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谈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
熊正辉
每一个说汉语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出，北京人说话是一个样，广东人说话是一个样，上海人说话是一个样，福州人说话又是一个样。由此可以看出，汉语虽然是汉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但是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每一个地区的话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种地方话，在语言学上叫做方言。汉语里有方言，其他如俄语、英语和法语等等也都有方言存在。
大家知道，语言在社会发展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如果没有思想交流，那就不可能使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斗争中调协其共同活动。如果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组织成员共同的语言，那末，社会便会无法生存下去。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语言更有它特殊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曾经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但是，方言的存在却起着很大的妨碍作用。因此，根据我们汉语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把方言统一起来。
要统一方言，就必须首先对方言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比如，方言是怎么产生的，方言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方言同社会的关系如何，方言同民族共同语（汉族的民族共同语就是普通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统一方言，怎么样统一方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方言的调查研究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门学问叫方言学。当然，进行方言的调查研究，还不只是为了统一方言。由于方言的产生是语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结果，同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有密切联系，所以语言发展的情况和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情况在方言里都可以找到很多反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是一个丰富的宝库。通过对方言的调查研究，可以找出一个语言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还可以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很多线索和佐证。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只做了很少一些调查，调查的目的也是脱离实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了语音研究班，培训了一批能够从事方言调查的干部。为了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资料，对全国官话区进行过尖团音的调查。几年来，还深入地调查了一些有意义的地点方言。从1956年起，开展了全国汉语方言的普遍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是语音。这项工作现在已经胜利完成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极其辽阔、方言十分复杂的国家里，进行这种全国规模的普查，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没有过的。这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虽然这样，从社会主义建设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来看，过去的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今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必须有更大规模的开展。
要使汉语方言工作得到更大的开展，就首先必须解决方言工作的方向问题。过去，由于方言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我们对方言研究的方向是不够明确的。这表现在，我们过去的工作同实际结合得不紧密。我们几乎只限于调查材料，而没有运用这些材料来解决实际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认识，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任务。因此，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就首先必须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只有明确地认识和不懈地坚持这个方向，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要真正做到为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服务，就首先必须跑出书斋，深入实际。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各方言区的群众和各地学校的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主要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来探索多快好省的推广普通话的方法。根据各地推广普通话的经验来看，最主要的是要政治挂帅，要充分发动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拼音字母学会了，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发得很正确了，可是在普通话里哪个字读哪个音很难记住。有不少群众要求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应该积极研究这个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方言同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比如，普通话里没有入声，一些方言区里读入声的字，在普通话里有的读阴平，有的读阳平，有的读上声，有的读去声。如果一个个去记，那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指出，声母是m、n、l、r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一般都读去声，阳入的入声字在普通话里一般都读阳平，那末，一些方言区的人学普通话时就可以不必花很多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死记了。各地已经有一些运用语音对应规律来帮助学习普通话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有不少中小学教师以及一些学习普通话的群众自发地寻找和运用对应规律。但是，到底应该怎样具体应用对应规律，使对应规律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学习普通话不只是学习语音，还要学习普通话的词汇、语法，否则在交际时仍然会有很多困难。比如，浙江有个地方的群众在学会拼音字母后，在书上读到“张大着眼睛望着他”这么一句话。他们按照注音能正确地用普通话读出来，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当地用词习惯和语法习惯，这句话是“眼睛睁开蛮蛮大望着伊”。学习普通话词汇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因此，怎样才能帮助方言区的人多快好省地掌握普通话的词汇，这也是需要我们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于汉语规范化，当前急需解决的是语音和词汇的规范问题，特别是词汇规范问题。在语音规范方面，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轻声、儿化就是一个大问题。究竟普通话里要不要轻声和儿化；如果要，是否全根据北京音；如果不全根据北京音，又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此外，还有很多字的读音有分歧。还有一些字由于字形的干扰，所以读音很混乱，甚至读错了。如“处”字，有chǔ、chù两种读音，用法不同，“办事处”的“处”是chù，“相处”的“处”是chǔ，可是现在说“和平共处”、“处理”、“处女”时，其中的“处”字有人读chǔ，有人读chù，有人一会儿读chǔ，一会儿读chù。又如“渗透”的正确读音是shèntòu，现在很多人说cāntòu；“参差”的正确读音是cēncī，很多人说cāncā；“挪用”的正确读音是nuóyòng，很多人说náyòng；“塑料”的正确读音是sùliào，很多人说suòliào；“柞绸”的正确读音是zuòchóu，很多人说zhàchóu。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研究解决的。在词汇规范方面，究竟哪些是普通话词汇，有很多是可以肯定了，但是还有很多难以肯定。由于方言的关系，现在同时流行很多意义相同的词，我们是否需要确定一个作为规范的词，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又采用什么方式来推广那些确定为规范的词。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话需要不断地吸收方言词，比如书刊报纸上常常用到“美国佬”这个词，这种“××佬”就是南方一些方言里的说法。在吸收方言词时有些什么问题产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吸收哪些，不吸收哪些，这也是我们应该积极研究解决的问题。语法方面，也有一些分歧格式同方言有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更少，今后也应该注意开展研究。
为了解决汉语规范化中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进行调查，一方面大力展开研究。没有调查，我们就没有研究的材料基础；但是光有调查，忽视研究，调查来的东西也仍只是一堆没有用的材料。当前，我们应该对北京话和北方话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北京语音是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北京话的词汇在北方话词汇中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对北京话的语音、词汇的研究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做得不够。如果对北京话的语音、词汇研究得深透了，那对当前普通话中存在的一些语音、词汇的规范问题的解决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北方话的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但是北方话内部的词汇分歧也不小。在北方话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点方言进行比较深入的词汇调查，编辑成方言词典，这是我们当前急需着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任务。这项工作需要北方话区里的科学院分院和高等院校的共同协作才能迅速完成。通过对北方话词汇的全面深入的调查，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北方话词汇的面貌，摸清北方话内部词汇分歧的情况，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其他方言区，也需要对一些代表点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有一些规范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从全国方言的情况出发来考虑的。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我国还是刚刚开始。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还在积极探索，需要全国的语言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必须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打破旧框框的束缚；必须敢想敢干，大胆创造。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语言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一定会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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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干部永远要和群众同甘共苦
应麟
前些时候，江苏省昆山县的一万多名干部，在走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三去三不回”的口号。“三去”是：到田头去参加生产做出样子，到生产小队去研究工作创造经验，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问题。“三不回”是：不解决问题不回来，不创造经验不回来，不改变生产面貌不回来。昆山县同志们的这种决心是可嘉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大大发扬的。
为什么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呢？因为“三去三不回”这个口号，表明了我们党的干部愿意深入基层，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和群众同甘共苦，认真执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改变农村面貌的决心和毅力。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快的，但仍然比较落后。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力争今年秋收多多益善，就有必要派出大批干部去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去领导公社社员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被派往农村的同志担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要有长期打算，下决心深入到最基层去，深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和群众实行“四同”，既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群众，又切切实实地帮助当地干部解决生产和工作中的问题。这就是要安心在农村工作，和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够做好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革命和建设都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只有广大群众自己动起手来，革命才能成功，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地发展。在农业生产上，就是要充分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农业生产有更快的增长，特别是使当前的以粮食为中心的农村增产节约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无数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真正关心他们的痛痒，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例如，湖南省沅江县双华公社洞庭红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罗阳春，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原是泗湖山大队的妇女主任，分工在一个先进队帮助工作。当党总支提出迅速改变后进队的面貌以后，她立刻响应了这个号召，到洞庭红生产队当党支部书记。她刚去的时候，一些群众并不信任她，说她还是“背摇窝草的小妹子”，
“办不了什么大事”。然而罗阳春同志没有被困难吓倒，她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劳动，艰苦工作。到队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和社员一起去积肥。第三天下着倾盆大雨，她跑去找作业组长商量派人开沟，免得油菜被淹坏。当时组长面有难色，她二话没说，披起蓑衣，提着铁锹，就往田间跑去。她既抓生产又抓生活。食堂要种菜没有菜籽，她就跑到外村去买回菜籽；有的社员生了病，家里没有人照管，她就亲自去煮药熬汤。她这样全心全意地为生产、为群众，群众的干劲自然也就很足，也就热爱她、信任她，不但在她生病的时候，社员三五成群地去看她，而且有问题都愿意找她谈。这样，在罗阳春同志的领导下，一个后进的生产队，只经过短短的四个月，就在各方面都赶了上去，成为先进的生产队。
然而，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干部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通过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还能彻底改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领导工作主要是出主意、想办法。主意和办法从何而来呢？必须真正深入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去，实行“四同”，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群众的心情和愿望，才能对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有亲身的感受，才能使出的主意和想的办法立即用于指导群众的行动，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大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到农村以后，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许多成功的经验及时推广，使生产和工作迅速地改进，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例如，中共北京市怀柔县委第一书记李小章，通过在城关公社富乐生产队劳动，就发现这个队种的早熟作物较多，而肥料储备较少，夏收后肥料赶不上夏种秋种的需要。他立即和干部、社员一块商量，研究出了一种多快好省地在地头压绿肥的办法，帮助这个队解决了肥料不足的困难。接着他又把这个办法在全县推广，对全县的积肥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很显然，这种看来似乎很小、实际对生产起作用很大的问题，如果领导干部不亲临现场参加劳动，是不易发现的；即使通过汇报发现了，也不可能解决得那样及时，那样具体。
所有这些都说明，干部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党的长期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应有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过去一个时期，下到农村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已经这样作了，今后就应当继续坚持下去，都要像昆山县的同志那样，具有不进一步改变农村的面貌不回来的决心和顽强的斗志。当然，到农村去，特别是到穷队和落后队去，暂时要比较艰苦一些。但是，正因为艰苦，更需要我们的干部抱着雄心壮志。这样，才能真正加强领导，从而加速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快地改变农村的面貌，更有力地支援国家建设。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本来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哪里的工作最艰苦、最困难，他们就应当奔赴哪里，以发展这个地方的生产力、提高这个地方人民的生活为自己光荣的职责。在过去的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正是这样作的。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发扬了自我牺牲的精神，紧紧地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才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又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原来的底子太薄，我们的日子还不很富裕，所以需要我们克服的困难还很多，还需要继续和广大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因此，我们的同志应该高瞻远瞩，树立雄心壮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只要我们的同志继续这样作，始终保持着和群众的紧密联系，我国的建设事业就会继续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会取得一个比一个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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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怎样当理论教员的
黑龙江省鹤岗市青年厨师 武树芬
我是鹤岗市“天津包子铺”的菜灶厨师，是共产党员，还兼任我们服务业的团支部书记和政治理论教员。
我是在1958年下半年当理论教员的。我当理论教员并不是因为我理论水平高，而是因为大家学理论的需要和党的工作需要。我过去只念过五年书，学理论是从1958年3月才开始的。最近一两年，学习理论的工人一天天地多起来，到去年下半年，我们行业就有九十多人参加学习。因为我是团支部书记，又作党的宣传工作，所以每次都是我领着学习。我照书念一段，大家讨论一段，有不少问题没有弄清，大家说这样学，收效不大，要求有个人给讲课。我们团支部也把这个情况向团区委反映过，要求给解决教员问题，同时也到处请领导同志给讲课。正在这时，市委指示解决工人理论教员问题要采取能者为师、就地取材的办法，我们党支部便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决定让我当兼职理论教员。当时我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的。党支部书记一再鼓励我要边教边学，并且指出了如果再没人给讲课，大家的学习就要受影响了。因此，我就本着毛主席讲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当起了理论教员。虽然我担起了这项工作，可终究还是水平低，在讲头一课《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时就失败了。讲课时我怕出错，只是照本念，可是大家一个劲问我：什么是矛盾？矛盾是怎么来的呢？等等。课后，同志们反映照本念，不解决问题。我自己也很着急，就找党支部书记说，讲不了怎么办？党支部书记说这次不行下次就行了，又鼓励我不要泄气。我也想起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失败者成功之母”的话，这才又来了劲头。同时，党支部书记又具体帮助我分析没讲好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理解清楚理论的精神实质，又怕讲错，所以就照本念了。接受这个教训，我在党支部书记的具体帮助下，又准备了好几天，把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讲了个第二回……。我就是这样一次生两次熟地讲起理论课来了。两年来我共讲了四十六次课。
毛主席告诉我们：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这是非常对的。像我这样的人，要不先学好，干脆就讲不了。我在讲《矛盾论》时，对什么是宇宙观？什么叫形而上学等等概念都讲不透。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只有一招，就是先从学通道理上下功夫。有些问题弄不懂，就去找党支部书记、市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请教。如我在准备讲《实践论》中的“怎样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时，对《实践论》中指出的：“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从认识现象、表面开始，然后才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道理经过查资料，请领导帮助，终于弄明白了。以后我才通俗地给服务员讲：看问题不能光凭自己的感觉，要全面地看问题。光凭感觉就要犯错误。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还拿右派马永秋作例子。马永秋表面工作殷勤，待人和气，可是却在背后散布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反动言论。这些言论就反映了右派的思想本质。要能看到这个本质，就要透过表面现象进行全面分析，不能光凭感觉。经过这样讲，大伙就明白了认识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果叫现象迷糊住，就分不清真假，就要上当。同志们说我这样讲课，不光道理说得明白，又能解决问题，对学习有帮助。这也鼓舞了我更好地学习，增加了讲课的勇气。可是要讲好理论课，光读成本的毛主席著作还不够，还得经常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如果不懂方针政策，就不能更深入地学习理论，把理论和当前实际结合起来。
两年来，我就这样地先学后教，边教边学，不仅懂得了许多党的方针政策，还比较系统地读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毛泽东选集》中的部分文章。经过学习不仅帮助我讲好了课，而且也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工作。
讲理论课，不仅要把观点说清楚，更重要的是能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每次讲课前，我都研究一下我们单位同志的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就采取两种方法去解决。一种方法是通过系统地讲基础理论课时，有意识地联系实际问题。比如在1958年以来，因为食堂扩大，增加了不少新服务员，他们中有的工作态度不好，还常说怪话。党支部提出这种不热爱饮食业工作的思想不解决，服务质量是不会好的。因此，我在讲《矛盾论》的《两种宇宙观》一题时，就着重联系实际分析了这个问题。说明今天饮食业的服务员是为劳动者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认为这是光荣的工作。把这种工作看成是“低级”、“侍候人”、又脏又累没出息的工作，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上完这课后，有些人在讨论中检查了自己。后来我在讲《内因与外因》一课时，又着重分析了服务员同顾客吵嘴的问题。说明毛主席讲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与顾客吵架是不能怪顾客的，因为没有一个顾客准备先和服务员或厨师吵一架，然后再吃饭的，主要是服务员没照顾好而发生的，所以主要原因在于服务员这方面。从讲了这课以后，服务员的工作态度有了改变，特别是贯彻财贸工作六级干部会议的决议，我又讲了“饮食业必须树立为政治、为群众、为生产服务三大观点”。在讨论中，大家更批判了不热爱服务行业工作和“坐家等着做买卖”等等思想观点，并写了保证书。这样，我们食堂的服务态度就大为转变了。服务员不但对来的顾客热情接待，而且还送饭送菜到矿井和居民点中去，因此每月收到了上千封感谢信。
另一种方法就是针对工作上或思想上的问题，单独提出题目讲课。比如在去年下半年，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时，有些人认为：“咱们没技术知识，没材料搞不了。”针对这种思想我就讲了一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说明一切理论是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也就没有技术知识；人是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如果不去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客观规律，为人类造福，只是坐在屋里说不行，不行，这是保守思想，没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哈尔滨“三八”饭店技术革新的成就。这样就鼓起了大家的干劲。他们都开动脑筋搞革新，一些小的改革项目如自动水缸盖、痰桶盖相继成功了。但到搞切菜机时，试验三次没成功，有的人泄劲了。针对这个思想，我又用“失败是成功之母”为题讲了《实践论》一课，说明人认识客观真理不是一次实践就能做到的，必须经过一个反复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才能抓住关键，摸清规律，取得成功。经过这次讲课后，大伙才又继续干起来，试验了五次，终于搞成了切菜机。现在我们食堂里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
经过这样不断地联系实际讲课，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实际问题，还使服务员更好地掌握了理论。现在大家一般地都能运用些哲学道理分析研究自己的工作。他们说：只有这样学习，才能懂理论，用理论。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但作教育工作的人怎样才能把讲的理论变成学员的行动指南呢？我的体会就是要自己先去实践，作出榜样来。
两年来，我的讲课能力不断提高，这都是党教育的结果，党不但及时指出我讲课的缺点，而且具体帮助我提高教学水平。为了培养锻炼我，还分派我到市党校、矿山给干部讲过十多次课。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通过这些讲课更促进了我的学习。应当说，现在我在各方面还都是很不成熟的，今后我应该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以便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