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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听话 龚同文
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也就是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最根本的原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当然也不难。说容易吧，为什么有的人口里也说要“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而在做的当中打了折扣，或者是把听党的话作为命令主义的护身符，或者是把听群众的话作为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挡箭牌？把“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对立起来，其结果，必然是既没有听党的话，也没有听群众的话。说难吧，为什么很多同志说得到做得到呢？赵以约同志是一个例子。
赵以约，均县习家店公社明星五队的支部书记兼队长，曾经被个别领导干部看成“不听话的队长”，经过县委深入调查了解，原来他是一个善于听话的好同志。他听党的话，又听群众的话，并且善于把两者统一起来。
当个别领导干部要求密植的规格“整齐划一”的时候，他却根据泡水田、河岸田、山坡田等不同情况，分别不同的密度，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合理密植。要讲大道理，密植，是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在这里，看老赵是不是听话，就看他是不是推行密植，特别要看他是不是真正执行了合理密植。只有合理密植，才能确保增产。合理密植是党所极力提倡的，也是群众所乐于接受的。老赵坚持了合理密植，保证了增产，这说明他真正是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的。而那位“个别领导干部”却追求“整齐划一”的所谓规格，只顾“好看”，只顾“省事”，不管增产不增产，是他自己不听党的话，也不听群众的话，他却颠倒是非给老赵扣了一顶“不听话”的帽子！
当个别领导干部对于作物连片要求“一律化”的时候，老赵却根据土质和茬口，逐块确定种植什么作物。讲大道理，因地种植，轮作换茬，也是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在这里，看老赵是不是听话，就看他是不是因地种植，特别要看他（作为一个生产队长来说）是不是具体地帮助各小队逐块确定种植计划。只有因地种植，才能确保增产。因地种植是党所极力提倡的，也是群众乐于接受的。老赵坚持了因地种植，保证了增产，这说明他真正是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的。而那位“个别领导干部”却追求“一律化”的规格，只顾“好看”，只顾“省事”，不管增产不增产，是他自己不听党的话，也不听群众的话，他却颠倒是非给老赵扣了一顶“不听话”的帽子！
当个别领导干部为了多种多收而要求“寸土不留”的时候，老赵却针对山区劳力少、土质坏的特点，采取了开荒，扩大面积，和炕地、轮作的办法，达到多种多收的目的。讲大道理，多种多收是重要的增产措施。在这里，看老赵是不是听话，就看他如何根据本地的特点达到多种多收的目的。在老赵所在的那个地区，开荒和炕地并举，才能做到多种多收，而那种简单地要求“寸土不留”的做法，多种未必多收。开荒、炕地，是党所极力提倡的，也是群众乐于接受的。老赵坚持了开荒、炕地，保证了增产，这说明他是真正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的。而那位“个别领导干部”却追求“寸土不留”，只顾“好看”，只顾“省事”，不管增产不增产，是他自己不听党的话，也不听群众的话，他却颠倒是非给老赵扣了一顶“不听话”的帽子！
到底是老赵“不听话”，还是那位“个别领导干部”自己不听话，这是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的事情，也是值得领导同志深思的事情。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对于老赵是成功的经验，而对于那位“个别领导干部”则是深刻的教训。
农业生产是一门科学。在科学面前要老老实实，要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赵以约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长期背着“不听话”的恶名，坚持革命精神，坚持科学精神。他把合理密植，因地种植，轮作换茬，开荒炕地，多种多收这些增产措施的底摸透了，他对农业生产很熟悉，他对群众的要求很熟悉，因而他才有真知灼见，他才敢于坚持真理。他的这种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的具体表现。与赵以约比较起来，那位“个别领导干部”不仅不敢想，不敢干，不敢实事求是，而且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农业生产这门科学；无论干什么，都只准一个“模子”，即所谓“整齐划一”、“一律化”之类。这样，他自己想“省事”，却给下面的干部和社员群众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以为很“好看”，如果老赵听他的话，那末，生产一定搞得很难看。“好看”和“难看”，不只是在形式上，而主要的是在内容上。就农业生产来说，增产才好看，如果不增产，有什么好看呢？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自己不听党的话，不听群众的话，反而在善于听话的好同志的头上扣一顶“不听话”的大帽子，这是很不光彩的。
作为下级干部来说，对于上面的指示是应当坚决执行的。如果认为可以把上面的指示丢在一边而各行其是，那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那末，能不能说老赵的这种坚持革命精神、坚持科学精神的做法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呢？不能这样说。实际上，老赵的做法是完全合乎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的。就领导的责任来说，问题在于那位“个别领导干部”违背了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可以说他是站在老赵头上搞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就老赵本人来说，应当一方面积极地向上面反映情况和意见，同时，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办事。
均县县委处理这个“不听话的队长”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后看来，由于推广了赵以约的经验，在全县开展一个开荒炕地多种多收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种成绩的由来，也可以归功于均县县委善于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善于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也可以说，均县县委是善于识别干部的。
不要只是像“念经”一样地重复着“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而要在实践当中真正地、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办事。要像赵以约那样地对待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千万不要像那位“个别领导干部”那样地对待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
我们全省有成千上万的赵以约，也有少数的“个别领导干部”。因此，要像均县县委那样善于发扬赵以约的经验，认真推广赵以约的经验。要坚决同“个别领导干部”的那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开火，把那种坏作风来个干净彻底全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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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农论文选
谁说异想不能天开？ 福州市搬运工人 刘德元
我们搬运工人在旧社会里是被人看不起的。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根扁担、两条绳。我们穷，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穷而有志。这正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我们市搬运公司仓山大队，主要的任务是搬运粮食。仓山地区坡道多，过去运粮食由于挑担不方便，都是靠肩膀驮着走上陡坡和石阶。整个大队四十八个人，一天只能运二千多包粮食，而且十分劳累。在这次全民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党一发出号召，我们搬运工人便立刻提出“和扁担绳子离婚”的口号。大伙儿要设计搞出个“拉包机”，把粮包从船上吊上五米多高，再穿过十几间房屋，直接送到仓库去。要实现“粮包凌空飞渡”，困难确实不少。一无材料，二无工具，三无技术。当时有人不相信我们能搞成，说我们“异想天开”。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毛主席说：在具有冲天气概的中国劳动人民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些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大家说，我们是敢想敢干，不是什么“异想”。我们既然有冲天的干劲，求实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叫“天开”呢？于是，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上班生产当搬运工人，下班革新当机工、木工。我们这班“穷棒子”奋战了两个月，装了试，试了改，终于实现了“粮包凌空飞渡”的奇迹。接着，大家又搞个输送带，把粮包从码头直接地运送到碾米机旁。现在，我们搬运工人也成了操纵机器的工人了。全大队从四十八人，减少到九个人，节约出大批劳动力去支援别的生产部门，总产量还翻了一番。
通过这次技术革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敢想敢干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风格。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把我们的“敢想”看成是“异想”，他们不了解，有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和实干精神，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异想”也就能够“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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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问题是农业持续跃进的根本问题
——关于湖北均县领导农业生产的调查报告 中共湖北省委、襄阳地委工作组
均县在解放前，是穷山恶水，耕地面积六十三万亩，绝大部分是山坡地，土质很坏，只能种杂粮（只有少数水稻），粮食年产量只八千多万斤，平均每人两百多斤，历年都要吃南漳、谷城等县的粮食。广大农民生活极苦，经常的食物是糠菜树叶“糯米藤”，每年春天，不少人逃荒和饿死。
解放后，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到1956年，全县耕地面积扩大到七十二万九千亩，粮食自给有余。1956年以后，生产发展更快，年年增产。由于连年增产，完成了征购上调任务，安排了群众的生活，一年四季，不缺粮，不缺菜，去年那样大的旱灾，今年春上完全没有闹春荒，到夏收时，许多地方的陈粮还没有吃完。
为什么均县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从领导上讲，首先是坚决贯彻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大抓粮食生产，并且踏踏实实地抓住了粮食增产的几个“狠着”；这就是：大改旱地为水田，多种高产作物（红薯），多种夏收作物，大抓开荒。
解放前均县的水田只有四万八千亩，到1956年水稻实插面积还只有十万零七千亩。1956年冬开始大抓旱改水，1958年水稻实插面积就达到十八万三千亩；去年大旱，水稻实插面积二十三万亩，实收面积二十二万亩；去冬今春又大抓一次旱改水，今年水稻实插面积三十五万亩。仅仅四年的时间，全县由每人三分多水田，发展到每人一亩多水田。1959年的粮食总产比1956年增产七千五百万斤，其中水稻增产的部分占粮食增产总数的56％。
水稻、红薯都是高产作物。县委在大抓旱改水的同时，抓住了多种红薯，1959年红薯面积由1956年的十四万七千亩扩大到二十万亩，产量比1956年增加三千多万斤，占1959年比1956年粮食增产总数的41％。今年又狠狠一抓，使红薯面积达到了四十五万亩。
夏收作物在这里虽然单产不高，但有种就有收，群众的经验是“夏抓面积秋抓管”，面积越大，总产越多。1956年七十二万多亩耕地，就种了五十万亩夏收作物；近几年来因大搞水利和建设丹江，劳力少了，但是夏收作物的面积和产量都还在增加。
要多改水田，多种红薯，多种夏收作物，必须扩大耕地面积，大开荒地。到今年夏种时，耕地一百三十万亩，比1956年扩大了86％。
要旱改水，就要有水。可是这里的水在山脚下，耕地在山坡上，下起雨来，山洪冲刷，水土严重流失。他们从李大贵的一条小引水渠开始，大搞引水上山（所谓引水上山，实际上是引水下山，在高山上寻找水源，开挖渠道，使水顺流而下）。由引水上泥土山到引水上石头山，由引水上山腰到引水上山顶，由挖塘修堰到大修水库，由几里的引水渠到上百里的长渠，由对小河小沟的利用到腰斩全县最大的官山河。就这样从1956年冬到今年春四年的时间，全县的水库由三个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个，水塘由六千多个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个，堰、渠由四千九百处增加到一万零八百处，灌溉能力扩大两倍半以上，基本上实现了自流灌溉。
引水上山，缺水源，缺材料，缺工具，缺技术，缺劳动力，……困难大得很。有的人不想搞，有的人不敢搞，有的人要国家来搞，有的人要慢慢地搞。这些都被县委顶住了。县委委员从第一书记陈玉文同志起，带头苦干巧干，做出了革命的榜样。没有水源，陈玉文同志亲自到山上去找，发现水源多得很。于是他到处走，到处宣传，哪里干部说没有水源，他就带着哪里的干部一起上山找。萧川石河乡原计划改田一千九百亩，干部还说没水源，完不成。陈玉文就带着区、乡干部上山找，结果改了一万四千亩。有一次他饿着肚子跑了一天，亲自测了一条三十八里长的大渠。在县委成员的带动下，全县干部形成广泛的运动，人人找水源，个个搞勘测，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都被干部走到了。他们坚定不移地向水要粮，向山要钱。先是提出“每人半亩田”，很快就实现了，超过了；又提出“每人一亩田”，又实现和超过了；接着提出“把穷山恶水变成富裕的山乡”，也变了。困难一个个都被战胜了。
均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根本的经验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上级的指示和本地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作风艰苦朴素，埋头实干，说到办到，不图虚名。
敢想敢干，敢于革命，这是大前提；但是任何一次革命措施的贯彻，都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旱改水方面，从大量耕地在山坡、山顶这一实际出发，大搞引水上山；从大量的水源是小水源、活水源这一实际出发，修水利以小型为主，堰渠为主；从地理条件复杂这一实际出发，改水田随弯就弯，随坡就坡，能大就大，该小就小，管它好看不好看，能插秧就行。在作物种植方面，从土质条件复杂这一实际出发，因地种植，平地种小麦，洼地种豌豆，坡地种蚕豆或者豌豆、小麦混种（这样小麦不少收，豌豆是净增的，一亩要收两亩粮）；从山地适于种红薯这一实际出发，在大抓水稻的同时大抓红薯，把两种高产作物都抓住了。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从土地广、劳力少、土质薄这一实际出发，大搞开荒，大留炕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这样做才有实实在在的成绩。
如何才能实事求是？这就需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总结群众的创造（从群众中来）；再通过参观、评比、辩论、竞赛等形式，把这些先进的经验加以推广（到群众中去）。旱改水，是上级的号召，引水上山，是以李大贵为代表的群众的创造，县委从群众中发现和总结了李大贵的创造，然后，组织各级干部到现场参观辩论，摆条件，摆情况，算账对比，彻底弄通思想，从不同的条件和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规划和措施，哪里筑坝，哪里开渠，改多少田，何时完工，你这里怎么搞，他那里怎么搞，项项具体，条条落实。这样，下面就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干起来，于是涌现出更多的“李大贵”，其中著名的有在陡崖上开渠引水的张仁长，战胜重重困难修筑十里红沙堰的赵世义，在老鹰崖上修幸福堰的朱清喜，创造水从山顶流的陈启荣。他们都发展了李大贵的经验，解决了山区修水利、改水田的许多难题。
在大搞旱改水的同时多种红薯，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县委提出“把吃红薯的嘴变成吃大米的嘴”的时候，曾经对红薯有些放松。可是有些地方的群众思想不通，仍然主张多种红薯。县委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又到习家店、凉水河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粮食多，完成征购任务好，群众生活稳定，又能调出大量的红薯支援别的地区，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红薯多。红薯的产量高，费工又少，用途又广，因此，县委进一步明确了既要大抓水稻，又要大抓红薯。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反面是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均县县委很注意支持前一种作风，反对后一种作风。曾被个别领导干部称为“不听话的队长”赵以约，是习家店公社明星五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结合本队的情况去执行，一切从实际出发，怎么样能增产就怎么样做。可是，个别领导干部却要求“统一规格”、“统一时间”，把赵以约看成是“不听话的队长”。个别领导干部要求密植的规格“整齐划一”，赵以约却根据泡水田、河岸田、山坡田等不同情况，分别插不同的密度，真正做到合理密植；个别领导干部要求“所有作物都连片”，赵以约却强调根据土质和茬口，逐块确定种植计划；个别领导干部在贯彻多种多收时要求寸土不留，但他认为多种是为了多收，山区劳力少，土质坏，若不留炕地，就会种多收少，他坚持留了一百多亩炕地，同时新开两百多亩荒地，真正做到了多种多收。由于他各方面都坚决地而又实事求是地贯彻了各项增产措施，1958年这个队的粮食增产一倍多，征购量增长三倍。县委发现了这个典型，批判了个别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及时总结推广了赵以约的经验。
赵以约开荒炕地的经验，大受群众欢迎，去年在全县开展了一个开荒炕地的群众运动，初步形成了一套新的轮作换茬、耕地轮休的耕作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多种多收和劳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全县三十一万人，十万个农业劳动力，从1958年起又调出三万个强劳力去参加和支援丹江工程，1959年一百零六万亩耕地，平均每个劳力负担十五亩，这已够紧张了，可是今年耕地进一步扩大到一百三十万亩，还是种得很好。为什么？原来劳力紧张，主要是农忙季节紧张，特别在夏收的时候，收、打、耕、种、入库等活路挤在一起，更是被动。去年冬天，因为有大量新开荒地，就大留炕地和泡田，把夏种尽量提到夏收以前进行，把活路错开。今年的四十五万亩红薯，在夏收以前就种了三十万亩，水稻也在夏收前插上了一部分；夏收时，集中力量抢收；夏收后，再插一部分水稻和茬子红薯。这样，尽管今年夏收扩大十万亩，夏种扩大三十多万亩，可是，由于活路错开了，劳动力不仅不比过去紧张，而且有所缓和。这种科学的耕作制度，还可以从根本上给“抓早”创造条件，既大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炕地红薯比麦茬红薯的产量要高几成到一倍），又使领导工作十分主动。这一套开荒炕地、轮作换茬、耕地轮休的耕作制度，可以说是继引水上山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
均县县委的同志说得好：“作为一个县的领导，有一点点主观主义，就是几十万人的问题。”他们以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心，自觉地防止和克服自己的领导工作上的任何主观主义。他们除深入生产第一线，同下面的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外，还通过种种方法贯彻群众路线。例如开县委会研究生产，经常吸收富有生产经验和联系群众的劳动模范李大贵、杨运昌、许宝芝等人参加，向他们请教，使自己提出的任务、要求、号召、规划等尽可能符合实际，避免主观主义。为了同一目的，县以下各级党委也都有自己的参谋和顾问。这种做法的好处多得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使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这是群众路线的作风，也是共产主义风格。
农业生产是一门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对待它，玩不得一点虚假。群众说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均县县委对这个问题体会很深，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实说实干”，“说到办到”。几年来，他们贯彻了“干劲鼓足，指标落实”，“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精神，每年县委提出的生产计划和各项措施，基本上都实现或超过了。
均县的干部作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勤俭朴素，十年如一日。均县县委自从均县解放住进几栋破瓦房以来，到现在没有盖过一间新房子。部门发展了，人员增多了，就把大房间隔成小房间，办公、睡觉都是它。集体办公没有长方桌，就把旧匾支起来当桌子。从第一书记到一般干部，都睡铺板床，没一个人特殊。上面如此，下面照学。全县各公社、管理区，住的不是祠堂，就是庙宇，不盖房子，不置家具，不讲享受，只讲苦干。他们把每一文钱，每一件物资，都尽量用到生产建设上去，而不追求个人生活上的方便和舒适。1958年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就是行政开支“大跃退”，光党政部门的办公费就节约了五万多元。均县出产大量木材，他们不是用来盖房子，做家具，而是用来改革工具，用来支援丹江建设和国家的其他各项需要。干部的勤俭之风，带来了工农业生产上的勤俭之风。在大兴水利中，真正贯彻了勤俭办水利、群众办水利的方针，全县大小水利工程，除官山河大水库以外，没有一个要国家投资。在全民大办工业的运动中，他们坚决贯彻了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在全县建立了七千多个大小厂、矿。
均县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也是认真执行政策的结果。他们认识到党的政策是党和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是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因此他们把执行政策看作是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的主要标准。他们认真执行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各项政策，坚持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以队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充分发挥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这个县的凉水河公社，去年是社有经济大发展的一年，同时更是队有经济大发展的一年，这是因为他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发展社办企业缺乏资金，有人曾主张从生产队抽调，公社党委以王金鼎书记为首的大部分党委委员，坚决反对了这种主张，指出不能“人家把铺摊好了我们去睡”。最后经过争论，统一了思想，坚决采取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展社有经济。他们在发展社有经济中，不仅没有抽调生产队的资金和生产资料，而且还积极帮助生产队全面发展队有经济，去年一年先后帮助各生产队办了一百三十三个厂（场），凡是生产队能办的项目，他们尽量让生产队去办。生产队缺乏资金，他们尽力扶助。复兴队原来完全按时发工资有些困难，公社拿出八千多元帮助他们办了十个多种经营项目，一个月就收入三千八百元，发了工资还有余。各生产队的经济在公社的帮助下，得到全面而迅速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月月发工资，并使十二个穷队中的八个队赶上了富队。全县十个公社、七十九个管理区，绝大部分都是像凉水河公社这样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只有个别公社和管理区在一个短时期内，执行得不够坚决，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都迅速地被纠正了。干部认真执行政策的结果，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均县的经验说明，保证农业生产持续跃进的根本问题是领导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找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如何运用这三个法宝，这就要看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均县县委认识到这一点，结合中心运动，认真地进行了培养干部的工作。在选拔干部方面，他们贯彻了党的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所以这里的干部根子正，底子硬。从家庭出身看，由小队到公社三千多名主要干部中，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上中农只四十七人，贫雇农、下中农占85％以上（公社、管理区两级全是贫农）。从本人成分看，全县十个公社的党委正副书记，全是本地生长起来的农民干部，管理区以下三级主要干部三千六百六十人，除二十四名为学生和其他成分外，全是农民。这些从劳动人民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干部，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并且保持和发扬了劳动人民勇于革命和克勤克俭的优良传统。在教育干部方面，主要是经常整风，通过树立典型，开展辩论，弄通思想。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及时处理，而处理的原则，主要是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干部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于个别错误极为严重屡教不改的干部，也根据党的纪律和群众的意见做了严肃处理。这就使得整个干部队伍生气勃勃，干劲十足，上下一条心，工作一股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论听话》和本文原载《七一》杂志第九期。本文原
题为：《均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