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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斗争回忆录 李伟
自从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以后，中央机关许多负责同志、各省市的负责同志、元帅、将军、广大干部和士兵，以及许多年迈的革命老人、荣誉军人，都热情地拿起了笔，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写稿。广大专业的文艺干部，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担当了许多老干部的写作助手。目前，这一群众性的写作运动，在人民解放军中继续发展，有的部队提出“人人献宝，个个动笔”，从写几千字的短文到写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从写一人、一事、一次战斗的故事，到写连队史、营史、团史。《星火燎原》就是由短篇革命斗争回忆录汇编而成的一部书。
这部书，现在才出版了两集（一、三集），其它各集将陆续出版。已经出版的两集，在广大读者中有了强烈的反应，得到了文艺界的好评。郭沫若同志在《燎原的星火》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道：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这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是一条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茅盾同志评价它：“这是按照时代编排的各种体裁的回忆录，这是翔实的解放军战斗的光荣史，这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实践史，这又是激动人心的传记文学。”
广泛地发动群众创作，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首先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自从征文发起后，部队中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和许多负责同志，对这一工作都极为重视，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目前，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参加这一写作运动的确实人数。仅经部队系统各级征文组层层挑送来的征文，已达一万一千多篇。大约有四千万字左右。再加上各部队未送上来的及军外应征的文章，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这样规模宏大的写作运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广大的老干部，把写作革命回忆录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尽管他们工作十分繁忙，还是挤出时间写作。有些老干部甚至是在病中、在医院里完成了他们的选题。有这样一位老干部，年近七十，身体不好，但他仍热情地写作。他说：“我们军队历史上值得记下的事很多，在毛泽东思想教养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很多，不把毕生难忘的许多事情写出来，心里总觉得对党欠着一笔债，对后代欠着一笔债。”这就是广大干部所以满腔热情地参加写革命回忆录的动机；也是这一群众性写作运动能够迅速开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
大量的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革命军事文学，同时也挖掘了我们革命历史的宝藏；为用中国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教育人民、揭露敌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提供了大量的、最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久经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拿起笔，参加到文学战线上来，不仅给党的文学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为今后以描写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军事文学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巨大的影响。这样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新军，对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将有无法估量的意义。由于广大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他们又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因而他们的作品共同的特色是：明确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无产阶级感情，浓厚的生活色彩，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民革命战争，歌颂了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作者，都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表示向革命英雄们学习的决心。
革命斗争回忆录，是反映革命历史，描写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光荣传统的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它越来越广泛地为广大干部运用起来。今后仍应该大力扶持它，发展它，提高它。
几年的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把革命斗争回忆录写好，使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必须正确体现毛泽东思想。描写武装斗争就必须正确地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高度发展。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写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不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没有灵魂，就不能深刻地反映中国的革命战争。
《星火燎原》第一集的作者从各个不同岗位，描写了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各地红军的斗争，反映了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毛主席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展开革命武装斗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同时，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气魄，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痛斥了陈独秀不敢革命、害怕革命、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罪恶行为。这些作品都生动地体现了这样的真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许多作者，还通过他们眼见、耳闻和亲身经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对革命群众的摧残。生动地描述了人民对革命正义战争的态度。
在革命斗争的重要关头，毛主席总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对斗争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指出反动力量必将灭亡，革命事业必将胜利。《三湾改编》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作者首先叙述了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受暂时失利后，情绪非常不好，接着回忆了毛主席的一次讲话。毛主席用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故事鼓励大家，说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现在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起义的革命战士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这篇文章以它的高度思想性给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体会到一个革命者应当具有怎样的坚定性和远大眼光。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和革命人民，必然是英勇无敌的。在《星火燎原》里，多方面记述了无数优秀的人民战士和革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故事，塑造了无数英雄形象，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作者们生动地描述了：没有钢枪，用梭标、菜刀和敌人作战；没有子弹，用石头、拳头和敌人搏斗；战友牺牲了，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又继续前进；父亲被反革命杀害了，儿子又起来战斗；革命活动遭到了挫折，毫不灰心丧气，而是接受经验，继续坚持战斗；与组织、与部队失去联系，单人匹马，千里转战，继续寻找革命；克服重重困难，斩关夺隘，飞越天险；这是何等豪迈的革命气概！而我们也为那些激动人心的阶级友爱故事所感动。在千山万水的长征路上，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正是这种阶级友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雪山上、草地上，正是这种友爱战胜了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煮熟了一把野菜、一条皮带，大家分开吃；一个指挥员找来一把烟丝，一点一点分给大家。许多战士为了战友，不惜自己的生命。有的把仅有的一把炒面送给别人，他自己紧紧腰带再向前走。在《一袋干粮》中写着这样的故事：一个战士在草地里看到有母子三人断了粮，他把自己一袋干粮送给了她们，他自己最后因饥饿倒在草地上。《生命》一文中写着这样的事：一个小书记受了伤，生了病，师长派了四个担架员抬着他，当三个担架员因饥饿牺牲后，剩下一个担架员还背着他。最后小书记劝那个担架员丢开他先走。他说：“我看这样磨蹭下去，咱俩谁也出不了草地。”那个担架员说：“我们都是阶级弟兄，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堆，我怎能把你丢下呢？”这是何等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但是，还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依靠党的正确的路线，胜利才有保证。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胜利，反之，违背了这条路线就失败。《星火燎原》里，绝大部分的文章既是生动的故事，同时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又深刻地体现了党的路线，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
关于井冈山斗争的一组文章，通过部队生活、战斗和作群众工作的故事，反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除了打仗之外，还要担负向群众宣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等各项任务。如《这座山，它革命！》就反映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一文，回忆了红军在快要进入草地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向先头团的政治委员交代任务。毛主席说：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接着，毛主席对于当前的形势、任务和各项工作做了详尽的指示，甚至连路标如何写法，怎样插，要插的牢靠，都指示得十分具体。从这里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毛主席的在全局上、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同时又要讲究战斗艺术，在每一个局部的、具体的斗争上，又要重视敌人的光辉思想。
当然，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不要求都和前面提到的文章一样，要直接写毛主席的活动。像《古田会议后的一个连队》和《政治工作在十一连的开端》等文，就没有直接写毛主席的活动。但这些文章反映了古田会议后，红军如何贯彻会议的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毫无疑问，这也是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很好的文章。
毛主席曾指示我们：要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所以反映革命战争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写军事斗争和军事工作，而同时要注意反映军事斗争和其它各种斗争的配合。如果离开其它各种人民斗争，离开各种斗争的配合，孤立地写军事斗争，那就不能深刻地体现军事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也就不能充分反映军事斗争的意义。比如《通过大凉山》就是回顾长征途中，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的一段行军经过，而着重写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许多优秀的革命斗争回忆录，不仅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战士英勇、豪迈、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还深刻地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正确的党，光荣的党。我们的革命史，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史。但在胜利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曲折的。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点、毛泽东思想来认识历史。短篇革命斗争回忆录，虽然只是写的历史中某一事，某一斗争片断，但如果不加分析，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有一位将军谈到他写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体验时说得好：通过回忆录写革命历史，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写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去衡量去认识一切；必须明确哪些是本质、是主流，哪些是现象；哪些是应该大力歌颂的，哪些是应该批判的。写革命历史，不仅要写历史是什么样子，还应该写出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认为，这一经验是写作革命斗争回忆录必须重视的。事实证明，有些革命斗争回忆录所以被誉为学习革命历史的教科书，首先就是因为它具有正确的历史观点。
在革命斗争回忆录这一种文学形式里，作者在文章中出现，完全不是为了宣扬自己，而是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下，置于群众之中的；以“我”作为一条写作的线索，通过我所经历的、目睹耳闻的史实，写革命的历史，写军事思想，写革命的英雄人物，写革命的群众，写革命的光荣传统。一位老干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革命斗争回忆录这种形式是很好的：写起来得心应手，读起来也亲切感人。但是，在作品中把自己摆到怎样一个地位，却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是一个表现手法问题，也包括着一个历史观问题。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但我们必须把个人的作用，看成是集体力量的一部分。在革命斗争中，离开了党和群众，个人的作用是谈不到的。”他还说：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正确描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个人与党与群众的关系。一篇小说，如果把一个人物描写为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那也不是好小说；革命斗争回忆录更不同于小说，它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更应该特别注意。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同样可以很好地运用这个方法。在革命斗争回忆录中，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不是可以虚构事实呢？不是的。真人真事，是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主要特点；虚构事实，只能破坏它的真实性。但是在我们革命历史中，在我们革命英雄人物的身上，本来就洋溢着史无前例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诞生，几条枪，几个人，天天蹲山沟，打游击，就坚信革命一定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就蔑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把它们看作都是纸老虎。许多优秀的革命斗争回忆录，正是由于作者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度，来描写了革命历史的现实，因而就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
在创作方法上，虽然写革命回忆录不同于写小说，不能够脱离开真人真事去集中概括的塑造典型，但它也不应该是生活的自然的记录。它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从我们极大丰富的革命历史中，选取那些最典型、最有教育意义的题材，给以艺术的剪裁和表现。像《星火燎原》中的许多文章，被誉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显然，是因为它不只一般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而是通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概括了时代的精神，表现了时代的英雄。
通过《星火燎原》一、三两集的编辑工作，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提高革命斗争回忆录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必须认真地学习我党、我军的历史，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他的文艺思想；用以反对和清除修正主义和其它一切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斗争回忆录来。在这次文代大会的精神鼓舞和指导下，我们一定鼓足干劲，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文艺思想红旗，争取早日把《星火燎原》全书编选出版，迎接党的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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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柳青
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那么历史如同一条河流。它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是风平浪静的；可能有一段是急湍的，还有一段充满了惊涛骇浪。我们刚刚航行过的这几年生活的巨流，说它一天等于二十年，一点也不过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党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开第二次文代会的时候，整个国家不是正处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吗？现在，时间只过了不到七年，我们来开第三次文代会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要你承认长江和黄河欢乐地奔腾着，承认五岭山脉严肃地屹立在中国土地上，那么，人民公社是和长江、黄河、五岭山脉一同存在的。它将与高山和长河一样万古长青，万古长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们的几亿农民，在短短几年里，就把一个几千年的落后、分散的社会，以自觉自愿、争先恐后的心情，从根底上改造了。现在我们是全国一条心，持续大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运动，已经深入到生产小队的食堂里去了。曾经是动不动就烧香叩头的庄稼人，现在是敢想、敢说、敢做的公社社员。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解放了，经济上解放了，而且在思想上也解放了。这是人民精神面貌的大变化。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男女劳动者，都在起着这种变化。
时代赋予现代中国的革命作家这样光荣的任务——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任务。必须严格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身心地长期地投入人民生活的洪流，我们创作中所遇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经过刻苦钻研，逐步地得到解决。
接受什么政治思想的指导和接受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响，永远是每个作家最根本的一面。如果不是首先从这一面看，而是首先从艺术技巧的一面看，那对无论什么时代的作家，都不能够正确对待。逃避思想改造的人们，总是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求援。但是这两个文学历史上的人物，并不能援助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思想意识的改造是首要的，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和普通劳动者没有感情，任何文学天才，都不会写出人民今天所需要的作品。因此，如果某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获得了某种成绩，这首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过高地估计个人艺术才能的作用，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表现。
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坚定性。只有这样，你在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才能充满自信和坚定。自信和坚定是革命家的精神品质：相信自己从事正义的人民事业，相信自己采取了正确的路线，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相信人民的事业始终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就是革命自信心和革命坚定性的思想基础。从1905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从1942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也过了十八年了。无产阶级文学在打击资产阶级统治和鼓舞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描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一项刚开头的工作，需要我们大家支出大量的心血，来摸索新的政治思想内容怎样和艺术结合得更好。没有自信和坚定，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哪怕还有一点点界线不清，你在党的文学道路上，就不能向前走去。和革命的群众在一起，劳动人民移山倒海的伟大气概，每天给你精神上注射革命自信心和革命坚定性。艺术上的成败优劣，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方向正确而在实践中遇到挫折，是一切创造性劳动难免的事情。在创作的苦闷中，应该这样想：“我不管在艺术创造上怎样困难，但我要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永远做一个积极的革命者。”要重视文学技巧，但不要把文学技巧神秘化。借鉴是需要的。但当你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时候，前人对你才有更大的启发作用。而“创造性”这个词汇，则是和唯物辩证法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这个法则相联系的。只有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只要你不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时刻记着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的空谈，都不能利用你前进中的困难把你诱出轨道！
自信和坚定同自满和骄傲的界线，是不容许混淆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满和骄傲与我们社会事业和社会生活的集体性极不调和。谦虚谨慎不仅对我们的事业有利，同时也是自己珍重自己。对于作家来说，自满必然发生停滞，骄傲必然脱离群众。我们写了书，不应当是党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吗？有时候，你在房子里写作，觉得自己是出了不少力气；但你跑到人山人海的水利工地一看，就觉得你做的那点工作，比起党和人民伟大的集体事业，算得了什么呢？没有这些伟大的事业，你又写什么呢？
我想谈一谈革命作家的责任感的问题。三年前，我和一个西欧的资产阶级作家谈过话。他说，他只写他看到的，不管正确不正确。他只想写得越感动人越好，至于他的读者里头，有人看过他的作品以后自杀了，他不负责任。他说这反而证明他写得“成功”。请看！这是多么令人发呕的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文艺思想！我们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没有利？一个革命作家，在这三点上经常检查自己，就不仅可以把自己和资产阶级作家和修正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且可以用创作实践来打击修正主义。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决定采取一种措施以前，要考虑到这种措施的效果，难道我们写文章可以不考虑文章发表以后的影响吗？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表现得更准确，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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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画创作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体会 关山月
解放前，我从来不大知道为什么画画，时常又感到找不到出路而苦恼。全国解放了，党给国画事业带来了新生，并指出了它发展的正确方向。从此，我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十一年来，我一直在党的关怀与培育下进行自我改造，思想觉悟逐步得到了提高，更加使我感到党的温暖，感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感到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当一个画家多么值得自豪！
由于服务对象的改变，新的时代向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国画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担负起了这个伟大的英雄时代的新的使命。党为了动员一切文艺力量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道路，也给国画发展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前途。国画和其他艺术一样，十一年来都认真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路线。首先表现在题材内容方面。我们作品里的主人公，再不是那些寄生的上层人物，而是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的普通劳动者的英雄形象。在我们的山水画里，再也不是那些荒漠孤烟和残山剩水；而是大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搏斗中所改变的山川新貌，和能激发人民热爱祖国之心的锦绣河山。在我们的花鸟画里，再也不是那些伤感的寒鸦落日，败叶残枝；而是欣欣向荣，争妍斗艳，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色。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呵！不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由于中国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份雄厚的文化财富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国画在世界艺坛上能独树一帜，首先由于它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民族特点。它从来是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形式主义的。它主张“形神兼备”，既追求神似，又不离开形似。对于认识对象和表现对象，有着非常鲜明的科学体系。比方要描写一棵古松，首先考虑的不是松树的表面的形态，而是考察它的精神实质，发掘出它有别于其他花木的主要特征。所以当画家在表现一棵古松的时候，就不仅仅注意表现它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季节里的不同形态，更重要的是通过松树特征的描写来体现它的精神实质，并借此抒发作者的观感；松树的坚强性格，往往被描写为人的崇高精神的化身。另一方面，国画在表现手法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手段。有人问《江山如此多娇》是写哪里的风景？我们以为现实中虽然看不见这样的风景，可是的确有这么样的风景。画面上包括着山舞银蛇的北国风光，也包括着春意葱茏的江南景色，既有万里长城，也有滔滔的黄河；还有中原一带的肥沃大地；西方下着雪，而东方却是旭日高升。我们就是这样试图从高度概括中表现我们祖国无比辽阔的锦绣河山，从而体现与锦绣河山相媲美的我国人民的雄心壮志。我们企图把壮丽的自然美和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在画面上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个人的体会和尝试。其实，传统绘画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手法是极其高强的，而且这一绘画形式是有极其深厚的民族感情的。所以，毛主席早就号召我们要好好地向优秀传统学习，要我们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品，并且正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十一年来，我们在创作实践上，由于认真遵循了这一方针，贯彻了批判地接受遗产的原则，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创造，使新的作品内容和传统的形式逐步趋于统一，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新形式和新风格，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爱和支持，开辟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国画创作的新天地。
我们过去在习惯上把国画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这个分类虽然是出发于不同的题材内容，由于这个分工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便渐渐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殊形式和各自的独特体裁。有人笼统把花鸟画说成是属于无害一类的东西，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花鸟画既可以表现没落阶层的颓废思想，也可以表现劳动人民优美的情操，只要遵从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山水画和花鸟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里，仍然有着它重要的位置。有人说花鸟画没有阶级性，或者认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同样可以拿来为无产阶级服务，那是错误的。表现自然美的山水、花鸟画，其阶级色彩是比较隐蔽和曲折的，例如有些画家喜欢表现自然中的雄伟山川；有些画家喜欢描写出污泥而不染的池莲；有些画家喜欢描写和春光一同来到的燕子；在题材的选择中就包括着作者的爱好，客观的自然风物和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就是这样地溶汇在一起。作者采取什么样的题材，以及如何表现这一题材，都不能脱离阶级思想的倾向性。所以说，描写自然美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一个时代的阶级要求，不能超于阶级意识之外。我们许多新的比较优秀的山水画和花鸟画，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也正是由于画家们的思想感情上首先发生了变化，逐渐做到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所以才能创作出符合广大群众欣赏要求的作品。
然而，在新的内容与传统的形式的结合上，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才能够正确地体现内容。这是内容与形式的从属关系。毛主席告诉我们：对待遗产的继承与发扬，首先必须对遗产作科学的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认真严肃地研究学习，就不能作有根据的具体的分析批判。同时，我们从来就反对脱离传统基础的凭空创造，也反对硬搬外来的东西代替创造。我们既反对无视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也反对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因为这是与推陈出新的方针相违背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以空前高速度的持续跃进，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创造着更大的财富，在各个生产战线上不断涌现出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的无数的英雄形象，这些崭新的生活内容，都等待着我们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促使我们在必须加强学习优秀传统的同时，还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更多更新的创造，特别是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创造。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改造原有的形式和手法，就不能充分表现新的思想内容。这一个矛盾的统一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新形式新风格的产生的过程。国画所表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也就促进了它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国画事业在短短的十一年的巨大发展，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所没有的辉煌成就。这就证明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艺术的无比正确的方针。
国画事业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国画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响应了党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号召，许多人离开了他的画室，纷纷下乡上山。实际的生活斗争知识丰富了，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密切了，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采，呈现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我们认真地遵循了党的文艺方向和文艺方针的结果。国画事业和其他艺术一样，它是我们的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得到了党的无限关怀和重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又赋予它无比的生命力。它的远景是非常光辉灿烂的，它的前途是无限宽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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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里改造自己 童芷苓
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文艺家仇视社会主义社会，仇恨我们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胡说什么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通过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是“糟蹋艺术人材”，我要对这种恶毒的诽谤进行驳斥。
我在旧社会里演过十几年戏，在新社会里也一直在演戏。究竟是谁糟蹋人材，在我的心里，真是冬天喝凉水，点点在心头，看得明明亮亮，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从小学戏，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到上海演出，营业很平常。老板眉头一皱，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叫我唱《纺棉花》。我根本不会，就临时现学，逼着我东学一段西学一段凑在一起，就算一出《纺棉花》了。老板就此大肆宣传，后来我就被挂上了“劈纺大王”的招牌。当然，在旧社会里，我自己的思想认识也是很模糊的，有时也很想演点有骨子的老戏，可是戏码抓在老板手里，不能听你的。日子一久，艺术就渐渐走下坡路了。由于看不到前途，功也不练了，嗓子也不吊了，老戏也忘了，甚至圆场都跑不好了。整天就是瞎混，根本不懂人生在世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旧社会里，好多演员就是这样活活被糟蹋了的。
在新社会里，我们戏曲演员不仅政治上翻了身，艺术上也起死回生了。三十几岁的女演员，在旧社会里早就被老板赶出舞台了；可是现在我的艺术生命却好像刚刚开始。我和许多同辈的演员同志一样，只是在解放之后，才越来越认识到演戏的意义，因而，也能用更大的政治热情来从事戏剧工作。
近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我们常常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也不断和工农兵群众接触。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深入工农兵的目的和意义理解很肤浅，以为送上门去给工人、农民、战士唱一出或唱一段就是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了。到了目的地，冷清清地坐在一边，人家不来找我说话，我也不和人家攀谈；至于劳动，往往也是从任务出发的，在机床上或者麦地里操作一两小时，热情的工人、农民马上就再三地来劝阻我，要我好好休息，就算完了。完全不懂深入工农兵，通过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使自己工农化的重大意义。
在党不断地教育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由得不逐渐起变化，工农兵的高贵品质就不得不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上对我起到教育的作用。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和剧院的许多同志到一个工地去慰问演唱。天忽然下起大雨来，并且越下越大，我想今天观众要散了，戏唱不成了；可是不然，尽管雨越下越大，几千个民工和筑路的战士仍然端坐在露天广场上，冒着大雨，纹丝不动，全神贯注地看我们的戏。一股暖流从我的心窝一直涌到脸上。我懂得并不是我们的艺术抓住了他们，而是我们带来的亲人的情谊打动了他们，我和剧院的同志们都拿出我们自己的雨衣，披在民工和战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几件雨衣遮盖不了几千个工人和战士的身体，但能够遮护几个人，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时候台上台下热情交织，汇成了一幅异常动人的场面。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演出活动中是经常遇到的。逐渐，我对工农兵发生了深厚的感情，无论下厂、下乡、下部队，再也不像开始那样格格不入了。
今年春天，我随上海市慰问参加西北建设职工代表团，到西北许多地方去慰问演出，所受的教育就更大了。一到青海，我们就奔赴海拔三千多米的柴达木盆地去慰问演出。坐在汽车上整整走三天，一路上只看见数不尽的牛羊，却看不到一户人家，只有三三两两修路的工人坚守在这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正在修筑公路，保障祖国西北大动脉的畅通。我就想，这些平凡的劳动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里来雨里去，生活在这荒凉而严寒的地带，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和教育了我，我进一步懂得了什么叫作忘我的劳动和崇高的品质了。
柴达木由于地势过高，气压很低，刚到这里的人总感到呼吸困难。可是我们还要在这里整出地唱戏呢。我心里不由地嘀咕起来。后来和参加城市建设的英雄的工人一接触，知道他们是怎样发挥了革命的干劲，克服了严重的困难，一砖一木，一丝一缕，在这严寒的不毛之地，平地盖起无数座工厂和高楼来，我的信心和勇气就大大增加了。我又看到由上海来的支援柴达木的京剧团的同志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抖擞地演戏。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受到他们的鼓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们也鼓足了干劲，不但要唱，而且要唱得特别好，我要向这些大都来自上海和其他内地的建设英雄们表示我的崇高敬意。我们在慰问他们，实际上是他们在教育我们。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上一向总是受到组织照顾的，可是从旧社会带来的“娇气”，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这种照顾。大跃进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不合适，越来越觉得这种娇气阻碍了自己同群众的接近。党帮助我，告诉我应该怎样克服个人主义的娇气。在党的帮助下，我在巡回演出中就尽自己的可能和全体同志一起生活，共甘苦，同劳动。今年去西北慰问演出的时候，在一个地点最多停留不超过三天，有时还一天换几个地方，可是看到建设大西北的英雄们忘我劳动的精神，看到他们是那样需要文化生活，那样喜欢和尊重我们祖国的戏曲艺术，我的娇气也给他们的英雄气概冲掉了，身体和精神反而更好了。
就由于不断深入生活，和工农兵接触，受到他们崇高的思想品质的感染和影响，我身上的个人主义的东西也逐渐减少了，我的胸襟开阔了，心情愉快了，那种患得患失、碰到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想不开就烦恼大半天的心情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回想过去——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真是非常好笑。因为旧社会的影响，养成一种资产阶级的坏作风，连自己打盆洗脸水都觉得难为情。后来，自己有了一定的觉悟，想克服那种坏作风，和同志们一道出外巡回演出时，看到同志们很忙，也帮着叠服装，卸台时折大幕；可是同志们好像还觉得我有角儿架子，不大和我接近；我也很苦闷，怎么老和大家搞不好。经过不断深入生活，我深刻地体会到：对我们来自旧社会的文艺工作者说来，是彻底改变的问题——改造世界观、改变思想感情、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实际上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道德品质的问题。现在我们出门演出，全团同志们打成一片，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真是说不出的温暖。我也深切体会到：一个人越是追求所谓“个人幸福”，他越会感到个人苦恼，因为欲望是无止境的，你的个人追求愈多，就愈不能满足；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才会真正感到什么叫做幸福。对党才会更加亲近。
我的艺术上的新生命还来自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通过表现现代生活、在舞台上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使自己在政治上、艺术上同时得到了提高。大跃进以来，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新的风尚，人家演我也演，决不落后，可是并不懂得有什么意义。
但是当《赵一曼》的材料拿到手里，和编导一起反复研究创作提纲的时候，我不知不觉逐渐沉浸到这伟大革命烈士的英雄史诗里面去了。我想到许多许多的问题。她这么坚强，战胜敌人的各种酷刑，战胜死亡的威胁，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持不屈地斗争，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为止。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她的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朦胧地找到了答案：她是为了崇高的人类解放事业，她是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由于她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她才能满怀信心地、勇往直前地高歌迈进。我决心要向她学习。我决心要把这个可尊敬的人物在舞台上完美地树立起来。但是，我很不熟悉这类革命英雄，党就帮助我到处找寻可以借鉴的形象，到处取经。我开始懂得如果自己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品德，是一定演不好英雄人物的。那时候我还不是党员，艺术创造本身迫切地向我提出迅速提高自己思想觉悟的要求。也就是说，我所扮演的英雄人物毫不容情地在“逼”我，在督促我加强和工农劳动人民的亲密联系。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我感到，由于几年来不断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群众接触，自己的思想感情逐渐在起变化，因而才能对英雄人物的思想行为有些粗浅的理解，知道他们爱什么憎什么，再经过党的指导和帮助，才能初步地回答她（赵一曼）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英雄行为，也才能比较准确地把她体现在舞台上。
《赵一曼》这个戏，在东北一带演出，常常有观众散了戏到后台来看我们。有人抱住我哭起来，因为她的朋友也是在监狱里牺牲的。在哈尔滨，有一天散场后，同志们跟我说：你快来看看吧，有一位曾经掩护赵一曼的老伯伯看完戏，直哭，不肯走。我顾不得卸装，赶快跑到他面前，他看见我，眼里含着泪，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沉痛地怀念着他的战友。我体会到，他把我当作了真的赵一曼了，我也非常激动地抱着他，直喊“老爸爸”。这时我才进一步懂得了演英雄人物的意义，他既教育了观众，也教育了我自己。这也就更加强了我入党的要求。
从过去《劈纺》的演出，到近年来《赵一曼》的演出，在我来说，是多么尖锐的一个对照。我深深体会到：演好戏——塑造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具有多么大的意义；演坏戏——宣扬黄色和无聊的东西，会对群众发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
无产阶级的敌人却诬蔑我们党的文艺方向是“糟蹋艺术人材”，指摘我们的文艺作品只有政治性，内容干巴巴的，没有艺术性；我的成长过程和切身经历就是对他们的谰言的最有力的驳斥。我要严正地告诉他们：正因为《赵一曼》这个题材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才促使我不得不极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而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我在艺术创造上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我思想觉悟不提高，不在舞台上下功夫塑造当代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而始终演那几出老戏，即使抛开《劈纺》不谈，一辈子老把《红娘》演下去，在艺术上又会有些什么创造呢？
从以上我亲身经历的两方面的对比来看——第一，旧社会残酷地糟蹋演员，新社会使演员重获艺术生命；第二，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艺术上就会有所创造，脱离群众，刻板地模仿，就只能走形式主义的道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也是坚定不移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最好、最幸福的环境，我们的社会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道路和环境。因为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和这个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道路。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决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我们要贯彻这个方向，要保卫这个方向，我们就得坚决地站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最前列来！就得坚定地永远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