦区里数一数二的好村庄。这儿，十年前，还是颗粒不收的荒野，而今已经变成高产良田。但是，农产品的跌价，年年所得偿还不了开垦费用积累的债务，压得“开拓民”喘不过气来。在这种难于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好心肠”的政府出来劝告“离农”了。凡是“离农”的，可以给“离农资金”十五万日元，移民海外的再加五万日元，而“开拓民”十年垦出的良田，由富户收购，政府定的地价只及时价的十分之一。
秋田县八郎澙进行着大规模的排水开垦工程，1965年以前可开出一万四千公顷耕地。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准备把开垦出来的田地出售给六千户，每户垦地二点五公顷。如今，政府突然变了主意，为了适合机械耕种，决定必须由六户组织一个开垦单位，耕种三十公顷土地。这样，每一参加开垦的农户，自己负担的费用，激增到一百五十万日元。大部分原来指望到八郎澙参加开垦的农户，都只能望地兴叹了。
产麦区的农民，由于日本政府为了便于美麦大量进口，早就制定了“小麦对策特别措施法案”，压低麦价，强迫限制种麦面积，这就迫使大量麦农不得不改行。
产米区的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由于肥料、农业机器、农药等的垄断物价不断上涨，加上竞争激烈，农民不得不投资采用农业机器，大大提高了生产费用。而米价不涨，捐税又重，农民年年入不敷出。据统计，新澙县蒲原地区，平均每户欠债二十万到三十万日元。最后，他们只得卖地还债，被迫“离农”。
这就是在日本“农业进步”和“丰收”背后，广大农民正在经历着的苦难。日本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掠夺和压榨，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农民日益贫穷以至破产。日本官方为了劝告“离农”，顾不得那么许多，透露出一些日本农村的真相，公布了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工人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农民光靠农业就无法维持生活。要农民相信，日本农村地窄人多，农民要想摆脱贫困生活，唯一出路，只有“离农”。池田政府提出的“农业基本法”，就以把60％的中小农挤出农村为目标。池田政府宣传说：尽管工人和农民还有暂时的困难，但是，假如执行“使经济高度发展”的政策，实行“农业基本法”的话，就业将会增加，各阶层人民将会富裕起来。
仅仅是开始
“农业基本法”已经在日本国会通过，但是有关的一系列法案，如“农地法修正案”、“农业协同组合法修正案”、“粮食管理制度修正案”，以及防止因遗产继承使农业经营分散化的法案、“农业经营现代化投资法案”等等，还待国会通过。因之，“农业基本法”还不曾全面推行。但是，为“农业基本法”所确定的方针，已经贯彻到池田政府一切农业政策中去。1960年，被迫“离农”的农民已达六十万人。
池田政府的“农业基本法”，是在农业“现代化”的掩护下，扶植富农经济，掠夺广大劳动农民，牺牲广大中农和贫农的利益，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从而驱使60％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成为低廉劳动力的庞大后备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剧烈的情况下，保持垄断资本集团的继续发展和攫取高额利润。这一点，具体地表现在围绕“农业基本法”的一系列的法案上。
修改农地法，将取消战后规定的每一农户占有土地不得超过三公顷的限额，从而使得富农便于低价收购中农、贫农的土地，无限制地扩大耕地面积。
为适应“贸易汇兑自由化”，给美国粮食进口大开方便之门，日本政府要修改粮食管理制度，取消粮食价格支持制度（即政府按一定价格收购大米，以低于收购价格的价格配售给消费者，来保证农民的最低收入。这笔费用，近年由于种植水稻的生产费用大大提高而提高。1961年度，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米价就要贴补六百多亿日元）。这样做的结果，生产成本高的中小农必然会加速破产“离农”。
日本政府还鼓吹改变以米麦为主的日本农业，发展酪业（以奶牛为中心的畜牧业）和果树业，限制粮食生产。而发展酪业和果园，需要大量资金，中小农是无力经营的。
凡此种种，虽则各有巧妙，其最后结果都是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做工。这样，既为日本垄断资本发展工业提供了众多的低廉劳动力，又造成了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发展资本主义经营的条件，使自由民主党在农村中巩固以富农为支柱的反动阵地。这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卖国的反动农业政策的实质。
池田政府在宣传上，把“农业基本法”的实施可以“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作为一个画饼，欺骗农民。可是，即使真是这样，日本工人的生活也是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确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这种“景气”只给垄断集团带来好处。工人就业问题没有解决，日本有着六七百万到一千一百万失业半失业工人。据1959年的统计，在日本一个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的生活费用是三万二千日元，可是日本工人的工资平均只有二万一千日元；三分之一的工人，只有八千日元。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日本企业里正在加紧推行“技术革新”、“合理化”。
“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工人就是新的灾难：加强工人劳动强度，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工资。当我们代表团访问福冈的高松煤矿的一天，正是这个矿结束了坚持近一百天罢工的第二日。那一次罢工，就是为了反对“合理化”。按照资方原来的方案，实行“合理化”以后，要平均降低工人工资一万日元（全矿工人平均工资二万九千元）。经过工人近一百天的罢工斗争，资方作了让步，最后的协议，仍将平均降低工资二千元。可是被迫“离农”进城找工做的农民，要想找到这样一个饭碗也是困难的。
从农村进城的新工人，绝大多数只能进中小工厂，特别是小工厂，工资低而且劳动条件恶劣。四十岁以上的，根本没有工厂要。大部分农村来的人，只能做临时工。长井市东京电气公司，是日本垄断资本的东京电气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厂有职工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就有五百人是来自农村的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每月四千到六千日元，为正式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临时工两个月订一次合同，厂方随时可以解雇。这就是池田政府为给接受“离农劝告”的农民安排的接近工人生活水平的实况。
不安在增长
战后，日本农村实行了农地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地主，大多数佃农成了自耕农。这一改革曾经在一个时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这一点，曾经成为自由民主党在农村中占有优势的主要因素。但是，日本垄断资本的高度发展以及日本垄断资本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为了日美垄断资本的利益，要求农村提供更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加速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不惜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实行“贸易自由化”，便于美国倾销粮食。日本政府的卖国反动的农业政策，严重地打击着日本的农业，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迫使农民破产，走投无路。但是，农民不到最后，是不会抛弃自己的田园的——失去了田园，也就失掉了生活的一切。正像千里山的一个农民，在同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一次座谈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土地和勤劳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坚决要为保卫土地而斗争到底！”农民们指给我们看，哪里是他们曾经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出发的场所，哪一间草屋是他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轮流监视测量队的哨所。
生活驱使农民日益觉悟起来，开始走上了新的斗争的道路。为了反对“农业基本法”，到1961年4月为止，全国各地已举行各种大小集会三千多次，参加的有五十万人。“全日本农民组合联合会”、“全日本开拓者联盟”、“全国农民联盟”三团体，4月间在东京举行了“反对强行通过农业基本法的全国农民大会”，总评、“全日本农民组合联合会”、“中央工农会议”召开了“粉碎农业基本法奋起大会”。但是，目前，由于“农业基本法”有关的一些法案还未为国会通过，“农业基本法”还没有全面实施，因之，在广大农民中，对于“农业基本法”所将引起的后果，还不十分清楚，斗争仅仅是开始。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反对政府限制种麦，要求提高牛奶价格、提高米价的各种斗争，在全国各地，如关东八个都县、新澙、长野、茨城、岩手、山形、秋田，到处爆发，互相呼应。6月间在东京先后举行了有一千人参加的要求提高米价“中央工农会议总奋起大会”、二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实现要求米价全国农协代表者大会”，会后并且举行了农协成立以来第一次的游行示威。广大农民从切身的利害关系中，逐步认识到美日“新安全条约”对农民的利害关系，经济斗争同反对扩大美军基地的斗争、反对美军演习的斗争、反对美日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正在结合起来。农村来的临时工，为了保证工作和确定最低工资，开始组织自己的工会，进行斗争。由于广大农民被赶入城市，扩大了低廉劳动力的后备军，资方可借以加强对工人的压榨和镇压。而农村工人的增加，不断扩大了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影响。这样，也为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工农的联合斗争，准备了条件。池田政府的卖国反动农业政策，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日本农村的这种形势下，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访问日本农村的时候，受到了各地农民的热烈欢迎。这不仅仅是基于深入人心的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并且出于一种迫切期待的心情。在每一次座谈会上，有提不完的问题，他们要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翻身的，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特别是人民公社的情况。挣扎在艰难困苦里的日本农民，渴望从中国人民的斗争里，胜利里，得到鼓舞，得到同情和支持。他们诚挚地要求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把他们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决心为促进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他们祝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取得更大的胜利。（附图片）
来自各地的日本农民代表在东京举行反对“农业基本法”的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