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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荣县发展大牲畜促进农业生产的调查
本报记者 连云山 中共万荣县委通讯组 董应南
山西省万荣县，解放后十一年来，农业生产不断上升。生产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贯地坚决贯彻了党的政策，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始终高涨；同时是由于大牲畜逐年增加，这就能够精耕细作，大量施肥，不误农时，并使劳力相对地充裕起来，加强了田间管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万荣县是“晋南大黄牛”的产地，这里黄牛身高体大，成年（三岁）后一般体重八百到一千三百斤，力大耐用、易于饲养。但是在解放前，这种大黄牛没有得到发展，解放以来，大黄牛和其它牲畜逐年发展。1950年这个县共有这种大黄牛和其它大牲畜二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头。1960年发展到四万二千四百一十头（年底实存圈头数），较1950年增长近一倍。1961年继续发展到四万二千九百二十三头（截至8月底实存圈头数），其中大黄牛70％，驴14％，骡马6％。增加最多，发展最快的年份是解放初的两年，实现初级合作化的1954年、1955年和人民公社化实现后的最近三年。现在，这个县的大牲畜除基本上满足了本县需要外，从1960年初到1961年8月底还陆续出卖了二千一百零七头大牲畜支援了本省和河南、陕西等兄弟省县。现有的大牲畜中，二岁到十岁的青壮年牲畜占总数66．5％，二岁以下的幼畜占20．8％。全县现有男壮劳力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人，平均将近每人有两头牲畜。牲畜的大增长，带来了生产的发展，粮棉产量逐年上升，出售给国家的余粮逐年增加，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近两年出售牲畜的结果，又使各大队、生产队增加了公共积累，饲养、使役、配种人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现金奖励，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每一个社员的劳动日工分值中都分配了畜牧发展的资金，上上下下皆大欢喜，情绪很高，干劲很大。现在到处是牛马满圈，幼畜成群，田间路上车来马往，一片兴旺景象。
多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上升
大牲畜的增多，首先给农业生产增加了动力。万荣县位于晋南黄土高原，境内无河无湖，地下水位很深，十年九旱。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土地条件下如何种好庄稼，确保丰收，群众在长期斗争中积累有丰富经验，特别讲究深耕保墒，大量施肥和精耕细作。1950年畜力少、畜弱，深耕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2％，深度四寸左右；到1959年则上升到71％，深度为六寸左右。近年来随着耕畜的增多，农民对作物经营越来越细致，例如正茬小麦的种植，是在割麦以后，随即浅耕一次，除草灭茬，经过几日，便开始深耕，以积蓄伏天的充足雨水。深耕和浅耕后都要耙、耱，粉碎土块，耱平地表，以减少水分蒸发。为了防止土地板结，每降一次雨还要进行耙耱，使土壤表面成细绒状以保墒蓄水。总计要进行八至十二道工序，然后才能下种。全县的二十万亩秋地倒茬麦田，二十一万亩棉田和三十五万田早秋、晚秋作物，也都要经过大体上相同的工序。这许多农活的耕作时间，又只有十五天到二十天，在这个时间内耕作不完，就会“迟种一天差斗粟”，造成减产。这些时间紧迫的耕作任务，都必须畜力担负起来。1954年前个体农户生产时，由于大牲畜少，一般农田都是浅耕二次，耙耱二至四次下种，耕作粗放。1954年和1956年先后实现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后，集体生产加强了耕作，但因畜力不足，仍然不能完全精耕细作。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大牲畜的逐年增多，就绝大部分做到了精耕细作和不误农时。
以荣河公社郑村大队为例。这个大队共有二百三十六户，五千零二十一亩土地。1950年初解放时，全村只有一百一十五头牲口，其中役畜八十八头，每头役畜平均负担耕地面积五十七亩。全村养畜的农户只占到总农户的20％多。畜力少，耕作粗放，一般的麦田都是浅耕三次，耙耱二次下种。有些土地十年、八年没有深耕过。人推磨，人送粪，人畜配套拉上石磙子碾场，更是普遍现象。解放以来大牲畜逐年发展了，到1960年有大畜二百九十八头，比1950年增长了一点五倍，役畜负担的耕地面积逐年缩小到1961年的二十七亩了。耕作和运肥等方面的情况都起了变化。1956年深翻地占这个大队耕地面积的39％，1960年达到100％。1956年土地耙耱次数为四次，1960年增加到十次，1961年再增为十三次。
牲畜的增加，还能给土地大量施肥。万荣县农谚说：“有钱难买槽头粪”。每头大牲畜每年可以积肥四十八车（约合一千五百斤）。畜多粪多，施肥量大增。1950年全县平均每亩田施畜肥一车，到1960年则增加到三车。由于牲畜的增加，很多农活以畜力代替了人力。这就腾出了大量劳力，加强了小麦、棉花的管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郑村生产大队的粮食和棉花年年增产，1950年棉花亩产三十五斤，粮食亩产一百二十斤，1959年棉花亩产七十四斤，粮食亩产二百六十斤，较1950年提高一倍。1960年遭到特大旱灾，但仍较1950年增产一半，这样，工分值提高了，社员的收入也增多了，1956年每人平均六十二元，1960年达到九十二元。（附图表）
万荣县大牲畜发展和耕畜负担耕地的变化
注历年大牲畜头数均为年底存圈数，不包括出售、疫病死亡和退役淘汰数。1961年头数截至8月底存圈数。1950—1953年耕地面积增加，系因解放前弃耕土地逐年恢复耕种扩大了的。全县有六个公社约六十五华里西临黄河，1954年河床东移，黄河冲击崩岸，1957和1959年又两次冲刷崩岸，故耕地减少。
万荣县二十一万人口，一百零一万亩耕地，以生产小麦、棉花为主。1950年每头大牲畜平均耕地面积为四十五亩，役畜为四十九亩。1961年每头牲畜负担耕地面积平均缩小为二十三亩六分，役畜为三十一亩三分。由于大牲畜的大发展解决了许多问题，粮、棉产量逐年增加。1950年粮食亩产八十三斤，1959年达到二百一十五斤；1950年棉花亩产二十六斤，1959年达到五十五斤。1960年遇到百年未有的特大旱灾，由于精耕细作和施肥充足，作物长得根深叶茂，秆粗穗壮，具有一定的抗灾能力，粮食仍然亩产一百五十八斤，棉花仍然亩产四十斤。较上年略有减少，较1950年仍然增产。
畜多肥多，粮多草足
“畜以草为先。”养牲畜需要有草有料，随着大牲畜的迅速发展，更需要大量的饲草、饲料。每头大牲畜每天需草十二斤，需饲料一斤；年需饲草四千余斤，需饲料三百六十斤。万荣县由于没有任何草源和荒坡地可供放牧，大牲畜都是吃“槽头草”。农民单干时，产量低，饲草不足。但分散解决，比较容易。1956年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全部牲畜都转入了高级社。由分散解决变为集体解决，数量很大，动辄数十数百万斤。加以1954年初级合作化的实现带来了牲畜大发展，1955年一年就一下繁殖了四千多头，需草量更大。这就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有40％的高级社，每年缺草五分之二左右。高级社为了解决大量的缺草问题，都经常出动大批人力远至数十里外的孤山和黄河滩割草，还远到草多用不完的附近各县和西渡黄河去陕西买草，终于解决了饲草的暂时不足，发展了牲畜，牲畜的发展，又使饲草不足变为有余。
例如郑村高级农业社，1956年有大畜一百七十五头，当年人缺粮三十五万斤，有85％的农户向信用社贷款买粮；牲畜缺少六个月的饲草三十多万斤，每畜平均缺草两千斤。如依靠人力打草，将造成土地荒芜，问题严重。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两种争论，是卖掉牲口解决缺粮缺草的问题呢？还是贷款欠账买草养畜呢？当时的干部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党支部书记赵正明也只有二十四岁，拿不出主意来。于是就向村上的三老农请教。老农阎惠忠单干时种十三亩地，养两头牛，每年饲草足吃有余，他说：“槽上有畜，圈里有肥，地里有粮，牲口就有草吃，我的地少畜力足，肥料多地肥，所产的麦秸和谷草等，就足够两头牲畜吃。没有牲口是不行的。”另一个老农赵金生，单干时喂一头母牛，母牛每年生一个犊，两三年后小牛长到三岁卖了，两岁的小犊又长了上来，这样他每年都是使用口轻力壮的好牛，每年还卖出一头好牛。他的地不多，可是庄稼做得好，肥料上的足，收入也很大。他说，“从前我给三个孩子娶了三个媳妇，还修盖了一座房子，都是养牛繁殖的功劳。”他还说，“老人传言，‘聪明人缺草缺料要买牲口，小囤变大囤，糊涂人缺草缺料卖牲口，大囤变小囤。决不能卖牲口。”还有一个扛长工出身的老农王宣娃，他单干时种二十亩山坡烂地，喂养一头牛，全村数他种的地不好，但每年数他的产量高。老汉说：“我养牛就是为了多踩粪，地里多上十担粪，就能多打百斤粮。”三老农的一致结论是要解决缺草问题，决不能卖牛。为了集思广益起见，干部又把全村老农请到社委会共商大计，请老农拿主意，大家吵了一阵，最后都认定这样的理：“耍把戏凭猴，种地凭牛。”缺草缺料要买牲口，不能卖牲口，这样，眼前一两年紧，往后是发家道路，畜多肥多，粮多草就能足。饲草困难是暂时的。要是因为缺草缺料卖牲口，眼前一两年松，往后必定倒灶。经过这番讨论，干部这才咬牙下了决心，一面派全社劳力到数十里外去突击收集野草，一方面向信用社贷款，西渡黄河去买草。一定要把牲畜养好。这年他们到陕西买草二十万斤，雇了二百辆大车，从产地运到河边，一百里路，付出运输费一千八百元；又雇船从河西运到河东，再由本社的车马和人力挑运回来。全村的劳力也都组织起来，东上孤山，西下河滩，安营下寨打草一月，忍苦受寒，共打回饲草十余万斤。这一年的缺草问题解决了。第二年又一面派人收集野草，一面向外地买草十万斤，解决了问题。咬紧牙关干了两年多，畜力强了，地也肥了，到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自给，不再要国家供应了。缺草也从地里大部解决了，只打了四万斤野草。1959年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卖出二千四百四十二斤余粮；粮多了草也多了，大牲畜发展到二百三十八头，比1950年增长了一倍多，所需的饲草（麦秸、谷草和苜蓿）饲料也翻了一番，这一年节余饲草十万斤，到今年春季，还有三个生产队牲畜是吃的1959年的储存草。
现在，万荣县全年需饲草一亿八千余万斤，需饲料一千五百余万斤。如果单靠种植饲草来养畜，草地将占到全县耕地的30％多；饲料地将占到粮田面积的21％。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人畜争田，畜夺人食。但是，这个县由于普遍地采取了下述措施，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第一，由于畜多肥多，精耕细作，就粮多草也足了。根据这些年的实际经验，每亩产粮一百五十斤以下，是百斤粮百斤草（麦秸谷草等）。亩产超过二百斤后，是百斤粮产一百五十斤草。1950年时，粮食产量低，每亩粮田生产的秸秆全县平均为一百一十斤，要四十亩地的草才能养一头牛。因此全年缺饲草三千七百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提高了，每亩粮荚等秸秆二百三十斤，平均十八亩地的草就能养一头牛，因此全年节余饲草两千万斤。
第二，实行粮草轮作倒茬，适当地扩大了苜蓿的种植面积。苜蓿是一种含有高蛋白的优良饲草，各种牲畜都爱吃，营养价值很高。1950年全县种植苜蓿三万亩，1960年达到十万亩。每头大牲畜平均二亩苜蓿地（可满足一头大牲畜全年饲草的四分之一）。全县苜蓿种植分几种类型：每人平均五亩地的生产大队，苜蓿地一般占耕地面积的13％，这类地区的饲草每年有余；每人平均四亩地的生产大队，苜蓿地一般占耕地面积的9％，每年饲草可以自给；每人平均三亩地以下的生产大队，苜蓿地一般占耕地面积的3％到5％，每年缺饲草10％到20％。这样，加上互相调济余缺和夏秋割青草，饲草问题就解决了。苜蓿种植面积虽然逐年扩大，相对减少了粮田面积。但是由于牲畜增加后能够精耕细作和饱施肥料，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大提高了，总产量逐年上升。
这里种植苜蓿，不仅是为了解决饲草问题，而且是因为苜蓿根部是天然肥料，苜蓿每年落在地面的叶子，下雨后随即腐烂，肥力也很大。因此种苜蓿也是增产粮食的一种轮作倒茬的办法。当地农谚说：“苜蓿茬种麦，一亩打五百”。万荣农民历史上就有粮食和牧草轮作的传统习惯，种几年苜蓿，既解决了饲草不足问题，又等于给土地足足施了几年底肥，再倒种粮食、产量很高。
万荣县采取以上两种办法，最近几年来，在全县十五个公社中，五个公社饲草自给有余，有七个公社饲草自给，只有三个公社略缺，以割青草补足。但是各公社的生产大队为了积存储备草，还在夏秋季普遍打草贮青。在不同的地区，打草采取不同的方法。在饲草缺乏的裴庄、宝井等公社，是抽出专门力量在一定时间打草。在多数地区，则依照群众的历史习惯，农忙时“上地一张镰，回家捎捆草”，把在田间间苗、锄草的草和苗收拾起来，在沟边、地埂割些野草，拿回家作饲草用。1960年是个灾年，郑村大队组织了二十人的专业队打草，并奖励群众和十来岁的男孩们平时割草，共打草九万余斤。为了调动群众的打草积极性，生产队都确定了合理的报酬。郑村大队采取了定额计工和现款收买两种办法。裴庄大队则采取以燃料换饲草的方法。一般的生产队，对群众打草都给以工分、现金和燃料三种报酬，由群众任择一种。
牲口的饲料缺乏情况和饲草大体相同。个体农户养畜时，除了富裕中农户喂些精料外，一般的小户人家大都喂些经过加工后的粃谷、麻饼、麦麸等粗料，只有在夏收、秋种等农事最忙的季节，才给牲口少许喂些“颗子料”，三升二升而已。1956年高级社集体喂养牲口后，每年给牲口留下了一定数量的饲料，但也都经过加工。牲畜仍然是吃粗料。人民公社成立后，随着养畜制度的逐步健全，加强了饲料的保管和使用，每年按照各类牲口的不同需要，不折不扣的留足饲料，以畜定量，专库保管，畜粮畜吃。并有计划的进行调济，三秋、五夏是农活最忙的季节，牲口负担最重，就让牲口多吃些颗子料；冬春农活少，牲口负担轻，出力不大，就喂少量的粗料。由于专人喂养，精心周到，因此在1960年遭遇特大旱灾粮草均很紧张的情况下，全县的大牲畜头数仍然增长了11．3％，一类和二类膘肥体壮的牲口占到牲畜总头数的92％。
建立一支坚强的饲养专业队伍
在集体饲养管理牲畜的条件下，需要选拔忠实可靠、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和富有饲养牲畜技术经验的人，专门进行这项工作。但是，喂养牲口过去被人们看做最下贱的事情，农村没有出息的人才“守槽头”。配种员更是被公众瞧不起的“下流人”，旧社会不能进祖庙，儿孙找媳妇很难，人们不同他们共桌吃饭。所以一般人不愿喂养牲畜，更不愿当配种员。牵畜配种，必须到野外小沟里进行，不能在村子里做。解放后，这种习惯也没有很大改变。因此在1956年和1957年时，有些农业社找不到饲养员，只好派社员轮流喂养牲口，每人干一个月，叫做“打短工”。有些社虽然固定了饲养员，但把喂养牲口看成是轻闲活儿，给他们的报酬很低。有的生产队把喂养牲口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交给没有经验的人或平时做活不力的懒人去干。生产队长不尊重饲养员的权力，使役人乱拉牲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贱视养畜的社会风气，建设一支很强的饲养队伍。几年来县委第一书记李明同志下乡走到哪里，都要先进饲养室看饲养员，慰问他们，看牲畜膘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且每年都要蹲点专门作二至三次的畜牧调查研究，具体解决饲草、饲料、繁殖管理和饲养员等各方面的问题。县委书记、县长、部长到局长、科长，下乡检查工作时也首先到饲养室，对饲养员进行慰问，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生产大队干部都曾经一度包槽喂养牲口，郑村、乔村、小桃等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汉薛、孙吉等公社党委书记（他们本人也是老农），都曾经亲自牵畜配种。从1957年起，县里每年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上，饲养员和配种员都占到出席大会名额的7％左右。县委书记、县长给他们挂红、敬酒，同桌吃饭。这样就使群众对饲养员和配种员的看法大大改变了。在1957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全县还普遍的发动群众对饲养员进行了严格的挑选，清洗了一批不纯分子，调整了一批不称职的饲养员。目前，在全县的六千零八十名饲养员中，贫、下中农占到96 ．7％，其中有党团员三百六十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树立了“养畜为荣”的专业思想。这些人大都是老农，成份好，思想好，三十六岁以上的有经验的饲养把式总计占91．8％。其余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以上，大都是辅助老年人担负槽头包活的青壮年。为了喂好牲口，很多饲养员都买了马蹄响铃表，晚间上了定时针放在床头。也有的饲养员在饲养室窗前喂了公鸡叫鸣，或看天上北斗星和月影来定时间。郑村大队去年3月，有一头母驴中了“揭鞍风”，饲养员阎永龙一连四十多天牵牲口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治疗，往返行程八百里，结果这头驴的病治好，还怀了驹。饲养员赵思明，喂的四头母畜年年全配全怀，四年产仔十六个，全活全壮。荣河大队饲养员柴堂娃，喂的十二头牲口全是役畜，喂了四年节约下一千五百斤精料，一千八百斤粗料，在集镇上每年举行的“赛马大会”上，他喂的牲口膘肥体壮第一名。为了方便群众起见，夫妻、父子或一家人包喂一槽牲口的占相当比重。这就使老人和其他半辅助劳力得到充分发挥，他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现在这一支饲养队伍，在万荣县是社会上最有地位、受人尊敬的人，被称为“掌握着生产队半份家当”。因为喂好一头牲畜，至少可抵十几个强壮劳力干活，积下的圈肥对种好庄稼、多打粮食有极大关系，每生产一头幼畜，又能给集体多增加数千到万元的收入，同时，饲养牲口最为辛苦，白天要铡青草，担水、垫圈，晚上不能有个很好的安睡，要不断定时定量添草添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如此，不能稍有松懈。所以在每个生产大队内，饲养员的收入都比一般社员要高，群众也认为这是应当的。为了鼓励饲养员繁殖和喂养好大牲畜，还普遍制定了给他们以繁殖、增膘、配种、工龄等等奖励。1960年全县各大队共发奖金三万一千元。这更大大地调动了饲养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繁殖大牲畜要有种畜和相应的防疫医疗力量。万荣县是“晋南大黄牛”产地，黄牛的特点是：枣红毛色，毛细美观；头短面宽，相貌威武；鼻大嘴阔，容易饲养；蹄大耳圆，步伐轻快；力大耐用，寿长二十余年。1957年和1959年曾先后三次赴省、赴京参加农业展览会，被列为全国的优良品种之一。但是，1956年前全县只有种牛二十头，三百六十二个自然村庄，就有三百四十七村没有种畜，平均每十七个村庄才有一头，一般农民为了使用大犍牛耕田，和存有贱视配种等习惯，把生下的公畜都割阉了。配种要跑到数十里以外，母畜发情又只有两天时间，往往因为路远耽误了配种，影响牲畜的繁殖。因此在1956年前，全县平均每年的母畜繁殖率只占27．6％。1957年冬季以来普遍地重视了这项工作，许多村子把一部分优良公畜留成了种畜，自己解决配种繁殖问题。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选留优良种畜更被列为发展大牲畜的重要项目之一。1958年和1959年，全县举办了配种员短期训练班，培养出一百四十五个配种员，到1961年8月底，全县各大队种畜发展到五百一十头（其中成年种畜三百一十四头）。在全县一百八十二个大队中，有三头以上种畜的共五十七个大队；有两头种畜的共八十七个大队。有两头以上大小种畜的共一百一十六个大队。为了避免“近亲”交配，引起品种的退化，各个生产大队之间并注意了种畜的交叉配种。进一步提高了大牲畜的质量。
大牲畜的防疫医疗工作也很重要。1956年时全县只有兽医十二名，1958年随着牲畜的大发展，县领导上把防疫医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分批训练了兽医工作者，逐步健全了防疫医疗机构。从上至下建立一套防疫机构，到1960年底，全县就有了正式兽医六十人、民间兽医五十余人，差不多两个大队就有一位较有经验的兽医。并且建立了兽医人员的包槽责任制。大牲畜的发病率1959年为二万一千二百四十头，1960年减少为一万四千五百头，降低了31．8％，疾病死亡率也降低了45．5％。当地过去流行的牛气肿、牛口蹄病基本绝迹；牛炭疽和牛肺疫也控制了。1960年来没有什么大病流行，保证了畜体健康和服役。
认真贯彻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大发展
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对保护和发展牲畜具有决定意义。由于对党的政策理解和贯彻程度的不同，万荣县在牲畜发展方面曾经有个小的波折。
这个县大部分地区1954年就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部分大牲畜作价入了社，小槽喂养。1956年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全县大牲畜全部转为高级社所有。当时由于干部和群众缺乏经验，牲畜虽然固定给各生产队喂养使用，但多是不分公母老幼强弱一槽混合饲养，管理使役混乱，各方面责任不明，饲养员和使役人没有固定下来，或者虽然固定了，但报酬很低。人们没有长期当饲养员的思想。因此1956年和1957年牲畜膘情下降，繁殖不多，部分地区有瘦弱死亡现象。大牲畜的减少，随即带来了耕作粗糙，人力紧张。这一事实深刻教育了群众，老农和干部，不得不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政策，重新认识饲养和发展牲畜的重要性，因此从1957年冬天起，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薛村沟、乔村、邻居、郑村等地开始建立了各方面对保护和繁殖牲畜的分工负责制度和对饲养员的奖励办法，随后在全县得到推广。1958年人民公社化实现后，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全县人民发展大牲畜的劲头更大了。党提出发展畜牧业是公社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给了全县人民以有力的思想指导。县委在几次总结各地生产经验，排队研究中，都发现生产发展的地方，都是大牲畜养得好、发展得多的地方。从此县委不断总结和推广了薛村沟、临和、邻居和郑村等地牲畜管理和使用、繁殖的先进经验。在管理上全县普遍实行了马、牛、驴、骡、公母、强弱、老幼畜分类分槽专人喂养的责任制，一般为六七头一槽，小槽喂养。同时依靠群众，坚持和发展了各方面对保护和繁殖牲畜的一系列分级负责制度，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奖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牲畜的办法。因此1959年牲畜便恢复到1955年的头数，但质量却和从前大不相同，绝大多数为年青体壮的牲畜，发育良好。1960和1961年牲畜继续大发展，因而从动力、肥料，节约劳动力等多方面促进了农业增产，提高了社员生活水平，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经过慎重处理，万荣县关于保护和繁殖牲畜的分级负责制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有些地方曾经实行牲畜由大队完全所有，只是固定给生产队喂养使用，把所有和使役权分开。同时，农业收入当年可参加分配，干部和社员能从中得到利益，而有关牲畜的增膘，繁殖和出售收入只作为公共积累，不参加分配。这样，各生产队就都愿意养大犍牛，不愿养母畜。因为犍牛力大，能干活，谁养得犍牛多，就能多打粮食。母畜力小，干活差，都不愿养。而且繁殖幼畜又很误工，几年内还不能使役，所以繁殖的积极性也不高。经过反复研究，采取完全归生产队所有，把所有和使役结合起来的办法，这可促进牲畜的保护和发展，但是养好这批牲畜和使它繁殖，不是件简单事，它需要一笔不少的周转资金，需要专人负责，建立财务制度，生产队无此力量。同时还怕有流行疫病，造成重大死亡，生产队无力弥补损失。因此普遍不敢负这种责任，愿意以大队为靠山，以便有许多自己无力负担和解决的问题由大队解决。经过干部和群众的反复考虑和摸索，终于找到了一套各方面比较满意，对各方面都有利的办法，这就是在繁殖方面实行“母畜包产，幼畜分成，超产者全奖，完不成任务者赔。”各大队规定不尽相同，但大体一致，做法是生产大队在每年年初对各生产队饲养的适龄母畜提出合理的繁殖指标，由生产队负责完成。例如生产队有一百头适龄母牛，当年的包产繁殖任务只有六十头。一般的都是牛包产60％，驴包产50％，马包产40％。超过包产任务繁殖的幼畜，生产大队按头数合理作价，收归大队所有，仍固定归生产队喂养和使用。价款全部奖给生产队所有。这就使生产队有产可超，有奖可得，大大提高了繁殖积极性。生产队完成包产任务者，把繁殖的幼畜作价分成，由生产大队分得三成或四成，生产队分得六成或七成。生产队所得的包产分成和超产奖金，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20％作为继续发展牲口的公共积累；30％奖给饲养员、使役人、配种员和生产队长、畜牧股长；50％摊入这个生产队社员劳动日工分值中分配，使每个社员的劳动日工分中都有繁殖分成和超产奖励金。（有些大队是20％积累，20％奖励，60％摊入社员劳动日工分中平均分配）生产队无故完不成包产繁殖任务者，每减产一头按半价赔偿或酌情受罚，赔罚的金额，基本按以上比例分担。
在保护牲畜方面实行了一种叫做“按膘评成，保本保值，增膘增成者奖，减膘减成者罚”的办法。因为牲畜是全大队的集体财产，喂得好，使役得当，是增加了集体财富，喂得不好、瘦弱死亡是减少了大队财产。因此有牲畜是本，喂得好不好是值。前者以头数表示，后者要口齿膘度作价定成，以货币单位表示才好评定生产队饲养牲畜的成绩。这方面的做法是：生产大队在年初，把每个生产队的大小牲口分类评膘，作价定成，登记存档。每季末民主评议一次，凡增膘增成者奖，减膘减成者罚。生产队所得的奖金分成比例，与繁殖的奖赔比例基本相同。为了保护牲口起见，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的成年牲口，分类评定使役年限，载入档案。一般的牛、驴使役十五年左右。骡、马使役二十年到三十年，超过使役年限者为退役和自然淘汰，达不到使役年限无故死亡者为之事故，分别情况由生产队全价或半价赔偿。在牲畜的饲养投资上，也实行分级负责，即由生产大队在年初把各队饲养牲畜所需的草料、医药、灯油等费用，定额包干，实物供应，并提出保本保值和繁殖的合理指标，由各生产队负责包干完成。此外，再不过多包揽事务，过多干涉。大队满意。生产队则因自己无库存资金和较大的物力可供周转，又没财务会计人员，包下这些事有困难，所以很乐意由大队解决。自己则专心一意养好牲畜，繁殖牲畜，争取超额受奖，不必操心别事。所以也很满意。同时，由于现有的和繁殖的牲畜均长期固定归自己管理使用，牲畜养得好，繁殖得多就耕作力量强，肥料上的足，打的粮食也多，能够超产受奖。牲畜少的生产队，就差一些，这也更加鼓励了各生产队保护和繁殖牲畜的积极性。
由于这个县的大牲畜同农业完全相依为命，牲畜喂养得好，就能够精耕细作，大量施肥，对丰产有极大作用，繁殖幼畜的收入很大，这些主要依靠饲养员的努力，他们为集体经济创造的价值最大，所以同一般社员一样分配是不公平的。同时，饲养员之间也因贡献不同，不能平均分配，因此这个县实行了对饲养员等人的繁殖、配种、增膘、积肥等各种奖励。关于增膘方面，一般是在评膘定成的基础上，每季评奖，奖额大致是三岁以下的幼畜增膘一成奖二元左右，减膘一成赔三元左右（在分配中扣除）壮畜增膘减膘的奖赔金额相等。繁殖奖是在幼畜产下成活六天到半月内，按牛、驴、骡、马不同；每生一头奖饲养员五至八个劳动日，现金十元至三十元不等。凡配准怀胎后，配牛一头奖配种员一元左右，配中驴马奖三元左右。工龄奖是凡饲养牲畜二年者，给予三十个劳动日额外补贴奖励，三年补贴四十个；四年五十个，以此递增，等等。
万荣县推行的这套办法效果很好，它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明确了各方面对保护和繁殖牲畜的责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郑村大队1960年适龄母畜七十八头，按照这套办法把牛、驴、马等不同的繁殖比例，包给五个生产队后，77％的适龄母畜产了仔。年底繁殖了六十头幼畜，超过包产繁殖任务。全大队一百八十头役畜，头头增膘，五个生产队因为繁殖、增膘的多少不同，所得的奖励金额不同，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也就有了差异。比如，第三生产队这年得了繁殖、增膘奖四百五十元，每个社员平均收入了三元；其它队则因增膘和繁殖的不同，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相等。这样，不论那种类型的生产队，都人人关心牲畜，爱护牲畜，发展牲畜的劲头很大。
万荣县各大队同生产队关于牲畜的保护和发展，除了有以上各种分工外，还有一层是牲畜长期固定归生产队管理使用，大队不能因各生产队数量不等而抽调补平。哪个生产队繁殖的牲畜多，也固定归那个队长期使用，大队不能调动，不经生产队同意也无权出卖。而且大队和生产队出卖牲畜，还必须经社员群众同意，否则不能出卖。一般是先由饲养员和使役人提出本年可卖哪几头，经“老农参谋们”议论同意（这个县高级社时期尊重老农意见的传统还普遍保持着，各大队均设有这种组织），再经社员群众讨论通过，方可出卖，这已经成为惯例。这样就充分照顾了大集体、小集体和社员群众的利益，把各方面应负的责任、应享的权利、义务等作了明确分工，从而推动了这个县牲畜大发展。（附图片）
这是一位爱畜如子的饲养员——万荣县荣河公社郑村大队的赵朱堂正在给牛梳毛
中共万荣县委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