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
刘大年
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三次革命高潮的顶点。义和团处在前后两个高潮的中间。以反封建为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三十多年前失败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还在十年之后。义和团恰当其时，挺身而出，以反帝国主义为己任，这是它的鲜明特色。
单讲活动的全盛时期，义和团算是很短促的。但是，它的重要性，它的爱国热忱，它的赴汤蹈火的斗争精神，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反侵略斗争的先河。从义和团运动的规模来说，它是长时间以来彼伏此起，蔓延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总汇合。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末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
为什么本来赤手空拳，揭竿而起，最后悲壮失败的义和团，能够这么勇敢无畏，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呢？
看看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就知道义和团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半个多世纪的外国侵略已经把中国社会最后地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英、法、日本先后发动四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大量割地赔款。英、美等十九国同中国订有最惠国待遇条约和其他不平等条约。外国通商口岸遍布于内地十六省和东北、西藏、台湾的四十五个城市。英、美等七国在中国的十四个商埠占有租界。沿海六个主要港口是外国军事基地。全国三四千公里的铁路都是外国强求建筑、借款修筑或擅自修筑的。全国内河行驶的轮船绝大部分是外国的。海关收入全部抵押给了外国，所有海关税务司都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政府所欠英、俄等国各种债款达四亿五千一百多万两，国库全年的收入只有八千多万两，外债永远也还不清。中国的广大区域，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两广，分别为俄、英、德、法、日诸国各自划为势力范围。美国在“门户开放”口号下到处攫取利益。再加上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天主教、基督教近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散布各地；约三千个外国传教士活动于全国大部分城镇和乡村里，为非作恶。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感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不能自由呼吸。要中国人民甘心长此生活下去，不起来进行斗争，不反抗侵略，这是不可能的。义和团正是由这个矛盾产生的，是这个矛盾的剧烈爆发。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
义和团斗争是由农民群众发起的，是又一次农民革命，参加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散兵游勇、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是教门首领（朱洪灯）、游方僧人（本明和尚）、下级军官（李来中）、船夫（张德成）、游勇（曹福田）、江湖艺人（黄莲圣母）等。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历来就是由这些人出头露面的。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有兴中会、维新派两个派别。兴中会的成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维新派的成员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知识分子、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士绅。拿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成员与义和团对照一下，后者的农民战争本色显得格外突出。神秘主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是农民战争的特色。恩格斯说：“任何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即首先必然要针对着教会。”高举着“灭洋”旗子的义和团当然比单纯的反封建斗争要复杂些。农民以外的其他阶层的分子卷进反对“洋人”的洪流里，推波助澜，煽动群众排外心理的一面。他们之中包括害怕新思想、新事物的守旧士绅，与教会有矛盾的中小地主等等。但这些分子一开始就是作为农民的异己势力出现的，体现运动本质的只是农民群众。
人们不禁要问：建立起兴中会、发动过戊戌变法、走上了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难道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吗？事实是当时资产阶级至少主观上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而是相反，扮演了反对义和团的脚色。当义和团在北京进入高潮时，维新派的自立军崛起长江一带，兴中会准备在广东举行反清起义。但是，自立军、兴中会都不承认义和团的正义性，都辱骂义和团是应当剿除的“奸民”和“贼匪”。自立军、兴中会又都分头与英、日帝国主义相结纳，幻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通过某些地方封建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宁肯信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也不敢信任革命群众。因此，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自发性，没有资产阶级参与，依靠农民，也只有从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才产生出了这股巨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威力。
与帝国主义根本相对立，基本力量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这就是义和团的本来面目。正是因为如此，义和团就遭到了一切反动派的痛恨，遭到了各式各样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曲解和诬蔑，并且这些曲解、诬蔑也恰恰就是集中在上述两个主要的方面。
中外资产阶级历史家明目张胆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否认义和团的正义性、进步性。在他们许多臭气熏腾的议论中，有说义和团毫无建设性，是“狂热和反动”的。有说义和团是起源于基督教徒与非教徒宗教信仰冲突的。有的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和愚民“自信有鬼神保佑”的结果。有的说外国的侵略、义和团反侵略应该各打五十板。义和团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对中国和西洋都不能加以责难”。美国的马士、赖德烈、施达格、费纳克、克莱德，跟在美国人屁股后面的蒋廷黻、萧一山等，就是这一套荒谬议论的传播者。他们不愿意承认战争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两种性质，更不敢承认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战争在帝国主义一面是侵略的、非正义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面是革命的、正义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抹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缓和反殖民主义斗争。
更加普遍的是这些人都竭力美化资产阶级，抹煞农民的革命作用。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议论。梁启超自己把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叫做是历史的“原动力”，而义和团则被认为是“一种奇特的病态”，以至是“反动力”的极端。直到前几年还有个叫做《清宫秘史》的电影也是这种观点。电影里把义和团描写得乱糟糟，把改良主义者打扮得非常进步。一批外国人，包括法国杜巴比艾、日本矢野仁一、白柳秀湖、高桑驹吉、洼田文三、小竹文夫、宫崎市定等，又都异口同声说义和团是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发生的。因为清政府想转移群众的反抗目标，守旧派的排外感情日益反映到政府的对外方针中来，“其结果产生了义和团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义和团本是那些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的一种。清政府也一开始就认定它是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式的反叛者，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步地暂时地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义和团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与东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呈现出表面上的分裂，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西太后为要躲开群众的打击锋芒，采取暂时赞助义和团的欺骗办法，南方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欢心，始终反对义和团，与列强维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并没有使农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真正缓和下来。他们在杀“二毛子”的名义下，杀了许多朝廷的大员，抢了许多大官的住宅，还声言要清查宫廷，其势汹汹，谁也禁阻不得。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有一次对怀来知县吴永说：“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影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从西太后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义和团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力量，它随时都可以越出轨道，把清朝的统治打翻在地。它表明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正是这个力量，不但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也把中国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吓破了胆。义和团大大地推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点不敢运用农民的力量，并且极力避开它，使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来，以便向西方的资产阶级表示，他们的革命是“文明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义和团的诬蔑无非是历史斗争的反映。这个阶级在外面害怕帝国主义，在内部害怕农民革命势力的发展，所以他们的历史家就采取了外国资产阶级历史家的观点，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加以诬蔑，并且把这种诬蔑写进了他们的历史著作里面。
义和团运动是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规模反帝斗争的开始。这个运动过去六十年了，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迄今仍旧是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艰巨的任务，所以历史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论也必然是以他们对目前世界斗争的现实的立场为依据。这里依据是一个争论的场所。继续廓清国内外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歪曲，也不能不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家的任务。义和团运动当然带有自发的农民斗争的纯朴的性质，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个运动看到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只有正确地把农民群众领导起来，反帝斗争才会是彻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工人阶级应当尽量加以利用；但是，这些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他们害怕群众甚于害怕帝国主义，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他们就会结纳帝国主义而反对工农群众了。列宁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指出，“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历史证明了列宁的观点。当时与剥削国家有相当亲密的关系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的已经由于国内民族运动的高涨，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获得了某种独立国家的权力，来对付其他革命阶级。义和团运动时的兴中会、维新派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例证。因此，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运动看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违背了列宁的观点。
义和团反帝斗争揭出了一个历史规律，这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一定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不论在开始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是多么简陋，这个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那怕横行一时，最终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必定会获得最后胜利，帝国主义最后必定要灭亡的。问题在于人们敢不敢同帝国主义斗争，是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不只义和团时期是这样，就是六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这样。
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了这一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和它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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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
黎澍
从义和团反帝斗争到现在六十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着殖民地化发展的国家。中国的政府是腐败的。中国没有国防。中国民族没有独立。中国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刚刚开始兴起。中国的农民受着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侵略者说，中国是“劣等民族”，由帝国主义瓜分是统治中国的最好的办法。中国时刻处于灭亡的危机中。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来制止这个危机。义和团就是在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团体，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的对立物。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他们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相反，在他们陷入八国联军的围攻的时候，清朝的正规军充当了敌人的帮手。内外敌人的残暴的镇压使他们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在侵略者发动这次侵略战争以前，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宣传品，极力想要使中国人相信他们是传播西方文明和人道福音的使者。他们说，战争是凶残的。中国人应当放弃反侵略的思想，和各国解息战争；即使打仗，也要打得文明一些，不要杀害俘虏，等等。这种说教很快就由于八国联军攻打义和团的战争的爆发而成为一个尖锐的讽刺。八国联军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强盗队伍。这个队伍在出发的时候就抱定一个目的，要在中国发财。为了发财，他们杀人不眨眼。所以这次战争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俘虏。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捉到的人马上杀死。这伙强盗到了北京以后，竟由各国共同协议，正式特许抢劫三天。但是三天以后还是抢劫，直到撤退以前没有停止。强盗们最初埋怨中国人用元宝，不把银子铸成银元，他们抢了不便携带，后来就连女人头上的一枝小银簪都不肯放过。皇宫是这次抢劫的最主要的目标，不但凡是搬得动的东西都抢跑了，而且还由带领这批强盗的德国将军瓦德西下令把地皮翻过来，寻找埋藏在地下的珍宝。在大抢大杀以后，欧洲的宣传机关辩解说，这是对“野蛮的中国人”的惩罚，中国人“仇视白种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欧洲资产阶级的这种污蔑受到了列宁的愤怒的指摘。列宁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憎恶掠夺者的种子是掠夺者自己播下的，他们应当自食其果。可是他们杀了人，抢了东西，还说别人野蛮，自己“文明”，当然是十分可恶的。
六十年过去了。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六十年前出兵来打中国的侵略国家中，沙皇俄国由于伟大的十月革命而成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德国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部分；奥地利宣布奉行中立政策；意大利丧失了殖民地；日本不但丧失了殖民地，而且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社会主义新国家和民族主义新国家的出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和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已经使得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残局。世界的局势正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
在这个伟大的变化中，中国人民的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真正团结起来了。经过反复的斗争，中国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旧中国进了博物馆。新中国用了举世震惊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在六十年前还只能用原始的方式来对外国侵略进行反抗的中国农民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中国人民衷心地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人民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大跃进，创造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中国实行了普遍的民兵制度，任何侵略者，如果他们敢于把手伸进来，就一定要被砍断。
可是一切都变了，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进入腐朽的和垂死的阶段而改变它的侵略的和掠夺的本性。不论它们像过去一样以英国为首，或者像现在一样以美国为首，都没有放弃对殖民地的争夺和对一切最反动的势力的支持。1949年，中国人民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然而帝国主义没有死心，他们还想卷土重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给杜鲁门的信里面说：“我们继续相信，……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过了八年，1957年，代替艾奇逊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又用不同的措词表述同一个思想说：“国际共产主义的严格清一色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一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跑到台湾，又把杜勒斯的话复述了一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坚定的信念”。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这种“信念”，说明世界在他们眼睛里面是倒立着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趋向灭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永久的现象；国际共产主义如日方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一时的现象。所以帝国主义是不会放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还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十一年来世界斗争的发展日益有力地证明这个逻辑是客观事物的正确的反映。不到灭亡，帝国主义是不会停止捣乱的。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二百五十个海外军事基地，驻扎武装部队一百多万人，并且还在本国和欧洲、非洲、中东、远东各地加紧建立导弹基地。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和西德积极扶植军国主义势力。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支持为广大人民所唾弃的反革命集团的代表者，并且借口这种支持，在当地实行殖民地统治：它支持蒋介石，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其他岛屿；它支持李承晚和尹谱善，霸占了南朝鲜；它支持吴庭艳，霸占了南越；它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动势力，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帝国主义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排挤其他殖民主义国家，插手到它们的殖民地去。当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无力控制它们的殖民地的时候，它就以“援助”为名，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企图取而代之。这些殖民主义国家一方面对美国的扩张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挡美国势力的侵入。这样，所谓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在比较更实际的意义上，就成了美国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借口。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由于有了美国的支持和从美国的争夺下保护它们旧有的殖民地利益的必要，也就必然要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非洲的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非洲人民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几个世纪大规模贩卖奴隶的黑暗时代好些。葡属非洲人民至今还像是当年被猎获的奴隶一样被套上锁链，赶到劳动地点去。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人民每天只吃一顿，有时两天才吃一顿。在英国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六、七岁儿童被迫每天从事八、九个钟头工作。在法国统治下的喀麦隆，人民生活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殖民主义者掠夺他们，压迫他们，而当他们试图反抗的时候，就像野兽一样扑过去镇压他们。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公开说，“如果土人有什么政治思想，马上就要打得他断了念头”。在阿尔及利亚，法帝国主义至今保持六十万军队，对当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这些侵略军，用杀人放火和奸淫掳掠的手段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从1954年战争开始以来，阿尔及利亚人被打死和失踪的达一百万，无家可归的一百五十万以上，被囚禁在集中营的一百万以上。法国侵略军甚至把屠杀和虐待俘虏当作他们的正式任务。在美国兵横行霸道的地方，人民所受的苦难就更加严重了。这种对殖民地掠夺的暴行表明，帝国主义对和平人类的敌视是一贯的。他们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依然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严重的任务。最近几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已经有了广泛的觉醒。他们到处都在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及其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了一切最赤裸裸的步骤进行干涉，但是殖民主义制度的命运是不可挽救的。这个罪恶的制度一定要灭亡。这是帝国主义政策本身必然要达到的结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千百万人民再也不可能把它容忍下去了。
不久以前，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士的时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和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深刻地总结了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长时期反帝斗争的经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反映了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望。
列宁在1900年《火星报》第一期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义和团的著名的评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要求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所表达的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态度是和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也是和全世界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是争取人类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条件的不断增长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发展，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高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深刻，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日益孤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将会以强大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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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援农业是高等工业院校份内的重要任务
中共北京矿业学院委员会副书记 陈一凡 王荣祥 魏明
北京矿业学院遵循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于今年4月组织了一千余师生员工，分赴昌平县和延庆县，大力支援农业。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在新的形势下，根据公社的需要和学校的条件，支援农业的工作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帮助公社兴办工业，兴建和改建工厂，解决农具的修理和制造问题。
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工具改革是很重要的一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民对农具改良和机械操作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师生到公社后帮助公社兴办工厂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以昌平南口公社的马坊农具厂为例，这个厂是今年2月中旬才成立起来的。厂里只有一个烘炉、一台电锯、二台车床、一台鼓风机。全厂只有一名车工，其他多是新调来的农民。师生到厂后，在厂党支部的领导下，与工人协作，以穷干、苦干、巧干的精神，立即投入了建厂工作。经过务虚，大家认识到要建好这个厂，必须首先兴建铸工车间，浇铸出铸件自己装备自己。在一没有设备，二没有技术条件的情况下，要兴建一个铸工车间是有许多困难的。这时，工人和同学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没有化铁炉，就用洋铁桶砌上耐火材料代替；没有耐火材料，就以破缸瓦碾细制成耐火材料；没有焦炭，就自己炼焦。终于白手起家建立起铸工车间。一个月里即浇铸出了较大的设备十二件，为装备工厂生产了二百多件产品，培养了十二名工人，大大加快了这个厂的建设速度。现在这个厂已经初具规模，一般能担当起修配和制造小型农具的任务。
帮助公社兴办工业还必须解决公社工业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和动力资源。这是帮助公社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长远之计，也是当地党委和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说：“延庆县，长城边，水连水来山靠山，农林牧副官厅水，只有‘乌金’不见天。”由此可以看出延庆县人民多么希望找到煤。
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即派出了一支由地质、采煤两系二十多名师生组成的地质勘探队，深入延庆山区，一面寻找煤的露头，一面访问社员，几乎跑遍了延庆全县，终于在社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煤田。
在延庆县渔场我们还帮助修复了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这座发电站是1958年兴建起来的，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一直没有能正常运转。经过机电系师生和当地技术人员共同检修，这座电站已于“五一”正式发电。目前它主要是用来照明，只是一部分用作动力。
二、参加小型农业机械修造、农具改革和公社食堂炊具改革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
师生投入当地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首先是围绕小型农业机械制造，以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在这方面，师生和社员一起制造了玉米点种机、平地机、打夯机、联合播种机等土机械。其中联合播种机和联合撒粪机使原来手工操作的六道工序改为半机械化操作两道工序。平地机使水田的耙平工作由原来干耙两次、水耙一次的三道工序改为一道，提高了工效，减轻了体力劳动。此外围绕食堂炊具改革制造的脚踏鼓风机、窝窝头器、切菜机等，都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学生们在厂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社办工厂工人共同研究，制造了一些土车床、土刨床和插床等，不但减轻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同学们与社员共同制成的螺母套丝机代替了原来用手工套螺母的操作，使螺母套丝的生产，由原来每小时四十个提高到二百多个，把土碾子改装成为电动碾子，原来需要五个劳动力整天推碾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管理，还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在支援农村的工作中，只要条件许可，就应该把一些最新技术传授给农村，应用于农副业生产。我们在延庆县国营渔场帮助农民试验采用新的捕鱼方法，并在渔船之间建立无线电话的联系，用报话机指挥渔船等等。某些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在农村中得到传播和应用。
锅驼机的综合利用也在农村中得到推广。经过试验和实践，锅驼机不但可以带动磨面机和水泵，还可以用来蒸馒头、煮粥、洗菜、洗碗以及煮猪饲料、处理种子、洗衣等，使它发挥了更大的效用。
在帮助公社举办工厂和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从公社的实际条件出发，贯彻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才能有效地加速农业技术改造。师生们过去大都到厂矿参加生产劳动，接触的大设备、洋设备较多，因而到公社后，坚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原则就更为重要。在昌平城关公社马池口农具制造厂，一个学生要制造一架筛沙机。起初他想搞精密齿轮传动的“洋”机械，由于缺乏必要的设备，搞了七、八天毫无进展。后来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和社员一起，从实际出发，用土洋结合的办法，从废料堆中找出齿轮、铁轴等，只一天工夫就安装了一架手摇筛沙机，既解决了问题，又受到社员的欢迎。事实证明，贯彻土洋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原则，发扬穷干、苦干、巧干的精神，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社办工业的正确道路。
三、帮助社员掌握与提高技术，为公社培训技术力量，使技术在公社扎根，是我们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派师生和学校工厂的工人到公社把技术送上门，帮助社办工厂的工人迅速掌握操作技术，帮助他们熟悉机床的性能，教给他们实际操作技术、一般的工艺过程和机械的维修知识，并且讲解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如制图、铸、车、钳等工种的工艺理论等。目前，已为社办工厂培训了能独立操作的各种工种的工人六十六名，为昌平培养徒工八十八名。有些工人现在已经能够根据投影图纸加工零件。
师生根据劳动中的体会和实际经验的总结，结合农民的需要编写出了《锅驼机的维护与修理》、《制图》《铸工工艺》等五种通俗讲义。由于这些讲义较能切合实际又容易领会，所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都能读懂，并能独立解决某些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还帮助农业中学开展科学技术活动，利用业余时间，教给他们技术知识，帮助他们学会操作机器。农业中学的学生是未来农村中一支很重要的技术力量。在学习期间，注意培养他们的工业生产技术，对于农村社办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培训技术工人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公社选派青年社员到学校的附属工厂进行较长期的培训，这是为社办工业培养技术力量的一种长远之计。这批技术力量经过一定时期的培养回到公社后，又可以进一步传播技术，农村技术队伍就可以不断扩大。目前，延庆国营渔场党委和昌平县的几个工厂都选派了青年徒工到我院矿山机械厂学习技术。
学校附属工厂有较完善的设备，较多的技工，负有帮助公社培养技术力量的重任。必须发动工厂的工人，使他们明确支援农业的重大意义，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对加强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有很大好处。
四、参加公社田间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学生们在春播期间参加了播种、施肥、平整土地等劳动，帮助公社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问题。
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对同学们教育和鼓舞很大，由于社员热爱公社、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的感染，同学们干劲十足，出现了你追我赶的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场面。
同学们还拜农民为师，向农民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在社员指导下，每个人都初步掌握了犁地、平整土地、播种、选种等生产技术。
五、帮助公社开展体育、卫生、文化、扫盲活动，促进了农村文化革命的开展，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学生下到公社后既是一支技术大军、劳动大军，又是一支文化大军。在昌平马池口农具厂劳动的学生向工厂、公社普遍推广了广播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也做起了广播操。文工团也跑遍各村，就地演出。同学们还帮助公社开展扫盲、宣传等工作，给农民讲毛主席著作，讲共产主义前途，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通过支援农业，在县、社党委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使我们在农村建立了新的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基地，师生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政治思想、生产劳动、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获得了全面丰收。
在支援农业中，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也得到了丰收。测量专业的学生往年只是照例重复现成的测量，这次为延庆渔场全面测量了地形图，既有助渔场制订长远发展规划，又完成了自己的教学实习，而且比往年那种教学实习更有现实意义。机58名学生尚未学过专业课，但在实习的锻炼中，已能设计、加工制造机器，大大提高了学习质量。机电系教师帮助渔场搞的捕鱼新技术和报话机指挥渔船，提高了同学们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实践证明，工科院校支援农业，完全有条件做到结合并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通过这一时期支援农业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高等工科院校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对知识分子工农化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有些人用陈旧的观点看待今天的城乡关系，只要求农村支援城市，支援学校，而城市支援农村，学校支援农村就说成是“可有可无”。今天的城乡关系，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学校支援农村是十分必要、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学校支援农村，也为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途径。有些人认为工科院校学生到厂矿劳动可以思想、技术双丰收，到农村劳动则是“思想丰收了，业务荒疏了”。因而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他们把业务死板地、片面地看成是专业知识，没有看到学生到农村学习了农业技术，参加社办工厂的劳动，提高了独立工作能力，这不也是业务上的丰收吗？他们不懂得这对于培养学生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些人把业务和政治对立起来，把“红”和“专”对立起来，只算业务账，不算政治账，只算“专”的账，不算“红”的账，归根到底是一种重业务、轻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对待支援农业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同时，还必须看到，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还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大大地促进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失，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因此，支援农业是一个长期任务，必须批判一切有害的错误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把这一工作长期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