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革命文物

毛主席的题字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八个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大生产运动题的字。这两幅题字,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1942年与整风运动的同时,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号召。
根据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解放区所有部队、党政机关和学校人员,都自己动起手来,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热潮。当时王震将军所领导的三五九旅在陕北南泥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由于自己动手,全军展开大生产运动,部队衣食等由部分自给达到了全部自给,战士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实现了毛主席题字中所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革命的军队和干部学会了自力更生的本领,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上下之间的团结。大生产的深远意义还不只此,正如毛主席所说: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在战争的年代里,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今天,我们依靠自己的两只手和物质技术基础,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也一定可以高速度地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的亲笔题字,不仅仅是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而且仍然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一个“座右铭”。 (世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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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第一条毛毯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解放区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掀起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他们除了进行农业生产以外,当时不分男女,都学着使用纺车纺线,技术高的同志每天在工余时间可纺几两棉花,并且夜里不点灯都可以操车纺线。没有纺车的同志用一根竹筷下边扎一个木托来捻线、捻羊毛,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织出了羊毛袜子和羊毛手套,织出了粗布和毛巾。做到了像毛主席所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时不只是一般干部参加纺线,就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也动手纺线。周恩来同志和任弼时同志就用王震将军送的纺车学纺线,并且纺的线还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农工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八路军后勤部门为了大搞纺织业,他们制造了一台土机器,并用土羊毛织出了十分美观实用的毛毯。八路军毛织厂生产的第一条毛毯,现在就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内。
(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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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的传家宝
丛民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军大生产运动的题字。这八个字代表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实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传家宝。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头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伟大领袖是用肯定了的语气提出这个反问的。他接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把荒地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王国藩合作社,以其“从山上取来”的革命精神,踏实苦干,终于使自己的“穷棒子社”改变了穷困面貌;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无数事例,像白手起家办工厂,弄堂小厂出尖端,七天革个命实现全部机械化,淮北赶江南,一根竹筒兴水利等等,不都证明了毛主席论述的完全正确吗?
在阶级社会里,我们无产阶级原是世界上最穷的阶级,除了劳动的双手,一无所有,但正如《国际歌》里唱的:“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穷,并不是坏事,人穷志不穷,越穷越要革命,反而使我们对革命的态度最坚决、最彻底。党经常告诉我们,要永远保持和发扬革命的传家宝。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敌人封锁了我们的根据地,使我们缺吃少穿,我们就开展大生产运动,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自力更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更需要不忘当年,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革命传统。在丰衣足食的时候,不忘记节衣缩食,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特别要时刻记住毛主席当年的指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就得切切实实、脚踏实地去干。
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度,怀着实现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远大理想,藐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以豪迈的步伐,永远向前;革命的无产阶级,又具有历史上其他阶级从来没有过的最科学最彻底的实干精神,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向着明天前进。美好的明天,只有以切实的战斗、辛勤的劳动才能实现。万丈高楼的建设,要的是一砖一木的堆砌,百花园的建成,要的是一花一树的培植。革命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实干精神相结合,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特色。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的我们的党,从来是充分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的,从来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六亿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决定因素。六万万“穷棒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只要我们坚持革命的传家宝,发愤图强,埋头苦干,还有什么人间的困难不能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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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官田兵工厂
吴汉杰
我每次参观工厂,就禁不住想起我们的红军官田兵工厂。
在红军初建的那些艰苦日子里,哪有兵工厂呢?我们的武器都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每打一次仗,缴获的武器总是拿都拿不了。这时候,只好把枪机卸下来,装在衣兜里,多了就串起来背上,枪杆叫俘虏或老乡扛下来。枪枝这样一分家,拿回来可就麻烦了,不是配搭不上,便是机柄零件残缺不全,不修理是不能用的。1931年以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红军队伍也不断地发展,需要的武器就更多了。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枪,却没有送给我们一座修械厂。于是,我们只好自己动手了。
这年9月,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最后一仗歼灭了韩德勤部,缴获了大批枪枝。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我去兴国的白石收集枪枝,并筹备建立修械厂。我是个外行,有点发愁,但是闹革命嘛,再难的事也得干。
我领着六、七个工人,带着几把锉刀、钳子,修械厂就算办起来了。不到二十天,收集了五、六千枝破旧步枪,还修好了一部分。接着,军委命令我们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和三军团的修械所合并;这就是10月里在兴国县莲塘区官田成立的中央军委兵工厂。
三个厂一合并,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二百五十来人。工具也多了二十多倍;二百多把锉刀,一百多把老虎钳子,四座打铁炉。可是这些家什用起来很不得手。尤其困难的是没有技术。我们的工人不久前还大都是农民,也有木匠、铁匠,还有的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军需,多数人没有修过枪,甚至不少人还没有摸过枪哩,现在要他们修理各种枪枝,简直困难极了。
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这么多,但谁也没有说干不了。当时,我天天跟工人弟兄在一起,谈起技术的困难,他们总是笑迷迷地说:
“好好学呗!”有的还打趣说:“厂长呀,依我看哪,除了生孩子,咱们啥都能学会。”
由于大家都有掌握技术的要求,一个学技术的热潮在全厂掀起来了。我跟大家一起商量,把力量配搭开来,让懂技术的人教不会的人。大家都抱定决心,好好教,好好学,并提出口号:“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弟兄少流血!”这时正是十冬腊月,寒风呼呼地吹,但大家好像忘掉了寒冷,白天,丢下饭碗,就跑去干活;夜里没有灯,就摸着黑研究技术;躺上床了,还讨论着怎样找窍门。
不久,大家终于掌握了初步的技术。修好的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上了前线,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麻烦的事也跟着找上门来了。修理过的枪,有好多不能用,一打,不是抓子钩坏了,就是撞针断了。大家看着退回来的废品,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枪修不好,影响了红军的战斗,这是我们工人的耻辱。这天,饭菜端上好久,很多工人没来吃。我跑到工作室一看,都在叮叮当当地修理退回来的破枪哩!他们见了我都吵吵嚷嚷:“厂长,不把坏枪修好,吃饭都不香!”我好容易才劝他们吃饭去了。
饭后,我跟大家仔细检查了退回来的武器,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原来是火候没有掌握好。以后,我就叫有经验的工人,做样子给大家看,还把制成的零件烧红后,在一种药水里浸一下,然后使用。这样制成的机头零件就管用了。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我们还制定了产品检查制度。从此,大家不但摸到了窍门,而且还从初步的成绩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工作的劲头更大,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强了。
修好的枪,又送到了前线,经过实用证明,全部合用了。随着前线的胜利消息传来,我们想到在这些胜利的战斗中,有不少战士使用着我们修理的枪械在打击敌人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1931年12月,红军消灭了寻邬和会昌两县几个土豪劣绅盘据的白点,征集了三十多名修枪工人。1932年4月,红军攻克了福建的漳州,又缴获了敌人张贞部的修械厂,动员了二十多名工人来厂,还带来了两个车床、一个三十马力的发电机、一个鼓风机、一批汽油和原材料等。我们很快把机器安装好。机器轰?轰?地开动了,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来看热闹的老乡们也欢天喜地地嚷着“红军兵工厂有机器了”。接着,党又从沈阳兵工厂调来了地下党员韩日升、郝希英等三个同志,他们都是熟练的技工。这时,工厂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组织机构也调整了,成立了机器组、修配组、打铁组、木工组、皮革组。从此,我们不但能修理步枪,就是修理机枪、迫击炮、驳壳枪也不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自己造步枪了。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部队积极巩固和扩展苏区,战斗频繁,不仅需要枪,而且也迫切地需要子弹。1932年1月,军委命令我们在兵工厂中建立一所造弹厂。
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当即进行筹备,招收工人。没有技术人员,就派人到闽西苏区造弹厂去学习造弹技术。他们不但教会了我们派去的四个人,还给了我们四个技术工人。缺乏原料,就派人四出收购。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自己造子弹了,纷纷把从战场上捡来的弹壳,送到造弹厂。不久,我们就收集了二十多万斤弹壳。另外,又在福建的大埔、江西的赣州、吉安近郊,设立了秘密采购站,购买做火药用的白药(洋硝)、硝酸、棉花和做子弹底火用的铜皮与雄精,并在苏区内收集破铜器、铜钱,作为弹头原料,自己打造弹工具,如铁钻、铁锤、锉刀等。
一切筹备好了。春暖花开的三月天,造弹厂开工了。
我们造出了第一批子弹,兴冲冲地跑进山林里试验,可是结果却使人大为扫兴:有一部分子弹弹头出了枪膛就横着身走,打不准又打不远,还损伤枪的来复线。
这下可把大家急得够受。我们拿着子弹仔细研究,找毛病,甚至连吃饭、走路也想着子弹的毛病。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弹头是铜铸成又经手工锉圆锉光的,锉工不熟练,弹头大小不一,还有不端正的,也没有严格检查,于是我们做了弹头模型,逐一检查,这样就大有进步,和闽西苏区造的子弹一样可用了。后来工人献计,弹头不用铜铸,改用铜币冲成圆壳,内灌铅锡,质量更提高了。前方同志们满意地说:“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哩!”
可是,困难又跟着来了:敌人对苏区的封锁越来越紧,我们买不到油,机器不能发动,但这两部机器是我们修枪炮大零件必需的,又是造弹厂制造手工工具的母机,不能让它停着。我们就造了个大木轮,利用水力来发动。造子弹的重要原料——硝酸买不到了,我们就设法用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成火药。经试验,子弹的效力没有减低,反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做底火的铜皮用光了,我们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就这样,我们翻造的子弹,仍旧一批一批及时地供应了前线。
这时兵工厂管两个厂,一个是修枪厂,一个是造弹厂。造弹厂也有二百多工人,都是苏区的青年男女。他们为了支援红军打胜仗,消灭敌人,做工的劲头大,学习造弹也认真,提出与修枪厂工人比赛。两厂的工人为了供应红军的枪炮弹药而忘我地劳动着,像前方战士们和敌人战斗一样。
5月的一天,我传达了上级要我们造手雷和地雷的命令。大家对这种新的“定货”很有兴趣。原料是生铁和土硝,中央苏区内很多,很快就收集了一大堆,马上开工铸弹壳、造火药,在弹壳内装上火药,还杂些碎铁片,安上发火机。几天功夫,第一批手雷和地雷出厂了。经检查组试验,一颗二十多斤重的地雷,可以把周围三丈远的树木炸断或炸伤。大家情绪更高。于是又招收大批原来会铸锅的工人,会造土火药的工人和木工等,并且扩大了厂房。从这以后,手雷(有木柄的和马尾的)和地雷就成为我们造弹厂的突击对象了。
我们红军官田兵工厂,在党的领导下,加上工人的革命热情,大家用脑用手克服困难,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设起来。我们一共配制了四万多支步枪、四十多万发子弹,修理了两千多挺机枪、百多门迫击炮、两门山炮,造了六万多枚手雷、五千多个地雷。这些武器弹药,装备了红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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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揭露生命秘密的“示踪者”
王永潮
自然界中的动物种类繁多,形形色色,要弄清楚它们的生活习性、繁殖、迁徙、分布的情况,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早已熟悉许多种季候鸟在凉秋到临的时候,便成群结队地飞往南方,到春光明媚的季节又飞回北国的故乡;许多种鱼只有在一定的季节才骤然成群地出现。人们不禁会想:这群不倦的“旅行者”到底到什么地方去躲避这严寒的冬天?经过什么途径?在浩大渺茫的海洋中,它们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呢?它们又是在哪里繁殖自己的后代?最初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后来生物学家巧妙地利用了“示踪”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就是在鸟腿上套上一个金属环,或在鱼体上做上标记,再把它们放回自然环境中去,将来在不同的地方捕获这种动物时,我们便会从千百只伙伴当中识别它们,于是它们便充当了“示踪者”。从少数这种动物的行为,可以确定它们整个家族的动向。例如确定了海鳗是从欧洲和美洲的江河游向萨拉索瓦海,在那里产卵死亡,几年之后小海鳗长大了,它们又重复它祖先的道路,向西欧和美洲的江河游去。
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古老的标记方法显然已经十分落后了。就像“新陈代谢”是生物的最大秘密,人吃了食物之后,变成机体中的什么成分?这些成分又是怎样地分解、转化?如果能够把食物成分中的原子或分子也做上一个标记,那么无论它们将来转变成什么,我们都能识别出来。但是原子是很小的粒子,在显微镜下都看不见,旧的标记方法显然无能为力。一直到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了人工方法制造放射性同位素之后,人类的幻想终于变成了事实。
所谓同位素就是原子序数相同、而其质量数不同的原子。例如磷的原子序数是15,由于质量数不同而有磷—30、磷—31和磷—32等几种。其中磷—32便是放射性同位素,它和其他磷原子没有可区别的化学性质,唯一的标记便是能发放射线。这种射线,人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可以利用特殊的探测仪器,寻找它的踪迹,测量它的数目。
利用“示踪原子”的方法将组成脂肪的脂肪酸上的碳原子标记为放射性碳,动物吃下去之后,发现在体内的葡萄糖上也有了放射性,说明脂肪在体内可以转化为糖。同样的方法阐明了体内的醣、脂肪、蛋白可以互相转化。
在医疗上“示踪原子”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医生利用脑瘤有强烈吸收二碘萤光红染料的特点,将含有放射性碘的二碘萤光红注射到病人体内,借助探测器即可找到脑瘤的位置,便于准确地开颅动手术。
示踪原子的应用纠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蛋壳的组成中有钙,过去人们认为钙由食物进入血液,又由血液进入蛋壳;利用放射性钙的研究表明,食物中的钙全部进入骨胳而不是进入血液,构成卵壳的钙是来源于骨胳。又如过去认为植物只有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养料。后来有人试验,棉花在生长晚期时根的吸收机能减弱,但这时将放射性磷—32涂在叶上,不久在植株的其他部分,就可以测到强烈的放射性,说明叶子有吸收养料的机能。因此人们开始在棉花生长晚期,使用根外追肥的方法,获得丰产。昆虫学家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了苍蝇、蚊子,就可以研究它们的分布范围、转移速度,由此也就能确定防治的区域范围,以防止传染病的蔓延。研究森林、果树害虫的越冬场所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把它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之后,冬天携带探测仪器到田野里去探测,无论它们巧妙地隐藏在哪里,它体内所发放出的射线会无情地指出它隐蔽的地方。
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者”在生物学中的应用已经日益广泛,在许多方面起着巨大的革命作用,成为生物学家揭露生命秘密的一个最犀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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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载而归
 朱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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