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
中共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是当前
最迫切的中心任务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对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持续跃进，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解放前，农业的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很低。目前，农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与全民所有制比较接近的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率比解放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个农业的技术水平，却还是相当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收成好，就能够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这说明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长远的正确的指导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地全面跃进，目前，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向前继续跃进的关键问题。因为，农业所能提供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等等，都已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及其他事业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尽快地解决它，就是目前全党全民最迫切的中心任务。
各行各业要自觉地、全面地、经常地为农业服务
保证实现加速发展农业的艰巨任务，首先需要所有部门、各行各业，坚定地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的思想，使支援农业成为全面的自觉的行动。对于这一点，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张家口地区支援农业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已有了足够的认识。有些人把以农业为基础同工业化对立起来，认为这样会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而不积极地主动地为农业服务，或者把它看作是额外负担，是别的部门的事情。
应当看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联系，并且永远是不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认识和掌握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抓住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主要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促进相对的平衡。重工业由于它生产生产资料，由于它本身的先进性，所以就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经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优先地位。但是，当农业还相对落后的时候，我们主动地把发展农业作为当前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也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特别是我们张家口地区，地广人稀，无霜期较短，历史上农业水平比较落后；现在，机耕面积只占宜耕地的2％，水浇地只占耕地面积的30％左右，粮食平均亩产量离农业发展纲要还差得很多。同时，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农村劳动力输出较多，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高达四十一亩。不难设想，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其结果不仅要影响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整个国民经济也不能正常地发展下去。现在，我们突出地抓农业，正是为了促使这一薄弱环节尽快地赶上去。这对于保证国民经济更加高速度而按比例地继续发展，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既然如此，那么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就完全不是什么额外负担，而是自己分内的任务；也不单单是某条战线、某些部门所固有的任务，而是一切战线、一切部门的共同职责。如果说，在过去我们还没有具备城市全面支援农村、工业大力武装农业的主观条件和客观基础，那么，现在随着工业生产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壮大，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与巩固，时候已经到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要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的目标出发，不分行业，不分大小，各尽所能，争先恐后，积极自觉地、千方百计地为农业服务，迅速把全面支援农业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紧密围绕着农业的发展去安排和开展各项工作
以农业为基础，就是把发展农业提到我们工作的首要地位。这就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领导重心切实放在农业上，以主要的精力来抓农业；要求一切部门明确树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观点，使各项工作都紧密围绕着农业生产去进行。目前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跃进和同时并举误解为各项工作的齐头并进。他们常常从一个部门或一条战线出发，要求把自己的工作列为中心，排在前面，而且都要求动员全党全民，全力以赴。还有些部门，他们主观上也是从有利于农业出发，但行动起来却往往同农业生产相矛盾。如有的部门要在农忙季节突击扫盲，有的部门在农忙期间发动大批民工修路……虽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配合农业生产，但是实际作的结果，却扯了农业的腿。这种齐头并进的现象，反映了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在实际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没有了解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于推动全盘的重要意义，也反映了在我们的指导工作上还存在着主次不明和脱离实际的毛病。应当看到：以农业为基础，并不排除各项事业的全面跃进，相反，正是为了保障各项事业更大更全面地跃进。各项事业只有在保证农业这个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的前提下，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跃进。否则，就势必要分散力量，挤了中心，致使各项工作也都难以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反对与克服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在组织领导上，首先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集体领导。除了第一书记重点抓农业以外，其他书记，也必须首先围绕农业这个中心，来抓自己主管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分兵把口的倾向，发挥党委的统帅作用。
其次，在工作布局上，也要根据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第一位，而使其他各部门的工作，都在服从并服务于农业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适当的发展。在农业战线内部，也应当坚决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和林、牧、副、渔的关系，正确安排当前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因为，粮食是我们生存之本，又是农业的基础，只有粮食不断地增长，才能保证农村中各项生产乃至全国各项事业的更好发展。目前有些社、队还存在着重收入轻粮食的现象，就是没有了解粮食的这种重要性。我们必须把抓好粮食当作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生产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反对与克服那种只注重收入而忽视粮食的错误观点。必须在确保粮食和主要工业原料优先增长的原则下，适当地全面发展多种经营。这里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必须服从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保证当前粮食生产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前提下，分期、分批地进行安排。对于一切非生产性的建设，都要严加控制。就是生产性的建设，也要量力而为，不能万事俱兴，分散力量，妨碍当前生产。在各种农田水利建设方面，还应尽先考虑到当年的农业收益，务求在确保当年丰收的基础上持续跃进。
保持农业和田间生产的足够的劳动力
人是生产中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分布是国民经济安排比例的具体体现。目前农业生产还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便无法保证持续跃进。因此，正确解决劳动力的分配问题，不但是我们考虑问题、进行计划工作的基本依据之一，而且是实现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方针的一个根本问题和主要保证，也是这一方针贯彻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现在，劳动力的紧张，反映着农业同工业、商业、文教等其他事业共同发展的矛盾，也反映着农业生产内部粮食同其他生产同时并举的矛盾，以及当前生产同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集中用兵，而不能分散用兵；即首先保证田间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而后安排其他方面劳动力的比例。张家口地区，地多人少，重工业的比重又较大。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保证钢铁生产需要的同时，保证农业生产常年有足够的劳动力，并使之在两、三年内基本上稳定下来。其余各方面所需要的劳力，一般都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和互相调剂来解决，不再从农村招收人员。当前坚持这个方针是必需的，也是积极的。现在，许多厂矿企业中还有劳动潜力可挖，城市人民公社也还有大批人力可以投入生产。因而，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必然能够大大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应当把最多的劳动力，集中于田间生产，以便保证粮食和主要工业原料的生产，实现以粮为纲的方针，从而保证农业这个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在确保了农业常年的基本生产队伍的原则下，再按比例地去配备林、牧、副、渔等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保证当前生产的条件下，确定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比例。要精简各种非生产性的人员，整顿社办工业和服务行业。生活福利方面，也要力求少用人，少用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社、队的工业生产、副业生产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的以外，都要贯彻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的原则，就是炊事、饲养人员，也要力争“一专多能”。这样，就能保证使农业生产掌握有一大批后勤队伍，适应着农时的忙闲，灵活调配，来回突击。怀安县柴沟堡公社沙家屯生产队，通过暂停一些副业生产，精简炊事、饲养人员，实行半工半读，以女替男，饲养人员捎带田间管理，整顿托儿所挖掘妇女劳动力等六个办法，就使田间生产的劳动力由52％增加到74％；不仅大大加强了田间管理工作，而且食堂、畜牧、加工工业等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实践证明，只要千方百计地去合理安排，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还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不应理解为搞农业的人越多越好。恰恰相反，我们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尽快改变那种大多数人陷于粮食、蔬菜、肉类生产的落后状况。我们既要首先保证当前农业劳动力的适当稳定，又要积极地用好现有的劳动力，并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工业发展需要劳力时，尽可能输出农村劳动力。现在我区农村中窝工浪费的现象还是有的。因而当前除从各方面给农业挤劳动力以外，还必须同时从农业内部挖掘劳动潜力。张北县对口淖公社什巴台生产小队，是个地多人少的队，每个整半劳动力平均负担三十八亩耕地。但由于干部能够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安排农活都和群众商量，并且坚决地执行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按时预分等各项政策，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和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管理制度，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了田间管理和牲畜饲养双先进。现在，平均每人三头半猪、一只多羊和将近半个大牲畜，庄稼也长得很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同时，还要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大搞工具改革，认真地推广那些已经试验成功的先进技术和工具，以便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力量
公社和生产队，是领导农业生产的第一线，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作战单位。公社化后，随着集体所有制的扩大和生产、生活集体化程度的提高，社、队两级的任务重了，工作更加复杂了。他们当着相当过去一个区、一个乡那么大的家，管理着上千户、上万户的生产和生活，担负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责任，要经常处理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新问题。但是就张家口地区的情况来说，这两级的领导力量，还少于和弱于原来的一个区、一个乡（同区、乡并存时比较）。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领导，我们已经普遍推行了“二五制”的领导方法，使基层领导工作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们还必须下最大决心，尽量精简上层机构，把更多的干部和领导骨干放到基层去，迅速把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力量加强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党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民经济全面的持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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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历史学界讨论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学术月刊》去年第九期发表了杨宽的《论《太平经》》一文，作者认为《太平经》是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这个意见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陈守实在《学术月刊》今年第二期发表了《论曹魏屯田》一文，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的科学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宗教与农民起义关系》的报告，提出了与杨宽不同的见解。今年3、4月，上海史学界就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进行了两次讨论。在讨论中，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会后，杨宽在《学术月刊》今年第七期上又发表了《论中国农民战争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论点。现将讨论以来各方面的意见作一综述。
一、如何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
马克思、列宁都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在研究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时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陈守实认为，宗教与农民战争是背道而驰的。宗教主张人们对于现实的痛苦采取祈祷，将自己的痛苦放到“彼岸”去解决。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不仅是指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宗教，而且是指自发的和不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宗教。陈守实还认为，宗教是人类思想上的幼稚病。他说，马克思还说过，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弄清楚了，那就不会有宗教的问题了。赵人龙基本上同意陈守实的意见。他认为，宗教的发生是对现实不满的表现，而改变现实有两种方法，就是宗教和农民战争。宗教和农民战争出发点是一个。然而两者的道路却是相反的。他说，宗教是远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物质生活，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扮演了一个“鸦片烟”的角色。
杨宽、程博洪、魏建猷等不同意上面这种理解。杨宽在他的文章（《论中国农民战争中革命思想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下同）中说，中国农民“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在“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上穿上宗教的外衣”，是宗教教派中的“异端”。他说，中国封建统治者以神权作为他们奴役人民的理论根据，而农民要起来革命，就必须首先要把神权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信奉的神说成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把自己的革命思想说成是神的意志，把自己的革命胜利的信念说成是神所决定的，把自己的行动说成是“替天行道”。他说，农民战争所利用的这种宗教是与当时作为麻醉和奴役人民的宗教根本不同的。
程博洪认为，宗教在一个时期内除了鸦片烟的作用以外，还可以是些别的东西。在研究历史时，不应该只看到宗教的共性，而忽视了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魏建猷也说，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的论断，是就一般宗教来说的，而拜上帝会就不能认为是“人民的鸦片烟”，因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组织，在太平天国革命中一直起着积极作用。
二、农民革命思想与宗教教义的关系怎样？
因为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农民革命思想与宗教教义的关系上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守实、赵人龙认为，农民革命思想应从阶级斗争中去找，与宗教教义无关。
陈守实说，农民战争与宗教教义是无关的，如朱元璋虽然出身于以摩尼教、明教所发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但是他所建立的朱明王朝，在政治设施上与摩尼教的教义可以说一无关系。宗教是上层建筑，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应从社会基础开始，而不应从宗教开始。他并且认为，从宗教教义中找不出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例如大乘教、弥勒教、白莲教起义等。如果认为农民起义是以教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那在实际上就降低了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教义与农民革命思想发生关系只是一层外表。赵人龙认为，反映阶级斗争实质是阶级关系，与宗教教义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是阶级斗争支配教义，而不是教义支配阶级斗争。否则，宗教就成了超阶级的东西了。
与此相反，杨宽、程博洪、魏建猷等认为，某些宗教教义反映了农民革命要求，提供了农民革命思想体系的外衣，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思想。
杨宽在他的文章中说，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而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主义。杨宽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农民革命思想与宗教相联结而发展起来的。他们宣传的主要“教义”，实质上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思想。他们的政治斗争口号，他们的“平等”、“平均”等朴素的社会政治思想，也往往凭借宗教的语言来加以发挥。他并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所利用的宗教，如“太平道”、“天师道”、“明教”等，虽然教派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要宣传的是以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教义”，提供了带有宗教外衣的革命口号，进行着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的活动，推行着符合于贫苦农民要求的若干革命措施。他还指出，中国农民战争在革命理论上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采取宗教的组织形式，首先就是由于他们把推翻封建政权与推翻封建神权的斗争结合起来的缘故。
程博洪说，中世纪出现了神学的“异端”，被统治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教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讲“替天行道”，实际上是行人道。宗教与政治思想联结在一起，提供了思想体系的外衣。而宗教教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必然起着组织与宣传鼓动作用。魏建猷也说，近代三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都是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太平天国最为典型，它是由拜上帝会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宗教组织领导的。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就是依据拜上帝会教义的，拜上帝教与政治、军事三者联结为一体。他说，太平军到达任何地方，就都是根据教义来“讲道理”，进行革命宣传的。
三、宗教对农民战争起什么作用？
陈守实、赵人龙认为，宗教对于农民战争在开始时起组织的作用，但是在农民起义爆发后就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了。
陈守实说，宗教对于农民战争是起了些组织作用的，但是宗教把农民聚集起来后，它的作用就消解了。他不同意张鲁的建立政权是宗教起作用的说法，认为以宗教进行农民战争是不能持久的。赵人龙也说，农民起义一旦爆发，宗教就起消极作用了。他反对宗教教义是政治口号的说法，认为教义是不能作为政治口号的，因为它会使革命斗争方向不明。因此，农民战争爆发后，宗教就被抛开，朱元璋、黄巾等都是如此。他并且说，农民战争受宗教教义束缚愈大，斗争性就愈弱；束缚愈小，斗争性就愈强。
但是，杨宽、程博洪、魏建猷等认为，宗教对农民战争不仅在开始时起了组织作用，而且在组织宣传鼓动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贯串农民战争的始终的。
杨宽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利用宗教是农民革命的一种组织形式。农民把革命思想与宗教中的某些教义相联结而加以发挥，作为他们鼓动和组织革命的手段。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口号和预言，鼓舞了农民革命的热情，加强了广大农民革命的信心和勇气。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革命思想，对革命的实践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还往往决定着他们革命的组织形式，影响着他们的革命措施。他还指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多次利用宗教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杰出的创造。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是农民唯一熟悉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宗教组织的联系，才可以使各个孤立的农村和分散的农民联结起来。
程博洪认为，农民运动一与宗教相结合，教义就必须适应这个变化，而已经变化了的教义反转过来影响群众，对革命斗争起了推进的作用，并且这些作用是从头至尾的。魏建猷在《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一文中，论述了宗教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说，拜上帝会的成立是为了掩护农民革命，它的教义中也存在着许多革命理论。因此，它对农民起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在起义前，而且在起义后仍然起着动员组织作用，至少在太平天国时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