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头戴斗笠田间共劳动 队有财富不乱花分文
杨再华勤操社会主义大家业
在他的影响下,长坡生产队人人讲勤俭户户有储蓄
本报讯 贵州省印江县城关公社长坡生产队党支部书记杨再华,吃穿与社员同甘共苦,持家用钱不乱花分文,队有财富不沾一针一线。因而连年被评为印江县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年过半百的贫农杨再华,从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当农会主席起,十年来一直是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终年锄头不离身,出门见活带头干。社员们说:“我们的杨支书呀,有活抢着干,享受让社员;成天田中转,一心抓生产。”他在劳动生产上,总是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去年,他做了二百八十个劳动日;今年上半年做了一百二十五个劳动日,在“双抢”的紧张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从没下过战场。由于他一直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各小队的生产情况就特别熟悉,那里需要种,那块田该追肥,那块土的庄稼该收获,他心中记得一清二楚。
杨再华在解放前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的长工,一年苦到头而换来的是吃不到口、衣不遮身的悲惨生活。这一段沉痛的经历,他一直牢牢记在心里,每当一对比眼前的美好生活,他总是给大家摆他过去所过的牛马生活,教育干部和社员爱惜社会主义的钱米,发展社会主义的家业。在杨再华同志模范行为的带动下,全队在用钱上做到了精打细算,把队里的资金尽量用到生产最急需的地方去。他对队里的财务收支特别关心,手续也格外严格,一元以上至三元的开支,他都要亲自批审,三元以上的开支还得召开队委会研究决定;每个月还要亲自和会计清理公布一次收支账目,张榜征求社员意见。国家在去年支援这个队的三千五百元资金,他们全部买了化学肥料(硫酸铵),施在小麦油菜田里,今年夏收作物总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今年夏季分配留下的公共积累,也及时买了硫酸铵六千斤追施水稻。但是对非生产性的开支,他都是卡的紧紧的,不乱花分文。有一次队里发工资,会计吴明初准备把每家应得的钱分装在信封里发给大家,杨再华知道后便立即制止了。并说:“一个信封一分五厘,全队要二百个信封,就得花三块钱”。
杨再华一心为集体,公私分明,队有财富不沾分文。社员们说:“杨支书来当家,我们的钱米比放到自己腰包里还牢靠,硬是一百二十个的放心!”不但是在经济问题上,就是在日常生活和活路安排上,杨再华也是大公无私。他总是先把自己家中的四个劳力安排做最重、最累的活路。队里的干部和群众见杨再华同志年老,又日夜为大家操劳,食堂加餐时都尽量给他多盛些菜,但杨再华同志坚决谢绝。今年2月,杨再华因得慢性肠炎住院半月,出院第二天,县里又通知他上贵阳开会,跟他一块工作多年的团支书廖国正,见他病刚好又要坐车,就拿钱在食堂里买了几个鸡蛋,放到他的布口袋里。杨再华同志上车时发觉布口袋里有鸡蛋,坚持不肯带走。廖国正只好把鸡蛋拿回去分给年老生病的社员。
在杨再华同志的影响下,长坡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社员,勤俭成风,个个爱惜社会主义的家业,家家不欠贷款,户户有储蓄。干部和社员都是上工带肥下田,收工给食堂带柴带菜,时时为集体着想,个个为集体出力,生产高潮一个接着一个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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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要闻快报

要闻快报
浙江三万多干部到基层领导夏收夏种
浙江省各级干部三万六千多人深入基层,发扬“四同”作风,踏踏实实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夏收夏种。中共温州地委和平阳县委负责同志到万全公社水塔生产队以后,和社员一起割稻,一同商量,及时总结和推广了这个队“八成熟”收割早稻的经验,使全区收割进度大大加快,收割质量显著提高。
老赵庄公社实行劳、逸、学三结合制度
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人民公社实行“二、四、八、十”劳、逸、学三结合制度。
“二、四、八、十”劳、逸、学三结合制度,就是每天学习二小时,吃饭和休息四小时,睡眠八小时,农忙时劳动十小时。这种制度是这个公社根据党的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在去年下半年制订的。实行以来,效果很好。由于社员身体健康,在今年盛夏时期社员劳动出勤率仍然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沈阳展开支援农业的宣传运动
沈阳市深入展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宣传教育运动,动员全党全民为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而努力。
目前,这个宣传教育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在全市城乡每个角落里,到处都能听到人们谈论农业,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
通过这次宣传教育运动,使广大职工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普遍认识到支援农业的重要性,把支援农业变成了自觉的行动。中捷友谊厂职工,在人人为农业办一件或几件好事的口号下,几天时间全厂就回收各种废旧钢铁五百多吨,并用这批旧钢铁生产十台机床,支援农业技术改造。
西藏农村建立农忙托儿组织
西藏各地农民积极建立农忙托儿组,使妇女摆脱孩子的牵累,愉快地参加农业生产。
加查县各农业生产互助组,到七月底已组织起家庭和地头托儿组一百四十八个。江孜县解放一乡东方红互助组组织临时农忙托儿组后,使占劳力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妇女更加安心生产,干劲倍增,原来十个人一天锄地十克,现在可锄到十五克至二十克。
湖南省妇联组织妇女下乡传授技术
为了鼓励妇女学习先进技术和使用新式工具,充分发挥妇女在“双抢”战斗中的积极作用,湖南省妇联组织了一个妇女“三机”(割禾器、打稻机、插秧机)推广队,到全省早稻成熟较早的郴县地区进行现场表演。
推广队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广大妇女学习、推广新工具的热潮。宜章城南公社沙溪大队妇女主任文有芬看了表演后,当晚就赶回大队向“三手”(插秧机手、割禾器手、打稻机手)训练班学员传授技术。
重庆少年儿童大搞科学技术研究活动
重庆少年儿童热火朝天地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来,全市各中小学校的儿童们已先后成立了各种科学技术研究组织三百多个,参加小组活动的儿童近二十万人。
儿童们参加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后,运用知识的能力普遍加强。他们不但建立了少年气象站,每天都向公社的管理区和生产队预报天气,作为指导农事活动的参考,还用自己的知识制造出了“化学晴雨器”、“弦线晴雨器”等土法预测仪,掌握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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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西医合作积极医治慢性病
上海高血压研究所初步找到控制高血压途径
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展综合治疗活动获得成效
本报讯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治疗高血压病,为控制高血压初步找到了途径,同时,在高血压病发病理论和分类方法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要的线索。
这种综合疗法,就是以中西药物降压、以复方中药、气功纠正机体不平衡,以气功、太极拳等巩固疗效。这套综合疗法不但近期疗效显著,远期疗效也很高。高血压研究所在去年曾总结了一百例顽固病例的疗效,总的有效率为93%,其中有七十五例是曾用各种单纯疗法无效的,有的曾发生过偏瘫。
研究所贯彻多快好省、便利病人的精神,对综合疗法的应用不断有新的发展。他们在五十二个大小工厂对门诊病人推行综合疗法时,从九百二十三例的统计中,其中除10%的顽固病例用药物帮助降压外,其余病例都没有用药,只采用了气功疗法,疗效也很好,而且许多病人的疗效也能够长期巩固。某棉纺纱厂工人王邦贵,血压很高,心跳、头晕、腰疼、发胖,1959年冬单采用气功治疗,一周后就觉症状减轻、精神愉快,血压也开始下降,今年3月各种症状都消失,健康恢复,重返工作岗位,直到现在每天坚持练功,血压始终保持正常。
中西医综合疗法,是在党的领导下,中西医密切合作研究的成果。高血压研究所成立时,党就组织医务人员反复学习了党的中医政策,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政策思想认识,同时,党明确地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高血压的研究方向,并采取了有力的组织措施。但是由于大家对中西医如何结合缺乏经验,因此在研究工作上走了些弯路:有些人只热衷于中医单味药降压作用的研究,害怕同时用几种药物和疗法以及中西医疗法同时并用疗效难辨,不好总结,但是采用单种疗法,部分病情严重的顽固病例血压总是降后复升,对疗效得不到比较满意的结论。当时,研究人员相当苦闷。党向他们提出:要从尽快恢复病人健康出发,全面地吸取祖国医学丰富的经验,在临床有效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防止为研究而研究的资产阶级医学科学观点和单纯追求一方一剂疗效的倾向。同时,党的领导同志为了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学习祖国医学,邀请上海市有名的老中医师,成立了指导小组,指导研究所人员进行理论的探讨。在党不断耐心的教育、启发和具体帮助下,大家认识到光是研究一方一剂或一种疗法的效果,只能皮毛地了解祖国医学,而且远远赶不上防治的需要,于是发奋地钻研中医理论,同时虚心地从临床实践中向中医师学习:学习练气功,学习中医师按脉,观察舌苔、处方等诊断治疗方法,同中医师一道诊断和治疗,听取中医师对病情的分析,从而不断加深对祖国医学的理解。大家感到,在祖国医学中,虽无高血压病名称,但对与高血压病相同的症状,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因而加强了研究信心。中医师在同西医师一道学习、合作研究的过程中,治疗水平也有所提高。就这样,研究所的中西医师紧密团结,大量地采用了中西药物、针灸、气功等多种有效疗法,于是,在临床取得疗效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以中西药物降压,以复方中药、气功纠正机体平衡失调;以气功、太极拳等方法巩固疗效的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
高血压病中西医综合疗法,是上海医务、科学界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共产主义大协作的产物。全市三十四个协作单位中,共有九十个中、西医师及有关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参加研究。研究工作还贯彻了群众路线,他们依靠基层医疗单位开展了普查及防治工作。去年和今年进行了两次血压普查,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市的高血压患病率。
本报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快速综合治疗”活动,获得了初步效果。
这个医院从今年5月以来,就以“快速综合治疗”方法,给九十一名高血压患者,分四批进行了治疗。第一批二十名患者,经过两周治疗后,这些患者的血压恢复正常。一名患高血压有二十多年,又兼患半身麻木的五十八岁老人赵崇武,在这次治疗以前,曾经过其他的方法进行过长期治疗、休养均无效,这次赵崇武在这个医院经过十四天的治疗后,血压就迅速的恢复了正常,半身麻木等症也迅速消失,现已经出院工作月余,血压一直稳定。
哈尔滨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在治疗第一批患者的基础上,又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七十一名高血压患者进行了治疗。疗程由十四天缩短到八天。七十一名患者,血压全部降为正常,病症基本消失。与此同时,这个医院神经科,对神经衰弱症,也采用了“快速综合治疗”,到目前已治疗了十批,共五百一十九名患者,绝大多数患者,都解除了痛苦,获得了一定的疗效。
哈尔滨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在对慢性病施行快速综合疗法中坚持政治挂帅,打破了慢性病必须慢治的资产阶级医学观点,树立了慢性病完全可以早愈的范例。这个医院在开展“慢病快治”活动中,其特点是先从思想教育入手,首先使患者建立起革命的乐观主义,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再配合药物治疗,和其他一些疗法。
现在,这个医院正积极准备开展对慢性关节炎、慢性胃溃疡、慢性盆腔炎、慢性阑尾炎等疾病进行“快速综合治疗”方法。为成批的快速治疗大量慢性病人,创造出经验。(附图片)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病人们一天作三次诱导性气功。这是住院病人正在作气功。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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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业余文艺战士
写出自己的歌
为毛主席的词“娄山关”谱曲子的作者——东北某机械厂的车工王殿槐,这次来参加文代会。
二十三岁的共青团员王殿槐从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作曲。他只念过六年书,就进了工厂。他在工作之余,常常和一些青年朋友一起唱歌。一次,党支部书记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自己的事,编成歌就好了。”这话给王殿槐很大启发。他想:“音乐家也不是天生的”。他就去买了有关作曲的小册子,看音乐杂志,练习记谱。当他写出第一个歌曲“战斗在车间”唱给工人听时,大家觉得不满意,提了好些意见,并鼓励他继续创造。经过努力,以后他创作出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大干一百二十天”等歌曲,就受到大家欢迎。工厂党委会和辽宁省音乐协会发现后,就帮助他提高音乐才能,终于使他能够为毛主席的词谱曲。
农民画家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腼腆、朴实的小伙子。他来自闻名全国的诗画之乡——江苏邳县,是农民画家,叫梁传魁。这位青年农民兴奋地谈起他成长为一个农民画家的过程。
一次,梁传魁在邻村的墙壁上看到一幅“老黄牛告状”的漫画,幽默、生动地批评了饲养员,便对绘画发生了兴趣。不久省里开美术训练班,他被送去学习。他对教师所讲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等道理很能理解,就是对透视、构图等道理弄不懂。于是,他就苦学苦钻,到训练班结业时,已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回到乡里便在粉白的墙壁上画出第一幅壁画“工农联盟”。周围的乡亲看到梁传魁画出了大伙儿心里想说的事,比梁传魁还要高兴,便都来帮忙。梁传魁感到人多力量大,就把绘画的技术教给大家。不久,这个公社便成立了几十个业余美术小组。
在公社党委书记领导下,美术小组由临摹发展到创作。白天在地里劳动时看到、想到、谈到的事,晚上就把它变成画稿,经过评选修改,再画上墙头。不到两个个月,这个公社就出现了九百多幅被群众喜爱的壁画,成为全县第一个壁画乡。
少尉诗人
在民间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联欢晚会上,我们遇到了藏族青年业余诗人——饶阶巴桑,他现在是解放军的少尉。他不仅出口成诗,而且能歌能舞。在晚会上,他弹着弦子,跳着民族舞,唱起新编的民歌:“蚕豆花儿处处开,要问我的生活怎样美好,请你看看蚕豆花儿多鲜艳……”。
饶阶巴桑的青年时期,是在农奴主的鞭挞和斥责声中度过的。他自幼在“头人”家作杂役,自己也种过田,1951年人民解放军刚到西藏,他就借回家看父亲为名逃出牢笼,参了军。参军后,他当过侦察员,宣传员,也作过战。1955年他写了第一首诗:“绿色的海洋”,歌唱汉族干部热情帮助藏族人民建设家园。五年来,他不断用诗歌来反映自己和家乡生活的变化,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他说:解放以后生活越变越好,一天一个样,看到什么都想写、想唱。只有写出、唱出,心里才感到舒畅。“呆丫头”成了歌手
“听到中央首长好报告,心里好似吃仙桃,浑身上下干劲添,肩挑千斤不弯腰”。出席文代会的安徽省青年业余农民歌手姜秀珍,8月8日,用她清脆嘹亮的歌唱向大会发言。
姜秀珍从出生到十四岁解放那年,许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唤她“呆丫头”。长到八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上山打柴,不论春夏秋冬,她总是打着赤脚。那时节,多少悲痛多少愁,向谁去申诉呢?她唱道:“……放牛的小鬼真可怜,晴天想不到热饭吃,雨天想不到干衣穿……头冷灰里埋,脚冷蓑衣盖,向老板讨水喝,老板一棍子赶出来。”
解放后,每件事都会使她歌上心头,唱不闭口。解放十一年来,她利用生产劳动的业余时间,编写的山歌已有好几百首。碰到重大政治任务或生产任务,她都编出山歌,在田间进行鼓动工作。例如去年抗旱的时候,她编了一首“赶牛”调:“小小水车长又长,好比蛟龙戏长江,抗旱保收有干劲,一年收打两年粮。”
童年时代没吃没穿、不识一字的这个“呆丫头”,现在不但会写会说,而且当了安徽省贵池县马牙公社园艺场的副场长,担任了共青团马牙公社直属机关总支宣传委员,又是公社业余文工团的团长。
(和临 新初 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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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账目日清月结 节约一针一线 坚持财务制度
吉水县医桥公社元石大队会计许春华办事公正理财有方
本报讯 江西吉水县医桥公社元石大队会计、共产党员许春华,六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社员管好财务,受到了全大队社员的爱戴和赞扬。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解放前,许春华家贫无钱读书,只字不识,解放后经过几次扫盲运动,才摘掉文盲帽子。1955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他因为劳动积极,办事公正,又有点文化,被群众选为会计。由于摘掉文盲帽子不久,文化水平还很低,许春华担任会计后遇到很多困难。开始他怕搞错账,别人会说“闲话”,想不当会计。但在党支部的教育和鼓励下,许春华懂得了管好近两百户社员的财务,对促进生产和巩固农业社有着巨大作用,因此很快安定下来,决心搞好会计工作。当时,农业社的账簿表格有几十种,很不好作账。于是,许春华便拜邻村会计陈龙佐为师,学习记账方法。他还拜老社员邓九生为师,向他学习“九九规”、“斤求两”的珠算法。1956年春,上级发下一笔贫农合作基金,许春华不知如何作账,便跑到邻村农业社去请教。他跑了东村跑西村,一连问了几个会计,都没有搞清楚。于是他就翻山越岭跑了三十里路,到县城,去找辅导会计刘竹生学习,终于做好了这笔账,使这批基金得到了合理使用。
“今年队里有多少收入?自己作了多少工分?年终能分得多少现金?”许春华在工作中,深深地体会到,这些问题都必须及时向社员作出清楚的交代。因此,许春华管账目总是日清月结,定期公布各种账务,让社员知道全部底细。社员如有疑问,他就耐心解答,一次不懂,再讲一次,直到社员完全弄明白为止。为使账目清楚,不出差错,许春华在记账时,始终坚持三道手续:第一道记发单,第二道记日记账,第三道核算不错以后,再记总账。他还经常到社员家里去,和社员核对账目,并鼓励社员关心自己的账务,欢迎他们随时到大队来检查自己的账目。由于许春华在工作中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因此,每个社员也都把管好财务当做自己的事,使得元石大队各项账目,六年来无一差错。
大队的钱,是社员的汗,能省一文就省一文,不必开支的就坚决不开支。贫农出身的许春华,担任会计以来,一直坚持这样做。几年来,大队要买些办公用具,他总是考虑又考虑,尽量做到不买或少买,把钱省下来用到生产上去。他所用的账簿,都是用废纸装订成的。办公桌椅,也都是用旧桌破椅修理的。去年冬天,由于工作需要,领导上叫他买一张新的桌子,他到县城一打听,最差的办公桌也得二十多元。于是,他亲自跑到山上砍回两株树,请木匠给他做了张办公桌。他说:“生产要大发展,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一针一线都要节约。”几年来,这个大队的行政管理费用,由于许春华卡的紧,从没有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三,按规定指标每年节约一半。
六年来,许春华始终一丝不苟地执行财经制度,处处以身作则。他从未因自己的私事,用过大队一分钱。他到县里区里开过几十次会,总是两脚步行,从未向大队报销过一次旅差费。社员、干部借支钱,无论是谁,许春华都坚持按制度办事。不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概不出借。大家都说许春华铁面无私、办事公正。在党的教育和许春华的影响下,六年来元石大队干部无人挪用过大队一分钱,都养成了爱社如家、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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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星火燎原
——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综合工厂创业记
本报记者 孙世恺
穿过弯弯曲曲的口袋胡同,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妇女们,在一个四合院的院内院外紧张地劳动着。
工厂机修车间占用的后院,是当初兴办工厂时的老厂址,如今大变了。两间半歪歪扭扭的矮房子不见了。在这块“兴家立业”的地方建起一座新厂房。陪同我参观的宋明同志,一边走一边热情地说:“十多个家庭妇女在这儿白手起家办工厂时,谁能料到干出这样大的事。现在不仅有了安装、冲压和机修四个车间,生产人员增加到五百人以上,变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工厂。一年多来,从这个工厂还陆续分出七个车间,有三百多生产人员带着一些设备和原料,另外组成了三个社办工厂,又辅助四个生产组发展成工厂。这个综合工厂在二龙路人民公社里确实成了‘星火燎原’,给公社发展工业打好了基础。
赤手空拳办工厂
那是两年以前,这一带的劳动居民在伟大的整风运动结束后,学习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家正憋着一股劲要为社会主义“添砖添瓦”,党组织及时提出大搞街道生产的号召,给劳动居民指明了方向。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的妇女冲出了家门。当时,在口袋胡同和大木仓一带有十多个妇女最先动起手来。她们当中有电工、瓦匠的家属,也有司机、店员的家属,在党的支持下,日夜奔忙办工厂。
生产什么?大家商量来讨论去,确定加工修理一起干,找到啥活就做啥活。十几个妇女像着迷一样,迎着风冒着雨到处奔走,张罗建厂。她们向居民借到两间半房子做厂址,要到一张破桌子和两条板凳,又多方面设法筹划到一百多块钱做资金。为了开展业务,先安装了一部电话,好找活源,弄原料。
资金——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工厂开办了,还没等挂出牌子。有的人就跑出去揽活,有的人在家打扫“厂房”。她们最先找到一家木材厂,联系了几次,只弄到十几个木箱的喷漆加工活。当时,人家对她们喷漆的质量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不肯放手让她们干。可是,这个小小的工厂接到第一批活,尽管很少,也算正式“开张”生产了。可是,妇女们每个人都暗暗地下定决心:宁肯多流几把汗,一定要保证质量,创出牌子,树立信用。没过几天,第一批活交工了,木材厂验收后,认为质量合格,接着就送来更多的加工活。这时,喷漆的箱子一次再不是十几个,而是几十个了。没有喷枪,她们就用个自行车气管来代替,一个人打气一个人喷漆。活多了,屋里容不下,大家索性就在门道、院子里干。有人打听到西郊一个机关要油漆许多桌椅,但是没有运输工具拉不来,许多妇女就早去晚归,自带干粮上门去做活,干了一个来月收回二百多元加工费。谁也不肯要一文工钱。通统积累起来,作为工厂资金。她们这样穷干苦干,不计报酬,把每月所得的加工费除了支付必要的经营管理费用外,都用来扩大再生产,购买原材料和陈旧的设备部件。工厂就在这个小小的基础上一天天壮大成长。
设备——自己武装自己
家庭妇女一批又一批来到工厂参加生产,街道上的一些零散技工也被吸收进来,成为生产上的技术力量。不久,他们接受了宣武橡胶轮胎厂要求制造二十多台拖车的生产任务,大家兴奋极了,可是,眼前却摆着重重的困难,不仅厂里摆不下一辆拖车,作拖车所需要的设备一点也没有。他们想到所有工厂都在跃进,自己也应该跃进,不能求人家去加工拖车的零件。又听说好多大工厂的工人都敢想敢干制造土设备。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懂钳工技术的生产人员一商量,就去找党支部书记:“我们想搞一台土车床,自造拖车零件,也给咱厂打个家底。”“好啊!有什么困难党帮助你们解决!”支部书记用这样坚定的口吻,积极地支持她们。从那天起,几个生产人员在党的支持下整天东奔西跑。有时从一些工厂的废铁堆里买回些废旧材料,又赶到别的工厂,趁着中午或下班的时间,利用人家的车床加工些机器的部件。这样忙碌了二十多天,终于用废铁轨、角铁和洋灰造出第一台土车床。加工零件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初战告捷,党支部就因势利导,在全厂掀起一个大搞土设备的群众运动。这时,北京市交通电器材料公司要求她们给做汽车零件,这又需要龙门刨床,大家决定还是自己造。在建都铸件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厂等单位的热心帮助下,没过半个月就造出一台简易龙门刨床。有了工作母机——龙门刨床,刨活再不用求人了。紧接着她们就利用自己造的设备陆续制造出立铣、旋床、夹板锤和磨擦套扣机等土设备,通过租赁的方式,厂房由原来的两间半逐渐发展到九十多间,把三个院落打通了,连成一片。
技术——学和钻来的
在机修车间里,满身油垢的孙贵兰站在飞转的车床前旋活,从她那样熟练的操作,很难想到这个“女工”在一年多以前还是没有见过机器的家庭主妇。她自从穿上工作服那天起,总是早来晚走,师傅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从不挑肥拣瘦。跟着师傅在露天修理拖车时,她躺在地上拧螺丝、上铁板。她时刻所关心的是尽快学会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多出一把力。在一年来的学徒过程中,孙贵兰提出了五十多项合理化建议。
在综合工厂里,参加生产的妇女几乎都像孙贵兰一样,过去,不用说没摸过机械,就是走近机械旁听到马达响,心里还“咚咚”跳个不停。可是,当她们投到生产劳动的熔炉里,不到两年功夫都掌握了一般的生产本领。
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新办的工厂就是这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本身有着新生事物的生命力,不仅日益茁壮成长,还不断“下蛋”和扶植公社内其他新办的工厂。一年来从这个工厂已经陆续分离出七个车间和生产组,成立了电镀厂、金属工厂和木材加工厂等三个工厂,并辅助街道生产组发展成喷漆、美术附件和化工等四个工厂,进一步促进公社生产事业的发展。曾应邀参加全国群英会的一个先进集体——二龙路人民公社喷漆厂,主要是由这个综合工厂抽调出来的五十多名生产人员,带着一部分设备和原料兴办起来的。现在,这个社办喷漆厂已发展到二百多名生产人员,为六十多个工厂做加工活。(附图片)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人民公社建立一年多以来,显示了无穷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是公社的综合工厂安装车间的女工正在生产按钮开关     新华社记者 谢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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