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用文艺形式写出党的光辉历史来 邓洪
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也做过手工业工人，只读过四个月的书。在三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虽然学过一些文化，毕竟很不够，对文艺工作更是道道地地的外行。记得我年轻时候，有一年春天，家里闹饥荒，借也借不到，讨也没处讨，一家几口单靠野菜过日子。当地有个小学正要找一个伙伕，我就请一位叫郭树真的老先生帮忙，把我介绍到小学里去办伙食。我办伙食很公道，一个铜板的油都不揩，伙食办得好，老师学生一个一个吃得油光满面，都向我翘大拇指，因此学校推举我当校董。有个地主叫李隆吉，听说我当校董，好像挖了他家的祖坟一样，到处叫喊：“要这么个穷光蛋来当校董，真失了学界的格。”别的地主、绅士也跟着吵吵叫叫，要把我从学校撵走。好在郭树真老先生是个旧社会所说的正派人，他支持我，才算没给搞掉饭碗。在旧社会像我这样“一穷二白”的人，连到学校里去管伙食都失了学界的格，文化界又怎能有我插脚的余地呢？这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事情起了根本的变化，连我这文盲出身的人，经过党的培养教育，也能出席文代大会了。这怎能不叫我高兴呢！
这三十多年，在我们中国是个翻天复地的年代，是中国人民由奴隶变为主人的年代，是我们的国家由半殖民地变为东方巨人的年代。但是，胜利的取得并不是容易的，多少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多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与敌人进行过残酷的斗争。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英勇搏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胜利。三十多年的斗争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一次胜利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任何一次胜利不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如果没有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革命的胜利更是不可想像的。
宣扬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传播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使今天的群众了解过去革命斗争的艰苦，珍惜今天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通过历史事实向今天的群众证明党的领导的英明，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鼓舞他们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我就是本着这一精神讲革命故事、写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因为这是向今天的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手段。
我爱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讲革命故事，想写革命斗争回忆录，也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而是通过实践才慢慢明确起来的。我第一次发现讲革命故事有鼓舞青年革命热情的作用是在1930年。那时我在湖南浏阳工作，党派我带二十多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到浏阳东北敌后去活动。因为道路被敌人截断了，我们只好绕道从湖南、江西交界的高山上走。那是冬天，山上堆着几尺深的雪，竹子都被压得低到地上了，满山上看不见一个人，甚至看不见一个雀子飞。我们就在深山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走，一不小心就跌到雪坑里去，风在脸上像刀一样地刮，晚上找一个被敌人烧剩的破屋挤着一块睡，拿敌人打碎的破缸片煮饭，那缸究竟是水缸还是尿缸，谁也不知道，早上起来身上头发上都结着冰凌。总之，那是相当艰苦的。那些小伙子小姑娘都是没有经过多少锻炼的，动身以前劲头十足，到这时候思想就波动起来了，年龄小的，十五、六岁的，甚至哭起鼻子来。为了使他们忘却疲劳，忘却当前的艰苦，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讲我自己过去在革命工作中遭受的困难，讲革命同志在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十多天中，我一直讲，走路的时候也讲，休息的时候也讲。当初我只看到他们听起来很高兴，没有料想到他们听了故事之后，思想也起了变化。他们勇敢起来了，坚强起来了，把困难不放在眼睛里头了。这才使我意识到讲革命故事也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最好手段。后来我就经常利用它推动斗争和工作。解放以后，我曾对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同志们讲过不少的革命故事。1956年夏天，中共江西省委在庐山开会，号召老干部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向全省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发扬江西人民的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省委并派胡旷等同志来帮助我记录整理。在省委的鼓励和具体帮助下，几年来陆续整理出了《山中历险记》、《潘虎》、《短促而光辉的生命》、《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一支武装交通队》、《流亡》等十余篇。这些作品发表以后，曾先后收到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机关干部的来信，他们都表示从作品中得到了教益。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从那些来信中使我知道他们是多么渴望更多、更好的革命斗争回忆录啊！我想只要我们众多的老革命同志都动起手来，今后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革命斗争回忆录的。
下面我想就写革命斗争回忆录时所遇到的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首先是真实性问题。革命斗争回忆录是革命斗争中实有的人物和事件，不容许虚构故事情节；虚构就是对历史不忠实、对党不忠实，就会歪曲历史，就谈不上用历史故事教育群众了。但是，我们必定要对真实性有正确的理解，不能认为记下一笔流水账就是历史的真实。恰恰相反，我们要求历史的真实并不需要将过去斗争生活中的点滴事情都记录下来，而是要把握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特征，选择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东西写。这样的作品才能带普遍意义，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才有鼓舞人激动人的积极作用。我写《潘虎》就是根据这个认识的。
《潘虎》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典型人物。这类人物是我非常熟悉的。我熟悉他们，不单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参加革命后又一直在农民群众里面做工作，而且是因为早在1906年我就参加过农民暴动。那年是大饥荒的年成，农民都没有饭吃。浏阳西乡有个农民领袖叫张晓忠，领导农民起来暴动，把一个叫振冲的小市镇放火烧掉了。但是他们没有主义，没有策略，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一哄而起，结果，不到三天，就被清朝的军队消灭了。张晓忠被抓住，脑袋被砍下挂在树上“示众”。我当时十八岁也参加了这次暴动。记得徐特立同志曾经对我这样讲过：“清末以来，你们浏阳不知道发动过多少次农民暴动，但是一次一次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党的领导。”一点不错，没有党的领导，农民暴动是始终不得成功的。潘虎是跟张晓忠同类的人物，他直爽、粗犷，他反抗压迫、剥削；他仇恨地主，他迫切要求革命，但是，他对革命没有认识，他只晓得蛮干，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他必然会走上张晓忠那条道路，但是，潘虎是可爱的。他的可爱，在于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于他坚决投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因此，他那支游击队终于成了一支有组织的人民武装，在革命事业中，起了应有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可以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可以首先在农村建立起来的理论，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我写潘虎不是偶然的，是经过酝酿和选择的。在这里，还必须提到艺术加工的问题。革命斗争回忆录虽然必须真实，但并不排斥艺术加工。艺术加工并不等于虚构故事，而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就能“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艺术加工是必要的。
其次是口述者和记录整理者的合作问题。口述者和记录整理者合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所以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写革命斗争回忆录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应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它，这是口述者和记录整理者都应具备的基本认识。但口述者和记录整理者的经历不同，政治水平不一，在认识问题、了解事件发展上不免有些距离，要拉短并消灭这种距离是要经过双方努力的。讲述者在讲述时，要有全面的介绍，对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等都要介绍清楚；也要有重点地讲述，对某一事件的经过，某个人物的性格等等都要细致地描绘。我在讲铜鼓山中被冲散的那段经历时，首先介绍了敌人对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情况，铜鼓山中的地理环境，我被冲散的原因和当时的处境，并着重讲述了我在山中遭受那种苦难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孔贺宠的盲动政策所致。如果孔贺宠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就不会造成赤白对立。那么，我即使被冲散，也会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不至于孤立无援。我要记下这段历史，就是为了要表现这个认识：离开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就会遭到困难或失败。为了把记录整理者带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我曾以声音、动作和画图等等来配合讲述。例如讲述我在水塘内遭青蛙“威胁”那一段时，我就画出了那山洼、水塘的地形，作出了躲藏的姿势，这样记录整理者就如同身历其境，产生与讲述者同样的思想感情，能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当时的情景了。总之，我们讲述时要有耐心，因为记录整理者没有经历过的事，要想通过一两次的讲述就能记录整理出来，也是难以想像的。另一方面，记录整理者也要有不怕麻烦的劲头，那怕是一句话没有搞清楚，如果关系重要，就必须重复问，直到透彻理解为止，不应该有半点急躁和草率。记录整理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沉浸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要设身处地深入体会，这样写出来的人物就会活灵活现，而不是泥塑木雕像；所叙述的故事，就会生动感人，而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记载。
以前我因为看见讲革命故事对年青一代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所以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作为一份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我曾经把这个意思向一位年青的同志讲过，打算要他帮我的忙。他说：“过去的事有什么谈的？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经他这一说，我的念头就打消了。倒不是给他的理由说服了，而是我产生了另外一个顾虑。我想：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人家是不是会说我吹嘘自己呢？党一向教导我们要谦虚，这样做是不是违背党的教导呢？于是很长一段时期我没有想到要写，直到1956年江西省委发出号召，我才写起来。
今天是不是还有老革命同志有着我曾经有过的那种顾虑呢？如果有，我就劝他赶快打消。革命回忆录是宣扬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手段，是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力手段。通过它可以使今天的青年亲切地看到：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通过它可以使今天的青年深刻地看到：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革命和建设的最正确的指针。我们决不能为了自己避免嫌疑而放弃这样一个有力的宣传教育手段。我们老革命同志一般年龄都相当老了，如果不抓紧写出来，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有可能湮没下去。所以我劝老革命同志大家来写革命回忆录。如果限于时间、精力或其他条件不能自己写，就请文艺界的同志帮忙。我也劝文艺界的同志对这件事给以充分的注意，分配有力的干部给老革命同志帮忙。总之，老革命同志也好，文艺界的同志也好，我们大家都要动起手来，用文艺的形式，把党的光辉历史写下来，用以教育今天的群众，鼓舞今天的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发挥高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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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的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定坤
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革命回忆录的创作，在江西已经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新花，也是1958年以来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的丰硕成果。这个创作运动在江西所以能广泛地展开，是和中共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省委许多负责同志积极参加密不可分的。杨尚奎同志的《艰苦的岁月》、《红色赣粤边》，邵式平同志的《两条半枪闹革命》、《枪的故事》，邓洪同志的《潘虎》、《山中历险记》，刘俊秀同志的《死亡线上的斗争》，缪敏同志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都是在这个创作运动中出现的优秀作品。统计两年来的成果，已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的作品约在二百万字以上。其中有不少作品，在江西以至于在全国读者中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并非江西的独创，在其他地区也有。不过，我想就革命回忆录的创作运动在江西开展的情况，做一些探讨，谈一些意见。 一
革命回忆录的大发展，还是近两年来的事，它已经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作品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道路，是长期而曲折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而江西的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所以集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并非偶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毛泽东著作中已经做了理论的概括。可是在文学上，关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映，除了仅有的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极为珍贵的苏区文学作品以外，却没有得到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其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解放了，大家学习党史，机关学校工厂到处都要求老干部讲革命故事，听者愈听愈想听，讲者愈讲也愈觉得需要把它整理成文。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的推动下，文艺创作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关于这一时期大批的革命回忆录作品便像雨后春笋一样应运而生了。这些作品的出现，立刻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它在帮助我们人民对于革命斗争史的了解和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大批老干部参加革命回忆录的创作，这一件事情，不仅仅对广大青年进行了革命传统的教育，而且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老干部参与文学创作，使文学队伍增加了一批骨干。同时，在合作创作过程中，还培养了一批新生的力量。
革命回忆录不仅具有巨大的革命历史的认识价值，教育作用，而且具有革命历史的特点。首先革命回忆录具有鲜明的战斗的色彩，表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特征。在许多回忆录作品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和修正主义者对战争的描写，形成了针锋相对的鲜明对照，它们和悲观主义、颓废主义是完全绝缘的。它们发扬了我国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他们不是把战争写的凄凄惨惨，而是热情地歌颂人民的革命战争。在揭露敌人的残暴本质的同时，着重写出了革命的力量总是压倒反革命力量而取得胜利，昭示了革命的必然最后胜利。许多作品既写出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种种艰难困苦，也写出了革命战士们那种压倒一切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工农兵群众中共产主义式的英雄人物的正确描绘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其次，革命回忆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们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直接表现了他们的斗争和生活；并且是工农兵及其干部亲自参加创作。由于革命回忆录的作者们长期受到党的教育，革命的锻炼，所以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地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真实面貌，在他们的作品里渗透着革命的理想，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具有震撼人心、鼓舞斗志的力量。这个特色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要求革命作家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和火热的斗争中去的重要性和绝对必要性。
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来说，革命回忆录还为创造大型的革命历史的长篇文学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素材。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
当然，革命回忆录还只是初放光芒，现在挖掘出来的东西，好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只发掘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可以说，还大有可为，前景无量。就以江西来说，这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安源大罢工、八一起义、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造、中央苏区等四个苏区的建立（根据地占全省三分之二地区，三分之一人口）、红色首都瑞金、苏区人民的生活、红军的壮大（江西人民参加红军的约有四、五十万人）、苏区人民热烈支援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及大大小小千万次的战斗、三年游击战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各方面负责同志在江西长期艰苦地领导斗争，以及民间流传关于革命领袖的传说故事……，如此浩如烟海的丰富革命宝藏，该有多少东西可写，简直是挖掘不尽的。现在革命回忆录创作，虽已取得很大成就，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赶不上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因此，革命回忆录的创作运动，还应当鼓足更大干劲，更有计划、更有组织、更有系统地全面展开，以夺取更大的丰收。 二
根据两年多来江西开展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要写出更多更好的回忆录作品，就必须对于如何具体依靠党委和发动群众，如何组织文艺工作者与老干部合作，如何提高回忆录作品的质量等问题，认真加以研究，总结经验。
关于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大搞群众运动问题，这是搞好革命回忆录创作的关键。
中共江西省委非常重视革命传统的教育工作，一直在贯彻毛主席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指示。解放以来，省委书记邵式平、刘俊秀、副省长邓洪等同志经常被邀请到各机关、部队、学校讲革命故事，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第一批革命回忆录。这里有邵式平的《两条半枪闹革命》，刘俊秀的《死亡战线上的斗争》，邓洪的《革命要处处为群众着想》，危秀英的《光荣的江西妇女》，胡德兰的《赣东北老红色区几个革命妇女的故事》等。1956年召开省党代表大会时，省委号召到会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并组织了二十多个文艺干部对开会的老干部进行了访问，搜集了近二百万字的原始材料。邓洪同志的《潘虎》、《山中历险记》就是在这次访问之后整理出来的。1958年省委号召开展群众文艺创作运动，强调要老干部写作革命回忆录，几次召集老干部举行了写作座谈会，江西日报发表了《发动老干部进行文艺创作》的社论。省委还指示各地党委，把革命回忆录的写作与编写县志、党史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亲自主持下，1958年5月正式成立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先后召开了两次全省革命史工作会议，提出了“上下一齐动手，层层编写地方革命史”的号召，各地、县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史编纂办公室，总共访问革命老同志近三万人。在此基础上，有六十多个县写出了地方革命史初稿，八个县写出了地方志。这一工作的广泛展开，对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的开展，起了很有力的推动和支持作用。在省委号召、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亲自动手写回忆录的巨大鼓舞和影响下，全省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更迅速地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深入开展写作革命回忆录的具体工作，主要要紧紧依靠各级党委。从制定规划、组织力量、搜集材料、拟定提纲、指导写作一直到审稿定稿等整个过程和重要环节，都要在各级党委直接指导下进行。订规划既要自上而下，又要自下而上，上边要提出个要求，但只有通过各级党委提出具体规划和选题，才更实际可靠，执行起来也就能发挥高度积极性。规划定下来以后，就要组织力量，在这期间要进行深入动员，使规划和群众见面，成立专门机构，开办写作训练班等工作。组织力量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没有广大群众的动员，浩如烟海的革命史实，是无法搜集起来的。江西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因为热爱过去的革命斗争，所以一谈到要写革命斗争历史，就异常热情地争先恐后地主动提供材料。比如萍矿老工人张竹林和古乐生说：“前人不讲古，后人少了谱。安源事情，毛主席知道，刘主席知道，李立三同志知道，还有我们老工人知道。毛主席、刘主席管理国家大事工作很忙，我们再不把它回忆出来，以后就会失传了。”重点发动的对象应当是老干部、老工人、革命老同志和文艺工作者。 三
江西在革命回忆录的写作方面，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收获，也还面临着不断提高质量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我国革命历史的光荣道路，是长期而曲折的；真实的革命故事，是浩如烟海的；老干部们的革命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因此，如何把这些深刻地记录了我们的革命历史、生动地反映了我国革命人民英雄主义的精神面貌的真实事迹留存下来，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以为，一部完整的回忆录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必须鲜明地体现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表述党的方针政策，真实生动地描绘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如此才能给人以巨大的思想鼓舞力量。我以为，在大搞群众运动的同时，还必须加强领导和组织研究工作，使得整个革命回忆录的写作，都能像《星火燎原》、《红色风暴》、《红色赣粤边》、《艰难的岁月》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地、生动地反映我们革命历史每一阶段的真实面貌，表现出时代全局的真实，革命向前发展的真实，照耀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前进道路，这样做，就更能增强革命回忆录的教育效果。同时，更好地进行艺术加工，对回忆录作品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整理者加工时应当着重在选择材料、安排情节、润饰文字等方面多下功夫。而这也只有在深刻体会思想内容的情况下，才能做得好。毛主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但是没有原料或半制品，就无从加工，所以要把加工过程和研究过程结合起来。研究什么？研究老干部所叙述的时代的群众斗争形式，群众生活形式，群众的语言，这样才是从工农兵群众出发的提高，才是沿着工农兵的方向的提高，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提高。提高就是要更好地向群众学习，向群众生活学习。回忆录作品创作加工的提高，就是向老干部学习，就是认真研究老干部的一切生活斗争材料，然后才有可能写出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东西来。我们有些作者，很想写出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么好，如果认真研究一切有关革命史料，认真阅读研究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亲自动手协助老干部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并认真向老干部学习，并长期深入群众斗争生活，彻底改造世界观，我们相信关于历史题材的长篇优秀作品，一定可以创作很多。应当说，现在写一部作品，比起过去要容易些。过去没有什么群众文艺创作运动，现在有大量的群众文艺作品，供给我们好的营养，问题是要认真学习，认真投入斗争。但同时又要看到现在因为群众的作品多了，群众要求也就严格了，群众要求看比他们自己作品更高的东西，由此要做一个自己的作品对群众有巨大影响的革命作家，必须以新的更高的要求来对待自己，这样就要做更艰苦的努力，轻便之路是没有的。
为了提高回忆录作品的质量，还得加强研究评论工作。这里需要群众评论，专家评论，还需要老干部评论。老干部号召，老干部写作，老干部评论，这对回忆录创作运动开展和提高作品质量都是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希望更多的老干部参加回忆录作品的评论工作，也希望更多的文艺评论家更多地关怀回忆录作品，更多地写出好的评论文章来。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推动革命回忆录创作运动进一步的发展，为写出更多更好的表现英雄时代的史诗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