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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知”
肖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是孔老夫子的一句名言。这句话发人深思，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的道理。
这句话中的前两个短语——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来本也平常，可是做起来却颇不容易。认识原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深刻的知到较深刻的知的无限过程。知是无止境的，对整个人类说来如此，对每个个人说来也是如此。一个人总有所知，也总有所不知。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碰到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不懂装懂，故步自封，这种傲慢的态度，其害处十分明显，不必多谈。即使是个老实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误不知以为知，这就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了。须知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他所以比别人聪明，就在于“我只知道自己无知”。这句话本是怀疑主义的论调，但是却包含着一定的道理。一个人如果真的无知，而且，能够知道自己的无知，还是聪明的；否则，自作聪明倒成了愚蠢的人。获得这样的聪明，也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见得吧？难道连有这一点自知之明还这么困难么？了解自己的无知，算得什么聪明呢？”《礼记》上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答复。
不教不学，既无运用知识的必要，也就没有求知的要求。从而也就既无所困，又无所不足了，哪里还能知道自己有困惑和知识不足呢？愈用知识，才愈会迫切地感到知识的不足；愈学习得多，也才愈认识到知识海洋的无边无涯。以自己的所知，比之于自己的所不知，那真是沧海之一粟。正因为如此，真正有知的人是谦虚的，倒是半瓶子醋式的人物，才会飘飘然地摇晃起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诉我们，“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之所以困难，还在于知和不知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常会使人错误地以知为不知，或以不知为知，或者纵然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也弄不清不知的到底是什么。这样，也不知向何处用力。就像一部机器已经不能正常转动，明明知道这部机器坏了，却由于不知道它究竟坏在何处，而无从着手修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正确地理解政策，清晰而全面地了解情况和掌握针对具体情况贯彻政策的方法。有时工作中遭到挫折，这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要提高认识就必须找出认识的毛病何在，是不理解政策，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方法不对头。如果主要是由于对政策的理解不正确，我们不进一步研究政策，那么即使情况摸得再清，也不能克服我们认识上的毛病，改进不了工作。反之，若是情况不明，我们不去了解情况，却驾空地讨论政策，那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都是由于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无知的缘故。因此，真正要知道自己的无知之处，这也是一种知。而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知。它与其他认识一样来自学习和实践。只有通过实践和学习（学习也是一种实践），才能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之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区分知和不知。
不知和知是对立的。不知可以转化为知，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所不知。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求知，才会不断地探索、刻苦地钻研，以求知其所不知。宋朝的哲学家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过：“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则何尝有疑。”这话很有道理。在本来有所不知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样，自然提不出问题来，也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要求，问题当然不可能获得解决。这样看来，提出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同样，知道有所不知，才会致力于学。而这，正是有知的开始。所以，张载又说：“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凡是卓越的科学家，他们所以能取得成就，不仅在于他善于吸取前人的积极成果，知前人之所知，而且在于善于发现前人知识的不足之处和前人的错误——误不知以为知的地方，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超越前人，解决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因而也无从推动科学的发展。
要善于发现自己知识中的缺陷，就必须多用脑筋，“开动机器”，对事情经常抱分析的态度。无论是读一本书或是做一件工作，都会使我们增加一些新的知识或经验，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钻研和探索。如果对事情不加分析，不“开动机器”，就无从发现问题，即使碰见一些问题也会轻轻放过，得不到解决，以致对自己到底有哪些收获，还有哪些不足，都胸中无数。当有人要我们谈一谈读书心得，懂得了哪些新东西，有哪些尚未弄清的新问题；或是要我们介绍一下对一件工作的经验，成功的经验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尚未取得经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摸索等等，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们竟会瞠［ch ēng］目不知所对。书，本来是读过的；工作，也做了，但是，由于不用脑筋，以致对自己的所读、所做，就可能所知有限，甚至竟无所知，成了既不知其所知，也不知其所不知，乃至还会以不知为知，以知为不知。对不知道的东西，也许会侃侃［kǎ n-kǎ n］而谈，以致错误百出。如果付诸实践，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相反地，对自己已知道的东西，有时却又噤若寒蝉，绝口不谈，也不敢付诸实践。这种用己之所短、避己之所长的做法，不正说明没有自知之明吗？
世上没有全知的人，社会的分工也不要求有全知的人。就每个人来说，就其所从事的工作的需要来说，也必定有知识不足的地方。这是一个缺点，会使工作做得不够好，甚至会犯错误。但是，如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无知”之所在，虚心地求教于人，自己刻苦地钻研，在行动中不鲁莽从事，而细心地探索，那么，这不知就会推动自己取得知了。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无知还不是真正的缺点，而只有不知道自己的无知，那才是真正的缺点。
孔夫子那句话的最后三个字——是知也，特别耐人寻味。真知不在知道一切，而在有自知之明，知道哪些是自己知道的，哪些是自己不知道的。这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对已经确知的东西，不要再有任何犹疑和动摇，要把它坚决贯彻到实践中去，并且将由于经常使用而使这一知识更加巩固。而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或知道得不确切的东西，就应该虚心地学习，刻苦地追求，在实践中反复试验和探索，以便从不知到知，从不深刻的知到较深刻的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亡（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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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建筑科学研究院召开会议
探讨北京工人体育馆建筑技术的成就
最近，结合建筑理论和风格的学术争鸣，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召开了专门探讨工人体育馆建筑科学技术成就的座谈会。
大家认为北京工人体育馆比赛大厅的屋顶结构——圆形双层悬索结构，在科学技术上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它的跨度九十四米，是目前世界上这种结构跨度较大的一个，比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美国馆同一种结构的跨度还大二米。这是一种像横放的自行车轮的结构，具有轻巧简便的特点。工人体育馆采用这种悬索结构，只用了三百八十吨钢材，如果采用钢屋架，需要钢材一千吨。更重要的是建设时间短、任务急，采用悬索结构不必在大厅搭满脚手架，可以同时进行上部屋顶和下部观众看台的施工，使建设任务的及时完成有了保证。关于这一种先进的建筑结构，我国在大跃进以前几乎是毫无基础的。既没有掌握设计计算的理论，更没有施工建造的经验。在外国的片断资料的基础上，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在1958年年底开始了计算理论的探索，1959年先后建造了半径一点五米的模型和直径十五米的试验性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设计、施工、科学研究单位的紧密协作，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完成了结构设计方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承担了施工任务，不但取得了优异的工程质量，而且在动力计算等理论上和施工技术上都有所发挥创造。从开始学习到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圆形双层悬索结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两年。
大家认为工人体育馆比赛大厅的空气调节方法——喷口送风，也是一项比较先进的建筑科学技术。在体积为十六万立米的比赛大厅中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体积为九万立米），既要均匀地供给一万多人所需的冷、热、干、湿适度的新鲜空气，又要保证乒乓球比赛严格规定的气流速度标准（气流应小于每秒零点二米，即不能感觉到有风），同时，悬索结构的屋盖形式又不能应用一般的“上送下回”送风方式。这是一个建筑设备技术上比较复杂、也是在我国前所未遇的困难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运用了先进的“有限射流”理论，通过模型试验，提出采用从圆形大厅周围上部喷口向中心送风的方式。建成以后的运转证明，效果很好：第一，在满足乒乓球比赛的气流标准情况下，既可以采暖，又可以降温；第二，在高差达十五米的观众席间，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温度相差比较小；第三，经济，在满足卫生需要的情况下，工人体育馆送风量为每人每小时三十五立米，比美国一般的五十至六十立米节约三分之一左右。对于体育馆附属房间空气调节的一些缺点和问题，会上也提出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意见。
大胆采用新的建筑科学技术和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装饰是工人体育馆建筑设计的特色，因而整个建筑给人以朴素简单、轻快新颖的感觉。同时工程造价在首都几座大型公共建筑中是比较低的。工人体育馆需要有比较复杂的设备，和人民大会堂相比，少了一项译意风，但多了一项电动记分牌。尽管如此，它每平方米的造价包括设备在内只有二百多元。在指出设计中的美中不足之处，有的认为建筑的色彩淡而稍灰暗，有的认为周围绿化还没有很好地配合起来，起到绿叶衬红花的作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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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辛亥革命资料》出版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的《辛亥革命资料》一书，最近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全书收辑史料约五十万字。占分量最大的是1912年1月孙中山等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发行的公报（共五十八号），包括许多临时政府发布的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实业的法令，以及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派的来往函电等。其中不少函电记述了当时帝国主义支持反革命压制革命的罪行，以及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和妥协的许多情况。
书中还收辑了耿毅的《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王锡彤［x í-tó ng］的《辛亥记事》、谢石钦的《樗［shū］公随笔》以及《李国镛自述》等。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混进革命阵营的封建官僚首鼠两端，立宪派投机革命的许多情况。例如《樗公随笔》中记述了黎元洪曾与柯逢时计议：“如革命成功，黄陂［pí］保卫柯之身家；清廷如恢复，则由柯保卫黄陂之身家”。李国镛在自述中供认了他如何联合“旧日各司道府县及候补人员”等组织所谓“保安社”，以“守中立，保治安”为名，暗地庇护封建势力，反对革命的经过。
书的最后还有一篇《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它是武昌起义以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逐日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从1911年10月18日至1912年2月13日，共七十一件）。其中不仅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深刻用心和阴毒手段，而且反映了当时很多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进行种种特务活动的勾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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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养羊业
杨振华
大力发展养羊业，对促进农业增产，繁荣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有很多好处。
养羊的好处
许多人都知道，养猪积肥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很大，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羊粪的肥效也很高，一只羊也是一个小“化肥厂”。据分析，新鲜羊粪的含氮量为0．75％，含磷量为0．6％，含钾量为0．3％。而且肥效持久，能避免农作物脱肥。此外，羊粪又是暖性肥料，对高寒山区、水冷地带的农作物生长很有好处，对改造冷浆田和早稻催苗更有利。
“猪多、肥多、粮多”，羊多、肥多、粮也多。一只羊一年可排泄纯粪尿一千五百斤左右，加上土能积成肥料四五千斤，就可解决一亩地的用肥。我国农民向来都有养羊积肥的习惯。在西北、华北广大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羊粪向来都是农家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在南方某些地区，养羊积肥也是很重要的。浙江省嘉兴地区群众养羊积肥十分普遍，羊粪也是这个地区一种重要的农家肥料。
我国农民还创造了许多养羊积肥的好方法，
“卧地积肥”就是其中的一种。即在某块耕地需要肥料的时候，把羊群赶到那里去卧地过夜，两三个小时赶动一次，这样，一二百只羊在一夜即可卧地数亩。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羊粪尿全部撒在地里，既不丢失，还节省了运肥的劳动力。
羊肉营养丰富，脂肪含量比牛肉和猪肉还高，蛋白质含量也和牛肉猪肉不差上下。羊肉的发热量每斤可达到一千六百大卡，和猪肉差不多，比牛肉约高一倍。羊肉在我国人民的肉食中所占地位仅次于猪肉。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羊肉更是农牧民的主要肉食。据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牧区的调查，那里一个牧民，一年要吃羊二三只到三四只。他们在每年的秋季羊最肥的时候，就把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要吃的羊一次宰掉，风干贮存，供全年食用。我国有不少优良的肉用羊。新疆福海的大尾羊，一般每只有肉六七十斤，有些可以达到一百斤以上，光一只大尾羊的油脂就有二三十斤。
羊毛是贵重的衣着原料，用羊毛织成的衣服经久耐用。羊毛具有惊人的强力。据试验，同样粗细的羊毛和钢丝的强力是相等的。同时，羊毛纤维上生长着许多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小鳞片，这种鳞片三分之一附着在纤维上，其余三分之二像树枝一样向外伸展，纺毛纱时各根纤维上的鳞片互相结合，增加毛纱的强度。棉花纤维就没有这种鳞片，所以强度远不及毛纱。羊毛能吸收相当于本身重量18％的水分而不感到潮湿，这一吸水性大、蒸发慢的特点，对调节人体表水分很有帮助。羊毛是热的不良导体，所以毛织品能抗热抗寒，冬夏咸宜。羊毛纤维能吸收染料，深入内层，所以毛织品不易褪［tùn］色。
增产羊毛对补充棉花和植物纤维的不足有重要的作用。一只绵羊每年可产羊毛二斤，织一件毛衣还用不了。养二十只绵羊，一年即可剪毛四十斤，相当于一亩棉花所提供的纤维量。如果养细毛羊和改良羊，产毛量就更高。养三四只细毛羊，所产羊毛即可相当于一亩棉花的纤维量。绵羊皮可以制成皮袄，是一种最好的抗寒用衣。我国有几种名贵的皮用羊，如宁夏的滩羊，新疆的库车羊，浙江的湖羊等。这些羊的羔皮所制成的衣著，不但深为我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羊皮还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制成各种日用品。
羊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羊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还高，而且脂肪球小，因此它比牛奶更容易被人吸收。每斤羊奶一般含有蛋白质19克，脂肪20．5克，而一般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为15．5克，脂肪为17．5克。羊的产奶量也不低，一般山羊每年可产奶二百斤左右。据调查，湖南山羊每年两个泌乳期，可产奶三百斤。据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教授刘荫武在吉林省延边地区调查，比较好的奶羊泌乳期十个月以上，分娩后三个月平均日产奶八至十斤；最高有十四斤的，一个泌乳期的产奶量可达二千至二千一百斤。发展奶羊，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并带动乳品工业的发展。山西省洪洞县雄火公社城东大队社员刘腊成全家六口人，养有奶羊两只，平时老人和小孩都能吃上鲜奶。这个县现有奶羊一万多只，已经办了一个炼乳厂，1960年共加工炼乳八万多斤。
养羊业的几个特点
养羊业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羊的发展比较容易。
一、繁殖快。家畜中除了猪以外，繁殖最快的就要算羊了。一般的羊，一岁半左右即可开始配种；怀胎期短，只有五个月左右；产羔多，一年最少产一次，好的可以一胎多产。在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大部分母羊能一年两胎，而且多是一胎多羔，繁殖更快。
二、可以不吃粮食。在牧区，养羊一年四季靠天然草场放牧（冬天也以放牧为主，只在下雪天不能出牧时才以干草补饲），根本不喂粮食。在一般农业区，养羊也不用粮食，多数也是利用山坡、路边、河旁、树旁、田头、地角，就把羊养起来了。到了下雪天，也只要积存一点薯藤、豆荚、玉米叶等农作物副产品和野草、树叶等，就能使羊健壮过冬。奶羊也可以不吃粮食。刘荫武教授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门镇调查了两户养奶羊的人家，他们养有三头奶羊，估计体重都在一百四十斤以上，体型发育也很理想，每日最高产奶量在十二至十四斤之间，奶期很长，下降缓慢。其中有一头是连年挤奶，没有干乳期，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这些羊也都是没有吃精饲料的。羊不但可以不吃粮食，就是对野生饲草的利用也比其他牲畜更广更细。其他牲畜放过的草地，羊还可以去放牧；其他牲畜不吃的草，羊可以吃；其他牲畜到不了的地方，羊可以到，山羊就可以攀登陡山峻岭。
三、牧养省工。羊一般是放牧饲养，几百只一群，只要有一个人看管就行。至于家庭养羊，更只要社员利用休息时间照顾一下，或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捎带看管就行了。
正是由于养羊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有些地区，农业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养羊业还是发展的。例如，山东菏泽专区是一个重灾区，到今年10月，全专区羊的圈存头数达到一百零六万只，平均每户近一
只。
发展养羊业的措施
发展养羊业和发展其他生产事业一样，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在牧业区，牲畜总头数中以羊为最多，收入中也以羊为最大，一般都要把养羊作为发展和繁荣牧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半农半牧区，羊的头数和收入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把养羊业提到畜牧业的重要地位也是很必要的。在一般农业区，养羊是比较少的，这些地区对肥料的要求迫切，养羊潜力很大，养羊业也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
发展养羊业，有集体饲养和社员家庭饲养两个方面。
集体养羊业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我们养羊业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集体养羊业是那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养羊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集体养羊业的发展，这就要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工作。生产队要根据羊只数量恰当安排所需的劳动力，并且要建立和健全定额管理和责任制度，合理解决放牧人员的劳动报酬。放羊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劳动，同样的一群羊，不同的人放牧，羊膘和繁殖情况就不一样，死亡率就有高有低。因此，生产队要挑选有经验的人当放牧员，并且把他们长期固定下来。根据已有经验，羊群不能太大，大了虽然节省劳动力，但往往管理不好，影响抓膘和繁殖，不利于生产。
社员家庭养羊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有养羊习惯和经验，也要加以鼓励。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山坡和草地可以成群放牧，集体养羊比较困难的地区，鼓励社员家庭养羊更是一个好办法。一户养一两头羊，就可以加快养羊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些地方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收效很好。
羊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因此，适
当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要恰当安排农牧民的羊肉消费，即在保证生
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农牧民的肉食消费水平
也逐年有所增长。
在发展羊的数量的同时，要积极提高羊的质
量，选留优良种畜进行繁殖。根据毛纺工业发展
的需要，要抓紧改良绵羊和发展细毛羊。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所养的绵羊还都是粗毛羊，这种羊
产毛量较低，而且毛较粗，不能纺高级织品。如果这种羊用细毛羊配种，所生的第一代改良羊，产毛量即可增加一倍，毛的细度也有所提高。到二、三代，产毛量更高，羊毛也更细。我们已经改良了许多细毛羊和半细毛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今后除了保留若干特种用羊外，对一般的绵羊都要逐步地进行改良，向毛肉兼用的细毛羊半细毛羊方向发展。同时在城市、工矿区和农村，也要有步骤地改良山羊和发展奶羊。目前一般山羊产奶量较低，如果用奶羊配种，所生的第一代改良羊，一年产奶量即可达到几百斤。
草原是发展养羊业的基础，要切实加强草原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对已放牧的草原，要合理利用。根据已有经验，划区轮牧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可以使牧草得到再生时间。合理划分放牧场和打草场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留出适量的打草场，牧草生长好，可以割贮［zhù］一部分青干草在冬季补饲。我国牧区草原面积很大，发展养羊的潜力十分可观，但是现有一部分草原由于缺水，不能进去放牧。这就要采取打井、挖泉、修渠等办法，解决牲畜用水问题。此外，还要根据可能条件逐步地开展草原改良，提高草原载畜量，种植一些饲料作物，为羊只发展建立饲料基地。在山区和丘陵沟壑［huò］地区，还可以结合水土保持，种植牧草，增加饲草来源。
要根据养羊发展情况和需要，修建必要的羊圈、羊棚。过去有些地方由于缺乏这些设备，每遇风雪袭击，很易造成羊的损失和死亡，值得引起注意。
加强羊病防治，也很重要。羊的疫病如羊痘、羊疥癣、羔羊痢疾，危害很大。现在对这些病，一般都有了有效的防治办法。新养羊地区，更要做好羊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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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寓褒贬，别善恶
——读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
陈旭麓
“中原王气久消磨，
四面军声逼楚歌。
仗剑纵横摧虏骑，
不教荆棘没铜驼！”
这是吴玉章同志在1904年留学日本的自题照片诗。这首诗现在已连同照片收入他的新著《辛亥革命》中。诗是思想深处的语言，吴玉章同志这首诗表达了他在中国“四面军声逼楚歌”的当时，有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豪迈气概，和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感情同样深挚。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吴玉章同志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老战士，出其早年深挚的爱国革命感情，写了长达七万言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听说早在三十年前，他和林伯渠同志等在苏联的时候，就谈到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现在偿了宿愿。他并将这个回忆录和他去年写成的《论辛亥革命》合订为《辛亥革命》一书。这是一本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著，是观点和史料结合的典范。而且其中说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字里行间洋溢着吴玉章同志一生临事不苟的高贵品质，所以这也是一本富有感染力的书。
辛亥革命距今五十年了，如果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甲午战争时最初的活动算起，那就有六十多年了。吴玉章同志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将五六十年前的斗争历程，从全体到局部，从组织到个人，历历不爽地写出来，时间和地点是那样清晰，这不仅表现出他的过人的记忆力，更表现出他的高度的责任感。
据我所知道，吴玉章同志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系统地重温了《民报》和《四川》杂志以及当时其他书刊；而且深怕凭记忆写下来的东西有什么差错的地方，总是尽力找到可靠的参考材料来校订。如他要在青少年时代读过的《天（启）崇（祯）百篇》一书中，引用其中《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中的一段话时，找不到《天崇百篇》这本书，还从《天崇合钞》一书内找到原文作了校订。虽然许多地方证明他的记忆不误，但不就原书查对，他总不放心。这种孜孜［zī -zī ］不倦的求真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树立踏实的学风，他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郑重地说：“史实可信是科学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切科学著作，都是求真精神的体现，也都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一书，就是秉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写的。作者如实地反映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且是通过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来说明这些变化的，使人读了感到这是一部深切著明的信史。并且对许多没有切实论断的事件，作者还作了极有说服力的提示。如在论述1905年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时，作者就提示说，决定全体回国“虽然出于义愤，却很不合乎策略”，因为同盟会会员如果都回到国内来，就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可能。这是一例。
一部信史，不仅是真人真事的缀集，也必然是是非灿然、爱憎分明的著录。而一部革命史，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有各个阶级阶层的活动，有各种人物的活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场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年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其情况是更为复杂的。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一书，既朴素地写出了这种复杂的历史场面，又生动地刻划了许多人物的形象。书中对邹容、陈天华、秋瑾、喻云纪、林觉民、龙鸣剑等革命志士，都写得虎虎有生气，呼之欲出。其中叙述1907年王仰思、安彝鼎将赴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川籍同盟会会员假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一段云：“大家在席间畅谈国事，放怀畅饮，一时酒酣耳热，情绪渐趋激昂，我县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骨珊）于兴奋之际，忽而引吭［há ng］高歌，他那悲壮的歌声，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使举座为之感动。”这幅慷慨悲歌的图景，正是革命火焰的吐露。书中并对这些革命志士的披荆斩棘、自我牺牲精神，作了充分的论述。这使人感到一切革命成果的取得，都要付出代价，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奋斗而可立致的幸福。
反过来，书中对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和革命的变节分子，则毫不假以词色。如对那个害怕船上检查而将购运准备起义的枪弹投入海中的周来苏——人们呼为“周丢海”的，给以辛辣的讽刺。对在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作了逃兵的陈炯明［jiǒ ng-mí ng］、胡毅生一类人，予以严重的鞭挞［tà］，指出他们“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而成了千古的罪人”。对汪精卫的阳奉阴违，也作了深刻的揭发。并说：“一个人是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更为重要，是决定这个人能否坚持民族气节的关键。”这种嫉恶如仇、明辨是非的态度，足以发人深省［xǐng］。
历史上有不少以伪乱真的事实。清末的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眼看无皇可保了，于是以拥护共和的面目出现，从而分享革命果实。吴玉章同志一再指责了这种卑鄙行径。除立宪派外，还有一伙当年破坏革命的官僚，竟在数十年后，妄想篡改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有功于革命的人，并为反动派辩护。1957年四川周善培写的《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就是这样一本书。吴玉章同志发幽阐微地指出：周善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曾经以提法使的地位参与了赵尔丰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切残暴行为和阴谋活动”，“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争路的亲历写作争路的亲历”。这个指谪［zhé］很重要，不仅纠正了周善培对革命历史的混淆，也警告了那些不以老实态度对待历史的人。正由于得到吴玉章同志这本书的启示，我最近在翻阅上海《民立报》的时候，注意到了1911年11月5日报上刊登的《四川竹枝词》，其中一首就是为揭露周善培勾结赵尔丰而作的，词道：
“关外遥闻帅节来，秃儿（署皋司周善培之绰［chuò］号也）巧计早安排。献谋直过清溪县（赵入关，周到雅州以西迎之，献杀人之谋），要把川人尽活埋（周谓赵曰：四川人做事向来虎头蛇尾，只要大帅把为首的数人杀了，就无事了）。”这证明吴玉章同志在五十年后对周善培的谴责，正是周善培在五十年前种下的因；更证明谁要是不忠实于历史，也就会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对革命和正义的歌颂，对变节者和反革命的揭发，是写历史“别善恶”的要旨，也是阶级感情的体现。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任何革命时期，都会有犯或大或小过失的革命者，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问题最多，意见最纷歧，那就是如何适当地“寓褒［bāo］贬”于论述中的问题。如章太炎这个人，对辛亥革命是有过很大贡献的，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确实犯了不顾大局的过错，给当时的革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吴玉章同志对章太炎的评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给予不同的论断：在章太炎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投身“苏报案”的时候，肯定他“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在章太炎主编《民报》发生困难、大骂孙中山不予支持的时候，则指出他的“门户之见过深”，以致“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在章太炎公开宣布退出同盟会、叫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时候，则论证他“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这是从具体出发，他有什么表现就给予他什么评价，该褒的地方褒，该贬的地方贬，以历史人物自己的实践为检验的尺度，而不是先安上一个框框再去找例证。这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有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陆放翁有两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诸贤勿与众心违”！这是两句具有科学信念和斗争意义的诗。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论述了许多事，论述了许多人，既是“公论”，也是“众心”的反映，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扬了“寓褒贬，别善恶”的历史传统，也就是他自订写书宗旨“事实确凿，议论公平”的实际运用。一个写历史的人，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如果没有认真的研究精神和严正的人生态度，就不可能发而为反映“众心”的“公论”。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又是追求真理和讲究革命道德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